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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权？鬼权？畜生权？: 热度 1 稻草 2016-1-14 11:46; 人权？畜生权？鬼权？人和畜生不同，人是有社会性的，是有文化的，有文明的，欧美把人权退化到畜生是不对的。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先进准则。美国欧洲等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意志的国家，根本不是人人平等的，它的平等是以资本为前提的，它和封建地主的区别只是把土地占有，改变为了资本占有。法国大革命是资本对地主的暴力剥夺罢了，不是人类文明的大飞跃，只是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文明的大飞跃，是讲解放生产力，讲究人人平等的。资本国家的人权概念，完全是把人弱化为畜生的人权，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这是什么人权？还不如鬼权，鬼还可以神出鬼没，而畜生只能被在食物链中扮演一个被强者吃掉的角色。正因为资本国家是“畜生权"，没有"人权"，因此，通过过度地”信神“来麻痹老百姓，让老百姓幻想和神一样可以“神出鬼没”。人的权力，既有肉体权力，也有思想的权力，更有组织的权力，它是一体的，分离来谈人权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单纯的肉体的人权很容易导致畜生的逻辑，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存在的，是骗子的逻辑！资本主义的人权，就是资本的权力。社会主义的人权就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显然社会主义的人权是绝大多数人的权力，资本主义的人权是绝少数人的权力，前者是人类的进步，后者是人类的堕落。;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677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余杰鱷魚潭裡的生死搏鬥羅宇《告別總參謀部》: light 2015-12-13 23:40; 鱷魚潭裡的生死搏鬥羅宇《告別總參謀部》 2015-12-07 12:30 羅瑞卿(1906-1978)，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歷任中國黨、政、軍要職，非常忠於毛澤東，但文化大革命時遭到批鬥失勢，1973年毛澤東以「聽信一面之辭，錯整羅瑞卿」為其平反。其子羅宇憑父親庇蔭官拜解放軍大校，六四時叛逃國外，最近出版回憶錄，描述中國權力核心的秘辛。(圖片下載自維基百科) 中共紅二代，絕大多數都是習近平、薄熙來式“父輩打江山、兒子坐江山”的愚蠢、兇殘而自私的角色，與自由、民主、人權這些現代理念格格不入。能夠從功名利祿、紅塵滾滾中抽身而出，甚至與中共政權一刀兩斷、背道而馳者，寥寥無幾。以六四屠殺為例，最支持鄧小平開槍殺人的，是數十名開國元老及其家族。而因六四與黨國機器決裂的紅二代，據我此前所知，只有當時的副總理吳學謙之子吳曉鏞。吳曉鏞作為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副主任、值班編輯，毅然簽發揭露大屠殺的英文新聞稿，於當天早晨六點二十五分，向全世界發佈六四屠殺的消息。六四後，吳曉鏞為此承受了四年的苦役，也連累父親仕途終結。二十五年之後，吳曉鏞接受香港媒體訪問，對當年的選擇無怨無悔。當我讀到羅瑞卿的長子羅宇的回憶錄《告別總參謀部》時，才知道還有第二位值得尊重的紅二代。羅瑞卿長期是毛身邊的紅人，一度掌控軍隊實權，在軍中的地位僅次於毛和林彪。文革之後羅瑞卿復出，羅宇被安排到總參謀部擔任主管軍備的大校處長。若他與軍中紅二代同流合汙，如今大概也能熬成解放軍三總部主管或大軍區司令一級的風雲人物。六四槍響，當時在海外負責軍購的羅宇拍案而起，不是共產黨開除了他，而是他開除了共產黨，正如他在書中所說：“我對共產黨、共產主義，從擁護到懷疑，到徹底拋棄，用了半生時間。文革之後，我想這架機器是出了問題，但還想把它修好。六四之後，我知道根本沒可能修好，只能把它徹底砸爛，我無力砸它，只能逃跑，否則就會被它吞噬。共產黨是架可怕的機器，它無情地吞噬著敵人，也無情地吞噬著自己人。”這段話，何其真摯、何其沉痛、又何其勇鋭！大染缸中，誰能潔身自好？由於羅瑞卿位高權重，羅宇從小就耳聞目睹了中共權力核心的諸多秘辛，以少年人的敏感與單純，捕捉到不少外人難以想像的細節。一般圈內人的回憶文字，欲說還休、點到為止，因為本人還在國內和圈內，顧忌良多；羅宇中年以後在歐美自由世界生活了二十多年，早已是心靈自由的“圈外人”，加之他性格直爽、口無遮攔，書中許多臧否人物的段落，讀來如同品味麻辣川菜、大快朵頤。羅宇筆下的紅朝文武百官，個個栩栩如生、可圈可點。對於朱德夫婦和周恩來夫婦，羅宇有一番比較：“在我心目中，朱德兩口子和周恩來兩口子就是不一樣，要說慈祥可親，都慈祥可親，可就是不一樣。”究竟是哪些地方“不一樣”，他沒有明說，但周恩來夫婦的謹慎、偽善和柔媚，在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反之，羅宇從小就叫朱德“老爹”，少年時曾跟隨朱德乘坐專列外出視察。朱德性情隨和，跟大家一起用膳，與毛澤東出行時戒備森嚴迥異。文革後期，羅宇陪同劫後歸來的父親去見朱德，朱的身體已經不好了，頭腦還清楚，對羅發牢騷說：“你看現在，成什麼樣子，這麽大的國家就一家子管了？”可見，朱德雖然一直對政局保持沉默，但內心對毛重用江青、毛遠新非常不滿，大概他知道這是跟羅的最後一次見面，才忍不住說了一句心裡話。在中共高官中，羅宇評價最高的是胡耀邦，胡耀邦與羅瑞卿在戰爭年代有過親密合作，羅宇多次在胡面前以後輩身份“大放厥詞”，胡亦耐心傾聽。緊隨胡耀邦之後的是習仲勛，一九八七年鄧小平整胡耀邦時，習仲勛不同意，說耀邦是好人，一句話得罪了鄧小平，被禁止住在北京，只能住深圳、廣州。直到一九九九年國慶五十週年，習仲勛才獲准進京參加慶典。活動完後，習仲勛請友人吃飯，沒有一個當官的，同桌是胡耀邦夫人和羅瑞卿夫人等，習仲勛的遭遇是胡夫人親口告訴羅夫人的。如今，習近平的所作所為，儼然是其父親的敵人。另外，羅宇對堅決反對六四開槍的趙紫陽和張愛萍也給予很高評價。而羅宇指出，最壞的高官是忘恩負義的倒胡悍將薄一波。還有很多戰場上的名將，是打天下的將星、坐天下的小人，如楊成武、蕭華、黃永勝、劉志堅等人。羅宇與江澤民時代掌握軍中大權的劉華清、遲浩田等也有過近距離接觸，他們更是溜鬚拍馬、見風使舵的鼠輩，跟再後來的徐才厚、郭伯雄相差無幾。中國高層權力圈，是鱷魚潭，也是絞肉機。那些在老百姓面前人模人樣、威風凜凜的高官，幕後像豺狼狗一樣彼此撕咬、血肉淋漓。對於這種詭異而冷酷的氛圍，羅宇在很小時就有所體會。小時候他喜歡去楊尚昆家吃飯，楊是中辦主任，伙食豐盛。後來父母不准他再去，因為不願讓其他人感覺到兩家特別親密，他這才開始思考背後的奧秘：“中央這些主要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情報，為什麼進城之後，大家的關係變得疏遠了，只是開會時見面，去公眾場合見面，私人之間的交往就越來越少了？”答案只有一個：毛最忌諱高幹們結成朋黨、威脅到他的獨裁地位。作為列寧式的政黨，中共逐漸形成一套適應自身的“體制”和“規矩”，有些是明文規定，有些是“潛規則”。位居頂層的高官們亦作繭自縛。比如，林彪在休養期間，研究醫書，有一年突發奇想，說要“減壓”治病，要去西藏住，因為西藏氣壓低，便給中央寫報告。毛讓羅轉告林，不同意林去西藏。羅宇感嘆說：“他們這些人不是你想去哪就去哪兒，他們這一級幹部去哪兒都得中央批，不批就去不了。”可見，即便出將入相者，人身自由亦少得可憐。羅瑞卿是嚴密的公安制度的締造者之一，他本人後來卻成為其受害者。羅宇在書中提及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細節：上海會議羅瑞卿被打倒，毛澤東組織一對對高級官員前去探視軟禁中的羅（不能單獨去，兩對一起去能彼此監視）。有一次，周恩來帶鄧小平夫婦去探視，卓琳上樓看望羅夫人，兩人相對流淚。後來，這個細節居然出現在紅衛兵的大字報中。可見，高級幹部的一舉一動都在“組織”的監控之中，那張天羅地網，無人能逃離。軍中太子黨，軍火走私商若論及紅二代所寫的有情有義、有血有肉的文字，首推陶斯亮的萬字長文《一封終於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女兒對含冤而逝的父親的無盡思念，勾起無數飽經亂世離合者的深切共鳴。我父母那一代人，都被這篇文字感動得泣不成聲。後來，在八九學運中，在統戰部任處長的陶斯亮因為同情學生，與部長閻明復一起被免職。其次就是羅宇的妹妹羅點點的回憶錄《紅色家族檔案》。羅宇和羅點點兄妹二人的作品可以參照閱讀、相映生輝。妹妹的文字細膩凝練，故事鋪陳搖曳生姿；哥哥的文字天馬行空，尤其是後來在總參謀部任職期間所觀察到的紅二代貪汙腐敗之內幕，更是迄今為止罕見的透視解放軍內部運作的寶貴資料。文革後期，鄧小平力排眾議讓羅瑞卿復出，一則是因為羅鄧關係良好，工作上有交集，業餘經常一起打麻將。上海會議，毛簽發空軍司令劉亞樓臨終前揭露羅的信件，鄧對此只說了一句話“死無對證”。二則是因為鄧需要在軍中威望甚高的羅幫助穩定軍心，特別是從汪東興手中奪走指揮中央警備團的大權，如此才有可能鬥垮華國鋒集團。羅瑞卿重掌軍中大權，羅宇也被安排到總參謀部擔任要職。由此，他與鄧小平的女婿賀平、賀龍的兒子賀鵬飛、王震的兒子王軍、楊尚昆的女婿、趙紫陽的女婿等頂級太子黨共事，發現了軍中太子黨原來是軍火走私商這個驚天秘密。羅宇在書中揭露，在兩伊戰爭期間，中國一隻手賣軍火給伊朗，一隻手賣軍火給伊拉克。特別好賣的是大口徑砲彈，中國兵工廠開足馬力，二十四小時生產，仍然供不應求。保利從兵器工業部買來再倒手，中國自己的軍隊反而沒有武器可用。空軍好幾個地空導彈營的裝備賣給伊朗，什麽都沒有了，根本不成部隊的樣子。保利集團成了鄧小平和楊尚昆的私家公司，數十億美金的軍火交易不受任何部門監管，任這群太子黨揮霍。中國一方面賣落後武器給第三世界國家，一方面又拼命從西方購買先進武器。六四前，西方還沒有對華實施武器禁運，各國武器都要兜售給中國，經手人要拿天文數字般的回扣。軍火買賣的收益，勝過印鈔票和販毒品。就連台灣向法國購買拉法耶特戰艦，也要向鄧小平和楊尚昆兩家進貢，才能避免北京杯葛。當年，羅宇作為中國向美國、義大利、英國、法國等國購買武器的經辦人，卻拒絕從中撈錢，自己不撈錢倒還罷了，還不識時務地阻擋太子黨的財路，使賀平、賀鵬飛對其恨之入骨，原本親密的鄧小平家族和楊尚昆家族也逐漸與羅家疏遠。六四後，羅宇辭職出國，賀平向江澤民施壓發布開除其黨籍、軍籍的主席令，楊尚昆也威脅說“如果羅宇回國就不放他出去”。羅家遂成為元老家族中的一個異類。羅瑞卿九十誕辰出版紀念冊，羅瑞卿夫人希望鄧小平題字，被鄧斷然拒絕，說明羅家已然與權貴系統形同陌路。羅宇認為，若父親還在世，未必能認同多黨制和全面選舉這些理念，但肯定不同意軍隊對學生開槍。然而，即便羅瑞卿在世並擔任當時楊尚昆的職位——羅的地位一直高於楊，羅去世後，楊才接任其軍委秘書長之職，總管軍隊日常事務——他也不可能阻止鄧小平下達開槍殺人的命令。那麽，如果羅瑞卿公開反對鄧，必然像趙紫陽那樣，再度成為被清洗的目標。那麽，為什麼中國的官兵會毫不猶豫地對人民開槍呢？連東歐最落後的羅馬尼亞的軍隊都不會這樣做。羅宇的看法是：“中國的軍隊還是一支愚蠢的軍隊。這支軍隊所以愚蠢，是由於它大部分成員來自貧困的農村，他們沒受過基本的教育，不懂人權、平等、民主、自由，因為他們自己在農村就沒有人權，和城裡的人也不平等，他們天生仇視城鄉差別，不怕造成最悲慘事件。”羅宇痛定思痛，得出中共仍然是一個封建王朝的結論。我非常同意這一分析，毛是皇帝，鄧是半個皇帝，中國的軍隊不是國防軍，而是替皇帝保家護院的“家丁”。今天的習近平不滿足於做鄧那樣的半個皇帝，要當毛那樣的完全的皇帝，中國的軍隊仍然是殺人如草不聞聲的“私家軍隊”，開槍鎮壓示威群眾的、小規模的六四屠殺時常發生。毛澤東為什麽先重用後拋棄羅瑞卿？羅瑞卿在十年的公安部長任上，與毛朝夕相處、對毛忠心耿耿。羅宇指出：“父親這個公安部長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工作，就是管毛澤東的事。當謝富治接任之後，就沒有這個職責了。”中共剛剛接管北京城，羅的公安部長的任命發佈前，羅表示自己多年在軍隊工作，不熟悉公安事務，便向周恩來推薦李克農。周一語輕輕帶過，“這是毛主席親自點的將。”那時，羅或許沒有意識到，他的推薦李克農是何其幼稚：毛認為李克農是周的人，毛對周只是“用”而不是“信”，哪會讓周的人負責自己的安全事務呢？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任內(1949-1954，1954-1959)曾登上1956年的《時代雜誌(TIME)》封面。(圖: 網路資料) 那麽，毛澤東為什麼挑選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並負責自己的安全保衛工作呢？羅宇的解釋是：“毛用父親，一個是‘水至清則無魚’，不搞小圈子；一個是‘舉輕若重’，警衛工作就是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事情做到萬無一失。”多年來，毛對羅確實百分之百地信任，因為早在長征初期羅對那時靠邊站的毛悉心照料，就已經深得毛心。羅宇在書中承認，羅瑞卿任公安部長期間，可以說是“代毛行使生殺大權”，他聲稱自己不回避這一點，但書中並無詳細的論述和反思。兒子寫父親，總是不脫中國人“為尊者諱”的傳統，章詒和寫父親章伯鈞，基本不涉及民盟內部跟共產黨相差無幾的險惡內鬥；艾未未為父親艾青編輯全集，悄悄刪去艾青寫的那些吹捧毛澤東、攻擊同僚的文字。這也是羅宇的侷限所在，他在書中對父親領導的公安工作作出正面評價：“大家都懷念五、六十年代的治安和警民一家。哪有黃賭毒？”但是，背後的血腥殺戮呢？在鎮反運動中殺戮的，不僅是國民黨遺留的軍政人員，更多是對共產黨毫無威脅的老百姓。羅宇寫道：“建國頭十年，毛相當大的精力是親自領導公安工作，每年全國公安會議，毛都出席接見與會人員，以示重視。”毛說，公安工作不能放過壞人，也不能冤枉好人，似乎公正無私。但關鍵之處在於，好人、壞人的標凖不是由法律來判斷，而是由毛一個人確定，毛說你是好人你就是好人，毛說你是壞人你就是壞人——羅瑞卿一夜之間從毛的心腹變成篡黨奪權的野心家，不也是如此嗎？在中共高層血淋淋的搏鬥中，羅瑞卿並非身家清白，在此前的高饒事件、批判劉伯承和粟裕以及批鬥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中，羅瑞卿曾隨著毛的指揮棒衝鋒陷陣、痛打落水狗。他統帥的公安人員對這些失勢高官何曾高抬貴手？文革後期，羅與彭德懷在同一間醫院治病，羅有家人細心照料，彭則孤家寡人、悽悽慘慘。那時，羅對彭的境遇深表同情，卻不曾向兒子表達自己內心的愧疚。羅對毛始終是封建時代臣子對皇帝的忠心，林彪事件之後，羅剛被解除監護，就讓車先去天安門轉一圈，給毛像行禮——因為毛不願見他，便只好見頭像如見真人了。既然羅對毛並無二心，文革前夕，毛澤東為什麼要精心炮製羅瑞卿案呢？羅宇認為，罪魁禍首是林彪，是林彪看到老部下羅瑞卿不聽自己的招呼，在毛林之間選擇忠於毛，才決定對羅下手。這個看法失之於片面。當時，毛林尚未決裂，林正處於上升狀態，即將成為毛的接班人，不會因為羅忠於毛就要搞掉羅，林更不可能向毛提出以搞掉羅作為他支持文革的籌碼。更接近歷史真相的解釋是，在《羅瑞卿案》一書中，歷史學者丁凱文分析說，羅垮臺原因有二：其一，羅一度身兼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要職，大將凌駕於元帥之上，本來就會“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羅的綽號羅長子，是中共高層身高最高者）。其性格果斷幹練，正如毛對其的評價“霸道”、“渾身長刺”，故而很快與老帥們發生矛盾，葉劍英、聶榮臻等人早在林彪發難之前就開始倒羅的活動。葉劍英在羅倒掉之後興奮地發揮其詩才，改辛棄疾的名句為“將軍一跳聲名裂”。其二，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本人下決心拿掉羅，林彪只是遵循毛的部署、為毛提供素材罷了。羅與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賀龍關係緊密，賀龍又與劉少奇、鄧小平搞在一起。毛要發動文革、扳倒劉鄧，自然不能讓軍隊控制在與劉鄧親近的賀羅手中。總而言之，丁凱文的結論是：“‘羅瑞卿事件’，是毛澤東為了發動蓄謀已久的文革運動，確保軍隊在運動中的絕對忠誠、可靠，利用了解放軍內部派系的矛盾，尤其是利用了所謂的林彪與羅瑞卿之間的矛盾，對軍隊高層採取的一次清洗鬥爭，成為打倒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前哨戰，羅瑞卿則成為毛澤東文革運動最早的犧牲品。” 遺憾的是，羅瑞卿復出之後不久，即在赴西德治療腿傷時不幸心臟病發去世。否則，若像胡耀邦所期待的那樣，胡管黨，趙抓經濟和行政，羅治理軍隊，三駕馬車形成合力，或許會在八十年代成功實現自由化政策。; 9528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谁想搞文化大革命那是痴心妄想: 热度 3 稻草 2015-12-11 09:18; 中国有三大颠覆国家的势力：一是官僚集团；二是资本集团；三是敌对势力。官僚集团是经济腐化，或政治堕落，或组织原则丧失了的，或二者、三者兼而有之的，与人民群众对立了的那部分官员集团的简称；资本集团就是资本势力集团，它们与员工是一对矛盾，对员工的政权是天生对抗的；敌对势力是想推翻国家政权的其他海内外势力。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这三股势力。在邓小平官僚主义治理下，老百姓是被压迫者，不可能是既得利益者。中国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政，打压官僚集团，让其回归人民性，限制资本集团让其回归人民性，加强人民政权的先进性建设，完全可以实现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现在有两种人想搞文革，一是极左势力，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反对毛泽东，否定共产党的健康力量，把官员与官僚混为一谈，都一榻子打死。二是官僚与资本集团，想搞文革，意思是把文革打击官僚与资本集团改为打击老百姓，这才是这些人所谓“反思”文革的真实目的。实际上，官僚集团的人员才是文革余孽，它们口头上反对文革，实际上想搞文革，吹响腐败官僚的集结号，它们要对老百姓实行专政，这些人是人民的敌人，是国家的敌人。它们对老百姓的专政，一则是打击代表老百姓的官员；二则是直接打击老百姓的利益；三则是把共产党变成官僚与资本集团的党，最终象苏联一样搞垮共产党。这些人的手段是极其卑劣的，是五花八门的，是穷凶极恶的，它们与国家分裂势力暧昧，与敌对势力串通，是让中国亡国“灭种”的幽灵。因为共产党内存在真正的共产党人，因为人民性是共产党前进的先进政治力量，中国道路，即人民的道路已经找到，因此，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再发生的。实际上，苏联垮台，标志文革的彻底结束。文革反对官僚主义，和揭露社会主义中存在官僚主义颠覆势力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并为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全面解体而得到验证，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Wiz Khalifa、Charlie Puth - See You Again.mp3;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850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何为“文革”？毛泽东本人如何看待“文革”？: 热度 2 天涯过客 2015-10-22 18:44;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1.htm?fromtitle=%E6%96%87%E9%9D%A9type=syn （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又称“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文化浩劫”或“文化灭绝”，是指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被广泛认为是自1949年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 http://baike.haosou.com/doc/5350335.html （3）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第二阶段：从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第三阶段：从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889.htm （4）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于1966年的一场政治运动，由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在此期间普及的批斗、抄家、告密等文化，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人伦道德遭受严重冲击，亦有数不清文物惨遭蹂躏。国家主席刘少奇、原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等领导人被迫害致死，前领导人邓小平等亦在此时被下放。另外期间科技成就确实相当卓越，但是实际分析此现象，许多科技研究的成果在运动以前就已长期累积，并且多以官方色彩浓厚者为主，故相对无太大关联。而尽管文革重点之一的教育普及减少了乡村偏方、迷信等、提高识字率，同时消灭贫富不均与地方财阀势力、清末以来贪污成风等恶习，但文革最终遭到官方公开否定，而被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此外也影响了阿尔巴尼亚、朝鲜、法国等一系列国家。一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是毛泽东三面红旗的挫败后、在反苏修等口号下，以革命名义攻击当政的温和派并试图重回党权力核心的尝试，并在日后一两年达到高潮。虽然此后的未预期的社会重大破坏、运动失控与领导层的歧见，导致在1969年时毛泽东草草宣布文革结束，但史学界一般认为仅是降温措施，其极左路线并未有检讨改变。因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约可以分作三部分看：前两年发动的疯狂政治运动时期、1970年左右民间社会革命降温、内部斗争加剧的林毛分裂期，后期左倾当权派打击异议分子的反革命时期。各时期的的重要事件，包括：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破四旧、一月风暴、武斗、七二零事件、文攻武卫、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运动、中共九大、五七一工程纪要、九一三事件、中美建交（中华民国方面称为中美断交）、批林批孔运动、中共十大等，文革应正式结束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以及10月6日中南海粉碎四人帮，主事的四人帮失势遭到逮捕，持续时间长达十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 （5）《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呢？》 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http://wwwbaido.com/?a=urlk=c501206du=aHR0cDovL2hpc3RvcnkucGVvcGxlLmNvbS5jbi9uLzIwMTUvMDMzMC9jMzcyMzI3LTI2NzY5ODYxLmh0bWw=t=5q!b5rO95Lic5pys5Lq65aaC5L2V55yL5b6F6Ieq5bex5LiA55Sf5YyF5ous4oCc5paH5YyW5aSn6Z2p5ZG94oCdPy0t5paH5Y!yLS3kurrmsJHnvZEgs=5oCO5qC355yL5b6F5paH5YyW5aSn6Z2p5ZG9; 个人分类: 留档珍珠湾|6071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欧洲员工大革命前夜令人震撼的躁动（多照片）: 热度 2 稻草 2015-9-13 09:57; 欧洲西班牙的巴塞罗那200万人游行，呼吁加泰罗尼亚独立。这只能说明人们对资本国家政权的极度失望。　　外媒报道，参加集会的民众当天手举“让我们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标语，聚集在巴塞罗那的摩雷雷斯(FossardelesMoreres)广场，呼吁更多人支持独立。　　组织方声称，参加游行的民众达到200万人，全长5公里的梅里迪亚大街(MeridianaStreet)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根据去年8月的决定，加泰罗尼亚地区将于9月27日提前举行地方选举，支持独立的“加泰罗尼亚民主联盟”和“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结成同盟，承诺一旦获胜就将在未来18月中正式推动独立进程。　　民调显示，上述两个政党可能在大选中分别获得61和8个席位，从而在135个议会席位中占据绝对多数。　　本月初，加泰罗尼亚地区第一大雇主协会FomentdelTreball表示，对选举前景“深感担忧”。　　法新社报道称，协会代表当地58万个公司在日前发布的公告中表示：加泰罗尼亚独立方案给西班牙经济和企业带来极度“紧张和忧虑”的情绪。　　“这一政治议题对地区未来会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若大区从西班牙脱离，企业怀疑此后是否可以继续留在欧盟和欧元区，及独立带来的其它后果”，雇主协会在公告中如此称。;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023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 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 稻草 2015-8-5 07:44; 《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邓榕，又名萧榕，小名毛毛，建国后1950年生，是邓与卓琳生的最小的女孩。文革1966年，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是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之一，该校副校长卞仲耘在批斗时被打死。当她父亲成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她写出大字报，标题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邓榕1967年揭批其父的大字报《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６月１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ＸＸ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新北大公社０２６２１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１９６７．４）;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41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文化大革命不是谁都能够反思的: 稻草 2014-1-15 09:35;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决议》后，一直以尘封的态度对待这段历史。老的右派知识分子，因为其本质是代表腐败利益集团，心理害怕文革，因此，策动文革的所谓道歉与反思。这样一来，可好，真实的事实摆出来了，象陈毅之子陈小鲁，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出来向被她们迫害过的老师道歉，就暴露了当时真实的事实。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象右派预料的是傻瓜愚民，事实终归是事实，何况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这下真的帮了文化大革命的忙。党的权威媒体《环球时报》慌忙出来，喝止这种“道歉” 行为。想想邓小平的“尘封”，是有“道理”的，真实的东西，你越暴露，对你要掩盖是越不利的。郑少秋 - 笑看风云.mp3;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72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谁是文革打死校长背后主使者？: 热度 3 稻草 2014-1-14 14:56; 澄清真相分清主次 ——在“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讨论会”上的发言丁东今天讨论师大女附中1966年发生的“85事件”，我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我是师大一附中初二的学生，和卞仲耘的儿子王行是同班同学。和北京八中的书记华锦是一个院的邻居。当年的悲剧，就在身边发生，离自己并不遥远。我们这一代，已经年过花甲，应当反思自己的过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反思的前提是恢复真相，而不是改写真相。我要坦率地承认，我自己当时是个人崇拜的信徒，文化革命的信徒。我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我想积极投身文革，又有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我虽然没有参与过武斗，但参加过文斗，用极左思潮的逻辑和语言，批判过同学，伤害过别人。当时的舆论宣传导向，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这样的说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据穆欣回忆，在起草过程中，刘志坚曾建议删去这些话，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可见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高级干部，对宣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严重后果有预感。但是，对于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哪里懂得其中的深浅？就是当时动手打人的学生，也是那种狂热政治宣传的受害者。还原历史真相要关注微观细节，也要结合宏观背景。卞仲耘之死，不仅仅是校长和学生两方面的事。要把基层的事件放在文革的全局中考察。从1966年6月开始，不只是师大女附中一个学校的领导被打倒，进而成为暴力摧残的对象，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几乎同时遭遇了灭顶之灾。究其原因，就不能不直面当时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决策。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易储”，也就是换接班人。“516通知”里有一段话，是他亲自加上去的：“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没有参加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讨论“516通知”时一个字都不能改。毛泽东已经打定主意，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实现权力的重新洗牌。但从哪里入手，具有偶然性。此前拿《海瑞罢官》开刀，编历史剧的人已经不安全了。批三家村，写杂文的人也不安全了。但这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516通知”下发以后，中央文革有几个人分头点火，找“516通知”传达范围内的人写大字报。5月下旬北京出现了三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张是学部吴传启的大字报，比北大早两天，一张是教育部卢正义的大字报，和北大同一天。毛泽东选择了北大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作为发动群众的突破口。这张大字报的题目点了宋硕、陆平、彭珮云的名字。陆平是北大校长、书记，彭珮云是副书记，和他们职务相似的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态度其实差不太多，他们很快在本校成为众矢之的，纷纷倒台。火烧各个学校的校长书记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标，他们是通向最终目标的垫脚石。平心而论，在党政军群各条战线，学校的领导干部既不是最腐败的，也不是官僚积习最深的。但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校长、书记们在6月就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文革初期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我们师大一附中的书记兼校长是刘超，他没有被打死，也饱受皮肉之苦，落下了后遗症。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领导运动的时间虽然不足两个月，但他们对学校校长书记的态度也应当正视。以他们分别过问的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为例。刘少奇6月21日接见师大一附中工作组部分成员时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要争取陶书寅（师大一附中的副书记）起义，她不起义就批判。”邓小平7月5日接见了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讲话提到卞仲耘，说她“意志衰退”，“ 卞仲耘只给我寄了一个信，承认她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从中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一种舍卒保车、舍车保帅的心态，而非尊师重教，保护校长，砥柱中流，仗义执言。刘、邓和这些受冲击的中学校长书记其实有三重关系。第一重是中央领导与基层领导的关系。第二重是参加革命先后的关系。这些学校的校长书记，大多是抗战前后参加革命的党员，他们的革命资历刘、邓是知道的。第三重是家长与校长的关系。刘、邓都有子女分别在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在读。这些中学是北京市的名牌学校，用今天的话说，是稀缺教育资源。作为家长，他们本来是乐于把子女送去读书的。运动以前，他们对校领导的态度也是友好的。如果认为校长书记是坏人，他们不会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可是运动一来，就翻脸不认人了。放在文明史的长河里看，家长与校长这样的关系，也是不多见的。虽然很快刘邓也受到文革冲击，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但他们运动初期体现的政治伦理也有反思的必要。陈小鲁、刘进、宋彬彬作为北京八中和师大女附中临时机构负责人，为当年没有保护好校长、老师而道歉。这种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他们掌控局面的能力相当有限。不能超越时空，要求他们完成当时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每个过来人应当从严律已，拷问自己的灵魂。但对别人应当实事求是，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文革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文革的罪责应当在弄清真相的基础上，分清主次。毛泽东去世后，一些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革命重新掌握了国柄，否定了文革。80年代初追究文革责任时，审判了两案，强调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罪责，在清查四人帮和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一些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和一些文革初期积极造反的青年品尝了苦果。但有些地位高得多的老革命，其实在文革的某些阶段，也曾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对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公民有这样那样的伤害，他们只强调自己受迫害，并没有反思自己伤害过别人。这个问题，不应成为历史的盲点。（2014年1月4日）;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74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对胡德平的一点批判: 热度 5 稻草 2013-8-10 23:04; 胡德平是已故总书记胡耀邦的大儿子，最近比较活跃，写了一本改革放言录，发表了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在此，对他提出一点批判，那就混淆民主与管理。一党执政，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不是三权分立的民主。这就决定了，官民之间的关系是民主关系，官员内部之间的关系是管理关系。胡德平总是纠结什么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不搞一言堂是民主，那不是民主，OK，德平同志，那与老百姓的民主有个毛关系。如果共产党脱离了老百姓，和李天一团伙没有两样，对老百姓完全就是一种强奸，打着改革的晃子，就象李天一团伙对那女的说性关系很爽，所以我要强奸你。; 3366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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