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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惊异！BOB DYLAN: 热度 2 岳东晓 2016-10-14 15:12; 歌是用来听的，想不到获诺贝尔奖了！我预测下：在N年内，某计算机程序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编程语言是 ____ 。 10050114-1.mp4 09400108-1.MP4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Yes, and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and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个人分类: SING|8292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拓扑与量子化——诺贝尔物理科普: 热度 4 岳东晓 2016-10-6 10:34; 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David J. Thouless （华盛顿大学）、F. Duncan M. Haldane（普林斯顿）、J. Michael Kosterlitz （布朗大学）三人。93万美金奖金一半给了 Thouless，另一半则是后两人分享。诺贝尔奖金数量取决于诺贝尔基金当年的收入。几年前是1000万瑞典克朗，现在降到了800万。这三位诺奖获得者的贡献是把拓扑学运用于凝聚态物理。其中的 Thouless 用拓扑学解释了整数量子霍尔效应，相关的方法被扩展到其他问题上，发现了很多奇特并且可能有极大应用前景的物理现象。相关的介绍文章很多，我就不重复了。这里稍微介绍下拓扑与物理的关系。在量子霍尔效应中，霍尔电阻精确等于普朗克常数除以电子电荷的平方，准确到几十亿分之一。这个极其精确的电阻数字与样本大小、磁场大小、样本形状、样本的属性都没有关系，样本粗糙、有一定的杂质效果甚至更好。这个颠扑不破的惊人精确度与实验条件的随意性困扰了物理学相当长时间。Thouless 用拓扑不变性从理论上解释了这个问题。诺贝尔委员会在介绍其成果时图片如下，这可不是给与会人员发点心吃。上图是两个食品有个基本的区别，一个有两个孔，另一个只有一个。这两个东西无论怎么变形（但不能撕裂），其孔的数量 g 是不变的。这在数学里叫做拓扑不变量。欧拉在很久以前发现，任意一个多面体的顶点数量 V，边的数量 E，面的数量 F 有这个关系 V - E + F =2 。比如说一个立方面，有八个顶点 V=8，12 条边，6个面， 8-12+6=2。你可以试试其他的多面体，都满足这个关系(一个球面可以看成有两个顶点，一个边，一个面，2-1+1=2)。如果是有 g 个孔的，那么 V -E -F = 2- 2 g 。如下图，有一个孔 V - E + F = 2- 2*1=0。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数数。读者可能问，这有什么特别吗？特别的地方在于，无论把这个怎么变形，这个数字只取决于孔的数量。比如说，你可以把下面这个六角环变成一个圆环的玉镯形状，一个顶点，两个边，一个面， 1-2+1=0. 现在我们考虑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操场上围着一个圆心跑一圈、回到出发点，我们绕了360度（2 pi）；但如果我们不是走圆形路径，而是走一条弯路，最后回到出发点，那么我们绕圆心转了多少度呢？不管你是怎么绕的，绕一圈就是360度，绕两圈总共是720度。不管你如何走弯路，你可以把走的路分成很多小段，把每一段绕圆心变化的角度加起来，变成一个积分，结果肯定是 360度的整数倍，倍数是转圈的数量。路径变形（但保持圆心在路径内），这个圈数不变。我们说，这个圈数--整数是一个拓扑不变量。类似的，围绕一个球心的球面角度是 . 如果把球面变形，这个角度也是这个数字。对于有 g 个孔的情况，高斯有个普遍公式，对于一个光滑而且没有边界的面（如球面或者 Torus），曲率乘以面积的积分等于 4 PI 乘以 1-g. 对于半径为r的球面，没有孔（g=0），曲率等于 1/r^2, 面积为，我们很容易验证结果正确。如果是圆环，有一个孔，结果是0 -- 圆环内侧的曲率是负值，结果跟外侧的抵消了。这个公式的“神奇”在于，左边是几何曲率的积分，右边却是一个拓扑属性，不管怎么变形，右边都是固定的。这就把整体的几何属性跟拓扑结构联系起来了。拓扑可以解释物理中某些基本而又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电荷总是电子电荷的整数倍（夸克电荷可以是1/3，但夸克不能自由存在），从未发现过0.15个电荷，这个整数特性被称为电荷的量子化。为了解释这一点，DIRAC 假设存在磁单极子，然后考虑电荷绕圈，那么从角动量的量子化就可以推导出电荷的量子化。我们可以说，这个电荷量子化解释是拓扑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磁单极子，而且我们也没有另一种电荷量子化的解释 --- 尽管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对于一个与某些参数相关的量子系统，如果这些参数沿着某个路径缓慢变化，但最终回到开始的值，这个量子系统会回到原来的状态。但是量子波函数可能出现一个相角的变化。如果计算这个角度的总变化，是一个环路积分。可以证明，这个相位的变化与路径有关但与动态过程无关，是一种“几何”性质。但我们知道，环路积分可以跟环内的面积分对应（这叫着斯托克斯定理）。如果我们考虑反向路径的积分，那么应该跟外围的面积分对应。反转与顺转的结果应该抵消，但是相角的总变化可以是 2 PI 的整数倍。因此，整个面积分应该是 2PI 的整数倍。相关的复数理论之前已经被陈省身发展出来，这个整数叫着陈数（Chern number）。 Thouless 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数学解释了量子霍尔效应。他从线性响应出发推导出霍尔电导的方程，并证明了霍尔电导只与 K 空间的拓扑属性有关。（此处省略N字。。。）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量子霍尔电导的精确度是如此的坚实、可靠，不受干扰。也许用半经典的模型更好理解。下图中，磁场垂直向纸内，由于电子带负电，根据右手法则，从左向右运动的电子会受到向下的力，从右向左运动的电子会受到向上的力。在磁场足够强时，中间的电子会做顺时针的圆周运动，不参与导电，这叫拓扑绝缘体。在下边的边缘处，电子向右运动半个圈就会遇到边缘势垒反弹回来；但由于磁场的存在，反弹的电子即使是遇到障碍，也不会从左边出去，而是顺时针绕回去继续向右前进。类似的，上面边缘处的电子只能向左运动，无法反弹转向。这就把向左运动与向右运动的通道隔离了。由于两个边缘的距离远大于中间圆轨道的半径，一个在下面向右运动的电子要跑到上面转向成向左的几率极小，因此上下两个通道的电子输运完全是没有反射的，或者说传输效率为100%。在一维量子输运中，我们知道理想情况的电导是（这叫做 Landauer 公式）。这个情况跟一维理想的 ballistic 电导非常类似，只是这里电压是加在垂直于电流的方向，导致的是霍尔电导 Ix/Vy。由此可见，量子霍尔效应中磁场的作用是把左右两个边缘通道从空间上分开了。用现在流行的行话来说，形成了两个方向的 chiral state，破坏了time reversal symmetry，云云。如果没有磁场，但能把左右运动的两个通道完全分开，也应该有类似的量子霍尔效应。对我来说，这种直觉的模型似乎更加容易理解相关的物理。; 个人分类: 科普|5269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 ZT：首个获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人本应是他！曾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中国防疫生物 ...: 天涯过客 2015-10-23 03:48; ----曾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中国防疫生物制品业自毁长城，每况愈下，加上十年动乱，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首个获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人本应是他！》公元2015年10月5日，下午五点三十分，2015年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率先揭晓。随后，一个中国人并不十分熟悉的名字——屠呦呦，进入了公众视线并迅速在网络上刷屏。这位85岁的中国药学家，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人。由于中国人首次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所以，这个消息就成了大消息。特别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名中注定、名中的宿命，让“屠呦呦”三个字很难忘记。本人只想借此人们关注诺贝尔奖、中国生物医药事业的难得机会，发掘几篇网上旧文，让更多人了解另一个我们这个民族最不该遗忘的名字—— 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他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他让中国比世界早16年消灭天花病毒。他被人们尊称为衣原体之父。据说今天国际上最权威的微生物学教科书、病理学教科书，任何关于衣原体的综述，都写到 Dr.Tang, 一个必须写在世界医学史上的中国人。 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然而，由于“拔白旗”政治运动的迫害，有着湖南醴陵人那种刚毅性格的他，不甘受辱，在1958年就已自尽身亡。人们说，中国与诺贝尔医学奖就这样失之交臂。还有专业人士在非典肆虐的时候叹道：如果他在，何至于此？！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爵士在得知他的死讯后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封信里说：“回顾能结识你们国家的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感到荣幸。” 他被李约瑟称作是“19世纪英国谚语里的‘人类的朋友’”，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 因为他为人类做出的卓越贡献，邮电部于1992年11月22日发行了他的纪念邮票。这个名字叫——汤飞凡！以下转载并配图的这篇文章原名为《中国人不应该遗忘的名字汤飞凡》，是笔名叫京虎子的作者写于2004年的旧文。网上介绍说京虎子旅美华人，本名王哲，科普作家，代表作《国士无双伍连德》、《微战争》。因为是医学出身，加之旅美多年，对医学尤其是免疫学、传染病、美国历史相关知识丰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京虎子新浪博客，有大量作品，包括关于中西医之争的内容。此文，可视作是汤飞凡先生本人和成立于1919年的中央防疫处的一篇小传！何时有人为他们写一部大传？好比渡边淳一为被誉为日本国宝的细菌学家、生物学家野口英世做传《遥远的落日》。文中关于汤飞凡等人昆明时期的照片来自2014年《李约瑟博士1944年云南科技考察工作影展》，85幅照片展示了李约瑟在1944年来到云南进行科技考察的情况。李约瑟在中国的这段经历为日后撰写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奠定了基础，而该书以《中国科技史》为名闻世，实在是一个巨大而且非常糟糕的误会，对此江晓原先生有较为详细的文章分析。了解中国的科学史，必须把它置于文明史的视域之下，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真实场景往往是这样：看似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其实不过是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人的命运史的集合。 ——这就是京虎子此篇旧文带给我的突出感受，特别是在得知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那个不久前的夜晚。 1999年的《南方周末》有一篇著名元旦献词《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泪流满面》。阅此文所感受到的也许就是这种力量！请听作者的如下语句： “科研如同绘画写诗，讲究意境。只有无私的人、以拯救民生、为民族争光的战士才能永不放弃，才能大放光彩。每个少年都有过盖世无双的梦，都有过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当岁月在眉间心头留下痕迹以后，所有的梦和豪言壮语便成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记忆。但是有一个107年前出生于湖南的矮小少年，牢牢记住少年时的梦和豪言壮语，用一生追逐这个梦想，于花甲之年实现了当年的诺言：‘发明一种预防方法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因此，整理几篇关于汤飞凡的相关文章，配上为数不多，尽可能找得到的照片。文中关于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期的那些照片可是大名鼎鼎的李约瑟拍摄的！还是引用南方周末的那段元旦献词：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 京虎子：中国人不应该遗忘的名字汤飞凡一、心中萦绕的名字猴年马月的北京出人意料地凉爽，不寻常的天气似乎预示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果然在六月下旬，卫生系统流言四起，以至于国家卫生部不得不召开新闻发表会，就今年萨斯实验室事故答记者问。新上任的主管副部长声明：请大家容许我保密两天。两天后，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建党83周年。卫生部召开大会，宣布追究领导责任，从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到病毒所，最后是腹泻病毒研究室，从上到下一口气摘了五顶乌纱。尘埃落定，相关报道充斥报刊网络，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声誉到了历史最低点。去年（2003）萨斯时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而今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天气骤然转为闷热。望着乌蒙蒙的北京，心中猛然想起一个名字，萦绕在心中二十年的名字。当中国人渐渐开口说出真话的时候，开始听到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故事所勾画出的豪情和悲伤，使这个名字深深印在心中。以为网络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这个名字，会有千百条详细的资料。不料查询之下，仅仅是有限的干巴巴的几条。相比之下，那些所谓的英雄所谓的风流人物，充斥于网络，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讨论，翻来覆去地争议，来来往往地探讨。这些如雷贯耳的有几个比得上这个名字对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人们缘何钟情于沾满鲜血的双手而无视救苦救难的心肠？几十年过去，这个名字已经获得了原本属於他的名誉和地位。但无情的岁月和我们这个善於向前看、乐于健忘的民族使这个名字渐渐沉入历史的泥沙中，再一次渐渐被遗忘了。有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是不能被遗忘的！洗清历史长河中的污泥浊水，这名字将永远如金子般闪亮。这个名字叫：汤飞凡。二、英雄慧眼近代中国是湖南人的舞台，从曾国藩到毛泽东，湖南人最终成为中国的主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湖南大旱，“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饿毙自尽者。” 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家在当地是个旺族，到汤飞凡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父亲设馆教书维持家计。汤飞凡行三，五岁启蒙，父亲遵循易子而教的古训，送他到二十里外的东岗就读于何家义塾。何家与汤家为通家之好，年轻博学的何家少爷素有大志。年幼的汤飞凡勤奋好学且意志坚毅，一入其眼界便十分钟爱，除了为他课外辅导外，还教他算术自然等新学。何少爷连得三女后，向汤家提出将其中一女许配给汤飞凡，而且可以等汤飞凡成人后自己选择。世事难料，爱汤飞凡如己出、誉之为天下英才的乡野书生居然成了一代枭雄。辛亥革命后，何少爷弃文学武，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入湘军，从排长干起，一步一步成为湖南霸主，后来更因为毛泽东的一首蝶恋花的角注，成为除蒋介石外不做第二人想的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反对派：何键。总角时便入英雄慧眼的汤飞凡所走的却是一条截然不同道路。汤飞凡12岁入长沙城南小学堂，三年后毕业，追随二哥考入甲种工业学校。虽然学工，但他从小目睹家乡父老贫病交迫，一直有志悬壶济世，两年后湘雅医学院成立，汤飞凡从甲种工业学校退学，成为湘雅医学院的首届学生。七年寒窗，湘雅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的30名学生，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这十人中出现了两名中国医学届的泰斗，除了汤飞凡外，另一位是毕业时名列第一、与汤飞凡同岁的内科名宿张孝骞。七年的医学训练，不仅磨炼了汤飞凡坚韧刻苦的精神，也使他对济世有了新的认识。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正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巴斯德(Pasteur) 和寇霍(Koch) 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天骄，陆续发现了大部分重要传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人称东方寇霍。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曾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申请到协和医学院细菌系进修。当同学邀请一道开业行医时，汤飞凡说出毕生意愿：“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何键此时已为湘军团长，见汤飞凡医学院毕业，向汤家重新提亲。汤飞凡在何家三千金中选中15岁的二小姐何琏。以何键之意，女儿随军东奔西跑极不安定，希望能立即成亲。汤飞凡因为要去北京进修而无法养家，最后只是订婚。汤飞凡在协和医学院一年后兼任助教，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经系里和学校推荐，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准备赴美深造。兵荒马乱的湖南，局势复杂多变。这次何键不再迁就，汤飞凡与何琏成亲后，一起到了美国。年轻的汤飞凡走的是一条科学之路。三、拓荒者的回归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汤飞凡所进修的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研究重点此时正转向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拓荒者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新的方法。作为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哈佛的三年里，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重要的贡献包括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三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导师强烈要求汤飞凡留在哈佛。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以及病毒学研究刚刚掀开的无比宽阔的视野，吸住了汤飞凡的心，他决定留下了。这时一封信来自大洋彼岸，写信人是他的老师颜福庆。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毕业于耶鲁医学院的颜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和领袖。汤飞凡就读湘雅医学院时，颜福庆任院长。离开湘雅后颜福庆就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鉴于当时国内几所较好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创办的，颜福庆矢志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乘国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机会，颜福庆倡议设立医学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议，医学院与1927年9月于上海开学。次年颜福庆辞去协和职务，专任此时已经改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医学院虽然设立，可是经费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资助，十分困难，师资尤为缺乏，开学时只有教师8人。百废待兴的颜福庆想起了人在美国的汤飞凡。颜福庆在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是如实地列出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困难，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为这种开诚布公，使汤飞凡骤然生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当即决定归国。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归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所谓中央大学医学院，其实只有29个预科学生，以及极少的教职员。汤飞凡任教的细菌系压根就没有，颜福庆给汤飞凡的第一项任务是筹备开始细菌学的课程。汤飞凡认为理论必需联系实际，细菌科的重点在实习。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开始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进行研究，于1930年开始陆续发表论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正教授，同时受聘为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可以利用该所齐全的设备进行复杂的实验。1935年汤飞凡到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进行短期协作，与1937年初归国。从1929到1937的八年中，汤飞凡在所研究的病毒的本质及有关的方法学，牛胸膜炎的病原学，以及后文着重介绍的沙眼病原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所发论文许多篇被权威性专著或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可以说短短几年内硕果累累。如果再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以他对科学的执着、严谨和敏感，以及病毒学研究的历史机遇，实现东方巴斯德的梦想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是爆发于1937年的抗战，彻底的改变了一切。多年后，与人谈到这个少年时的梦想。有人说这是命运，汤飞凡的回答是：“不是命运，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汤飞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中国人的选择。四、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1937年，不仅汤飞凡的命运，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到了转折关头。命运没有给汤飞凡另一个八年的研究时间，给予他以及中国人的是八年炼狱般的民族兴亡。 8月13日，中日于淞沪会战。按今天的叫法，汤飞凡不仅是海归，还是国际知名科学家、外企高级主管、太子党，名符其实的社会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对一个一直在象牙塔内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没有人苛求他在民族救亡中做什么。对一个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即使他愿意为抗日出力，象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能做的只有呐喊助威。汤飞凡的确象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静的实验室，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要做的不是上街示威游行，不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是真正的匹夫有责。汤飞凡动员夫人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随上海医学院的师生组成的医疗队驻扎宝山。在他多次强烈要求下，汤飞凡被分配到第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救护站离火线只有几百米。几百米，救护站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几次几乎被击中，数人相继受伤。就在炮火中，汤飞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三个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间只回家两次。夫人十分担心日军的炮火，身高一米六零的汤飞凡有自己的主见：”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三个月中，医疗队转战宝山、闸北、苏州河南岸，直到上海沦陷，称得上出生入死。在那一代科学家中，不记得是否还有别人象汤飞凡一样直接参战。即便汤飞凡在1937年后一事无成，以他火线救护之举，足以算得上英雄了。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租界虽然一切依旧，但山河破碎，汤飞凡已无心研究。此时接英国通知，要求准备撤往英国。对汤飞凡来说，到英国继续工作是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还是颜福庆，又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为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数。一封书信自武汉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正在自惭无为、于无奈中打算再一次去国的汤飞凡接信后精神为之一振。当即辞去月薪六百两银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职务，携家眷返乡。颜福庆的这封信，使科学界少了一位巴斯德，中国多了一位民族英雄。在国难当头时，许多中国人没有选择，他们肩负保家卫国的担子，他们只能浴血沙场，用大刀步枪以及自己的生命与日寇搏斗。有些中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忍辱偷生，做汉奸当亡国奴，要么挺身而出，随时准备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热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站着死，象那些英勇不屈的将士，和那些”生在湖南、死在山东”的学生，以及那些”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青年。还有些人象汤飞凡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出国而不必当亡国奴，何况他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继续研究，何况他已经为抗战尽力了。汤飞凡象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作出了选择。汤飞凡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有一点，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中央防疫处始建于1919年，因为东三省鼠疫流行，北洋政府决定在北平设中央防疫处，制备血清、疫苗以及指导全国防疫工作。 1935年奉命迁南京，北平总处改为北平制造所。1936年正式迁往南京，尚未来得及修建新址，战争爆发。中央防疫处再迁长沙。 1938年汤飞凡到长沙时，中央防疫处如一盘散沙。办公地点是暂借的，职工包括从北平撤来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来位，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原本不多，一路散失，只剩可怜的几个，充其量能制备狂犬疫苗。日常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一半职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汤飞凡的到来，使防疫处的工作恢复正常，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随他献身中国卫生防疫的手下。陈宗贤回长沙后，两人开始防疫处重建工作。可是此时武汉告急，政府已迁重庆，根本无力顾及建设卫生防疫机构，只是命令防疫处迁移。往哪里迁？陈宗贤主张迁往重庆，汤飞凡认为重庆过于拥挤而且交通不便，建议迁往昆明，便于同外界联系。两人争持不下，只好一道去重庆请示。到重庆时颜福庆已提出辞职，卫生署长人选未定，主意无人愿拿。汤飞凡与陈宗贤都是牛脾气，扬言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就辞职，重庆因此出现一场小小的风波。已任防疫处长九年之久的陈宗贤在政府内人脉甚广，在卫生届也甚有人缘，相比之下汤飞凡只是上海一书生。可是汤飞凡有陈宗贤没有的背景，除了原任卫生署长颜福庆是他的老师外，内政部长何键是他的岳父，这在官场已经足够了。卫生署的决定公布了，陈宗贤调离，汤飞凡接任防疫处长，防疫处迁昆明，卫生界一片议论。时人之议也好，千夫所指也罢，历史证明汤飞凡的选择是明智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官场任人唯亲的传统这一次的结果不是昏庸和灾难，而是绿洲，生命的绿洲。五、生命的绿洲新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回到长沙，带来了卫生署的命令，政府财政困难，没有搬迁费。要求一切自筹，员工除北平旧人外一律就地遣散，仪器装备就地处理以节省运输费。汤飞凡觉得，到昆明再从头开始，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生产。他心里隐隐约约感到，尽快恢复防疫处的日常工作至关重要。宣布了卫生署的决定后，他声明不照办。愿意去昆明共赴国难的一道去，必需设备装车运往昆明。汤飞凡是个说干就干的急脾气，一改政府机关的拖拉作风，雷厉风行地在短短几天内卖掉了从北平带来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筹集了2000大洋，除了几件一时运不走的大件设备留在长沙外，其余设备装车出发。中国这支小得可怜的国家防疫队伍，押运着那为数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设备，跋涉到了昆明。汤飞凡的急脾气挽救了中国防疫事业。防疫处离开长沙两星期后，日军逼近长沙，国军焦土抗战，是为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长沙成了鬼域，防疫处的房舍全毁，所留仪器也只剩了一个旧锅炉。殿后的两名职工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这台锅炉运到昆明。就是这台劫后余生的锅炉，日后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昆明成了大后方，许多机构迁到昆明，防疫处不过是个小衙门，汤飞凡怀里的300银元，就是防疫处的全部资产。可是汤飞凡怀里还有几件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岳父何键知道他此去困难重重，特意写给云南政要的几封信。正是这千金难买的几封信，使防疫处在昆明借到了房舍，从银行贷到了款，于1939年初开始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几种简单的菌苗疫苗和诊断试剂，收入除维持日常开支外尚有盈余。但汤飞凡决不就此满足，他下一个任务是尽快建立防疫处的新址。日军的轰炸使他下定决心火速在郊区兴建，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一块地方，不料被地方恶霸把持，先是不给，后来在高官的协调之下松了口，以为读书人好欺负，狮子大开口高出市价十倍。汤飞凡牛劲上来，搬动了云南王龙云，硬是以市价的五分之一要下了这块地。地有了，可是没钱，汤飞凡三上重庆，卫生署还是无钱可拨。就在汤飞凡无计可施之际，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给他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倒空卖空，就是迄今仍被人广泛用来盗窃国有资产的手法。他以所谓防疫处全部资产做抵押，从惠滇银行贷了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再由该银行做担保，从几家私人银行借现金贷款，拆东墙补西墙加上透支。汤飞凡冒着随时被关进监狱的风险，于1940年春建成了防疫处新址。（图：位于昆明西山附近中央防疫处实验楼）新址虽然没有日寇的轰炸，可是远离市区，防疫处首先要做的是安排好职工生活。处里设医疗室，从汤飞凡起，所有医学院毕业生轮流值班，小的内外科均能自己动手，而且还能接生，汤飞凡的独子就出生在这里。所内还办子弟小学。随着昆明人口的日益增加，物价飞涨，职工的日子越发艰难。所幸汤飞凡所选新址有的是地，防疫处借本钱给职工，在汤夫人的带领下，养猪养鸡、种菜种花，除了自己用，每周日防疫处安排一条小船，满载自力更生的产品，到昆明市场销售。职工们在战乱中能安居，防疫处的业务得以恢复。在汤飞凡之前，防疫处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疫苗和血清，汤飞凡认为，防疫处不能只生产不研究，而且在抗战时，中国已经没有一个机构进行微生物研究，防疫处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出于这个目的，汤飞凡广泛罗织人才。到1942年，防疫处发展到近百人，其中大学毕业生15人，这批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经过汤飞凡的调教，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骨干。绿洲建好了，汤飞凡开始实现他早在长沙时为防疫处绘画的蓝图。汤飞凡心中的防疫处，应该象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New York State Health Laboratories)，着眼于控制传染病，他认为中国应该有同样的中央机构。然而在中国，疫苗、血清的供应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除防疫处外，许多私人办的实验室也在生产。由于利润高制造容易，大家蜂拥而上，大多数产品质量很差，事故频繁而无人过问。即便是中央防疫处本身的水平也不高。汤飞凡完全改造旧的结构，设立了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此外，参考国外，汤飞凡建立了技术管理制度。在产品上，停止生产无效或副作用大的老产品，增加当时防疫需要的新产品，改进了各种菌种。经过一段时间，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正是因为这次整顿，为日后支持盟军滇湎作战奠定了基础。（图：某位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工作）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业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于昆明西山。在防疫处各项工作进入正轨时，汤飞凡的下一个目标是生产国产青霉素。青霉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自弗莱明发现后，1941年研究出了提纯方法，使青霉素得以临床应用。虽然一系列关于提纯的论文被发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于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这些困难汤飞凡心里知道，可是前方的负伤将士正在因为伤口发炎而死去，后方的民众因为疾病流行而丧生。在汤飞凡心中，有些事终归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着。终于有一天，技正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被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30株，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一只普普通通的旧皮鞋，穿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脚上，做着不普通的事业。（图：中央防疫处主任汤飞凡留念）六、中国不亡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进行生产工艺的研制。一个步骤是一段艰辛的故事，一个步骤是一段奋斗的历程，终于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多少抗日将士因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国人因为它度过难关。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科学(Nature)杂志1943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胃?用完了，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 多少年后提倡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实际上是抗战时期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写照。这些勇于担当责任的中国防疫勇士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中发现天花病例，调查得知他们种过牛痘苗但未发痘，因此怀疑是牛痘苗失效。当时盟军所用疫苗均运自英美，唯独牛痘苗因无法长途运输，所以就近采用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后，盟军对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们了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对中国用的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于是用印度苗与中国苗进行比较。比较结果，中国苗比印度苗毒力稳定，而且发痘率高。盟军因此注意到远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派专人考察，给予防疫处很高的评价。防疫处不仅产品质量获得国际好评，而且实验室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承认。防疫处检定室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改由防疫处供应。中央防疫处的任务和责任骤然加重，不仅要生产高质量的疫苗和血清，供给在滇湎泰作战的盟军，还要及时发现诊断该地区的传染病，并且尽快制备防疫用品，事关盟军的战斗力。此外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还要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甚至支援陕甘宁边区。正是由于汤飞凡制定的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盟军的疫苗万无一失。以狂犬疫苗为例，国外的疫苗接种后有万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现严重反应，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央防疫处用中国天坛株制备的狂犬疫苗的盟军，没有发生一起意外。云南一向流行斑疹伤寒，对在缅甸和泰国边境的盟军也是一种威胁。中央防疫处于1943年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并用于盟军免疫。 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中发生了一种”不明热”的流行，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组织了一个以哈佛大学专家为主的斑疹伤寒考察团对此进行调查，但一直未能搞清病因，只好求助于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除了以上工作外，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机构，防疫处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付日寇细菌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每一个举措都事关重大。汤飞凡率领着那一小批防疫工作的先驱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阴谋。试验室如战场，疫情就是命令。有人前线流血，有人后方抗敌，安静的滇池关系着连天的烽火，昆明西郊那一百多人足顶十万甲兵。 1945年8月15日，汤飞凡拿起电话，对方驻昆明的美军军医。他们提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个想要通知的，是他们心目中一位真正的中国人。胜利的消息在西山传开，胜利的喜悦和笑容在每一个防疫人脸上。汤飞凡宣布放假，当晚在家中小客厅举行酒会。大家尽情地狂欢。小客厅装不下几百人，大家索性在湖边狂欢。而汤飞凡却离开人群，回到书房，默默的背诵起少年时记下的、令每一个湖南人读罢怒发冲冠、热血沸腾的”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七、再一次选择抗战胜利了，防疫处要再一次搬迁。卫生署让汤飞凡在三个城市中选择：上海、南京或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汤飞凡不喜好官场气息，而且昆明这几年的经验让他体会到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上海的繁华和纷乱让他却步，而北平的文化气氛和悠然的生活节奏使他下决心搬回北平防疫处原址。而且他知道，经过日本人的经营，天坛旧址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有极其完备的疫苗和血清制造设施，相当大的实验动物室，完全可以用于大规模的科研和生产。此时的汤飞凡野心勃勃，憧憬着创建全国性防疫和生物制品系统，因此除昆明设分处外，在上海也设立了分处。可是等汤飞凡赶到北平天坛，大吃一惊。在中国接收人员到达以前，日方在一周内破坏了全部设备，将器材用坦克压碎，菌种血清销毁，动物杀死后深埋地下，留给汤飞凡的是破烂不堪的、空汤汤四面漏风的几栋建筑物。抗战结束了，可汤飞凡心中的中日交锋还没有结束，怒火中烧的汤飞凡决定在这里建设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产基地。几年后，日本人所作所为的真正原因开始大白于天下。1949年初，汤飞凡的学生钟品仁来到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库，在满地的垃圾之中，发现了六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经过培养实验后，发现前5个试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试管的毒性已经消失。这些由于日本人的疏忽而没有来得及毁灭的证据，证明日军在此进行长达七年的细菌战的研究。汤飞凡这时才知道他的对手、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大本营原来就在中央防疫处旧址。日本人在这里研究策划细菌战的时候，一定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央防疫处这个令他们夜不能寐的名字，和汤飞凡这个令他们恨之入骨的中国人。 1995年，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原西村部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到北京，到北京天坛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根据这些最新线索，花了两年时间收集采访，使日寇细菌战的研究真相大白。除了用俘虏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外，他们还发现1943年北平的大规模霍乱流行是日本人故意散布的。他们用全北平人作他们的细菌实验对象，夺去了两千条人命。汤飞凡决定重建天坛总所，可是依然没有经费。吉人天相，汤飞凡这次有了别的办法，他在昆明结识的美国人谢拉曼此时担任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拨给汤飞凡几批救济面粉。当时市场粮价爆涨。汤飞凡用面粉支付了施工和设备费用，于1947年元旦建成了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这几批面粉后来却给汤飞凡带来了大麻烦。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于1948年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汤飞凡认为，除青霉素外，将来还要开发生产其他抗生素，所以命名为抗生素室。这个室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当时中国没有实验动物业，汤飞凡在北京西郊建立实验动物饲养场，能够饲养繁殖实验动物，并且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实验动物人才。在新址修建过程中，防疫处于1946年春已经开始恢复生物制剂的生产。一天，马海德带来一位客人，是军事调解处军事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苏井观，请求汤飞凡紧急支援十万支牛痘苗，以扑灭张家口一带暴发流行的天花。汤飞凡领人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订货，为扑灭天花流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超越党派的科学态度给共产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汤飞凡虽是国民党高官贵婿，政府官员，可是他从骨子里是个学者，对政治毫无兴趣。抱负远大的中共开始注意汤飞凡这位知名学者。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里，防疫处除了旧有产品外，还生产了用于预防结核的卡介苗，和用于麻疹和肝炎的丙种球蛋白。按汤飞凡的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将进行全国性推广接种，但是内战使该计划成为泡影。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北平党政机关或撤走或瘫痪，卫生署电令汤飞凡于广州设分处以备南迁。一封电报后再无其他指示，汤飞凡屡次催问，皆石沉大海。他只能亲赴南京，于11月中旬离开北京。到南京后一无所成，心灰意冷的汤飞凡来到上海租界，决定接受哈佛的聘请，举家移居美国。时间已经是1949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要横渡长江，汤家的大件行李已经运往香港，几个小时后全家飞往纽约。夜不能寐的汤飞凡最后一次巡视各个房间，走到书房时，汤飞凡突然改变了注意。去国离乡寄人篱下，他不甘心。这一次是汤飞凡自己选择了人生最后的道路。汤飞凡在上海等待北平的消息，北平也在等他。北平解放后，已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长的苏井观来到防疫处，命令保护汤飞凡住宅，一切保持原状。上海解放后，北平立即要求上海军管会打听汤飞凡的消息，得知人仍在上海，军委卫生部正式去函，欢迎汤飞凡回来主持防疫处工作。7月平沪线修复通车，上海军管会安排汤飞凡乘第一班火车回到北平。 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从上到下真心实意充满信心地建设新中国。这种前所未有的热潮也感染了汤飞凡。1950年防疫处改名为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1951年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传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在全所努力下1951年产量比1949年增加7倍，1952年又比上年增加13倍。建国后，根据汤飞凡等专家的建议，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痘，生物制品检定所承担了牛痘苗的生产任务，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16年。 1954年，汤飞凡的心中有一股再也按捺不住的冲动，他要做一件中断了将近二十年的事情，他的毕生之役。八、两个人的轨迹在各项工作进入正轨以后，汤飞凡申请卸去日常事务，回到实验室重新进行中止近二十年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卫生部批准了这一申请。在各项工作进入正轨以后，汤飞凡申请卸去日常事务，回到实验室重新进行中止近二十年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卫生部批准了这一申请。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何为沙眼了，可是在1954年，沙眼流行极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失明的占人口总数1%，视力严重受损的占10%。在中国沙眼发病率55%，致盲率5%，边远农村患病率达80─90%，所谓十眼九沙。研究沙眼病原体，从而找到预防治疗的方法，在当时的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汤飞凡研究沙眼病原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国家嬴弱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把日本当做奋斗的目标。特别是英美派的汤飞凡，一直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从心里暗暗下定赶超日本人的决心。正因为这样，他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成果也比别人多了一些怀疑和保留。战前的日本人在微生物领域除了北里柴三郎这位大师外，还有一位翘楚，而这个人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日本被人为的遗忘了。日本名作家渡边淳一年轻时就读于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日本战前除了北里柴三郎外，还有一位国际知名的细菌学家野口英世。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在血清学、小儿麻痹、狂犬病，防治梅毒等方面都取得过显着的成绩。1928年赴非洲研究黄热病，不幸感染此病身亡，成为第三个因为研究此病而献身的科学家。但在日本的细菌学教材中却没有他的名字，如此知名的人物肯定不会漏掉，而是因为某种原因被删除了。难道是因为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的缘故？野口英世这个名字一直留在渡边淳一心中，成名后，渡边淳一历时八年之久收集材料，于1979年完成的长篇巨着《遥远的落日》，荣获日本第十四届吉川英治文学奖。这篇巨著使野口英世在日本被重新发现，并受到了极高的尊重，许多日本人，特别是青少年将其作为学习的楷模。渡边淳一并没有如实地写出为什么日本细菌学教材删除了野口英世，使他难以启口的故事涉及一个中国人，一个让日本人不得不从心里佩服的中国人。这位叫汤飞凡的人生轨迹与比他大20岁的野口英世的人生轨迹在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上会合在一起。沙眼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的纸草书中就有记载。更有人认为根据”黄帝内经”，公元前2600年中国便有此病，但世人还是将埃及称做沙眼的故乡。正因为沙眼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危害巨大，自现代微生物学创立始，沙眼病原便极受重视，七十年间始终没有定论，成为微生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科学家所争议的是沙眼病原为细菌病原还是病毒病原？1887年，微生物学创始人之一寇霍从埃及沙眼病人中分离出一株杆菌，称为寇─魏氏杆菌，宣布发现了沙眼的病原，开始了沙眼细菌病原说。但该杆菌很快被证明是引起埃及流行的另外一种病：眼结膜炎的罪魁祸首。按照这个思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30多种细菌曾被冠以沙眼病原，又被一一否决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说开始抬头，从二十世纪初在沙眼病人眼里发现包涵体，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证明沙眼材料滤掉细菌仍有感染性，沙眼的病毒病原说似乎站了上风。就在这时，野口英世的一篇论文引起了轰动。1928年野口英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分离到沙眼病原菌，并能在猕猴眼结膜上引起类似人类沙眼的颗粒性病变，故称为颗粒杆菌。微生物界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包括当时人在美国的汤飞凡。一直从事实验技术创新的汤飞凡认为野口并没有用与传统方法有多少不同的分离方法，就解决了微生物学三十多年的难题，轻而易举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一些细菌学家用野口英世的方法并没能重覆结果，野口英世是位伟大的科学家，但也有他本身的缺点，如由残疾而引发的自卑心理、好大言等等。沙眼病原体的发现不被肯定，野口英世受到的打击很大，他迫切希望在黄热病研究中作出成绩。到非洲后不久，野口从一个病人血中分离出钩端螺旋体，在未能重覆的情况下断然宣布是黄热病的病原。野口英世再一次失误了，很快查明，给他提供病理材料的医生误诊，野口英世拿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出血性黄疸的样品。此后不久，野口英世死于黄热病。盛传是因为连续的两次失误使野口英世羞愧万分，自卑心理占了上风，故意使自己感染上黄热而自杀。 1929年春，刚回到上海的汤飞凡在实验室草创，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开展研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重覆野口的实验。一个中国人出于怀疑的动机，重覆一个以身殉职的日本巨人的工作，汤飞凡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上海的沙眼病人有的是，他和着名眼科医生周诚浒合作，选出24个症状典型的病例，严格按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经过七个月的实验，分离出各种常见细菌中只有一次是野口所说的颗粒杆菌。用这株杆菌接种家兔和猴子，没有产生沙眼症状。汤飞凡的结果发表后，激怒了以野口英世而自豪的日本人，恰巧这时一些细菌学家包括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专家发表文章，相继证实了野口关于沙眼病原的工作，汤飞凡一下子置身风口浪尖，他所要捍卫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人的尊严。科学本应是超乎世俗的，但往往被世俗所累。科学家本应超乎民族国界的，但每每要背负祖国的责任。真正的科学家是敢于担当这种责任的，汤飞凡正是这种人。从1932年到1935年三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比较了各种菌种包括野口的原始株，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终于证明该杆菌无致病性。汤飞凡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汤飞凡的结果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日本人无话可说，野口英世就这样从日本细菌学教材中消失了。 1937年初从英国进修回来后，汤飞凡打算继续研究，寻找沙眼的真正病原。他不愿做一个批判家和验证人，日本人没有办到的事，中国人要办到。可是恰恰是日本人使汤飞凡不得不中断沙眼研究，从抗战开始，到汤飞凡重新研究沙眼病原体，一晃就是将近二十年。1954年，经过抗战磨炼的汤飞凡，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他要结束心中的中日战争，了结二十多年前的恩怨，让日本人心服口服。 1954年，汤飞凡57岁。野口英世着手分离沙眼病原体时也是57岁。两人生命的轨迹在此碰撞，一个因此堕入深渊，一个因此步入了辉煌。九、少年有梦野口英世的惨痛教训使汤飞凡决定亲自采取样品，采样地点选在以眼科着名的北京同仁医院。他找到眼科主任张晓楼，张晓楼答应得十分痛快，只有一个条件，项目两人合作。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完全是实验室项目，没有临床观察内容，根本不需要同临床合作。况且早已被称为汤老的汤飞凡在卫生系统一言九鼎，没有商量的必要。但汤飞凡出于合作愉快的考虑，还是答应下来。这一决定在汤飞凡身后风波了几十年，耗尽了汤夫人余生精力。汤飞凡从研究包涵体开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每周带助手在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工作半天，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对沙眼病程和包涵体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同时，汤飞凡用恒河猴作沙眼的动物模型，在世界上头一次成功地在动物身上发现包涵体。此时，病毒分离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经过一年的分离，采用当时各种病毒分离技术，结果无一成功。失败的情绪在研究所内蔓延，毕竟过去的七十多年，全世界的科学家进行了无数次研究，无一成功。汤飞凡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经过一年的探索，他认识到，不能再重覆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根据他对沙眼病毒的了解，决定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病毒，并意识到分离病毒的关键是如何抑制病人样品中的细菌，在没有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他决定同时使用青霉素和链霉素。新的分离方法建立后，开始分离试验。 1955年8月10日取来的标本是新方法的第八次分离试验，传了三代后成功地分离出病毒。20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这株病毒就是着名的TE8。兴冲冲赶来的张晓楼建议马上发表，因为世界上许多实验室都在进行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不能被别人抢在前头。汤飞凡断然拒绝了，因为之前有多家实验室声称发现沙眼病毒，可是都不能重覆。因为野口英世的前车之鉴，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看笑话。一定要能重覆分离，能体外传代，能在动物中引起病变。又经过一年的时间，汤飞凡完成了上述工作，与1956年10月发表论文。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在其后的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的解决了七十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一直处于低潮的沙眼病毒研究因为汤飞凡的成功，一下子成为热点。用汤飞凡的毒株，英国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工作，从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接下来，他们用汤飞凡的方法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从此，各国不断分离出沙眼病毒。对沙眼病毒的致病性也有新的认识，发现除沙眼外，还能在眼部以外引起许多炎症。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汤飞凡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沙眼的传播特性，寻找到了治疗的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沙眼已经基本绝迹。以上海为例，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5.4％。汤飞凡心里的中日战争终于以中国的最后胜利而告终。十、士可杀不可辱依照汤飞凡的计划，下一步在已有病毒株的基础上重新研究沙眼的感染、诊断、预防、治疗和免疫，研究毒株的分型以及与其他相似病毒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容许他踏踏实实地集中于沙眼的研究，他的论断一个接一个地被外国科学家所证实，包括因为研究同源性而诞生了衣原体这一微生物种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汤飞凡进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他以他敏锐的思路、完善的计划，带领中国生物制品业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中国生物制品的擎天一柱。中国的现状使科研计划不能以个人的意愿而转移，而对於立志救死扶伤的汤飞凡来说，这一点正是他心甘情愿的，放弃个人的名利，为疾苦大众福利，正是他人生的选择。在分离出沙眼病毒后，根据上级指示的放弃学术问题、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汤飞凡的研究重点转移到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预防问题上。当时中国麻疹广泛流行，几乎每个孩子都出疹子，冬春之际，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俗称小儿麻痹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常有暴发流行。汤飞凡很快分离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制备出的麻疹活疫苗很快开始在北京的幼儿园内试用。如果命运再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中国肯定会提前消灭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其他一些传染病也能提前得到控制。只可惜天妒英才。 1956年的反右运动，正在忘我地分离沙眼病毒的汤飞凡并没有受到冲击。一方面中共中央有一份保护名单，其中包括汤飞凡、张孝骞等中国医学界的泰山北斗。另一方面，汤飞凡对政治素无兴趣，只是一门心思搞科学。1958年夏天，反右结束，他的学生中也有人被划为右派，使他十分恼火，埋怨学生不该乱说乱道，搞科学的管什么政治？可惜不管政治的人，政治要管他。完成反右运动的毛泽东，心里有着另一个计划。在他眼里，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接受水与火的考验，在群众运动中脱胎换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 1958年9月，拔白旗开始了。在医学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运动中受保护的一流学者，卫生部机关党委统一部署，各单位拔白旗。生物制品所要拔掉时任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汤飞凡这面大白旗。 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所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来到汤飞凡的办公室，表情严肃，一看就不是来请客吃饭的。组织上要汤飞凡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听取群众批判。 9月26日，研究所召开小型会议，听取汤飞凡的自我检查，大家认为水平太低，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个检查已经是汤飞凡的违心之举了。研究所于28、29日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要汤飞凡继续检查和听取群众批判。为了帮助汤飞凡，组织上私下进行了动员，安排了发言。中国人的扒粪文化，中国人的嫉妒，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中国人的小人得志狗仗人势又一次得到了宣泄。大会气氛从缓和到紧张，发言从和风细雨到狂风暴雨。第一天汤飞凡是坐着回答问题，第二天便失去了分辨的权利，如同挨批斗一样，一会儿“站起来低头！” ，一会儿“坐下好好记！” 汤飞凡的待遇也逐日提高，第一天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他骑在人民头上，他的反动派岳父，他冒充大科学家，他向洋人讨面粉丢了中国人的骨气，他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更为无中生有、让汤飞凡受到极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诬蔑汤飞凡与实验室技术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散会时，主持人对着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的汤飞凡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我们说到做到，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明天继续开会，而汤飞凡已万念俱灰。 1958年9月30日晨，汤飞凡自尽。中南海里有人知道打碎了什么。周恩来闻讯后勃然大怒，处理了有关人员，亡羊补牢终止了刚刚开始的拔白旗运动，以至该运动今天鲜为人知。名将可以靠百战，名臣可以靠历练。然而无双的国士要靠上天的赐予，是百年不遇的国之瑰宝。对此，就象那些年代里许多许多类似的情况一样，后人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十一、身后那些事没有通知亲友，没有举行葬礼，何琏一个人伴随遗体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完成了汤飞凡在遗书中的交代：把桌上的六本书还给谢少文。然后是漫长寂寞的岁月，二十年。曾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中国防疫生物制品业自毁长城，每况愈下，加上十年动乱，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些年来人心涣散，私欲横行，以至在萨斯流行期间大失国人所望，甚至发生实验室感染的重大事故。连汤飞凡生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因为人的私欲而长期被剽窃。汤飞凡死后，中国的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与汤飞凡合作的眼科专家张晓楼站出来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各种荣誉，也包括靠重覆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汤飞凡属於自绝于人民，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文革中更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於是这个名字消失了。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报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写文章做报告接受采访，更为可笑的是，写论文时不得不引用当年的论文，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因为政治的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拨乱反正后反而变本加厉，岂止是利欲熏心？拨乱反正以后，本来汤飞凡没有戴帽子，不属於平反之列。但医学界的呼声太大，卫生部于1979年6月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给予汤飞凡高度评价。中国在重新发现汤飞凡，外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於属於汤飞凡，可是IOAT不知道，这世上早已没有汤飞凡。颁奖仪式后来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卫生部决定由汤飞凡的学生王克乾代为领奖，并明确通知了一起与会的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的张晓楼。发奖前一天下午，中国驻法使馆一位官员突然通知王克乾，组织决定明天改由张晓楼领奖。大会上张晓楼满面春风地接过奖章和奖金，并发言。令人不解的是，发言中没有一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均以“我们”代替。等大家看到奖章，才发现原来颁发给汤飞凡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晓楼。誉满京华的通天名医居然能够施展乾坤大挪移，周旋于使馆和IOAT之间，两天之内偷天换日。奖章拿回来，又是一轮报道采访，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可是有一个难题，原来奖章是发给一个人的，虽然临时刻上两个名字，奖章还是一个。张晓楼没有被难倒，他用原本属於汤飞凡的奖金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自己留一枚，交给汤家一枚，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圆满的结局。人道青天不可欺，善恶人尽知。张晓楼的做法引起公愤，当年12月政协会议上，不少委员就提议严肃处理这种剽窃行为。国际上也有不少疑问，汤飞凡夫人和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但是名医的能量无法估量，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一拖就是五年。总是说要顾全大局，维护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始终没有解决。何琏骨子里的将门血气终於暴发了，于1986年8月写信到IOAT，要求一个公正。四个月后IOAT回信：经了解，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 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旧奖章自动作废。新奖章的后面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汤家除了新奖章外，依旧保存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丑闻的见证。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 邮票，里面包括汤飞凡。三年后，为夺回本应属于自己丈夫的成果和名誉而耗尽精力的何琏在北京逝世。十二、渐渐远去第一次听说汤飞凡是在车上，一位很敬重的老师突然大发感慨：如果汤飞凡不死，肯定能获诺贝尔奖。中国居然有这般人物？从此这个名字长留心中。汤飞凡的弟子告诉我，老师把沙眼病毒接种在自己眼睛里，冒着失明的危险证明了病毒的致病性，成为卫生系统为科学献身的典范。汤飞凡的下属告诉我，汤老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实验室里到处摸。当时大家就是用鸡毛掸子打扫，怎么能过得了关？就在汤飞凡一次又一次的严厉训斥下，中国生物制品标准化水平提高了。听过汤飞凡课的前辈回忆，当时什么都不懂，竟然问那种肤浅的问题。汤先生居然认认真真的回答，使他对科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见过汤飞凡的老职工讲，由於夫人比自己高出一个头，汤所长与夫人出行时一定先行两步，高高地挺起胸脯，给人一种威严。卫生界的朋友议论，汤飞凡的最大功绩在于建设了中国的防疫队伍，这只队伍不仅仅经历了抗战，而且在十年动乱中也经受了考验。而中国防疫系统近年来的衰落，包括应付萨斯的拙笨，也因为这批汤家军日益凋零，因为汤飞凡的过早辞世。所谓成者萧何败者萧和，中国卫生防疫系统因为衣原体而名扬天下，也因为衣原体而臭不可闻。去年那令人哭笑不得的萨斯病原为衣原体的诊断让人再一次想起汤飞凡，这位衣原体之父，这位严谨的科学家，这位为国为民的英雄。人们已经不敢期望防疫工作者们能作出汤飞凡般的成就，现在连做好本职工作都成了奢望。那些继承者们何以面对汤飞凡的在天之灵？朝代更迭之际，中国的许多科学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中国，同时也选择了风风雨雨。在卫生系统，一批曾经受国民政府器重、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学者也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汤飞凡，如颜福庆，以及接替颜福庆担任卫生署长的金宝善等等等等，他们在新中国建国后的遭遇令人惋惜。这些人称得上是国士，可惜无人以国士待之。汤飞凡和野口英世，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然而比起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则有天地之别。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死后也葬在那里。汤飞凡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而归国，为了祖国防疫事业多次放弃出国定居，在抗战中立下卓越功勋。可是现在又如何？野口英世经渡边淳一重新发现，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而我们那？昙花一现的对科学家的崇拜再一次变成对武夫的敬仰，我们的渡边淳一们在粉饰太平，添帝王将相的屁股超过了无耻的程度。野口英世在日本人人皆知，汤飞凡在中国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相比之下，岂止是一个惭愧了得！离我们渐渐远去的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魂魄。谨以此文纪念汤飞凡先生诞辰107周年，2004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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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个法国和尚的故事》ZT: 热度 2 Chico 2015-10-23 03:30; 信仰，跨越了肤色、国籍，他有高鼻子、蓝色的眼睛，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披上红色的法衣，融为高原上最宁静、动情的风景，更化身为东西方文化、科学互通的一座桥梁。本文原名《一个法国和尚的故事》，是香港觉真法师采写，刊登在《香港佛教》上的真人真事。马蒂厄·里卡尔，这是我们的主人公——一个法国和尚出家前的原名。马蒂厄出生在巴黎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让-弗郎索瓦·勒维尔是法国当代思想大师、法兰西院士、著名哲学家。母亲雅娜·勒图穆兰，是一位画家。（这位母亲后来在儿子的影响下也皈依佛门，成了法国最早的比丘尼之一。）舅父雅克—伊夫·勒图穆兰则是一位著名的航海家。出身这样的家族，不用说，马蒂厄从小受到良好的教养有素的系统教育。他生于1946年，22岁时就获得了巴黎理工学院的理学博士学位，并且是196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弗朗索瓦·雅科布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又在巴斯德学院任研究员，从事生物学方面的高等科学研究。说这位“和尚”，出家前已系统地接受了欧洲的也就是西方的最高水平的现代科学教育，我想是并不为过的。旅行——走向东方，第一个师父 1966 年，20岁的马蒂厄，还在巴黎理工学院读书。有一天，他看了自己的朋友阿尔诺．戴雅尔丹摄制的一部关于西藏佛教大师的电影，其后又看了他的另一位朋友勒布瓦耶博士从印度大吉岭带回来的录像，还听了他们在喜马拉雅山所遇的一些描述，马蒂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受到了那些精神大师的吸引。最感到震动的，是他把西藏的佛教修持者，看作是“最符合我们理想的圣者、完人、哲人”。这些人，是智慧的活榜样。于是，他在内心对自己说：“如果有可能，在人类方面达到完善，那一定就是如此。”尽管这时他对佛教没有任何概念，仅仅从电影、录像中所感受到的，他已预感到佛教有一种深刻的启发，一种通过对比而看到了希望的源泉。是一种什么对比呢？我们不会忘记，由于他的家庭的原因，他从小就接触到了许多当时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可是，在他看来，尽管他们有才华、有知识、有技艺、有成就，但总觉缺了一种东西，十分重要的东西——人的完善（perfection humaine）。越是与他们对比，就越是让他更倾向于那些西藏的佛教大师。于是，他从巴黎动身，走向东方。在他出发之时，给他看佛教录像的那位朋友——勒布瓦耶博士，托他带一笔钱，转交给印度的一位耶稣会神父，由神父供给一位西藏大师康玉尔仁波切。这位大师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马蒂厄到达的第二天，无巧不成书遇上了康玉尔仁波切，70多岁的西藏喇嘛——他的第一位师父。他在师父的身边整整三个星期，语言也不通，除了静坐、冥想，别的什么也没有。然而，马蒂厄后来回忆说：“是他的人身、他的存在，给我以印象：深沉、力量、宁静，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并开启我的心灵。” 三个星期后，他又旅游了喀什米尔、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最后因为得了伤寒，不得不返回巴黎。回到他工作的巴斯德学院之后，他不断回忆着他那西藏师父的品质，他终于认识到了与这位师父相会的重要性出家——为了生命的意义，为了改造自己记得上海的著名女作家戴厚英说过：“只有佛教是真正改造自己的。”她说这句话是在她生命的晚期，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然而，巴黎的马蒂厄在70年代就说过相同的话了。 1967 年到1972年，马蒂厄在雅科布教授的身边从事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已达5年，取得了不凡的成绩。这时，雅科布派他到美国去开辟一个新的研究主题。但是，他的心在喜马拉雅山，他要把他的科学精神用在完成一项“真正的内心改造的极有生命力的研究上”，他没有去美国，为了重新会见他的师父，马蒂厄又回到了印度。这一次，他在他师父康玉尔仁波切的身边一直生活到1975年他去世。接着，他又到师父所住的寺院上方一个小隐修院中去继续修行。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他的第二个师父——狄尔戈·赫延采仁波切。赫延采仁波切是来为已故康玉尔仁波切主持荼毗（火化）仪式的。当时马蒂厄原准备同他的几位朋友一起按照传统掩关三年。他问赫延采仁波切，赫回答说：“只要我活着，你就一直在我身边学习。”就样马蒂厄在他的第二位师父身边又生活了12年。听他的教诲，侍候他，陪同他旅行。期间，于1979年，按藏传佛教的仪式披剃，马蒂厄做了和尚。正如他的哲学家的爸爸所说，他的儿子皈依佛教，“既不是为了从中找到一种生存的补充，也不是为了一种将按西方的标准正常地进行下去的生涯，找到一种精神添加物。而是放弃这个生涯，完全投身于佛教实践。” 儿子在回答爸爸的提问“为什么你萌生出家做和尚的这个决定”时，说得更直率：“我确实有过科学生涯，可是我的出家做和尚，丝毫也不构成对于科学研究的否决。科学研究，即验证科学研究却不能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科学尽管本身非常有趣的，并不足以给予我的生命以一种意义。” 马蒂厄·里卡尔（资料图）他还告诉他的哲学家的爸爸：“我对佛教的认识，对现象世界（monde phenomenal）的本质和对精神本质的澄清（elucidation），这是内心改造的结果。” 哲学家的爸爸也有点弄不懂了：“你的父亲和母亲原都出身于天主教家庭，你又在一个科学的环境中接受了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的教育。你与那位哲人的第一次交往，他虽然没有对你说话——因为你们那时实际上不能以任何语言进行交流，却对你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你究竟是属于宗教意义上的皈依，还是纯粹哲学意义上的感悟呢？” 这一回，真的轮到儿子来给爸爸上课了。马蒂厄说：“我觉得我是带着天真未开的心灵来到了佛门，这对于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幸运。正是与一位精神大师的相遇启发了我的精神道路上的真正献身。这位哲人康玉尔仁波切，他代表一种完善。赋予他的价值的，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辨，而是一种直接的经验，一种验证——得自于我自己的感悟。” “我怎么领会佛教呢？它被宗教人士排斥，他们说它是一种无神论哲学，一种精神科学。而哲学家们又不把佛教归于哲学，说他是宗教。所以佛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公民权。但也许这正是一个优势，它使佛教在宗教与哲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如果人们所说的宗教是指对一种教义（dogme）的赞同，人们出于盲目的虔诚而接受它，根本不用去亲自证悟，那么，佛教确实不是宗教。如果人们所说的信仰，是指对于真理的发现而产生的一种内心的不可动摇的确信的话，那佛教决不排斥信仰，信仰也就是面对这种内心改造的惊叹。” “佛陀一再教导我们，要考察他的教导，思索，求证，不应当仅仅出于尊重而接受它们。就本质而言，佛教是一种存在于一切时、一切环境都适用的智慧。佛陀的教导就像人生的指南，使人走上到达觉醒、到达对于精神世界和现象世界本质的最终认识的道路。” “所以人们尊敬佛陀，不是作为上帝，作为一位圣徒那样被尊敬，而是作为最终的哲人，作为觉醒的人格化身被尊敬的。”我不知道这个法国和尚有没有帮助他的哲学家的父亲弄明白佛家真谛，但我们的确被他的理解所感动了。转世——西藏佛教的特殊经验我在跟随恩师茗公上人转徙江浙粤各地讲经的历程中，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文化，包括宗教，都是人类的已经验。佛教的思想体系，是释迦牟尼的已经验，也是释迦牟尼以来特别是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无数祖师大德的已经验。要让我这个“未经验”来介绍佛菩萨的“已经验”，而且要让更多的“未经验”的受众来理解佛菩萨的“已经验”，这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我在读一位著名学者所著《禅宗与中国文化》这本已印刷九次的畅销书时，不知怎么写了这么一句读书笔记：“释迦牟尼用智慧的眼睛看人，而作者用人的眼睛看释迦牟尼，这就是一种未经验的误差吧。” 我这里没有丝毫对作者不敬的意思，我仍然只是意图说明，以世间的 “未经验”去对出世间的“已经验”作出讥评，恐怕要出笑话了。我的这一思考想不到在马蒂厄这个法国和尚的身上也遇到了。马蒂厄跟随他的师父赫延采仁波切生活了15年。1991年赫延采仁波切圆寂了。1996年马蒂厄父子来到加德满都的一所寺院，这里要为一个3岁儿童举行坐床仪式，确认他为赫延采仁波切的转世灵童。可是哲学家的父亲把这看成为迷信，而且还认为佛教不是讲涅槃，根本不须要转生到另一个存在的吗？儿子回答父亲的问题很巧妙，他分三个层次来告诉他的父亲：“第一，西藏佛教所说的转世并不是实体的迁移，也不是灵魂的转生，而是一种‘功能’的‘连续’。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灵魂或一个人的本体在从事转世的行为，这可看作脱离了肉体的意识流的调节。佛教认为一切存在的状态，并不限于现在的生命。” “比如，我们已经认识了出生之前的存在状态，那么，我们还可以认识死亡之后的存在状态。我们是否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存在一个与肉体相分离的非物质的意识？既然生存状态是连续不断的，那么又是什么将这些连续的生存状态连接在一起呢？这是一种连续（Continuum），一种永久进行的意识之流，但没有任何一种独立实体在其中通过。说白了，这是一种功能的连续。” “第二，许多西藏的佛教大师们，同在山洞中隐居修炼了17年的顶果钦哲仁波切一样，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静观（禅定）了。在他们之中，不少人达到了一种对精神的非凡控制。实际上，我在他们身边总共生活了20年。” “他们能证明存在着一种非物质的意识，而且还能感知另一个存在者的意识之流（注：俗称为他心通）。这些人，我从没有听见他们说谎，他们从没有欺骗过任何人，在他们身上我从没有发现丝毫对他人有害的思想、言语和行动。我认为合乎情理的是对他们给予信任，而不是轻率地说这是迷信。” “同样，佛陀说死亡只是生命的一个阶段，意识在死亡之后依然延续。我们虽未亲身感知这个意识，但鉴于佛陀一切可证实的教化，都是真实的、合理的，因而我能相信他表达了真理而非相反。佛陀的目的是为众生照路而不是使他们迷路，是帮助他们离开苦难而不是将他们推入苦难。” “根据佛教有三个标准允许人们将一种断定视为有效的，即：由直接经验所证的真实，不可否定的推断和值得信赖的证据。现在，我就要说到我自己的直接经验了。” “第三，我的导师顶果钦哲仁波切去世后，他最亲近的弟子和同伴之一，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他说在梦里，接受到了顶果钦哲仁波切转世灵童的父母的名字，以及我们应去寻找的地点。我完全清楚他，他要寻找这个世界上他最尊敬的人的转世化身，其目的不是去找一个寺院的住持，而是要确认一位哲人的精神的延续。” “希望找到这位后来者，仍保有像前任一样能够救渡别人的崇高品质。现在惟一能最终证明有一种非物质意识的实在性的，就是西藏佛教中转世的存在了。” “和他们相处的20年中，我多次验证到他们确实知道我本人的刚刚产生的思想。举个例子，当我有一天在静观中沉思时，我忽然想到我在年轻时杀死过不少动物，有一次还用枪向一只兔子射击，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对生命的伤害。” “我决定去找当时的第一个师父康玉尔仁波切，向他忏悔。我来到他的面前，不等我开口，他就通过他的儿子（当时我不能说藏语）翻成英语对我说：‘你一生中杀死了多少动物？’我微笑了，只此一次，就足以开放精神。我还应该说，这些西藏大师总有一种谦逊的态度，他们一直在进行这种体验，但他们很少让它显露出来。” “他们不喜欢炫耀自己，也不愿让别人留下印象。正是这些大师根据他们的体验，常常谈到意识在死亡之后的一种状态。我这才明白，如果人们将信仰定义为一种由经验而产生的确认，那么怎能降低他的虔诚呢？可惜要让一个未经验的人，去分享别人的经验，那的确是很困难的。偏偏佛教的信仰是反对教条的非理性的盲从的。” “现在要接续到前面的故事，由我自身的亲历作证了。我在接到前面所说的那封信后，亲自参加了寻找恩师转世灵童的工作。经历了说不尽的种种困难，终于找到了那个儿童。他生于1993年，当时才3岁。一发现这个孩子，我们决定在一个山洞中为他举行长命仪式。” “主持仪式的大师要给每一个参加者分发一点纪念品（圣物），那个3岁的孩子从主持者手中抢过圣物，一定要由他自己来颁给。尽管他当时实际上才两岁半。他清清楚楚地喊出了许多人的名字，包括顶果钦哲仁波切的孙子。” “最惊人的还不是这个，在当时一百多个出席者中，有一位已故顶果钦哲仁波切的老仆人，他从几百里之外的不丹王国赶来。当这个两岁半的孩子祝福完了靠近的一些人之后，主持人问他：‘现在……完了吗？’孩子说：‘不，不。’他用小手指了很远地方的一个人。一位和尚跑过去，指点着那一群人中的某个人，‘这男人，这女人……’都不是。一直点到了那位不丹来的老仆人，孩子才说：‘对，是他！’人们把老人让到前面来，孩子立起来给他祝福，那老人泪如雨下……” 在听了儿子三个层次的陈述后，父亲终于说：“这个特殊的孩子身上有一种特殊的现象记忆（MemorirePhenomenale）：我不怀疑这些内在的实验证明，对那些体验到它们的人所具有的真实性。你说到的这种亲证的经验，只有有过它的人才是完全有说服力的。” 马蒂厄又告诉他的爸爸说：“2500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使形而上学理性化，使形而上学像数学一样严密，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办到。因为，从本质上说，形而上学不属于这个亲证系统。亲证系统属于精神实现，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实在性。” “肯定的是，我在亲自见证了思想传递之前，我当然不会相信它。那个两岁半的儿童从众人中认出那位老人并使之走近他的这件事实中，我有幸亲眼看到了。但我在精神道路上的最深刻的确信，并不是来自这类事件，而是来自我对静观（禅定）真理的每时每刻的确认。指责别人错了的往往总是在科学领域，可惜人们不能将静观（禅定）研究的结果，强加给那些没有向这些结果敞开心灵的人。” 结束——探讨不会结束，人类仍将不断认识自身为了印证儿子的精神实现，哲学家父亲跟随做了和尚的儿子，从巴黎来到印度、不丹、尼泊尔，还走到了喜马拉雅山，他们一路倾心交谈，通过对话，互相探讨。从精神科学、佛教心理学、静观（禅定）科学一直到格式塔心理学、分析心理学；从羯磨（karma）、轮回（samsara）、涅槃（nirvana）、中阴期到闻思修、自度度人；从佛教到其它宗教；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从哲学家、历史、科学与政治一直到当今的社会现实……，他们都有精彩的深入的探讨。一个从佛教的义理、出家后的体悟，侃侃而谈；一个从思想家的襟怀、哲学家的广博知识和对儿子的理解，不偏不激，实事求是。限于此文篇幅，我不能不结束此文了。但他们的探讨不会结束，信佛的人和不信佛的人、东方和西方、科学家和佛学家总还会把这样的探讨继续下去，人类仍将不断认识自身，不断开发人自身的内宇宙。一个法国和尚的故事，是佛教的种子落入西方土地后盛开的无数鲜花中的一朵。这位父亲——哲学家让·弗朗索瓦有一段话既幽默又值得深思。他说：“虽然近来巴黎出现了‘咖啡馆哲学家’，他们举行自由参与的公开会议，但是他们所激起的争论的水平，几乎不超过柜台的水平。近来在西方表现出来的对于佛教的惊人的好奇心，是不是由于这一空白，由于没有值得人们感兴趣的争论？” 这使我想到英国历史学家阿尔诺德·汤因比的一句话，他说：“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许是佛教到达了西方。”他的儿子从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跑到东方来出家了；许多中国僧侣、西藏喇嘛走上了西方各国高等院校的讲台和欧洲著名修道院的演讲厅；甚至许多西方的基督徒，对佛教也都形成了一种高度的见解。如美国著名的苦修会教士托马斯·梅尔东也为他到一些佛教师父身边居住了一段时间，增进了了解“而感到幸福”，说：“佛教徒中有众多的达到了冥想和静修的非凡高度的人。”东西方长期的隔离，今天已被打破了。隔离的沟壑，只是缺乏交流。拒绝交流就是制造隔离。而隔离和隔膜，都是很可怕的。马蒂厄——这个法国和尚说得好：“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互相无知之后，在最近的20年，佛教与西方思想的那些主要潮流之间的一场真正对话，已经开始建立，佛教就这样取得了它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应有的位置。我们从早到晚，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在与我们的精神打交道，这个精神的最微小的改造，也会对我们的生存过程和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产生巨大的影响。” 【补充资料：康玉尔仁波切】康玉尔仁波切，即是宁玛派大伏藏师——甘珠尔（Kangyur）仁波切。甘珠尔仁波切从西藏移居印度大吉岭山区。在他晚年的7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正开始探索东方的性灵智慧，逐渐成熟了藏传佛教盛行西方的因缘。当中，甘珠尔仁波切特别与来自法国的寻道者有缘，例如:《僧侣与哲学家》一书的作者马修．李卡德（一译马蒂厄·里卡尔），即因与甘珠尔仁波切直接相处的经验而开启他的学佛修行之道——“7年，我住在我老师康玉尔（甘珠尔）仁波切那里，直到1975年他过世为止。” 甘珠尔仁波切的长子贝玛汪加仁波切在访法教学期间，为前后二任宁玛教主——敦珠法王和顶果钦哲法王的访法之旅奠基。近年来，甘珠尔仁波切的转世——尼泊尔的明就仁波切，即常受邀说法。明就仁波切着有《根道果》《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影响甚广。; 个人分类: 佛教文章|51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李银昭: 朱梅馥比傅雷更不应被忘记: 热度 2 天涯过客 2015-8-29 14:33; 李银昭: 她比傅雷更不应被忘记一不应该不知道傅雷。爱好文学的人，大都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至今都是世界文学顶峰上的顶峰。还有傅雷翻译的伏尔泰、巴尔扎克。喜欢美术的人，大都读过傅雷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部完稿于一九三四年有关美术的著作，在大学里，被列为美术本科、硕士、博士生的必读书籍。研究音乐的人，大都读过傅雷写的《独一无二的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关于对这两位大师的论述，难有人企及。还有傅雷关于肖邦、关于古典音乐的一系列论著。如果文学、美术、音乐都没能让我们了解傅雷，那我们不论是为人子、为人女，还是为人父、为人母，都有必要细读《傅雷家书》，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如果我们根本就不打算读，那也不妨花上一包烟钱，一支口红钱，给我们的家人、后人买一本。不是每一个人的书都值得细读，傅雷的值得。不是每一个人的书都值得家传，傅雷的值得。说这么多，大家记住了傅雷，但这不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是的，此刻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人，要记住的也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与刚才前面说的一切都有关系，这个人已经被我们忘记很久很久了，被我们很多很多人忘记了。这个人就是朱梅馥。说出她的名字，不少人都会觉得陌生。她就是傅雷的妻子，傅聪、傅敏的母亲。著名大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说：“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傅敏评价妈妈就来得更直截，“她是无名英雄，没有妈妈，就没有傅雷。” 二台历又翻过了新的一页。2015年大年初二，是阳历二月二十日，看见崭新的一天，我猛然想起了一个人，今天是这个人的102岁诞辰。这个人就是朱梅馥，一个平凡的女人，一个安静的女人。一个我们怎么也不能忘记的女人。朱梅馥于1913年2月20日，出生上海南汇县城，在上海教会学校读完初中和高中，仟仟长指能够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弹奏得行云流水。19岁时在上海与从法国归来的表哥傅雷结为伉俪，直至1966年9月3日，在他们的住所，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双双含冤自缢身亡。这篇怀念的文章，本应是写给傅雷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20出头的我，对知识处于如饥似渴的年龄。傅雷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不论是他翻译的作品，还是他关于音乐、美术、文学方面写的散文、评论，我都收藏并细读，尤其是众人皆知的那本《傅雷家书》，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次阅读，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傅雷对人类所有艺术的感知和独到的见解，使我对他的才华无比的敬仰。尤其是因不堪红卫兵三天四夜的批斗、殴打、凌辱，他和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宁为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自缢的壮举，如一块磐石，多年来一直堵压在我心头。对傅雷的崇敬，直到今天，只要是逛书店，一看见傅雷的作品或有关写傅雷的书籍，我都会轻轻地抚摸、翻阅，即使不买，心里也感觉到释然和亲切。但是本该写给傅雷的这篇文章，我却写给了朱梅馥。记得第一次到上海，我就去寻找朱梅馥和丈夫的故居。当我站在上海江苏路他们的旧居门前时，平时不太引起注意的朱梅馥，却从我的印象里渐渐清晰起来，总觉得眼前这栋旧式的小楼里，当年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的主角就是朱梅馥。作为才女和贤妻良母的朱梅馥，不论是哪本书，哪篇文章，在傅家三男子的故事里，她总是若影若现，如画幅上的底色，如音乐里的伴奏，永远都是傅雷故事的配角。也许我们都错了，我们习惯于赞美傲立于山巅的青松，却忘记了润育和撑起松树的厚实的山体；我们习惯于捡拾海滩上的贝壳珍珠，却忘记了沙滩和大海；我们习惯于赞美春天的花朵，却忘记了润生百花竞开的阳光雨露。朱梅馥就是傅雷三父子脚下的山体，背后的海滩，春天的阳光雨露。知道了上海这栋小楼里曾发生的故事后，每次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心里都隐隐作痛。想象中，我无数次地去还原当时的现场，当时的情景。当黑暗笼罩整个上海，作为妻子的朱梅馥是怎样陪在丈夫身旁？怎样铺平纸张，看着丈夫留下遗书？怎样将53.5元作为他们死后的火葬费装入一个小信封？作为传统文人的傅雷，通晓古今，多年来陶醉在艺术里，陶醉在人类一切的善里和美里，长时间地畅饮着艺术和善的醇酒，在眼前的动荡和邪恶的劫波中，傅雷清醒地知道，刚正不阿的性格注定，他脚下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如嵇康、文天祥般慷慨赴义、凛然成仁。但傅雷要完成人生最后这艰难的一跃，需要的是前行的勇气和力量，而这种勇气和力量，只有信仰和爱才能给予。黑夜中，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和来自骨子里的爱跟随在丈夫的身后，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在那几页遗书的文字里，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半点的不满和抱怨，有的只是平静地交代死后事：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费的供给、亲戚寄在家的东西被抄走应付的赔偿。甚至，还没忘记在楼板上放上棉絮和床单，以免自缢后，他们的身体倒地时发出声响，惊扰了楼下的其它人。后来，有人写文章说，朱梅馥夫妇，干净了一生，最后的死，干净得更让全世界震惊。什么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高贵，什么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优雅，那就是傅雷的离去，那就是朱梅馥一生的安静和最后的跟随。从这个角度来看，傅雷的选择，傅雷的弃我们而去，是走向完美，走向理想，走向人生的盛宴，是完成他崇尚的文格与人格的完美统一。这样的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显光泽，会让后人更加赞赏和敬仰。在朱梅馥的陪伴下，丈夫踏着“广陵散”的节奏，在 “安魂曲”的旋律里，完成了他不得不选择的一跃，跃进理想的天国，精神的天国。就在傅雷走后两个小时，朱梅馥也自缢身亡。上海最黑暗的那个夜晚，傅雷走了，英雄辞世，孤立无援的朱梅馥在丈夫走后的这两个小时里，她是怎样度过来的，她望着身体渐渐变凉的丈夫，她在想些什么，她都做了些什么，她是怎样撕开床单，结成绞索？她将头伸进绞索的勇气和力量是哪里来的？她离开这个世界，最后看见的是什么？最后听见的是什么？但愿她看见的是那盆红红的月季花，但愿她听见的是舒缓的小夜曲。丈夫前行，有妻子作伴，而作为妻子的朱梅馥呢？只有残灯作伴，瘦影相随。朱梅馥既是人妻，可她更是人母，她还有两个优秀的儿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伦敦。一个母亲，要做出舍下儿子，独步黄泉，与这个世界决绝的选择，这要内心经历怎样的煎熬，这要多大的勇气，这要多大的力量！可是朱梅馥就是丢下了一个儿子，又丢下了一个儿子，她孤独、勇敢地随丈夫去成仁赴义。 “士可杀，不可辱”。是这个民族的忠烈之士自古以来的自勉和人们对他们的褒奖之辞，多指那些侠肝义胆的英雄男儿。朱梅馥这个只想种花、听音乐、画画、做家庭主妇的“活菩萨”的善良女人，何以由她来承受一个时代的不幸，民族的苦难。因此将这句话赠予给朱梅馥，已属名副其实，名至实归。朱梅馥如一朵莲花，出淤泥，破污水，盛开在上海的夏夜里，绽放在时间的长河里。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从此，一家四口，阴阳两界，家破人亡。朱梅馥一家的遭遇，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一个缩影。就在他们居住的同一条街上，年仅30岁的天才女钢琴家顾圣婴不堪侮辱，也含冤离世。远在北京的诗人陈梦家，在同一个晚上，用的还是绞索，了结了他55岁的人生。在朱梅馥夫妇自缢现场，摘下他们遗体的民警左安民说，在他管辖的这片地段，500多户人家，有200多户被抄家，自杀的文化人，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文化人的自缢，自缢的是一个人，残害的是一个家庭；一群文化人的自缢，自缢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缢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不堪回首的往事，已成了历史。这段历史，是存放在国家档案里的一张苦脸，而朱梅馥就是这张苦脸皱褶里的一滴清泪。这样情怀的女子，现在还有吗？值得让这样情怀的女子去爱的男子，现在还有吗？三她本平凡、安静，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我食言写傅雷的文章，却先写了朱梅馥，就是因为在今天的上海，今天的中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了，她更没能像当年上海滩如杨绛、张爱玲、林徽因那样，至今还被人们不断地提念。滚滚黄浦江，朱梅馥就像一滴清雨滴入，被一江的黄水黄沙湮没，然而清雨必是从高空飞落，就是埋入黄沙，她也是带着晶莹透剔而去。朱梅馥贤惠美丽有才华，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她不只通晓英语，文笔流利优美，是知性的民国女子。她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傅雷的很多书稿都是他一笔一画地誊抄下来，笔迹端正娟秀一丝不苟。她在傅雷工作之余，坐在钢琴上，一首肖邦、莫扎特的钢琴曲从她的指尖流出，会使整个小楼弥漫在雅致、温馨、恬静的氛围里。傅雷遇到创作不畅的时候，朱梅馥成了他倾述的对象，成了理清文思的土壤和创作灵感的源泉。在写给傅聪的一封家书中，傅雷这样说“我经常和你妈妈谈天说地，对人生、政治、艺术、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感想，往往使我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个小小的头绪来。单就这一点来说，你妈妈对我确是大有帮助”。上海滩这个知性的旗袍女子，朱梅馥，她只想做个家庭主妇，相夫教子。丈夫喜欢喝咖啡，朱梅馥就为他泡咖啡，丈夫喜欢鲜花，朱梅馥就在院子里种上玫瑰、月季。每逢花季，便满是花香，一些高朋好友如著名艺术家刘海粟、黄宾虹，著名作家施蛰存、柯灵、楼适夷、钱钟书、杨绛等围坐在此赏花品茗。每到此时，朱梅馥总是退隐到后面去，继续做她的家庭主妇，或是收拾房间，或是照看孩子，或是在傅聪出国后，朱梅馥就靠给儿子写家书，来倾述母子之情，排遣思念之情。在《傅雷家书》里，就收录了几十封朱梅馥这个时期写给傅聪的家书。朱梅馥的胸襟如大海一般宽广，她还有一大特点，凡事尽力以丈夫的喜好为喜好，因为爱一个男人，就是尊重他的内心。傅雷在法国留学的四年里，法国女郎玛德琳与傅雷相识相爱，如胶似漆，到了傅雷要和朱梅馥退婚的地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没勇气寄出，就托当时在法国的著名画家刘海粟寄，刘海粟比傅雷大十多岁，看出了傅雷和玛德琳之间的文化差异等问题，就将退婚信扣押没有寄往上海。后来傅雷回国后，就和朱梅馥在上海完婚。婚后，傅雷又一次遇上了类似的事。但朱梅馥总是顾全大局，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朱梅馥这么说：“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终是难免的，不过我们的感情还是那么融洽，那么牢固。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 傅雷的好友周朝桢说“像梅馥这样的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第二人。用上海人的话讲，她是阿弥陀佛，活菩萨。她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起劲，但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一点没文化的贤妻良母式的典型。” 朱梅馥和丈夫，一个才华横溢，风骨傲然，一个知书识礼，温柔善良。他们的心中装满温良恭俭让，装满知识、真理、宽容和善良。他们沉浸在翻译、阅读、写作里，沉浸在音乐、美术、文学里。他们只想去感知和传播真善、真美、真艺术。今之视昔，朱梅馥夫妇，在老上海，是浊世的一对人中之鹤，他们不为同流而活，他们只为拔高而生，他们干净地走过上海的老街，优雅、直立地身影，给后世一种非凡之美的印象。他们把人的高贵和卓然留给了上海。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会让人看清善恶，明辨是非，它会教人遗弃什么，记住什么。从朱梅馥的一生，让我们看到，女性天赋谦恭、温顺的被动品质，这种品质赋予她们以巨大和深沉的宁静，这种宁静，可以把狂暴野性驯化成精致的温柔，这种温柔，在必要的节点上，会转化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纯美，更具有高洁，更具有宽厚，更具有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就像朱梅馥喜欢的那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傅雷夫妇的故事，使我现在每到上海，不会急着去浦东领略东方明珠的神采，也不急着去南京路寻找十里洋场的旧迹，而是一定要去江苏路284弄5号院。只要一说起上海，我就会想起朱梅馥和傅雷。只要来到了她们居住过的这弄旧式建筑前，才感觉是我到了上海。偌大的一个上海，曾放不下傅雷的一张书桌，也曾放不下朱梅馥的一张灶台，一盆月季花。著名学者施蛰存在《纪念傅雷》的文章中这么说。“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然而，“想象不到的”事发生了，比起那些想象得到的事来，朱梅馥就更加了不起，更加伟大。是的，朱梅馥的一切，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从发生一直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她的高贵和优雅，一点也未曾远去。我还相信，再过上半个世纪，人们还会想起她。朱梅馥和丈夫自缢而去的那栋小楼里的人性之光，爱情之光，正义之光，还将照亮上海一百年。中华民族，朱梅馥是集这个民族女性美德的一个典范。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女性美，在朱梅馥这里画上了一个长长的休止符，一个重重的惊叹号！朱梅馥与傅雷的爱情故事，是继梁祝、白蛇传、天仙配、孟姜女之后的中国第五大爱情悲剧故事，第五大民间传说！朱梅馥是上海一百年的痛，永远的痛！原载《美文》2015年7月（上）; 个人分类: 留档珍珠湾|5835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奥巴马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热度 1 稻草 2015-7-2 11:53; 新华网华盛顿６月３０日电（记者周而捷关建武）据美国媒体６月３０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７月１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和古巴已就恢复外交关系达成协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将于７月１日上午正式宣布美古已就恢复外交关系和在对方国家首都重开大使馆事宜达成协议。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分别发表讲话。　　白宫当天宣布，奥巴马将于美国东部时间７月１日上午１１时在白宫就美国和古巴问题发表讲话。　　去年１２月１７日，奥巴马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同步宣布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美古两国自今年１月以来已就复交和重开大使馆事宜举行４轮会谈。美国国务院５月底宣布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中去除，此举为美古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扫除了一个主要障碍。这实际是共产主义思想和普世价值在北美洲的握手，不管谁影响谁，都有可取之处。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进步，这样能够推进美国用和平的方式实现文明的进步，迈入一个真正让老百姓当家作主的新政治文明时代，避免世界战争的发生。当然这需要全世界正义的人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尽管希望很小。;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707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毛泽东最应该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热度 6 稻草 2015-4-6 11:48; 毛泽东的经济成就，举两个例子。一是就宏观经济而言，他的人多力量大，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事实：中国靠人多，劳动力成本低，成就了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毛泽东同志进行免费教育，培训了劳动力，而在解放前绝大多数中国劳动力连字都不识，同时毛泽东同志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二是毛泽东的东北大米、新疆棉花两项成果可获得微观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东北大米、新疆棉花是毛泽东长远经济战略的两大经济成果，目前中国无人能比。东北大米。东北大米以前只有极小面积种植，产量极低，北大荒开垦者们几乎从无到有，在他们的带领下，到2013年黑、吉、辽三省粮食总产量达到八百三十一亿公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六点六，其中黑龙江一个省的大米产量排名全国第三名，仅次于湖北安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如今东北大米已经能够满足黄河以北地区的大米粮食需求，和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大米粮食需要，同时还铸造了中国优质大米的品牌“东北大米”，并逐步攻占包括广州在内的南方市场。新疆棉花。新疆棉花以前是没有的，新疆建设兵团真正是从无到有，到2014年新疆棉花产量达367.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59.7%。;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4764 次阅读|24 个评论

分享爱因斯坦光子的时空超越: 热度 2 岳东晓 2015-3-26 13:44; 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光子的概念，这在中学学光电效应时就讲到了：一个光子能量等于其频率乘以普朗克常数（ E= h \nu ）。因此，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成就看起来简单，但却是超越时代的。怎么见得？在爱因斯坦提出光子概念后20年，波尔 (Bohr) 等人依然坚决反对光子说。即使到今天，还有人不懂爱因斯坦这一突破性贡献及其深远影响。为了理解爱因斯坦光子理论的超越性，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当时物理学的背景。十九世纪初，托马斯-杨进行了双缝干涉实验，清楚地证证明了光是一种波。后来，1860年代，麦克斯韦尔发表了其著名的方程组，解出电磁波动方程，明确光是一种电磁波。麦克斯韦尔的理论被各种实验证明，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技术应用。在其解释光电效应的论文中，爱因斯坦首先回顾了普朗克的黑体辐射理论。1901年，普朗克用麦克斯韦尔理论分析了一个空腔内的电磁震荡（驻波），为了解释黑体辐射的实验结果，他不得不假定这些电磁驻波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的，驻波的最小能量份额是 h \nu 。爱因斯坦在其光电效应论文中首先指出，普朗克的结果在极限情况下可以用理想气体的分子统计理论解释。爱因斯坦发现，如果把辐射看成一种粒子，用分子统计力学计算出的热学性质与普朗克的结果相同。从这一点开始，爱因斯坦进行了一个巨大的思想飞跃。他写道：【从一个点光源发出的光线不是连续地分布于扩展的空间，而是由有限数量的能量量子组成，这些能量量子局域于空间点，它们在运动而不再可分，它们只能被整个产生或者吸收】（英文译文： the energy of a light ray spreading out from a point source is not continuously distributed over an increasing space but consists f a finite number of energy quanta which are localized at points in space, which move without dividing, and which can only be produced and absorbed as complete units.）换言之，在爱因斯坦理论里，光的最小组成部分是一个个不可再分的、点状的粒子。这似乎完全颠覆了已经建立在坚实的实验与理论基础上的光的电磁波理论。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本来并不需要提出光由点状粒子组成的理论，而可以只是假设在辐射的物理过程中，能量只能以量子化形式吸收或者发射。光的点状粒子的理论在当时无法解释杨氏双缝实验，因为点状粒子不可能同时通过两个缝。但实验证明，爱因斯坦从理想气体的统计理论得出的物理洞察力是超越性的。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提出之后，遇到了坚决的反对，反对者包括波尔等人。波尔虽然创立了量子化的氢原子能级理论，但他无法放弃光的麦克斯韦尔电磁波理论。可以说，波尔对光与电磁波的理解与普朗克停留在同一个物理层次。但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不断得到实验验证。其论文发表之后约10年，密立根的光电效应实验结果完全符合爱因斯坦的理论。近20年后，康普顿散射等试验进一步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试验表明，当X射线与电子发生散射时，X射线的频率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可以而且只能用光子与电子的能量、动量交换解释。康普顿散射可以视为光粒子与电子的弹性碰撞，如同两个小球的撞击，动量与能量的守恒决定了碰撞后球体的能量与动量。 1925年海森堡等人提出较为完整的量子力学之后，粒子具有几率波成为了普遍的规律，光子具有波动性也就变得平常。但是海森堡与薛定谔的量子力学仍然无法解释光子。用薛定谔方程分析辐射现象属于半经典理论---电子用量子方程描述，但里面的电磁作用是经典的麦克斯韦理论，通过minimum coupling 出现在电子的动量中。真正的光子理论要等到量子电动力学--- QED -- 的发展与完善 -- -- 这是一种 U(1) 规范量子场论。单是光子理论一项，爱因斯坦深邃的洞察力与敏锐的直觉就超越时代数十年。; 个人分类: 科普|342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生意经：演讲一次100万 ZT: 热度 9 漠孤烟 2014-10-19 12:38; 201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都已经全部揭晓了，离他们来华还会远吗？根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13年至今，已有至少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其中经济学奖获得者占了一半。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仅2013年下半年便已来华5次，行程包括北京、广州、成都、西安四个城市。　　有媒体曾指出，近年来国外经济学家们的中国行越来越频繁，“洋大师”走穴已经和影视明星一样平常，那么，西方经济“大鳄”们的中国行，到底是施道还是捞金？来华最多的诺奖学者：蒙代尔 1999年，蒙代尔因“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其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也成功将欧元由概念变成现实，因此被誉为“欧元之父”。　　1995年春，蒙代尔第一次到访中国，从此与中国结缘。此后的10年中，他访问中国的次数超过20次。2005年3月，蒙代尔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据记者粗略统计，2005年至今，蒙代尔已累计参加了大大小小近50次活动或会议，他也成为了当前健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光临北京次数最多的一位. 行程每个细节均可“出售” 　　那么，“大鳄”们的中国行又是如何运作？以今年6月基德兰德来华为例，据了解，此次邀请基德兰德到访中国的是一个名为“世界名人中国行”的机构，由于拥有遍布全球各领域的名人经纪资源，包括各国政要、诺奖得主、经济名家、企业领袖等，该机构曾多次策划、邀请“洋大师”来华。　据其工作人员透露，基德兰德此次访华由其提出邀请，在广州和吉林的三场活动，包括高校讲座、企业考察以及经济论坛，均由该机构策划并搭线联系，“像道和集团正好有个想做诺奖得主的活动，我们便有了合作”。至于基德兰德访华的费用，以及其与高校、企业如何分配就不便透露。　　记者从一具备策划各类大型论坛、沙龙活动经验的业内人士处了解到，企业邀请蒙代尔和罗杰斯等大师前来演讲报价都是100万元人民币（约16万美元），但高校讲座一般属公益性质，邀请嘉宾多不收取费用。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在中山大学演讲　　实际上，出席演讲捞金只是行程中很小的一部分。羊城晚报记者拿到一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行招商方案，发现诺奖得主在中国每一分钟都充满商机。例如，演讲会中的与大师互动对话环节、往返机场车程中与大师独处、大师亲临企业参观指导、招待晚宴、午宴，均可明码标价，向社会“出售”。　　根据招商方案，首席冠名赞助合作伙伴限1家开价200万元、战略合作伙伴限3家叫价80万元、指定赞助限5家每家30万元、支持单位限5家每家15万元。借大师名人效应推品牌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但这些诺奖得主是否能给中国解惑，仍要打个问号。在记者见面会上，面对中国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基德兰德表示由于缺乏对中国的深入研究而表示不宜作答。　　“很多商业活动邀请诺奖得主前来，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给企业站台，代言、推销产品。”上述业内人士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企业热捧洋大师，就是希望能利用洋大师的名人效应，聚集人气。　　去年9月，在广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开幕前，某品牌矿泉水公司董事长与“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进行了“交流”，据该公司称，蒙代尔对该矿泉水“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与董事长进行亲切交谈并合影”。　　埃德蒙费尔普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在豪宅开讲　　也有借场地为自己做宣传的，曾分别于2006和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德蒙费尔普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两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就曾同时来到某开发商楼盘，与社区业主、300多位企业家一起探讨“创新的榜样”。活动当天，该楼盘样板房同步开放。　　; 5410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爱丽丝·门罗--诺奖得主-剪影-Alice Munro: 热度 8 mayimayi 2013-10-13 10:28; 爱丽丝·门罗--诺奖得主-剪影-Alice Munro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 Alice Munro 她是当代的契科夫，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今年82 岁她一生与书结缘， 50年前，她与第一任丈夫 Jim Munro 在加拿大温哥华对面的维多利亚市共同开办了门罗书店，门罗书店 Munro Books现在还是门庭若市， Alice Munro 门罗的姓，现在还是继承第一任丈夫Jim Munro 门罗的姓他们虽然离婚了，还是朋友， 2013年，爱丽丝-门罗还去门罗书店签名售书门罗有一双智慧的眼睛和一支神奇的笔请看爱丽丝·门罗--诺奖得主--Alice Munro的组图这张照片很珍贵是门罗获诺贝尔奖第二天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的照片门罗书店第一任丈夫Jim 门罗在他的门罗书店 abc; 11245 次阅读|19 个评论

分享莫言的诺贝尔之行----组图: 热度 8 mayimayi 2012-12-15 21:06; 莫言的诺贝尔之行----组图莫言的诺贝尔奖之行已经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在此，辑录27 张照片，看看莫言的诺贝尔奖之旅 2012年12月10日，莫言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本土作家的第一个诺贝尔奖莫言手捧诺贝尔奖章和夫人杜勤兰莫言的父亲和哥哥在家里观看莫言领奖的视频莫言是从这里走向诺贝尔的，他在山东高密县大栏乡长大莫言是农民的儿子-- 这是他的父母 12月5日，莫言从北京机场启程赴瑞典莫言的衬衣，印满了《莫言》中文字莫言的特权--在诺贝尔晚宴上和妻子坐在一起，按惯例，夫妇的座席应该分开参加瑞典国王的盛宴莫言在瑞典给书迷签名莫言和夫人与瑞典华人在一起莫言与瑞典华人合影莫言与瑞典学生在一起 2012年12月 6日莫言，妻子和女儿到达瑞典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在瑞典莫言的诺贝尔获奖证书 2012年 12月14日，莫言结束获奖之旅，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会见记者，穿红色大衣的是莫言的女儿莫言1991年在北师大获文学硕士，他的校友欢迎他回来美女作家铁凝迎接莫言回国你吃过莫言饺子吗？ --- “ 莫言 ” 餐厅商标 150 万起拍卖图片自说; 6546 次阅读|15 个评论

分享莫言发表诺奖演说-- 在瑞典（2012年12月 7日）: 热度 11 mayimayi 2012-12-8 07:55; 莫言发表诺奖演说-- 在瑞典-2012年12月 7日 2012年12月 7日（星期五），诺贝尔奖委员会组织了获奖者演说专场莫言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很出彩，很有味道请看视频和文字记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dLNWMT_MT8feature=player_embedded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在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之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流泪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是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床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腔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市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春春叫敦敦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 ”，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后，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很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范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够，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许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赶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需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恩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需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么样干的，随即我也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母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需虚构，必需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着。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不尽相同。　　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武术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需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型的朦胧地带。而这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它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疑义的。这样一种崇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　　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这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一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这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转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这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了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　　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哄然倒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之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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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莫言--在瑞典答记者问: 热度 6 mayimayi 2012-12-7 19:23; 莫言--在瑞典答记者问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lxbrY3DsRo; 5573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莫言定制了唐装和燕尾服--今天启程去领奖: 热度 9 mayimayi 2012-12-5 08:12; 莫言定制了唐装和燕尾服--今天启程去领奖今日-2012-12-05，莫言一行将从北京出发，前往瑞典。 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将举行诺奖给出14人名额含9名翻译家，十人团队赴瑞不要公家掏钱，由诺贝尔奖委员会承担邀请费用　　据了解，此次诺奖评委会给莫言的名额是14人。其中包括莫言本人和他的妻子杜勤兰、女儿管笑笑，莫言的一位焦姓好友，9位翻译家，以及山东省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邵春生。　　与他同行的好友、精典博维董事长陈黎明表示，莫言一行将于5日乘飞机到芬兰，然后转机到瑞典。　　　对于莫言的瑞典行程，陈黎明表示不方便透露。但他同时告诉记者，莫言实际的安排与此前《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很接近”。　　演讲内容：文学中国故乡　　谈到公众最为关注的莫言演讲内容，陈黎明表示，这篇演讲会谈到世界文学和中国本土文学，还会提到他居住过的两个地方，即高密和北京。“这篇演讲应该是非常美的、有代表性的、能够载入史册的文章。所有人都在期待。”　　记者拨通了山东省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邵春生的电话。他爽朗地笑着说，他刚刚坐火车到达北京，记者的电话就过去了。邵春生将陪同莫言前往瑞典领取诺奖。 “我是莫言的亲友团成员之一。”邵春生说，他是以学生的身份陪同莫言的。邵春生说：莫言老师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据我所知，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只给父亲莫言定制了唐装和燕尾服。至于是不是5套我就说不清了。莫言老师领奖时将穿什么？“我还没见到莫言老师，等见到了问问。”邵春生笑着说，莫言穿什么也要看主办方的具体要求。 ”邵春生带了一套唐装和一套休闲装。当记者问，陪同莫言老师领奖时，他穿什么？“当然是唐装了！”邵春生大笑。莫言获奖后在北京说，从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今天，自己仿佛经历一场洗礼。“如同一面镜子，看到人心、看到世道，也看到自己。” 今年起莫言将在山东大学带博士研究生。同时，莫言文学馆还将成为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文学院的学生实习基地; 9056 次阅读|22 个评论

分享从莫言获奖说起--又红又专?--王蒙的演讲: 热度 8 mayimayi 2012-12-2 23:26; 再过几天，莫言就会和妻子，女儿一道去瑞典，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了，他会穿唐装，还是燕尾服？他会有什么样的演讲？一切都是迷。倒是作家王蒙有一篇很出彩的关于莫言的演讲-- 应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先生的邀请，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2012年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出席了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艺术家驻校计划”开幕式 ( 王蒙先生成为该计划的首位受邀作家 ), 发表了题为《从莫言获奖说起》的精彩演讲王蒙说 ---- 莫言得奖是一件好事。莫言得奖，因为直到得奖以前都有很好的评论家、文学家、教授在那声言：“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中国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莫言得了奖，我从此戒饭！”不是戒烟、戒酒，是戒饭。撂过这种狠话！我们经常得到的一些说法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是没有希望的！”有一次在清华大学，余华先生去讲话，有学生就说五四时期的作家怎么好怎么好，你们现在怎么糟怎么糟！余华这次真急了，他说：五四时期的作家好？他就提了几个名字（是前辈，我这就不提名字了），他们的作品现在高中学生都作得出来！你看我写的小说，比他们写的不知道好多少！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还没有死，等我死了之后，你就知道我的价值了！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了以后，起码戒饭的先生他可以少说一点话，少说一些贬低当代文学作家的话。　　当然，有些人很注意提醒，说这个得奖啊，就是奖莫言个人，和你中国没有关系，和中国的当代文学也没有关系，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奖。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现象和他的人文环境实际上分不开的。当我们说到莫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中国还有一批年龄跟莫言也差得不是太多，写作也和莫言有相互影响的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说韩少功，比如说张炜，比如说王安忆，比如说张抗抗，比如说铁凝，比如说余华，比如说刘震云、迟子建、毕飞宇、阎连科、张承志等等。文学，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也是一个时代的现象。　　在莫言得奖之后，有人问刘震云，刘震云也谈得非常的好，他说：记者追着我问我的感想。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好比我的哥哥新婚进了洞房，我的哥哥进了洞房问我的感觉？我有什么感觉呢？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觉！但是我要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很应该的，类似莫言的至少我还可以说出10个来。这也是一种说法，作家的说法都很有趣。　　反过来说呢，对莫言得奖也有一种攻击的声音，就说我的好朋友、德国的“顾大炮”叫顾彬，就说莫言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高行健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他说这些人的缺点只要一多说了，你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只不过都是穿着新衣的皇帝罢了！这个说法也听着过瘾，尤其是没有得奖的人，一想得奖的都是皇帝的新衣，马上让人扒下来了，我们虽然没有得奖，至少暂时没有人非要扒我的衣裳，觉得很舒服。但是这个话呢，我要说，我告诉你，世界上一切的权威，一切的伟大，一切的幸运的名与利都可能有它的破绽的一面，都有它的弱的一面，都有一个即使不是皇帝的新衣，也还像是有一个皇帝的围脖、皇帝的领带或者皇帝的裤衩的这一面。如果你要这样扒的话，你慢慢扒吧，有你扒的！　　岂止是莫言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发一个奖，发到现在已经67、68个人了，请咱们在座的学文学的人给我说出10个人来，你们谁能说出10个人来？有外国文学的专家在哪里？你说不上啊。我知道的还多，因为我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譬如说我在伦敦见过索因卡。索因卡一个黑人作家，又年轻又可爱又帅——靓仔！但是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埃及的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爱尔兰的作家希尼，美国的作家布罗茨基——他波兰人。一大堆人啊，谁看过他的作品啊？在中国有多大的影响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顾彬说莫言的作品活活烦死人，烦死人这个词其实俄罗斯的作家就这么说过，陀斯妥耶夫斯基最烦的两个人一个是屠格涅夫，一个是别林斯基。托尔斯泰最烦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扯下莎士比亚的新衣来，他也是一个光屁股的皇帝。所以作家之间说的这是一种感情用事之论！不用管他！　　莫言他写得非常好，他好的特点一个是他特别善于写感觉。在80年代中期，我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中篇小说叫《爆炸》，这个《爆炸》我现在别的已经全忘了，我就记得他是一个儿子，农村的一个儿子被他的老爸扇了一个耳光，他这一个耳光，他把他的感觉、听觉、嗅觉、触觉……他的各种印象写得那么淋漓尽致。1985年我是51岁，我为什么说我的年岁大，恰恰是我读了这个作品以后，我跟很多编辑说：“我只是在看完莫言的《爆炸》以后，我觉得我开始老了。”当时还没有预见到我都78岁了还有兴致到澳门大学来谈莫言，这个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　　第二，莫言的想象力很开放，当然他也受世界各国的影响，他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那个《红高粱》一上来我爷爷、我奶奶，我奶奶是在高粱地里面野合而生出来他的父亲，这个他其实是受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的影响，因为那个《铁皮鼓》一上来吸引人的就是德国的一个矮个子的士兵，为了躲避追捕，躲到一个妇女的裙子里面。然后在裙子里面跟掩护他的这个女人发生了性的关系，然后就产生了他的爸爸。这样写爸爸、爷爷，德国人肯定是第一个，但是莫言跟咱们抡到他爷爷、他爸爸上来说事了，就是他敢于突破中国人的观念。　　然后莫言还有一个好处：他写作踏实，热情洋溢，他像井喷一样。他说他40多天就写一部小说，那个顾大炮就说：“我们德国人写作一年最多不超过20页，他40天就写400页，这样的作品能是好的吗？”我想他真是德国人啊，不是德国人哪有用单位时间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啊，这完全是德国工程师的思想方法。然后莫言有这样的冲动，然后他一直在坚持写作，但是如果说莫言的写作有些地方写得粗糙，这绝对是真实的，说他有些作品有时候自我有重复，这也是真实的。说我们作为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对莫言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写出更加美好的作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见仁见智，有的说我就是讨厌莫言的作品，这完全OK的事情嘛，你讨厌你不看就完了嘛！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是从那个基金会给钱，又不需要你纳税，这个你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得奖毕竟是一个好事，一个是对当代文学是个好事。我说过，我说中国作家有两项原罪：一个是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没有当代的鲁迅。没有一个自称我就是当今鲁迅的。鲁迅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谈了，诺贝尔文学奖至少现在可以说，我们很熟悉的“小哥们”莫言就得了。　　有一种无聊的议论，就是认为莫言得奖不够格，原因是莫言没有认真地反体制，这不是要求作家又红又专了，是要求作家又白又专，不是红卫兵，是白卫兵，与红卫兵的思想方法差不多。太幼稚也太可叹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北欧的这一个奖看得比天还高，然后把中国的文学看得比地沟油还臭，这个有点变态，有点下贱，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中国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它是无愧于我们的读者与我们的前辈的。　　当然，文学再伟大，它是活人写的，活人是有缺点的，有急躁的时候，有不能脱俗的时候，有酒喝多了的时候，有肉吃得太多消化不良的时候，所以有缺点也不足为奇。　　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在由于多媒体的发展，由于视听文艺的发展，又由于网络的发展，所以从国外就有一种怪议论，说是文学即将消亡，小说即将消亡，说人们不用看小说，看小说干什么？看电视剧就行了嘛！听爱情歌曲就行了嘛！你在床上看见一个猛男和一个靓女在那儿抱过来抱过去，滚过来滚过去，这比你看一部爱情诗过瘾多了，是不是？但是毕竟文学有文学的魅力，文学有文学的含蓄性，如果都是大吵大闹，都是那种感官刺激的东西呢，说不定是文学艺术品质的降低，是人类精神品格的悲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感谢瑞典科学院他们坚持办这么一个奖，告诉我们书还是要读的，字还是要写的，文学还是要做的，文学系还是要设立的，驻校作家也不妨继续传下去！谢谢！一个好的文学奖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双收，有时候这个奖比作家神气多了。一个作家在那写写写，写得手指上都磨了泡了，写得都得了忧郁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孤单的。莫言获奖以后他非常聪明，他说写作其实是弱者的事情，他说我从小第一个感觉就是饥饿，第二个感觉就是软弱，所以只有在写起来他才忽然觉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强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文学又有一个好处，它比较直观，比较丰富，比较复杂，需要人性，需要性情。文学写的是生活的经验，还要有自己的想象，更要写自己内心的情感。内心的情感、想象、梦幻、经验不会成为某种政治观点、政治见解的注脚，它是毛茸茸的一片，是原生态的一片，即使你在最最最政治的时代，那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抱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温暖，是一种吸引力，是爱，甚至哪怕是欲望，也不可能感受到的全是政治！说我这样亲一下是为了击倒、打倒帝国主义，那样亲一下说不定能给台独分子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不可能的！　　（赵进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医学专家：读莫言小说中的长句能缓解高血压---- 西南医院神经内科专家胡俊博士提出了这个新鲜观点。原文-- 见新浪网 http://book.sina.com.cn/news/a/2012-11-26/0854369779.shtml; 8621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诀!: 热度 8 稻草 2012-10-14 14:19;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四大秘诀: 一是写民族的东西。山东的东北乡基本是莫言创作的起点，这家伙小学毕业，可对自己身边的东西看得很明白，凭借自己天才的写作才能，把这些民间的东西写出来，也就是土得掉渣的东西了。只有中国民族的东西是以东方神秘文化为基础的，这些外国佬有陌生感，诱惑感。二是积极翻译。莫言很会营销自己，知道叫人给他翻译到国外去，跟外国人交朋友，还跟什么日本文人也打得火热。三是参军。军人是政治坚定的，参军使莫言知道，在中国要做奴才，才会有人举荐你去获奖，正如莫言自己说的，生活中是孙子懦夫，但小说中胆子一天大。中国军人不象以前了,靠战功晋升,现在主要是靠马屁功，因此如今军人的文化充满了马屁文化。莫言从一个普通农民混到中国作协的副主席，马屁功夫不是一般的好哦。四是运气。欧洲经济危机，要中国挺欧元，挪威诺贝尔文学委因刘晓波和平奖事件，得罪中国，需要台阶下，需要安抚国内鱼贩出口。中国国内也需要有一个政府外的代言人获取一些民心民意。; 5676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很兴奋很惶恐: 热度 12 水壶灌满 2012-10-12 01:2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3M0HSkX59cfeature=player_embedded #! 诺贝尔奖网站报道，中国作家莫言刚刚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理由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4824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众声喧哗：从莫言“被获奖”看中国的“诺贝尔焦虑症”: 热度 8 新闻速递 2012-10-12 00:33; 众声喧哗：从莫言“被获奖”看中国的“诺贝尔焦虑症” 855 次点击 1 个回复云情报又到一年诺贝尔奖揭晓时。10月8日，瑞典诺贝尔基金会宣布，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将在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公布。得奖者尚未揭晓，但围绕其发生的讨论再度甚嚣尘上。中国作家莫言，这个被普遍看好的最热门候选人，成为中外各路媒体和网友争论的焦点。外国媒体普遍对莫言获奖持乐观的态度。早在8月，两大外国博彩公司纷纷将莫言列作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热门候选人。而外媒也在近日加入附和的行列中。法新社的一条短消息：“瑞典博弈网站认为中国大陆作家莫言与村上春树很有希望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大量外国媒体的关注。瑞典最大的日报《每日新闻》直言“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热门”；德国的《波茨坦新闻报》则刊登了报道：《莫言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将诺贝尔文学奖比喻成一个伤口，称中国“每年都会受伤”，但今年极有希望由莫言来将其治愈。德国《图书报道》预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是一场“亚洲的竞赛”，莫言与村上春树将展开角逐。英国《卫报》也认为，莫言的赔率上升，预示着其胜算在加大。与外国媒体众口一词的乐观相比，国内主流媒体则纷纷为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降温。《武汉晨报》发表题为《莫言无奈回应"被诺奖"：希望低调一点，专心写作》的文章，讲述了莫言“被诺奖”的感受：很无奈，不愿表达任何的意见，目前只想专心写作。同时，也引用了众多文化圈和出版界名人的意见，均肯定了莫言及其作品的水平与影响力，但对于他是否获奖却持审慎的态度。《湖南日报》则刊登评论，探讨了莫言“被获奖”所引发的喧哗。评论认为外界对中国作家的“深刻期待”，造成了大众对莫言热烈争论，更对这一场让人忍俊不禁的网络“虚拟群殴”提出了批评。《工人日报》的观点更直接：它奉劝网友们“围观诺奖不如看本书”，更认为读书人应该“保有对文字的信仰”。《齐鲁晚报》也承认“靠赔率表预测诺奖不靠谱”，分析莫言成大热门只是博彩公司炒作的结果，更提醒网民“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冠军奖”，国人没必要过分看重。《大河报》则坦言“崇拜奖项不如扎根文学”，毫不客气地讽刺了已经在“诺贝尔焦虑症”中浸淫多年的国人，“又一次周期性地沸腾了”。文章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坛如果只停留在讨论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的命题上，将“丧失自足的力量”，中国文学的标杆也绝对不是诺贝尔奖。而搜狐文化也别出心裁地邀请了包括阿来、阎连科在内的102位中国作家来投票预测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将由谁问鼎。得票结果显示，莫言仅列第三，以色列作家奥兹和村上春树排名前二。但得票最高的却是“Mr. Unknow”，有48名作家给它投了一票。这足以证明，谁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连圈中人也难以界定。而关于莫言是否获奖争论得最激烈的当属中国各大网络互动平台。截止到发稿时，单单在新浪微博，谈论莫言的微博就超过130万条，微博指数也在4万左右徘徊。而新浪微博发起的“莫言成诺奖热门”的PK话题也吸引超过30万条微博参与讨论，更带来超过1万张投票，预测莫言与村上春树谁将获奖。而各路名人也在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曾经质疑过莫言的张一一也在大江网撰文：《“莫言获诺贝尔奖”是一种修辞手法》，认为莫言获奖的“唯一”原因只是他与“诺奖评委水平接近气味相投”，并透露如果莫言最终问鼎他将到湘江或长城“裸奔”。作家阎延文在新浪博客中阐述了“诺贝尔文学奖为何‘被博彩’”，坦承莫言获奖的机会不大，更指出引起“诺贝尔焦虑症”的原因是“是举国体制和文学政绩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建平则调侃：“莫言如能与阎连科合体，获奖几率会更大，也许更能服众。”诗人冯唐也在微博中肯定了莫言的写作水平，但却认为“政治正确”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也有意见领袖认为莫言胜出的机会很大。崔永元在腾讯微博就希望莫言能得诺贝尔奖，认为“他配得上这个奖”。作家程永新也在微博中力挺莫言，他认为莫言是对封建制度批判最彻底的中国作家，独立的立场在作品中展露无遗，理应获奖。而更多网友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预测，甚至有少量过激的网友诬陷莫言，迫使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官方声明，称将对一切造谣生事者追究法律责任。《工人日报》对国人发出了疑问：“何时走出‘诺奖’情结？”文章坦言这些年，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媒体便开始关注这个奖项。“这些报道、讨论涉及方方面面，但更多的还是关心中国作家何时能够摘得‘诺奖’桂冠”。莫言也承认，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有媒体以此做话题，也有一些批评家挖苦中国作家患有“诺贝尔焦虑症”。《山东商报》早在两年前就预测，中国的诺贝尔奖梦终有成真的一天，但这个梦折射的却是国人对国际奖项的长期、盲目的追捧。由此可见，无论莫言最终能否折桂，关于如何克服中国人的“诺贝尔焦虑症”，还将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课题。; 5048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恭贺作家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奖: 热度 17 丝路花雨 2012-10-11 21:46; 中国作家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来源:新华网　　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10月11日消息，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已于北京时间19：00公布。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首位获奖的中国籍作家。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瑞典文学院11日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生平莫言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河崖镇大栏乡（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他把家乡虚构为高密东北乡，并且此处成为他很多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莫言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莫言在河北保定的《莲池》第5期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其后又陆续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1986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莫言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同年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创作风格莫言的文学作品，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其作品出版后常常引发广泛的争议。改编成电影的作品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1987年《红高粱》，导演张艺谋，获得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中篇小说《师傅愈来愈幽默》（2002年《幸福时光》，导演张艺谋）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2003年《暖》，导演霍建起，获得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用中文写成的！资料来源于网络; 个人分类: 文|9432 次阅读|35 个评论

分享捕获量子猫--科普2012诺贝尔物理奖: 热度 4 岳东晓 2012-10-10 15:49;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201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家授予了两名实验物理学家，他们分别是美国的 David J. Wineland 与法国的 Serge Haroche 。其成就是“开创了测量与操纵单个量子系统的实验方法”。WINELAND的实验是直接测量、控制单个原子（离子）的微观量子系统。而HAROCHE的实验对象是单个的光子。这些实验方法直接从微观系统验证了量子物理理论，同时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从牛顿开始，到麦克斯韦尔的电磁理论，以及随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都是一种经典确定性的理论。比如说，一个皮球的运动在牛顿力学里被初始条件及外力完全确定，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精确地得出它的轨迹，以及在每一点的速度；同样，给出各种初始条件，我们可以用麦克斯韦尔理论计算电流、电磁场，等等；用相对论理论计算引力也是如此。只要有足够的计算能力，一切都是那么确定、必然、可以预测。人们不禁赞美，自然界太美妙了，让我们窥视了其核心的真理。当技术可以探索更深层的物质原理，人们很快发现牛顿式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现象。1909年卢瑟福发现原子的结构：中间是一个极小的原子核，外面是电子。如果按照牛顿力学与经典的电磁理论，这些原子核外的电子应该会发射电磁波而失去能量。但实际上，原子是稳定的。进一步的实验表明，原子层次的现象无法用经典的牛顿理论解释。物理学家的特长就是在蛛丝马迹中挖掘出本质性的规律与原理。很快，物理学家们提出了一套称为量子理论的方案，它可以计算出氢原子发出的光的频率，并且与实验非常吻合。这个理论说：粒子不只是像一个小球，同时它也有波的性质，它的波长是 h/mv （其中h是一个常数--称为普朗克常数，m是粒子质量，v是粒子的速度），这叫着物质波。紧接着一大群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他们写下了量子理论的数学方程。其中最有传奇色彩的可能是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他在与情人幽会时灵感大发，写下了描述量子波的微分方程，并以此精确计算了氢原子的能级。薛定谔方程的适用范围是几乎所有非相对论性的量子系统，包括原子、分子、金属、半导体、超导等等。今天，薛定谔方程不但用于物理与电子工程，其更广泛的运用可能是化学（包括生物化学）领域，用来计算分子结构。我在《科普量子力学》一文中推导了这个薛定谔方程。量子理论非常成功，其计算的结果与实验完全吻合，其应用导致人类文明的巨大飞跃。没有量子理论，就不会有晶体管、集成电路、也不会有激光，也就不会有计算机与计算机通讯。可以说，量子理论使人类从电力时代进入了微电子时代。但是量子理论似乎超出了我们的直觉能够理解的范围。在这个理论里，粒子不是像经典的皮球那样沿着可以预测的、唯一的轨迹运动，而是同时循着任意的、无穷多的路径达到终点，物理结果的计算必须考虑所有这些路径的总汇。不仅如此，一个量子系统不一定处于一个单个状态（state)，而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只有进行测量的时候，系统才进入与测量对应的本征态。薛定谔为了说明这一点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把一只猫放在一个盒子里，盒子里有一瓶毒药，另外有一些放射性原子，这些原子平均一小时射出一个射线粒子，如果产生射线，就会启动一个机械装置，打破毒药瓶，不幸的猫儿就一命呜呼了，这个状态可以用这个图标代表；如果没有射线，猫虽然不爽但却安然无恙，这个状态用代表。这里，一个原子是否发生放射性衰变是量子效应。薛定谔说，这个系统的状态方程那应该就是 |射 | + b |不射 | ，其中 b代表两个状态叠加的”角度”与程度。也就是说，这盒子里的猫同时处于与的状态。我们只有打开盒子查看（也就是进行测量）的时候，系统才进入一个确定的状态。爱因斯坦虽然曾对量子力学发展起到过重要贡献，包括提出光子的概念，但他却认为量子力学存在严重的缺陷，因而对薛定谔的这个思想实验大加赞赏---这个猫同时活着与死去的理论很荒谬，这说明量子理论本身不完备，无法完整地描述盒子里的现实。关于薛定谔之猫的哲学争论一直持续至今。但有一系列非常直接的实验，包括物质波的干涉现象，证明微观粒子确实遵循量子力学，它们既有粒子的特性也有波的特征。这么多年的研究表明，量子理论虽然超出了我们的机械式的直觉，却确实是自然界的真实写照。这次获得诺贝尔奖的WINELAND与HAROCHE的研究正是直接操控、测试微观的量子系统，进行各种实验，包括创造并测量微观的“薛定谔量子猫”。在这篇科普中，我们重点介绍WINELAND的实验。他的方法是用电场把单个离子限制在一个势阱内。这个离子除了其内部的电子能级外，整体则在势阱里来回振动。然后，WINELAND用不同的激光改变这个离子的量子状态。其实验示意图如下：对于这样的单个离子来说，其物理只能用量子理论描述。束缚在势阱的离子一方面可以像碗底的一个小球一样整体做来回的“摆动”（或振动），另一方面离子内部的电子也有不同的能级。这个“摆动”的能量是量子化的，也就是像台阶一样，只能是一级一级，能量不能取两级中间的值，只能在不同的级之间跳跃（跃迁）；类似的，离子内部的能量都是量子化的，也是一级一级。WINELAND实验的秘诀在于用激光操控离子的内部以及振动的量子状态，并做出相关的量子测量。比如说，离子的振动能级可能不是在能量最低的基态，怎么使它的振动能级降到最低呢？如果用激光照射，而光子的能量正好可以使离子内部能级跃升一个台阶、却同时让振动能级降低一级，就会达到降低振动能级的效果；然后离子通过释放一个光子，内部能级回到最低。通过这个方法，可以迅速使离子处于振动能级最低的基态，也就是给离子降温，由一只到处乱跑的猫变成一只可控的猫。参见 http://tf.boulder.nist.gov/general/pdf/877.pdf 。类似的，通过不同的激光对这个系统照射，可以使一个离子处于两个状态的叠加，也就是使一个离子同时处于两个状态，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量子猫态。具体的实验参见 http://www.quantumsciencephilippines.com/seminar/seminar-topics/SchrodingerCatAtom.pdf 。WINELAND的实验手段甚至能连续变化两个量子态叠加的角度，然后进行相应的测量。其实验结果直接从微观角度验证了量子力学。HAROCHE的实验则是通过两面镜子来回反射把光子关进“黑屋子”，然后对光子进行各种测量，得出与量子力学吻合的结果。 WINELAND与HAROCHE的实验证明的是几乎一个世纪以前的物理理论，这固然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情，但他们的方法更大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对微观世界的控制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物理学家费曼在数十年前曾经提出，也许可以直接操控原子，制造极为微小的分子机器。这似乎是天方夜谈。然而1980年代，运用量子隧道效应，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单个原子；如今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可以操控单个原子的量子能级与状态，并且开始运用于量子计算。诺贝尔奖提示我们，在人们一代代的不懈的努力下，科学与技术的继承与发展正使人类文明的层次不断跃迁。如果薛定谔、爱因斯坦能活到今天，他们也会为量子猫的俘获而啧啧赞叹。（原作发表于珍珠湾全球网；版权所有，未经岳东晓许可不得转载）; 4917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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