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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汉语拼音之父从来不是周有光: 热度 2 稻草 2017-1-15 17:34; 　　1月14日凌晨，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去世。此消息一出，舆论界反响强烈。基本上所有媒体都把”汉语拼音之父“这一”美誉“赋予了周有光先生。 “父”即缔造者。前两年有名正言顺的缔造者被称为“父”而激起“公”愤者(“公”非公众之公，乃“公知”假公营私之谓也)。今日却有同一些人把一国家行为和集体工作归于一人之名下，而妄称其为“汉语拼音之父”。不亦谬乎? 保马今天特意为此选刊《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一书中的第三章第一节。《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是1995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八百多页的皇皇巨著，其第三章“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行”详细记载了汉语拼音方案的诞生历程。相信读者诸君看后，对究竟谁是“汉语拼音之父”这个问题自有公断。本文转载自中国语言文字网，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网站原文。　　(《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书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附录　　《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目录　　总序　　序言　　绪论　　第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文字改革　　一　汉语拼音运动　　(一)汉语拼音的历史渊源　　(二)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　　(三)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运动　　(四)“五四”时期的国语罗马字运动　　(五)三十年代开始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二　简化汉字运动　　(一)历史上的汉字简化现象　　(二)清末开始提倡俗体字　　(三)“五四”以后的简化字运动　　(四)三十年代的手头字运动　　三　白话文运动　　(一)历史上的白话文　　(二)清末开始提倡言文一致　　(三)“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　　(四)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运动　　四　国语运动　　(一)早期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二)清末对“官话”的提倡　　(三)民国初年的读音统一会　　(四)“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　　(五)三十年代提倡普通话　　第二部分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字改革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文字改革的序幕(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年) 　　一、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诞生　　二、新中国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工作的国家研究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三、设立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指导文改工作　　四、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建立　　五、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六、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第二节　文字改革的高潮(一九五六——一九六五年) 　　一、确定方针，公布方案(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 　　二、努力贯彻，形成高潮(一九五八——一九六○年) 　　三、调整、巩固，稳步前进(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 　　四、总结成绩，促进改革(一九六三——一九六五年) 　　第三节　文字改革在低潮中(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 　　一、前五年工作完全停顿(一九六六——一九七一年) 　　二、后五年工作有所恢复(一九七二——一九七六年) 　　第四节　文字改革的复兴(一九七七——一九八五年) 　　一、文字改革工作的恢复(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 　　二、文字改革工作的发展(一九八○——一九八五年) 　　第二章　汉字的简化和整理　　第一节　汉字的简化　　一、汉字简化工作的回顾　　二、简化字的优越性　　第二节　汉字的整理　　一、公布《常用字表》　　二、整理异体字　　三、更改地名生僻字　　四、统一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用字　　五、研究制订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整理印刷铅字字形　　六、整理汉字查字法　　第三节　现行汉字的研究　　一、汉字结构及其构成成分的分析和统计　　二、姓氏、人名用字的统计和分析　　三、现代汉语用字频度统计　　四、编制《汉字属性字典》　　第四节　汉字信息处理　　一、研究制订国家标准《汉字输入编码方案》　　二、制订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三、制订国家标准《15×l6、24×24、32×32汉字点阵字模集及字模数据集》　　第三章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行　　第一节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　　一、《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经过　　二、《汉语拼音方案》的拟订原则　　三、《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特点　　第二节　《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和应用　　一、小学的汉语拼音教学　　二、汉语拼音用于注音扫盲　　三、汉语拼音用于给汉字注音　　四、汉语拼音用于教学普通话　　五、汉语拼音用于对外汉语教学　　六、汉语拼音用于特殊教育　　七、汉语拼音用于编序和检索　　八、汉语拼音用于产品型号及其他代号　　九、汉语拼音用于通讯联络　　十、汉语拼音用于现代科技领域　　十一、汉语拼音是中国各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　　十二、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十三、汉语拼音是一些国家的华语拼音方式　　第三节　《汉语拼音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一、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研究　　二、同音词的研究　　三、科技应用标调法的研究　　第四章　普通话的确定和推广　　第一节　普通话的定名和标准　　一、汉语方言和普通话　　二、普通话的标准　　第二节　推普方针和推普机构　　一、推广普通话的方针　　二、推广普通话的机构　　第三节　推普工作的广泛开展　　一、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进修班　　二、举办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三、进行方言调查　　四、举办普通话语音教学广播讲座和电视教学讲座　　五、学校推广普通话　　六、社会推广普通话　　七、各地推广普通话的情况　　第五章　汉语的规范化工作　　第一节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提出和讨论　　一、《人民日报》发表《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二、关于标准语和规范化的讨论　　三、罗常培、吕叔湘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作主题报告　　第二节　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展开　　一、普通话的审音工作　　二、现代汉语辞书的编纂　　三、汉语语法修辞问题受到重视　　四、汉字正字法　　五、规范标点符号六、规范排写方式　　第六章　文字改革的宣传出版工作　　第一节　宣传工作　　一、期刊　　二、报纸　　三、广播、电视和电影　　四、展览会和陈列室　　第二节　出版工作　　一、文字改革出版社　　二、语文出版社　　三、其他出版社　　第七章　文字改革的科研和教学　　第一节　文字改革的科学研究　　一、文字改革的科研机构　　二、文字改革的科研成果　　三、文字改革的百家争鸣　　第二节　文字改革的教学　　一、高等院校文字改革教学概况　　二、协作编写高校文改教材　　第八章　语言文字工作的新时期　　第一节　新时期，新特点　　一、汉字研究整理的新课题　　二、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新形势　　三、汉语拼音应用的新天地　　第二节　新时期的里程碑　　一、筹备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三、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胜利召开　　四、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第三节　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全面展开　　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和工作的逐步展开　　二、放在首位的推广普通话　　三、对汉字使用的管理和规范工作　　四、《汉语拼音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五、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　　六、摆正语文工作的位置，面对现实，发挥优势，创造性地展开工作　　后记　　文字改革大事记;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207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秋远：毛主席时代中国人真的健康吗？（转帖）: 热度 2 天涯过客 2016-4-18 19:06; 毛主席时代中国人真的健康吗？ 2016-04-17 14:07:41 秋远我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有着淳朴的传统观念。我出国之时，他们全力支持，但是我知道他们其实心里很不情愿，他们不愿意我再去拼命，更不愿我替资本家卖命，去了美国不就成叛徒了？他们总是教育我要感谢邓小平，否则我是上不了大学的。也许受他们影响，我很早就不愿意谈及政治时事，觉得好无聊好虚伪。不过，看到一个关于毛主席时代的玩笑引起很多人关注，连带回忆起一些往事。说到那个年代的生活，大家讨论的事实和印象基本都是城市生活，其实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八亿人口人口中的七亿，是生活在农村，而农村的生活和健康跟当时的城市相比，也差了很多很多。农民没有户口，没有免费住房，没有免费医疗，没有退休金。可以说，按今天的标准，那时城市也算不上富裕，连温饱也很勉强，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温饱是以牺牲七亿农民为代价的。大饥荒饿死多少人大家争论不休，可是有没有人问，为什么没有准确数字，饿死的都是谁？是农民，当代中国社会的奴隶，所以没有人关心。很长世间，中国的所有统计数字都是“城镇人口......”，农民连被统计的资格都没有。那天跟朋友聊天，说到博客，她说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那么反动，中国不是挺好的嘛。我说，那是因为你年轻，你没有经历过。其实，很多时候你关心中国，是因为有太多的感情，很难无动于衷，无论你对某些事情的评价本身是否正确。中国的政治家，舆论宣传，包括所谓文化人，有谁能告诉我，凭什么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被人强制拿走，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城市犯罪分子最重的惩罚不是坐牢，是吊销户口下放农村，而农民未经许可进城本身就是犯罪。不幸出生于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下来就是罪人，而且祖祖辈辈都注定是罪人？我离开了农村，也离开了中国，我怀念故土，怀念亲人，但是我不怀念那个年代，那种生活。中国当时确实没有很多现代的富贵病，但这并不就是健康，当时的人均寿命远低于现在就是铁的证据。当时，肝炎，结核，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远远高于现在。毛主席时代的农村， 60岁已经算是高龄了，长寿的主要是基因好和子女孝顺。你感觉得病的人少，是因为今天生活中的很多人在那种坏境下活不到癌症年龄。我小时候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十三岁死于癫痫，有一个十九岁死于肝癌，岁数大一点的五十多岁的邻居，有死于淋巴癌的，有死于中风的。有一家四个小孩死于农药中毒的，有死于煤矿事故的。而且，那个年代有病了没有能力就医，很多时候只能自己熬着。邻居大婶四十多岁得了白内障，最后导致失明。我的第一任小学老师得了精神分裂，三十多岁去世。因为不堪折磨自杀的也常有所闻。我的一位同学父亲跳井自杀，我姥姥家邻居老太太用菜刀割断了自己喉管。很多时候看到所谓红薯抗癌，胡萝卜有营养以及什么自然食物健康的文章，我都不屑一顾，因为我知道写文章做研究的人自己都没有去试过，而我知道那种饮食的后果。高中时，学校的男生有一半白了头，我自己的了夜盲症，晚上要摸着枪走路，身上发生溃疡，上课无法坐着。农村孩子平均身高比城里要低十公分，婴幼儿死亡率极高。乡下有一种职业就是替人掩埋小孩尸体。婴幼儿死亡不能入祖坟，只能偷着在野外挖坑埋掉。我知道的邻居和亲属当中至少有四个没有活到一周岁。也有人说，当时没有贪污没有社会道德败坏之类的，其实那是一种表面现象。再一个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基本人性得不到尊重的社会，人性中的各种丑恶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多少人被批斗迫害，多少亲朋好友甚至夫妻子女反目成仇，多少知青为了回城出卖肉体和灵魂。只是，那个年代的中国太贫穷太落后，那些贪官高干的生活还比不上今天的很多普通民众。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是谁种下的果？那些贪官恶霸，那些奸商骗子都是谁培养出来的？他们都是新中国成长起来毛主席教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时代在进步，人类在进步，中国终于也开始进步了，无论是社会文明还是物质生活。中国有很多问题堪忧，包括健康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不是倒退。毛主席时代的中国健康，是一个并不可笑的玩笑。如果你觉得那种生活健康，不要来美国，去非洲或者北韩好了。 http://www.wenxuecity.com/blog/201604/70402/822258.html; 个人分类: 留档珍珠湾|7018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也谈当代没有大师之二: 热度 5 lfyhao 2015-2-14 20:26; 对于当代中国为什么没出来大师，炒作这一话题的人所给出的理由归结起来大约有两点：一是中国的教育模式，这种统一的教材，统一的灌输模式，影响了学生“独立之人格”；二是中国大一统的思想与理论，影响了中国学人“自己之思想”。在他们的眼里之所以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是那个时代的学术自由程度空前绝后，学校教育模式异常优秀。诚然，如果只从 1957 年的反右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来看，说当代中国学术自由程度不高，可以接受与理解。不过由此就说民国时期的学术自由程度有多高，似乎也不完全正确。这从李公仆、闻一多、邵飘萍的遭遇就可见一斑，无庸赘述。如果纯粹从教育是为了使人们摆脱愚昧、可以自主的获取知识与信息这个角度来讲，说民国的教育与新中国的教育差着十万八千里一点也不过。中国当代没有出现大师，在第一段中说到的两个理由是的确存在的，并且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仔细考究起来，仅以在下的这样才疏学浅的人看来至少还应该包换下面这几点：第一点：急功近利的“逐利”意识，造成了中国只会出学术明星，不会出学术大师。如于丹、易中天等。在艺术领域就更加比比皆是；第二点：当今世界知识大爆炸、信息大爆炸，在人文学科里，已经很少有打基础就可能取得学术成就的机会了。不能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世界潮流的发展想结合，已经很难再取得理论创新了。有些人以仅仅为西方学术做注解、当传声筒，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追求，就是累死也不会成为大师了。比如吴敬琏、厉以宁等等；第三点：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当今中国，有许多许多的学人，已经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完全绑架到了西方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上了，把所谓的“普世价值”奉为圭皋。自己在拼命挣脱中国思想大一统教育的束缚的同时，又把自己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完全彻底的嫁给了西方的思想。何来自己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7824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当代中国政坛的精神领袖——叶选宁: 热度 3 稻草 2013-12-7 11:32; 当代中国政坛的精神领袖——叶选宁作者：烹槚听枫在一九九五年四月举行的纪念叶剑英诞辰九十八周年的座谈会上，与江泽民及所有中央军委成员共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叶剑英亲属中，长子叶选平(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长婿邹家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都是人们早已经通过报刊照片、电视新闻熟悉了的身影，而正襟危坐在叶选平身边的叶剑英次子叶选宁，许多与会者却还是第一次谋面。两年后，随著邓小平去世，北京政坛各类小道消息多得不能再多，涉及元老家族、中共“太子党”成员的小道消息中，最耸人听闻者莫过于叶剑英次子叶选宁“匿身海外”的消息。但在一九九八年一月公布的中共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不但在十五大上已经不再是中央委员的叶选平仍然名列其中；叶选宁也同五年前的八届全国政协一样，再次以“岳枫”的化名出现在“特别邀请人士”的行列之中。关于叶选平及邹家华“太子党”出身，在海内外都是“知名度”甚高。而整个叶氏家族成员中，长期刻意保持低调的，当属叶剑英次子叶选宁。此公在中共解放军总部系统中，与贺龙、刘伯承等人的后代同为“帅门将子”，但却因为具体担任的职务是极少对外公开曝光的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职务，而且又对外使用化名，所以关于他的背景资料及个人资历等情况，外界知之甚少。众多中共高干子女们，特别是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王震等几大元老家族的后代们，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比如邓、陈两家后代从不相互走动；邓、杨两家后代虽然曾经亲如一家，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的“倒杨”事件便开始交恶。而能够在他们之间起到矛盾调合作用和内部凝聚作用者，便是叶选宁。 “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领袖”的说法，据说首次出自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之口；而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更是谦虚地表示：“我与选宁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可见，“众多太子党只服叶选宁”的说法，毫不夸张。周北方出事后，经商太子党内即有议论说：周北方败就败在抱住一条邓家二公子的粗腿便自认为万无一失。如果他当年是投靠在叶选宁门下，即使出了事情，选宁绝对可以保他不进监狱。同时也有人议论说：周北方那种太过招摇的行事作风，就决定了即使他想投靠叶选宁，也不会被收编。叶选宁与叶选平，说起来是同父异母兄弟，但两人似乎都是继承父亲的基因更多一些，外貌特征有几分相象。自称有包括叶剑英在内“四个父亲”的戴晴曾经著书披露：叶剑英去世之时，“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他们七人全在世，但都未能露面”。叶剑英与第一任夫人－－叶选平和叶楚梅的生母，是二十年代初在家乡广东梅县的包办婚姻。叶选宁的生母，也就是叶剑英的第二任夫人，名叫曾宪植，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第五代孙，生于一九一零年，小叶剑英十三岁。众多中共元老夫人中，像王光美、卓琳那样出身富豪者有之；如江青那样年轻时依仗个人姿色与才艺而艺坛留名者有之；如张茜（陈毅元帅夫人）那样容貌出众而又堪为贤妻良母者亦有之。但她们中间家庭门第最高者，都远远无法与曾国藩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顶尖家族相比；她们中间容貌最出众者，在曾宪植面前也会暗然失色。更何况，曾氏本人不但才貌双全，同时又生就一副侠肝义胆。叶剑英在广东开始他的第一次婚姻时，十五岁的曾宪植刚刚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不但学习成绩总是居于前例，还是学校篮球队的投篮强手。二十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女子进学堂尚还是“新生事物”，女学生打篮球无疑更为少见。曾宪植的叛逆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当时湖南女子第一师范的校长是中共“革命老人”徐特立。在他的影响下，曾宪植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投考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不久即担任叶剑英所在的军官教导团准尉文书，并随叶剑英开往广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往香港从事地下活动。一九二八年春，不满十八岁的曾宪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与叶剑英结婚。婚后，上级机关本来计划令曾氏随夫前往苏联留学，后因人数超额，曾氏便主动提出把名额让给别人，体现出豁达胸怀。接下来，曾氏被派往上海工作，就读于华南大学，不久即被捕。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惧于国内形势险恶，只身前往日本留学，却又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不幸再次被捕。幸好其家庭出身十分显赫，因日本人对曾国藩崇敬备至，作为他后代的曾宪植因此逃过此劫。一九三一年曾氏回国后，有幸与叶剑英见面，并逢中央之命，双双前往中共苏区。但成行之前，却又考虑到她长得实在太漂亮，担心化妆打扮后经过国民党封锁线时，容易惹人注目，夫妻只好再次分手，曾氏二次去了香港。西安事变后，曾宪植奉调武汉新华日报工作，叶剑英以八路军驻南京代表身份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夫妻再次见面。一九三八年初，曾氏怀了叶选宁后三进香港，于当年十月在香港生下了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一九三九年曾氏被派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担任交通联络工作，襁褓中的儿子只好暂留香港。一九四一年，曾氏终于盼来调往延安的机会，但此时的叶剑英不但已经另娶，而且已经生下了女儿牛妞（即后来成为电影导演，因一部《原野》轰动一时的凌子）。中国共产党共建立政权后，曾宪植同众多开国元老夫人一样，被安排进全国妇联工作，叶剑英则在凌子的母亲之后，又迎娶了自己的第四任夫人。这第四任夫人为叶剑英生下一儿一女后，在反右斗争的高潮再又告离异。叶剑英幼子“文革中”大难不死与第四任夫人分手之后，已经身为开国元帅的叶剑英再未正式结婚。至于前面所提到的戴晴所说的她的养父叶剑英在“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生命的三位女性”都是何许人也，以何种方式“比较深入地介入”叶剑英的生命，对叶选宁的生母曾宪植来说，早已是“事不关己”，她对叶家的关注，全部集中在自己的亲生骨肉叶选宁身上。当时，凡与曾氏相熟者都称她阿曾，对叶选宁则称阿宁。直到一九八九年去世，曾氏房间内只有两张照片摆在明处，一是她在武汉与另几位女生队员的合影－－十七岁女兵的英姿；另一是她在香港怀抱叶选宁的母子照－－二十七岁少妇的倩影。无论是毛、刘、周、邓的太太，还是叶剑英之外的其他九大元帅的妻子，相信都会在这两张照片面前自叹弗如甚至自惭形秽，曾氏的亲朋好友自然就更不理解堂堂一介儒将的叶剑英，怎么就会将如此一位集美貌与贤良于一身的难得妻子轻易抛弃？中央政权进北京城之初，叶剑英以在广东工作为主，叶选宁则在北京高干子弟的寄宿学校就读，每逢寒暑假就留在生母身边。叶剑英调北京工作后，叶选宁则一直在互无往来的生父与生母身边穿梭。二十二岁那年，叶选宁考进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不久，即赶上“ 文化大革命”。当时，康生、江青等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度将叶剑英四任妻子所生的六个后代及他们的配偶，或投入监狱，或逼出北京，叶剑英本人也一度被“疏散”到湖南。叶选宁先在北京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发配湖南株州无线电厂实习，接著又转到江西上饶。一九七四年，一次工伤事故将他的右臂整只切断。事情汇报到周恩来处，周恩来亲自下令抢救，当地医疗部门才把断臂帮他接上，叶选宁但从此右臂功能全无。而此时的曾宪植早已经被下放到衡水的全国妇联干校，不但每日被罚专司掏粪工作，而且还被迫给死刑待决的刑事犯陪绑。当时在这所干校劳动改造的妇联工作人员事后回忆，年近花甲的阿曾每天浑身沾满稀粪，一天劳作下来，腿都抬不动，不可能为自己清洗，弄得许多同在一起的劳改分子都嫌恶地躲开她。一九七四年，胳膊上还吊著绷带的叶选宁前往干校探母时，几乎不敢相信监管人员带来的那位叫花子打扮而且还一身粪臭的老妇人就是自己多年失去音讯的母亲。叶选宁少年时代的玩伴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从来没有见他哭过。但这次在干校见到母亲的惨状，再诉说起自己失掉一只胳膊的遭遇，终于再也控制不住眼泪。曾氏本人更是一个轻易不在人前落泪的人。当年千里寻夫到达延安，面对丈夫另组家庭的残酷现实，曾氏不但没有落泪，而且还能冷静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向包括叶剑英在内的首长们汇报自己的工作。而这次面对残了一只胳膊的亲生骨肉，她仍然没有落泪，直到送走儿子，被好友问及“阿宁的胳膊为什么吊著绷带” 时，这才把强压住的眼泪一洒而尽。叶选宁回到北京后，提笔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报告了母亲的遭遇。抗战后期，曾氏曾经给邓颖超作过秘书，与周恩来夫妇关系极为密切。周恩来就此专门请示毛泽东后，曾氏才有幸回到北京。但她的所谓“问题”，一直拖到毛泽东死后才给予平反。返京后，曾氏又回到他从一九五零年开始居住的全国妇联机关大院。曾氏在这里占居两间各十平方米的小屋，冬日必须在外屋生煤球炉取暖。这样的居住条件，她孤身一人前后住了三十年。这是她在全国妇联系统群众关系甚好的重要原因。一九八九年十月她在广州病逝后，许多老妇联干部及其丈夫、子女撰写的怀念文章，读来感人至深，看得出来确实是发自肺腑。除了个人生活的简朴，曾宪植给人更深的印象则是她的侠肝义胆。无论是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之初的镇反、肃反；无论是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还是六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曾宪植每次都是扮演“右倾”角色，而且每场运动中都有一些人被她成功地保护下来。从干校回到北京后，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又开始营救别人。比如当时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后来担任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长），就是在曾宪植的努力下获释的。正因为这样，曾宪植在“文革”中被编排的主要罪名便是阶级异己分子的“大黑伞”，以至后来她在广州与叶选宁一家住在一起时，孙子小红和孙女镜子都戏称奶奶是“大黑伞”。叶选宁的胳膊致残时，毛泽东已经在北京重用叶剑英。于是，叶选宁的工作关系得已调回北京，先是在中国科学院任华罗庚数学方法推广队队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叶剑英才弄明白儿子迷上了华罗庚的数学“优选法”，为此还特别召见了华罗庚一次。不久叶选宁即调国务院侨办二组任副组长。撤组建司后，继任副司长。无论是出于对毛泽东、江青夫妇的憎恨；还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感恩，叶选宁在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过程中，表现得是所有中共元老子女中最大胆的一个。不但与叶办工作人员合谋到天安门抄诗词送给父亲看，而且还自己亲自写了一首诗，跑到天安门贴到纪念碑上。事后，江青等人在北京市的特务人员根据纪录下来的汽车牌号，查到了叶家头上。而此时的叶选宁，早已经从总参谋部情报负责人戴镜元等人那里把北京市的特务水平打听得一清二楚，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录影设备。于是，一句死无对证，躲过了追查。当时，右臂失去功能的叶选宁已经练就了一笔刚劲中透出潇洒的左手行书。“ 四人帮”垮台之后，前往叶家或前往曾宪植家中致贺的人们，都忘不了安慰叶选宁一句，而他却总是说两句笑话堵回对方对他的同情。如此表现，不由得叶剑英对他这个二儿子不另眼相看。国家得军火公司由元老后代分掌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在党内的威望如日中天，自己不用说话，其子女们的工作安排自然有人主动“建议”。于是，长子叶选平进入国家科委任主任，次子叶选宁则进入国务院，在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处当秘书。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叶剑英、王震三人在一起商量请荣毅仁出山，筹办国家信托事业。由荣氏牵头的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成立之初，中国大陆的军火出口完全由这家公司经理，但不久便带动成立了军方两家最大的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和凯利公司实业有限公司，前者由在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任职的王震、邓小平子女掌控（王震后代全部掌控中信公司后，保利公司则全部交给邓家）；后者由刚刚从国务院干部改穿军装，直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叶选宁牵头，亲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一九八四年，叶选宁正式穿上军装，一九八八年在中共恢复军衔制首次授衔时，即获授少将军衔。正如本章开头所介绍的那样，叶剑英是在一九八五年九月被宣布主动辞职的。与此同时，其长子叶选平和长婿邹家华分别被从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一级。因为引出了邓小平与叶剑英之间的“政治交换”一说。假如这种“政治交换”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邓小平开列的对叶剑英的政治回报，还不仅仅对叶选平和邹家华政治前途的设计。相比于长兄叶选平和姐夫邹家华，叶选宁在军内的发展速度才是地地道道的“突击提拔”。四年军龄即官拜少将，在中共军史上不知是否还能找出第二例。在何频先生所著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中曾经详细介绍了中共另一元帅贺龙之了贺鹏飞的从军经历。“文革”中曾历尽磨难的贺鹏飞，一九七七年从国务院系统的机械进出口公司进入军队，紧接著被保送进国防科技大学（前身为哈军工）研修军事工程。进修结束后，先是出任总参谋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八四年初升任总参谋部通讯部副局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下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也就是在贺鹏飞出任总参装备部副部长这一年，叶选宁才穿上军装。次年，贺鹏飞又升任装备部正职。一九八八年，仅仅只有十一年军龄的贺鹏飞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且是当时解放军中最年轻的少将。与此同时，叶选宁也挂上了少将肩章。但这个时候，叶选宁的具体职务还只是总政联络部的副部长。一九九零年，他正式接替了时任总政联络部部长金黎的职务。金氏当时完全是因为年龄原因而交出这一职务。自此，叶选宁对外便不再使用本名，而是用“岳枫”这个名字。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多数人都知道其中的萧榕就是邓榕（邓小平的女儿）；但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共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岳枫”其实就是叶剑英的二公子叶选宁。一九九三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时，一方面是考虑到叶选宁的前任，已经于一九九零年九月去世的金黎生前曾被安排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对叶选宁的安抚。而叶选宁对政协委员的头衔之所以愿意接受，只是因为这对于他身著便装在港、澳、台以及美国、日本等地进行“民间”活动有好处。江泽民接替中央军委主席后，想改组部队人选，没有叶选宁的点头，寸步难行，后来在曾庆红的反复协调下，才过了这道坎，当时江泽民表示要给叶选宁一个总政副主任头衔，并晋级中将，但叶选宁处事极为低调，坚辞不受。曾国藩当年权倾天下，很多人力劝他趁机推翻清王朝，收复汉人江山，曾国藩也完全有这个能力，但他并未采纳，还力劝其弟弟曾国荃放下兵权，告老还乡，他自己也功成身退。从此，中国近代史上少了一代王朝，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圣人。不难看出，叶选宁身上，就有很多当年曾国藩的影子，这便是叶选宁能成为太子党核心人物的原因，自邓小平之后，每每政权交替，各派势力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只有叶选宁出来说话最有分量，这也是叶公选宁实际成为当代中国政坛精神领袖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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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试论毛泽东与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热度 1 稻草 2013-9-5 11:54;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出了许多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丰富而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思想，既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也在实践中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毛泽东与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当代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现实意义。　　一、强调“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本质　　毛泽东科学技术思想丰富而系统，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对自然科学的论述，他特别强调对自然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就提出了“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科学论断。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中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带领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毛泽东把学习自然科学上升到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提并论的高度。他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重要性。1940年2月5日，他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在对自然科学与人类生活、自然科学与自由、自然科学与社会制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精辟阐述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很好的东西，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指出，我们“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在毛泽东看来，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科学技术，真正掌握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否则我们必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加强对自然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重要原因之一是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可以有效地破除迷信。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他指出：“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工作，十分注重通过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把人民群众从迷信中解放出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水平。　　毛泽东主张批判地而不是盲目地学习自然科学。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学习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是我们一贯的方针。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学，一切都照抄照搬，必须对其进行分析和批判，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对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他指出：“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在他看来，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既要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研究，也要加强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　　毛泽东还认为，自然科学研究有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不同的方法：“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在这里，他实际上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要加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研究自然科学要采取科学的方法。　　二、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阐明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认为，中国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同时，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还承担着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决定了我们根本没有更多精力来抓科学技术工作。只有在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我们才具备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在这个时候，加快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成为党在当时的中心工作。在毛泽东看来，要完成这一中心工作，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的国情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和机械化，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快发展科学技术以提高新中国的生产力。　　毛泽东认为，新中国较之旧中国社会经济面貌的全面改观，一是要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就取决于科学技术。1955年7月31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在毛泽东看来，大力推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化和科学技术化，是使新中国以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要有紧迫感，要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屡屡侵略中国的历史记忆犹新，为了彻底改变旧中国经济技术落后挨打的状态和局面，提出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把新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毛泽东看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认识，把科学技术能否发展看做是争取彻底解放和摆脱挨打状态的关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精神，他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拼搏，中国迎来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春天，科学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科研成果，夺取了一块又一块科学技术事业的金牌，特别是在核武器和空间技术领域里，在不到20年的短短时间里连连取得重大突破，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初，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认为“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制定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在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选择上，毛泽东主张中国不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而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1956年1月2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我国制订了《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也被简称为“十二年科技规划”)，这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性重大事件，明确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基本方针、战略步骤、实施重点，为20世纪后50年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引导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被称为中国“三钱”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就共同参与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从而确立了新中国自主创新发展高端科学技术的基础。　　1956年9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他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努力学习世界先进技术以积累经验。　　毛泽东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必须依靠自力更生来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在毛泽东看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借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一定要通过自主创新拥有自己的科学技术。　　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认为，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步胜利，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所有这些成就必然会坚定我们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　　正是在毛泽东打破常规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尖端技术的伟大成就。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号发射成功。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而苏联用了4年，美国也用了7年，法国时间更长用了8年。我国第一颗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与世界上第一颗卫星升空时间只差13年。　　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历史已经证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当时的国际地位，而且带动了中国高技术工业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四、要求“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开辟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道路　　为了赶上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泽东把技术革命提到了同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并列的高度，提出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领导，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并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毛泽东曾对技术革命的重要性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二十一条“不断革命”部分指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毛泽东认为，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要求。他指出：“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必须适应这个规律，不断深化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唯有如此，才能找到新中国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金钥匙，也才能找到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领导。1960年，他专门撰写了《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一文，明确指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及时予以总结和推广：“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毛泽东把建立新中国的科学技术队伍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他认为，要在几十年内改变我国经济社会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必须培养和造就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毛泽东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提出技术革命之后的几十年内，一直在致力于培养和造就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为开展技术革命服务。当年毛泽东培养和造就的这支科学技术人才大军，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发挥着他们的巨大作用。　　毛泽东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逐渐明确了科学技术的战略地位，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明确认识，规划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指明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距离，中国综合实力得到极大提升，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如邓小平所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在旧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个伟大成就是谁也不能否定，谁也无法否定的。”不可否认，毛泽东在探索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存在着失误，主要表现在技术革命上的急躁冒进和对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但是，毛泽东的失误只是探索中的失误，他对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同他对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一样，贡献远远大于过失。他的贡献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对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作者：李建国 );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17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战略家张志坤: 热度 2 wx1wx2 2013-8-7 19:34; 张志坤的博客、张志坤的blog - 草根网 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466 草根简介：张志坤本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属于普通一族，草根是也。但正所谓“在行恨行”，本人对教育的研究不是很深，相反却对国际政治、战略问题情有独钟，几年来撰写了大量文章，尽抒杞人忧天之俗情，浑不知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这大概也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新面貌，即：当今中国今虽则处在市场经济下欲望澎湃的时代，但来自于基层老百姓之爱国、忧国与强国的呼声及冲动依然强烈，这必将形成一种巨大地政治力量，造成巨大地战略威慑。正是因为这样的考虑，所以本人乐此不疲，只管耕耘，不计收获，冀以愚者之千虑，俾达人之一得而已。面对日本威胁挑衅，中国怎么办？美国真的离不开中国吗？斯诺登变成斯诺登斯基，谁赢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到底有多少年为什么有人要否定抗美援朝安倍晋三拿中国做垫脚石当政治强人整风，要更多地汲取不成功的教训中日关系，主导权究竟在谁的手里底特律，敢问路在何方究竟什么离不开美国，应向全国人民说清楚斯诺登事件，乌有与真虚对话称“中国挺丢人” 对日本不能做“不战而胜”的美梦离不开美国是战略堕落，中国必须摆脱村匪街霸都横行，暴恐嚣张难避免反腐败从此不开杀戒了吗中国乡村社会魂归何处小人物，大启示——斯诺登让世界现原形过去瞄准“定远”，现今目标“辽宁” 埃及政变，根源于内乱还是外患 “等贵贱、均贫富”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命题喝人乳不算什么，将来还可能吃人肉当今社会，骗子为什么这么多伊朗战争还打得起来吗刘志军想阴魂不散，“组织”须加倍小心海峡两岸与朝鲜南北谁能率先完成统一共 11 页首页上10页 1 2 3 下10页末页 **==**==** 张志坤简介 http://www.apclc.com/viewsjzj.asp?unid=27 　　中国药科大学副书记，曾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成人继续教育处处长。　　198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团委干部，198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监察部驻国家教育委员会监察局，1994年又调到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从事成人教育工作。2000年3月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成人继续教育处处长。　　张志坤同志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的过程，可以说是中国社区教育发展壮大的过程。从一开始以社区教育为抓手开展成人教育工作，到现在全面深入推动社区教育；从当初四批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的实践，到目前社区教育示范区的建设，他深谙职责，上下求索，努力推动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蓬勃发展。 2010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中国成人教育杂志理事会第七次会议暨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在无锡召开。教育部职成教司成人继续教育处处长张志坤处长的讲话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展开。 2011年山东护理教学研讨会教育部张志坤处长讲话; 个人分类: 人物|5966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必须尽早打日本，而且要打给美国看: 热度 5 稻草 2013-8-7 14:58; 张志坤:必须尽早打日本，而且要打给美国看作者：张志坤发布时间：2013-08-07 打日本的意义就是打狗给主人看，只要打出水平，打出威力，那个狗主人是不敢动手的；相反，越是不敢打、不能打，狗主人就越是要放狗咬人，而走狗也就要狗仗人势，日本这条狗是这样。当代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连一场局部的对日战争都打不起打不赢，那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当代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来自日本的威胁与挑衅已越来越突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不能不回答、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一、来自日本的威胁与挑衅越来越严峻　　近年来，日本频频向中国发难，如果说，过去还只是用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办法对中国等国家进行精神蹂躏的话，现在则已经发展到直接向中国挑战的程度。前一段时间搞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最新的发展是，日本又向中国发出的新的挑衅，强烈要求中国拆除东海油气田。结合历史经验，我们知道，来自日本的挑衅今后一定会层出不穷，未来肯定还会弄出许多新的名堂，这是确定无疑的。概括起来，日本对中国越来越突出的威胁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顽固立场已经众所周知。其实笔者早就断言，钓鱼岛除了武力解决之外别无它途。但遗憾的是，总有一些中国人幻想能把日本逼到谈判桌前，认为只要日本承认存在争议，钓鱼岛问题就可告一段落，可算向国人有个交代了。但就是这样一点可怜之至的要求，日本也绝不答应，以至于今天钓鱼岛问题只能僵化在哪里，真正骑虎难下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照目前的光景看，中国真正获得钓鱼岛实际控制权的路程足有十万八千里之远。　　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威胁中国的主权，日本还在台湾、南海诸岛等问题上也威胁着中国的领土完整。按照“集体自卫权”的战略设想，日本已经下决心要介入台湾、南海有朝一日的军事冲突，目标就是阻止中国的国家统一，击垮中国的军事力量，重演一次新版的“甲午战争”。　　2、充当战略围堵中国的主力和先锋　　近来，日本迅速跃居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先锋与主要推手，在围堵中国的问题上，安倍当政后甚至走得比美国还要公开、还要急切。日本当局毫不隐晦在亚太包围中国的战略企图，在与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交往中，肆无忌惮地把矛盾指向中国，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已变成了今天的 “自由与繁荣之弧”。为此，日本正在积极的调动经济贸易、政治文化直至军事的各种资源，一个最新的案例是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后续更有实质性威胁性的举措还要接踵而至。　　3、形成新的战争策源地，中国面临新的战争威胁　　在建立所谓“正常国家”的旗号之下，日本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只是早晚得事，更重要的是，所谓修改宪法当“正常国家”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旗号，真正的动力来源于日本固有的战略野心。在这一野心的强劲驱动下，今后不但日本的武装力量将日益膨胀，而且这一武装力量还要越来越多地介入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博弈，日本不仅要走向武力大国，而且将成为武器输出大国，还将成为事实上的核大国，一个全面武装的和军事化的日本正日渐浮出水面。　　对亚太地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如果说，此前可以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战争策源地只有一个美国的话，那么今后中国就不得不在美国之外面临另一个危险的战争对手，这个对手就是日本，它带给中国危险远非印度、菲律宾、韩国以及台湾地区所能比拟。　　总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与挑战不仅越来越突出和严峻，而且将是全般的和全面的。　　二、对日本的威胁挑战如何认识　　上述这些都是危言耸听吗?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来自日本的威胁与挑战呢? 　　对此，在中国国内有三种很不正确的解读。　　第一种解读：这是其国内政治的需要　　这种解释认为，日本现如今之所以向中国频频发难，不过是右翼势力出于选举与选票的需要，是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这种解释与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解释如出一辙，可能是中国某本专业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所以“专家”、“学者”们也就不敢或者不愿越此藩篱，这就是学问。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笔者只能说，做出这样的解释就是别有用心。　　第二种解读：这是“急躁”“焦虑”的表现　　这种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表现得越来越急迫和无所顾忌，原因在于中国的超越。现在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日本感到非常“急躁”和“焦虑”，而上述所有举措都不过是这种“急躁”、“焦虑”的具体表现，无足轻重，不值得中国认真理会，中国可以坐享对日本的优势越来越大，不战而胜;认为日本积极构筑对华战略包围，是不自量力的庸人自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说，这是一种相当盲目轻率的态度，在战略上也是极不负责的。关于对日本可以不战而胜的问题，笔者前几天已经有文章对此进行了批评。再此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日本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不是单独进行、另起炉灶，日本的行动不过是美国大规划大战略下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正在构筑严密厚实的对华战略包围圈，而日本不过是在对此添砖加瓦、助一臂之力而已。　　第三种解读：美国会限制日本　　这种解读认为，日本不会在战略大国道路上走出多远，出于历史经验，美国将限制日本的行为使之不可能超出范围。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此前一个时期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 大家大嚷什么，中国捍卫钓鱼岛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更是为了维护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指望藉此拉近与美国的关系，打动美国，让美国出面限制日本，结果是热脸贴上冷屁股，弄了一鼻子灰。　　指望美国限制日本纯粹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对日本的确是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但是美国对中国已不仅是戒心，而是忧心，是出于霸权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的忧心，忧心远远大于戒心，二者根本不可比拟。在强烈的忧心驱使下，今后美国只能把对日本的戒心收起，尽情地释放日本的战略潜力以对付中国。笔者已经多次说过，只是一条必然的战略路径，今后将越来越突出实施起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低估日本都要犯极大的战略错误。甲午战前因为低估日本的决心与能力，庞然大物的满清政府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日俄战前沙皇俄国低估日本，结果被日本打得筋断骨折;太平洋战前美国低估日本，结果被日本咬得鲜血淋漓……考虑到历史上日本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无尽灾难，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对这些经验无动于衷不以为然。现在，根据日本的动向，当代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美国之外，中国有又增加了一个危险而又蛮干、狠毒而又赌徒式的凶恶敌人，任何认识不到危险严峻性、急迫性的心态都是将对国家、民族与历史的极大犯罪。　　三、应对日本威胁与挑衅的战略策略　　如何同一个日益强横的日本打交道，如何应对日本的威胁与挑战，这是发展崛起的中国所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需要有明确的战略策略。　　第一，不让步不等于有进步，中国应让日本围着中国提出的问题转，而不是与此相反。　　现在，在如何应对日本挑衅的问题上，有一个说法叫“不让步”，既“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与重大核心利益上决不让步”。这样一种提法，应用于回击西方舆论所谓中国“咄咄逼人”的污蔑是完全必要的，但与日本仅仅这样就很不够了。自日本刻意挑起中日钓鱼岛冲突以来，中国的确很生气，直至今天仍拒绝与日本进行首脑会谈就是证明，也确实没有让步，但不让步不等于有进步，不让步只是说明了被动的应对，并没有表达出自己应有主动。须知，应对日本的威胁是中国必须跨越的战略难关，中国不能指望有朝一日日本的威胁能自动解除，更不能指望有朝一日日本能良心发现不再挑衅中国，这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对中国而言，来自的日本的威胁既绕不过去也躲不过去，只能勇敢面对，只能通过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反击击败这一挑战。当然，击败这一挑战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但如果连这一难关都迈不过去，后面更大更险的难关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面对日本，中国不能满足于被动应付。如果说，对美国，中国采取不主动挑事的方针还能让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的话，但如果对日本也奉行这样一种躲避政策，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说，这个“韬光养晦”真是害死人）。因为日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一种特性与习惯，它总要鼠偷狗摸地制造各种事端，然后利用各种事端攫取自身利益，而且从来都得寸进尺，没有止境。不要以为中日之间“分歧”就是现有这么多，好像解决了钓鱼岛问题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钓鱼岛问题之后，现在日本又提出了东海问题，东海问题之后，日本还会提出台湾问题，还要提出南海问题，还要提出中国污染了日本的问题，还要提出中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内蒙问题、满洲问题等等等等，如果中国一味地被动应付，问题只只能是越来越多。为免去出现这样的情形，中国必须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反击日本，让日本围着中国所提出的问题转，而不是相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中日战略博弈中取得主动权，才是一种应有的战略进步。　　针对日本，中国都可以提出哪些问题呢? 　　可以提出冲绳独立的问题。中国应该强烈敦促日本尊重冲绳人民的独立意愿，首先允许其高度自治，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举行冲绳全民公决，决定冲绳的地位。当年美国占领冲绳的时候不有一个“冲绳地位未定论”吗?中国完全可以将这一理论及其证据材料翻出来为我所用。　　可以与俄罗斯协商共同开发或者购买南千岛群岛。有关这个问题，笔者在《中俄可以协商购买南千岛群岛》一文中已经做了表述。　　明确支持韩国的独岛主权，送一个大大的人情给韩国，送一个大大的恶心给日本。　　还应该重提日本当年侵华战争的赔偿问题。当年中国之所以放弃赔偿，是建立在日本认罪基础上的，现如今日本缺乏认罪诚意，违约在先，那么赔偿问题也完全有必要重新提起。这其中还应包括日本侵略台湾五十年殖民所造成的损失。　　除此以外，中国还必须明确表示反对日本拥有核武器，反对日本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反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至于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之类，倒是没多大实际可操作性的细枝末节。　　第二，针对日本要设计一个综合的战略规划，从战略上遏制日本应该成为中国对日战略的总方针。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一个完整的国家对外安全保障战略体系，对外关系简单到可以两句话来概括，一是经济贸易，和平发展;二是韬光养晦，和谐世界。把这两个东西奉为至高无上的法宝，当做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满足低层次的需求，乐于当缩头乌龟，并因此吹嘘说现在的外交才是“大外交”，“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云云。现在，这两个法宝都变得焦头烂额了(可以参阅笔者文章《“韬光养晦”还能再管多少年》)，复兴崛起呼唤中国有一个系统、完整和全面的国家战略指导纲要。其中，对日安全保障战略就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战略上遏制日本应该成为中国对日战略的基本指导方针，其理由根据就是日本已再一次成为亚太地区的安全威胁。为此，中国应该动用全国的力量，使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全般和全面的手段，把反日精神贯穿到国家与国民一切对外交往举措之中，使之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理念。　　第三，中国还应为日本准备一场战争，这涉及到中日关系的根本前途。　　历史经验表明，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只能暂时无法持久，所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基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中日两国要么是日本服从中国，要么是中国服从日本，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妥协中间的余地。而日本又是一个只可以打服压服而不可以理服说服的国家，讲理对这个国家是最没有用处的，打的越狠越能令日本信服佩服，这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日本今天之所以藐视中国，原因概在于此。这是一个历史的欠账，这一欠账必须补偿回来，否则中日关系就没有良好的前途。　　现在，日本已经毫不避讳准备对中国的战争，虽然表面上准备小打小闹，什么夺岛之类，但如果小闹得逞，大闹必然接踵而至。为此，中国的对日战争准备必须要超越日本的准备水准，这也是所谓庙算胜的重要一招。笔者以为，未来对日战争，中国的立足点应该是，即使不能彻底摧毁日本的海空力量，但至少也要确保打烂日本的坛坛灌灌，这样一种决心和准备非常必要，必要得甚至现在就可以公告于天下，因为只有让这样的战略威慑树立起来，日本才可能相对地变得老实一点。　　当今中国对战争的惧怕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战略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经不起战争的考验，而中国的应声虫与吹鼓手们也大肆鼓噪战争毁灭论与战争熄灭论，以至于当今中国虽然现代化武器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国家的战略威慑能力却每况愈下，造成这一奇观的，不是中国的力量不够，而是中国的勇气决心不足，说到底还是被和平主义和谐主义的绥靖思维掏空了灵魂。　　事实上，当代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连一场局部的对日战争都打不起打不赢，那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如果这样，不要说什么收回钓鱼岛，就连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鲜问题，中国都一概有输无赢，因为这些地方日本肯定要介入，中日冲突因此在所难免。　　所以，中国必须准备好对日本的战争，不要拿什么战略机遇期为搪塞，更不要拿什么一旦打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就化为乌有来吓人，这些统统都是骗人的神话;也不要拿中国武器装备的差距当借口，好像中国一直还没有准备好似的。坦率地说，进行一场对日战争，中国需要克服的困难肯定很大，但对日本来说，进行一场对华战争，所面临的困难比中国还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日战争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晚打日本有可能准备得更好更充分，甚至有可能成为核大国；小打日本有技术优势，大打日本就将吃不消。既然我们认定中日之间难免一战，进行预防性战争在理论上在法理上都是完全说得通的。一个简单的理由是：日本也不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应该成为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现在，日本有逾越这个底线的确凿事实，据此，中国完全可以对日本主动出击。　　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又要被美日联盟吓尿裤子了。其实，打日本的意义就是打狗给主人看，只要打出水平，打出威力，那个狗主人是不敢动手的；相反，越是不敢打、不能打，狗主人就越是要放狗咬人，而走狗也就要狗仗人势，日本这条狗是这样。如果中国对日本这条狼狗都对付不了，那么下一步连菲律宾这条哈巴狗对中国也要赤膊上阵了。　　现在，中国上下都嚷嚷经济转型，其实，当代中国更应该转型的是战略转型，如果继续奉行依赖美国离不开美国的方针，搞什么与“国际社会”一体化的战略，那么中国就只能继续被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追着打，而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冲在前面就是难以避免的。; 6159 次阅读|1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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