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从物质条件看义和团的最终失败并非必然。义和团人数众多， 作为民间自发的反帝国主义政治运动 ，他们获得了中国社会的广泛支持。义和团作战勇敢，具有极大的牺牲精神，如果有良好的武器、稍微统一的指挥，完全可能全歼西摩尔联军，击退联军对天津的进攻，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窒息中国的帝国主义问题。作为一场反帝政治运动，义和团的政治幼稚又注定了他们必定失败的结果。这种幼稚导致他们在关键时刻，遭到中国内部的出卖，包括清军从背后射来的子弹，最终被满清朝廷作为向西方谢罪的祭品。出卖者写下了妖魔化“拳匪”的歪曲历史，义和团的标签也往往成了中国内部敌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 从西方的记载中更能看出事实的真相。清朝遗老及其贤子贤孙们对“拳匪”的丑化可以掩盖他们自身的卑劣，西方却没有拔高义和团的必要 -- 西摩尔联军败给义和团的大刀比败给清军的机枪更为羞辱，更难以交代。6月10日，西摩尔两千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军途径杨村，清军将领聂士成领四千名拥有德制重机枪等西式武器的精锐清军在此布防。聂士成军不但对八国联军没有任何拦阻，还与之互相问候，西摩尔在报告中称聂为友军。一个星期后，义和团以血肉之躯向着八国联军机枪扫射发起冲击，西史记载，只有义和团与回军的大刀与步枪，没有聂士成的影子、更没提到有聂士成的机枪。 6月19日，西摩尔决定向天津撤退，沿途一直被义和团袭扰。西史特别提到，八国联军（步兵）直到6月21日才看到一支清军骑兵远远跟着（“The attackers were still entirely Boxers, but on the twenty-first a unit of Chinese cavalry appeared in the distance and began to shadow the force without engaging.” ）。6月22日，弹尽粮绝的八国联军攻打清军的西沽军火库。这里就在聂士成的防区，紧挨着杨村。结果，清军夺路而逃，西摩尔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这个军火库，惊奇地发现里面有1万多支西式步枪，上百万发子弹，多门火炮以及10几吨粮食。八国联军绝处逢生。后有中国人出去给八国联军带信，西摩尔军被援军解救，八国联军回到天津，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很多西方士兵泣不成声。 西摩尔军从出击到两个星期后撤回天津， 总伤亡约300人（其中阵亡 65人） 。西摩尔撤退的主要原因是弹尽粮绝 --- 这也是义和团战术运用的成功。义和团的战术包括放鞭炮诱导联军开火、夜间袭扰等，义和团还实行坚壁清野，让联军找不到粮食。如果西摩尔不是得到清军军火库的补给，基本死路一条。西方战史分析，针对深入腹地作战的外国军队，义和团的战术其实才是有效的战术：切断补给线，然后进行消耗战、游击战。抗日战争期间，如果不是有很多中国人给日军带路、给日军粮食，日军也很难不断得逞。 6月17日西方后续部队轻易攻下清军驻守的大沽炮台之后，接着向天津发起攻击。到6月底，此地清军数量达到3万，拥有现代的装备（“The imperial troops were armed with “modern magazine rifles and Krupp quick-firing guns, and fired smokeless powder. ”）,而义和团只有简单的武器（The Boxers “ were still armed with their various hand weapons, though some had been given old rifles. ”）向西方军队发起冲锋却是义和团。西史记载，天津义和团像西摩尔军最初遇到的情况一样，其攻击具有仪式性，因而行动缓慢遭到重大杀伤 -- 河北义和团的作战经验未能传播到天津（“One of the great strengths of the Boxer movement was its decentralized nature, but in this case it meant that the lessons of Seymour’s advance had not made it to the Boxers at Tianjin.” ）。 当义和团在与八国联军作战的时候，聂士成却命令清军向义和团开枪。7月9日，清廷因聂士成军袭击义和团下令将其革职 （“an Imperial decree was issued dismissing him for his anti-Boxer actions”）。当天， 聂士成选择将自身暴露于西方军队的火力之下 -- 畏罪自杀。西史同时也惊奇地注意到，山东袁世凯虽然握有重兵，却没有任何支持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作为。义和团不但不能得到朝廷提供武器补给，反而得防备清军从背后射来的子弹。他们的幸存者散去回归乡里，却被清廷官员逮捕斩首给洋人谢罪。 从上面的历史可以看出，义和团失败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内部对他们的背叛与出卖。身为普通汉人，义和团承受着种族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作为汉人，他们遭受满清王朝的种族奴役；作为普通的平民，他们在封建制度下处于社会底层；而作为中国人，他们被帝国主义视为文化与武力征服的对象。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却承担起了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重任。他们被满族统治者怀疑，被汉族封建奴才攻击。他们孤军奋战令帝国主义胆寒，但他们最终在种族主义、封建主义的出卖下，悲壮地倒在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战场。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推翻种族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中国才有今天。 义和团遭到的出卖至少使不甘做奴隶的人们放弃了对满清王朝的最后幻想。 义和团不仅给后来的中国人提供了失败的教训，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也直接影响了西方的战略与中国的命运。 （未完待续）
1900年1月17日，美国 《纽约时报》评论到 ：【我们认为，列强可以随意虐待中国人，并且根据自己的喜好瓜分中国的财富。我们所要求的是 在中国被列强瓜分完毕之后 ，与征服分割中国的列强同等地位地享有贸易最惠待遇】（ Any power which chooses may.. maltreat the Chinese as much as it choose and carve up their inheritance to suit itself. All that we ask is that we shall hereafter be permitted to trade there, as now, on the footing of the most favored nations, which is to say, 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conquering and partitioning power.) 这时的 中国已经被世界视为等待被彻底宰割瓜分的对象。满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西方教会明确作为文化征服的先遣军，已经在中国获得合法的民事仲裁权， 西方势力正在积极筹划全面分割中国，后起之秀美国生怕自己少一杯羹。正是在这种时候，义和团运动如暴风骤雨，敏感的西方采取了断然的军事行动。 四个多月后，6月9日下午，英国人 H.H. Bristol 在北京城外枪杀一名中国人，当晚英国公使 MacDonald 急电英军舰队立刻登陆进占北京，Seymour 领八国联军连夜出发，预期11日晚抵达北京。与此同时，北京西方领馆人员开始大规模枪杀在附近进行宣传活动的义和团。光是德国公使 von Ketteler 一人就杀害7名义和团员，而之前更杀害一名无辜中国男孩，可谓野蛮至极。义和团与北京市民虽然悲奋，群龙无首又缺乏武器的他们并未立刻对血债累累的外国领馆人员展开报复性攻击。 Seymour 联军在向北京开进途中，一路上见到中国村庄就简单加以烧毁（ simply burning all the Chinese villages they encountered ）。 6月17日，后续西方联军攻占大沽， 数百名无辜中国码头工人被西方军队枪杀。 西方历史对他们枪杀中国人的记载往往是轻描淡写，由于我的系列文章完全采用西方资料，西方的野蛮行径只能从其不经意的文字中发现。 下面让我把北京、天津发生的事件按时间顺序列出。 请特别注意各个事件的可能因果关系。基本的原理很简单：后发生的事情不能成为先发生的事情的原因。 6月9日：下午英国人在北京城外枪杀中国人；当晚英公使急电要求增援； 6月10日：凌晨英军500登陆占领天津火车站； 当天2000名八国联军开往北京，报告11日晚到达； 联军一路烧杀前进； 清军给联军放行； 6月11日：前往迎接西摩尔八国联军的一名日本人被杀； 6月13日：德国公使 von Ketteler 杀害一名中国男孩； 义和团首次进攻前进中的八国联军，死伤惨重； 6月14-16日：北京西方各领馆人员开始射杀隔街的义和团成员，数百中国人被枪杀； 义和团再次进攻八国联军，与之近身肉搏； 6月17日：西方后续军队攻占大沽，杀害300多码头工人； 6月19日：西摩尔军决定撤退； 6月20日： von Kettler 被清兵恩海击毙； 义和团包围领馆区与罗马教堂。 请注意，上面的时间表是目前我所看到的中文、英文资料里都没有的，读者应该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时间顺序，也应该是第一次看到八国联军的出动与当天英国人枪杀中国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 可以看出，在北京、天津，是西方列强首先杀人越货。从6月9日开始，西方人在北京杀害中国人数以百计；西方军队从天津开始沿途一路烧杀到廊坊。沿途义和团的阻击仅仅是保卫自己的家园。在北京，中国人对西方人打响的第一枪是清军于6月20日击毙欠着至少8条人命的德国公使 von Ketteler，之后才有包围领馆、包围罗马教堂。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规则对于犯罪杀人的使者并不适用。 放在今天，政府执法人员击毙 von Ketteler 这样的现行谋杀犯也许还要嘉奖。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人把妖魔化后的义和团作为八国联军大举入侵、烧杀奸淫的合理理由，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因果。 什么叫妖魔化？ 妖魔化不只是观点的极端，其特征是对事实的不诚实的扭曲。 在西方记载中，义和团是抵抗联军的主要力量、是视死如归值得尊重的勇士，在某些无用 中国文人嘴里，义和团被诬蔑成了迷信的懦夫。 这些文人的笔下，没有从6月9日开始到6月19日西方人在北京欠下的数百条人命，也没有西方侵略军对沿途中国村民的烧杀抢掠，只有之后义和团对西方人及其合作者的杀戮 （如7月初义和团及清朝地方政府对传教士的报复行动） 。 西方尚且有人在反省自身的过失（注一），在这些中国 文人对义和团的极端言论中 ，我们看不到西方杀人者脸上的血污 ，只看到之后义和团冲动的报复。 这些人不 知道西方之前犯下的罪行吗？当然不是。 为什么他们不提西方大规模杀中国人的“伟绩”呢？ 因为只要提起这些，他们在谴责义和团野蛮的时候，也必须谴责西方的野蛮与暴虐，西方的野蛮也比义和团更甚。 这是他们不情愿的。 注一： 即使宗教人士也有少数明理的。美国牧师 George F. Pentecost 博士1912年写道： 【假设欧洲列强占领PORTLAND，进军波士顿、纽约、费城、然后盘踞我们的大西洋海岸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该发起一场义和团运动把这些外国鬼子赶出去吗？】 （未完待续）
（续 义和团的妖魔化与历史真相（1） ） 德国教会将宗教传播视为战争（proselytization was combat)，传教是一场文化的征服， 中国被视为敌人的领土 。而历史上的山东，既产生了孔子这样的学者，也产生了梁山好汉这样的豪杰。面对西方特别是德国教会的 Religious Blitzkrieg，山东人民没有沉默。在向当地政府提出了他们的抗议无效之后，各种民间秘密组织开始扩大影响，公开打出了反宗教压迫、反西方的旗帜。他们口号立刻引起了西方的高度警觉。 1899年12月31日，英国传教士Sidney M. Brooks 前往山东几个教堂探访，在路上被六名歹徒抓住，Brooks 假称会给赎金然后趁机逃走，被歹徒骑马追上并杀害。美国《纽约时报》迅速报道了这一事件，称这是一个叫 BOXERS 的秘密团体所为 -- 虽然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歹徒是义和团成员。清政府抓获了两名凶手，在审判之后将其判处了死刑，并且对死者家庭做出了赔偿。但西方不依不饶，西方媒体、西方教会人士大肆渲染义和团这股民间反西方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义和团也像野火一般，从山东迅速蔓延到华北地区。 根据美国传教士William Scott Ament 的记载， 1900年3月，他与若干教会人士在北京城外80多公里一处遇到一队义和团，后者并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继续南行，Ament 又遇到了一股与当地天主教堂作战败退下来的义和团。教堂人士拥有先进的武器，而义和团只有刀剑，死伤惨重。从Ament 的个人经历，义和团并非见到洋人或传教士就进行攻击。此时的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对策是武力镇压，双方经常交战，互有胜负。 1900年5月，义和团开始陆续进入北京，他们在北京街头摆摊设点进行宣传表演，很快得到很多市民的支持。根据西方人的记载，在义和团影响下，原来都不敢正眼看洋人的北京市民，已经开始变得不那么畏缩。享受特权的洋人们感到自己的不可一世的地位已经遭到挑战。接下来的事情，使情况急剧恶化。 1900年6月9 日，义和团烧毁了北京城外一个赛马场的看台；下午，几名英国人前去看热闹，其中一人 H.H. Bristol 开枪打死一名中国人后骑马逃逸。当天得知这个消息后，英国公使 Claude MacDonald 立刻急电英国舰队副司令 Edward Seymour，称形势危殆，领馆需要更多的军事保护，“部队应该立刻登陆并做好向北京进军的所有安排”。 （"troops should be landed and all arrangements made for an advance on Peking at once."） 英国公使的这个电报的时间值得我们分析。当天发生的事情是英国人开枪杀害中国人，尚未发生任何义和团攻击、报复西方人的事件。 当时的北京，洋人杀个中国人完全若无其事。 换在今天的中国，这名英国人会被逮捕归案，依法处置。如果英国人交出凶手，民怨也会部分平息。英国向北京进军的指示从事实上是试图通过武力掩盖一起杀人的罪行。 群情激奋，但义和团并没有因为英国人杀人而对洋人展开报复。四天之后，6月13日，一名义和团员进入了使馆区被德国公使 Clemens von Ketteler 看到， Ketteler 用手杖对其重击后，这名义和团员夺路而逃---须知洋人有枪，义和团只有刀！ Ketteler 抓住了一名中国小男孩交给卫兵看管。完全不可理解的是，德国人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随后将这名男孩枪杀。自以为高等的 Germanic 蛮子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事情二战中比比皆是，也许并不奇怪。西人记载只是说 Ketteler 是个性格暴力的人，在一次暴怒中就杀了这个中国男孩。义和团多了一个烈士，但他们还是没有对领馆区发动进攻，而是开始在外围抗议。 傲慢的德国人并不惧怕激怒义和团。在 Ketteler 命令下， 德国及奥地利士兵向义和团开火，后者数十人死伤。据 Ketteler 自己得意的宣称，他亲手干掉了七名义和团。如果在今天的中国，这个欠着至少8条人命的德国人，肯定会被立刻逮捕，经过审判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义和团仍然没有向北京的洋人展开反击。 （未完待续）
首先，我坚决反对针对日货及日本平民的任何非法暴力行为，此类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律，而违法者应依法惩处。但是，处理此类违法行为应该考虑“激情”因素。西方法律称为CRIME OF PASSION，中国也有相应条款。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指示：【 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毫无疑问，民众的保钓暴力行为是“ 基于义愤”，更不应从重处理。 正如美国政治家、前国防部长伦斯菲尔德(Rumsfeld)指出：“自由的人民有犯错、犯罪、做坏事的自由；也有做美好事情的自由” （ "Free people are free to make mistakes and commit crimes and do bad things. They're also free to live their lives and do wonderful things."） 1992年4月，美国洛杉矶发生暴乱，愤怒的民众冲上街头，见人就打，到处打砸抢，城内枪声大作，美国总统布什启用国民卫队前往压制，海军陆战队也赶赴暴乱区域进行防备（注一）。事件很快平息后统计死伤者达2000多人，参与暴乱者不少人被绳之以法。 目前中国发生的事件远远没有、也不可能到洛杉矶暴动那个程度。即使参与打砸抢的有一万人，那也只是中国人口的0.00001%。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长期被压抑，还要讲中日世代友好，如今积压的抗日情绪突然发泄一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有着充分的执法、司法机制处理相关事件。中国的执法、司法部门应该对参与反日打砸抢的民众在无罪推定等原则（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基础上通过正当程序依法处置。 看日本人脸色，惧怕 日本媒体叫嚣、顾忌“ 友邦惊诧”，把少数人的保钓暴力行为上纲上线扣上“害国义和团”的帽子是典型的满清怕打思维。当年，满廷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失败之后，又对义和团大开杀戒以求自保，是典型的对人民的背叛。满清背叛义和团之后11年，它自己就被推翻。 中国人民在1949年就站起来了。以今天中国的军事能力，打日本如同打苍蝇。但是很多人，尤其是某些无用文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满清时代。他们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看外人的脸色。 当年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爱国学生抗议，而国民党政权指责他们 “捣毁机关，阻断交通， 殴伤 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 ”了！（引自鲁迅《 友邦惊诧论》）。对此鲁迅先生评论道：【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同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钓岛，在中国领土上逮捕、铐住中国平民、关入日本监狱并暴力对待不过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中国民众还远没到、也不会到” 捣毁机关”、”横击路人”、“ 私逮刑讯” 的程度。 日本人也好，或者其奴才也罢，对中国民众的反日激情 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看日本人脸色，侮辱爱国民众的反日激情为“害国害民”的友邦惊诧论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 （转帖请注明出处---珍珠湾全球网岳东晓博客 http://ydx.zzWave.com ） 注一：根据美国法律，联邦军队不得在各州进行抓捕、搜查等警察行为，所以美军面对暴动只能作壁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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