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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6-4-9 22:01
核心提要：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个别人士与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往密切，甚至组建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发表一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言论或所谓“研究成果”。调研中发现，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再加上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诱导，以民营企业主、律师等为代表的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新社会组织的人士自己组建了“XX会”、“XX堂”、“XX岛”、“XX研究院”等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秘密聚会，在交流时直接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甚至宣称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等。 　　中宣部 红旗文稿 原标题：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主要问题，该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北京统战理论研究基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及对策研究》课题组专家，深入北京市石景山区、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大兴区和山东省、江苏省、河南省、河北省有关部门、单位进行调研，并走访了北京市工商联、民建北京市委等单位，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进行了深入了解，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尤其是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总体向好 　　我们通过对200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管理人员的调查发现，同党的十八大之前相比，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近两三年来的意识形态状况一直在好转，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好。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更加心向祖国、心向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而且做出了独特贡献。 　　首先，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积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各地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工商联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纷纷组织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开展集中学习、讨论，使大家更加从内心深处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认清了西方的“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本质及危害，进一步凝聚共识，决心为进一步大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87.50%的被调查者表示认真学习过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并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另有11%的被调查者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但却从内心深处非常赞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不少人士开始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红色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红色基因培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不少非公企业家非常注意吸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智慧，尤其是推崇毛泽东思想。西城区、石景山区、大兴区的不少民营企业家公开表示，最敬佩的人是毛泽东。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以“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为出发点，以学习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为主要内容，探索实施“传承红色基因，提高治理能力”主题活动，引导园区非公企业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进程形成的红色基因中，寻找自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进一步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提高了自身治理能力。园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大力培育红色基因，董事长、总经理带领员工重走红军长征路、唱红歌等，使红色成为企业文化的主流。一些企业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毛泽东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在企业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了很多青年积极申请入党，有的还成为优秀党员。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通过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积极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等形式，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创业成功人士，是社会公众人物。用一句土话讲，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要十分珍视和维护好自身社会形象。调研中发现，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都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实际行动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好表率。北京市工商联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73.27%的企业家表示，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有68.18%的企业家认为，参与慈善和光彩事业，是为了扶助弱势群体，使社会更加和谐;43.18%的企业家认为，参与慈善和光彩事业没有任何私利，仅仅是承担作为企业家应尽的责任;此外，选择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以报答党和人民、造福社会的企业家也占到了39.77%。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民运分子、轮子功分子等的蛊惑、收买。西城区一家非公有制企业的总裁是民主党派成员，他应朋友之邀参加一次宗教活动后，活动组织者多次联系介绍他信教，并主动来到企业要给员工进行传教，表示愿意给企业困难员工一定资助，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也跟踪甚至参与此事，但这位老总坚决拒绝了这些活动。调研中，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表示，不仅要坚决拒绝西方宗教势力在企业进行传教，而且要坚决拒绝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利益诱惑以及民运分子、轮子功分子的蛊惑等。 　　 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总体向好，但由于西方近年来不断加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尤其是企业家的思想认识仍存在误区。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依然存在以下几大意识形态问题。 　　首先，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缺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认识、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的甚至对西方的制度体制充满向往。由于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对我国近现代历史缺乏深刻的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机会较少，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缺少基本的了解，再加上西方的“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导致少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会更好。 　　其次，有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忽视意识形态建设，导致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等缺乏正确认识，缺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调研中发现，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存在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而轻视意识形态工作。如某区委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就反映：“意识形态工作很重要，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也非常重要。但是上级对我们的考核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还有维稳等，我们要随着指挥棒转，根本没时间搞意识形态建设!”此外，一些地方在抓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时，不仅思想陈旧、手段单一、方法滞后，而且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导致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工作有抵触情绪，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管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误解，所以从内心不认可。 　　第三，受网络上一些“大V”宣扬的流行错误思潮的影响，个别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参与错误思潮的宣扬、传播，有的甚至公然鼓吹“颜色革命”、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前些年，由于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紧，一些网络“大V”比较活跃，其中有一些“大V”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民主党派成员甚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这些人不仅在网上公开宣扬错误思潮，而且还经常搞一些讲座、论坛拉拢、影响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有个别人甚至公然鼓吹中国应该仿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搞政治体制改革，更有人煽动应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告别社会主义制度等。由于没有真正认清少数所谓“大V”的真面目，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常邀请这些人搞讲座甚至聘请他们为企业的顾问、独立董事等。 　　第四，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在“官”“商”交往中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认为自己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就应得到回报，对国家反腐打击“官”“商”勾结的行为有意见甚至非常不满，进而攻击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举措等。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对于权钱勾结、权钱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由于不少案件牵扯到部分民营企业家，一些非公经济领域人士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产生担忧，对申请外国绿卡和到国外发展考虑较多。还有的民营企业家在一些公开场合表达对国家反腐的不满，认为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等。这些言论被国外媒体所利用，产生了恶劣影响。此外，还有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抱着较强的目的性去做一些公益慈善活动，做了之后就向有关部门要回报，希望借此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获得其他更多的荣誉等，损害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整体形象，也扰乱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第五，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忽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危害认识不足，再加上有关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等关心不够，非公有制企业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调研中发现，有的非公企业中的党员、团员找不到组织，失落感较强。有的部门直接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账户中扣交工会费，但却没有开展什么活动，使得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会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第六，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个别人士与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往密切，甚至组建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发表一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言论或所谓“研究成果”。调研中发现，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再加上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诱导，以民营企业主、律师等为代表的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新社会组织的人士自己组建了“XX会”、“XX堂”、“XX岛”、“XX研究院”等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秘密聚会，在交流时直接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甚至宣称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等。 　　 三、如何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 　　根据几个月的调研和以往的研究积累，课题组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首先，清醒研判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高度重视、科学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一步坚定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以及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性的认同。要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剖析，使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问题、对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深刻认识到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有关部门应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清醒认识到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和平演变的事实，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在此基础上，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各种形式灵活、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尤其是广大民营企业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深入开展以“守法诚信、坚定信心”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谱写人生事业的华彩篇章。 　　其次，各级统战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要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问题等，进一步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识。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有关部门应通过集中学习、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大力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没有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应该坚持和弘扬的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使大家形成共识：积极、主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应有责任。并坚决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反对生硬的教育、影响和感化方式。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面对新时期的众多新挑战、新考验，只有高度重视、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高举理想信念的旗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前进道路，坚决反对“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 　　第三，加强新媒体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影响的研究和应对，积极主动宣传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认清一些在网络受追捧的所谓“大V”、“意见领袖”的真面目，不受其误导甚至主动驳斥其错误言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联合园内，企业财智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探索了“互联网+党建创新+非公经济+众创空间”的党建O2O模式，创立了“红色星期六”网络党建品牌。财智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在企业实践中，发现党建工作搞好能带动企业文化，我们尝试“互联网+党建”，通过网络平台召集行业精英、企业高管、党员和员工主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大讨论活动，并定期组织线下志愿服务活动，有效提升了非公有制企业对党建工作的重视，深化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应该意识到，互联网党建是个大题目，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尤其是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开通官方微博、公众号、网站等，积极主动宣传中共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对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同时，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认清一些“大V”的真面目。 　　第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清醒认识资本对权力的影响及其危害，摆正自己在“官”“商”交往中的位置，坚决支持中央打击“官”“商”勾结行为等反腐败举措，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2013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江苏代表团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告诫说，“官”“商”交往一定要有道，要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又把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位“亲”“清”两个字，并告诫广大民营企业家，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并指出，靠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搞企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做这种事心里也不踏实。同时进一步强调，守法经营，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大原则。公有制企业也好，非公有制企业也好，各类企业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因此，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自身事业的根在中国，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态的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必将更加公平、公正，只要守法、爱国，一定能有更好的发展，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帮助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解决事业中、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使他们更多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第五，进一步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尽快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形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引导。有些地方、单位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值得借鉴。如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非常重视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针对部分年轻企业家信仰缺失、心灵空虚等问题，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在非公有制企业中通过采用一对一的定制式微党课等形式开展党课活动，以真诚、务实的态度主动去影响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高管等，使他们不仅支持在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少人还主动申请入党。如今，整个园区已经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167家，非公有制企业党委2家，实现了园区党建工作全覆盖，吸引了不少非公有制企业人士积极申请入党，也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他们注重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使得园区企业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形式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如北京龙达怡和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企业经营无缝融合，通过多方式、多渠道的政治思想培训、业务培训，带动广大员工掌握新时期党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以及新知识、新技能，致力于把员工培养成为政治素质过硬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得到管理层、管理者以及股东的认可，也大大推动了企业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 　　第六，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主动加强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学习、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判，对一些主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企业要进行鼓励、扶持。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2016年3月4日，他又强调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并提出，要注重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而要做到这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关键。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讲话精神，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中青年人士中发现、培养一批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典型，引导他们创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打造一批坚强有力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同时，各级党委统战部、宣传部等有关部门应该牵头，和社科院、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工商联、民主党派等联合，组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专家库，邀请一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精通意识形态理论、熟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专家成为特邀专家，长期关注、研究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关部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专家之间的便捷、友好、科学、高效的沟通机制，从而为进一步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58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今天和40年前一样落泪
热度 5 天涯过客 2016-1-9 20:18
视频: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3OTUwOTI=.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PatMisEc3o
个人分类: 留档珍珠湾|6183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 周恩来写的诗
热度 7 Chi202 2016-1-9 01:41
少年时代的周恩来 青年周恩来（前排左一） 在1914年10月《敬业》杂志创刊号上，16岁的周恩来发表了两首诗。 春日偶成（二首） （一）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二）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1916年4月《敬业》第四期上，周恩来以“飞飞”的笔名，发表了《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三首：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三首） （一） 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蛰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他年预卜买邻钱。 （二） 东风催异客，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因缘文字多。 （三） 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 群鸦恋晚树，孤雁入寥天。 惟有交游旧，临岐意怅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张勋为了打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处心积虑，勾结各地军阀，在徐州订立臭名昭著的北洋七省军事攻守同盟，妄图复辟封建帝制。周恩来写诗以表示反对： 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1917年夏，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时，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流颂千古的律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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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包头钢铁的模式才是中国制造业的正确模式
热度 1 稻草 2015-8-18 17:58
包头市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矿床—— 白云鄂博铁矿 所在地，该市的矿产资源具有种类多、储量大、品位高、分布集中、易于开采的特点，尤以金属矿产得天独厚，其中稀土矿不仅是包头的优势矿种，也是国家矿产资源的瑰宝。已发现矿物74种，矿产类型14个。主要金属矿有：铁、稀土、铌、钛、锰、金、铜等30个矿种，6个矿产类型。非金属矿有：石灰石、 白云岩 、 脉石英 、 萤石 、 蛭石 、石棉、云母、石墨、石膏、大理石、花岗石、 方解石 、 珍珠岩 、 磷灰石 、 钾长石 、珠宝石、 紫水晶 、 芙蓉石 、铜兰、 膨润土 、 高岭土 、增白粘土、 砖瓦粘土 等40个矿种。能源矿有：煤、油 页岩 等。 包 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包钢集团 ”、“ 包钢 ”）是新 中国成立后最早建设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1954年开始建设，1959年投产，同年10月， 周恩来 总理亲临包钢为1号高炉出铁剪彩。以包钢建设为题材的电影《 草原晨曲 》影响广泛，同名主题曲传唱至今。包钢拥有“包钢股份”和“包钢稀土”两个上市公司，是我国主要钢轨生产基地之一、品种规格较齐全的无缝钢管生产基地之一、西北地区最大的板材生产基地，是我国稀土工业的发端和最大的稀土科研、生产基地。 包钢的发展，比上海宝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包钢没有发展好，那是管理的责任。事实上，包钢现在也发展不错。 总结包头钢铁公司的特点是：本地有资源，如铁矿、煤、稀土等，加工厂就建立在资源产地， 即资源+加工=包钢模式。 这样的模式才是生态经济的制造业模式，也是未来的经济模式。 大交通+信息化，很容易解决它的市场交易问题。 有一个现象，值得提醒，无限扩大一线城市，是与生态经济模式相悖的，从长远角度看，适度地发挥一线城市的人才优势，立足产业高端，才是一线城市的未来发展之路。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66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周总理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戳穿经济崩溃的历史谎言
热度 2 稻草 2015-7-13 20:09
只有尊重历史的真实，才能从历史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谎言治国，迟早垮台。 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各位代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巩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各位代表! 　　我们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阐明了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努力实现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各级领导班子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积极培养青年、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要能上能下，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依靠广大群众，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民主的方法，认真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 　　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各位代表!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且越来越乱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它们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争夺重点在欧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声东击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世界上到处讲缓和、讲和平，恰恰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缓和，更谈不上什么持久和平。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我们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把对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要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我们支持西欧国家在这个斗争中联合起来。我们愿意同日本政府和人民一起，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为增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他们背弃中苏两国总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经达成的谅解，拒绝签订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内容的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致使中苏边界谈判至今没有结果。他们连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连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防止武装冲突这样的事情都不干，却侈谈什么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的空洞条约，这除了为着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奉劝苏联领导，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要保持警惕，加强防御，准备打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全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战备。要认真办好民兵。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 　　各位代表!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抓大事，抓路线，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 　　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 　　我们必须发扬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我们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我们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讯)　　(《人民日报》1 9 7 5 0 1 2 1 第1 版) 黄思婷 - 心灯.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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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不信神但推崇神学
热度 7 稻草 2014-6-8 07:06
任继愈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毛泽东当时却看了他的书，以至后来，毛泽东亲自找到他，要他把宗教研究好。这是记者对他的采访记录摘要： 人民论坛记者:接下来的大半辈子您一直没有离开过哲学，有很长时间您的研究都跟宗教有关。 任继愈：当时，毛主席忽然把我找去，我战战兢兢的，以为出什么问题了，能惊动主席。没想到，见面第一句话，主席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 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 毛泽东同志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的研究。我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人民论坛记者：记得您在1978年的时候，提出了“儒教是宗教”，引起了中国哲学史界持续20年的一场学术纷争，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深受儒教文化的浸染、熏陶，以至于在今天还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任继愈：对于搞哲学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要敢于去怀疑，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治学要注重第一手材料，懂了再发表意见，不能人云亦云。 中国的儒教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一体。在宋朝以后，皇帝为了巩固自身的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就开始加大了儒教的教化力度。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中国，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话，是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的。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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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老照片见证周恩来邓颖超伉俪情深 不离不弃
热度 4 VANO 2014-1-16 17:40
编者按：今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邓颖超，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少年时就立志救国。 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同周恩来等人共同发起组织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 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5年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结为夫妻。从此，一生相伴50余年，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留下了为世人所传颂的佳话。 　　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925年周恩来邓颖超结婚照 　　 　　1925年周恩来邓颖超结婚照 　　 　　192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汕头合影。 　　 　　周恩来和邓颖超送给母亲杨振德的照片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 　　 　　1936年，邓颖超同周恩来在陕北。 　　 　　1938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武汉。这是他们在荷兰进步友人伊文思赠送给八路军的电影机前留影。 　　 　　1939年5月，邓颖超和周恩来在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的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门前留影。 　　 　　1939年，邓颖超陪同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臂伤。这是他们在莫斯科的合影。 　　 　　1940年8月在重庆迎来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 　　 　　1946年周恩来邓颖超在梅园新村30号院内。 　　 　　195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1959年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合影。 　　 　　1960年8月，邓颖超同周恩来在密云水库。 　　 　　1955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八达岭合影。 　　 　　邓颖超和周恩来工作之余，在园中散步。 　　 　　邓颖超同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邓颖超作最后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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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主席剩下的稿费只有124万多一点，这个钱全部交给国家
热度 4 稻草 2013-12-11 10:49
毛泽东的生活管家吴连登：毛主席剩下的稿费只有124万多一点，这个钱全部交给国家，没有给他任何子女享用，毛主席没有给他的子女留下一块钱、一间房子，一亩地。从这点来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心里想的是中国人民这个大家，想的是56个民族的大家，从来不想着自己。有时候收到礼品，朝鲜金日成经常给毛主席送来梨、苹果，毛主席把这些东西分给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送一点给江青，送一点给他的孩子。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一个的典范，身居高位，想着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服务，从来不想着享受，不想着让自己的孩子日子过得更好。毛主席平均每天工作20个小时左右，经常工作起来忘记了吃饭。在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毛主席一生有两难，一个是睡觉难，整天大脑在工作状态，根本就不休息，没有安眠药绝对不休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都希望毛主席能够多睡一分钟，我们就很高兴了。二是毛主席吃饭难，工作起来废寝忘食，该吃饭的时候了，他说我正在看文件，等一会儿再吃，文件看完了，他又看别的，干别的事，这儿等一等，那儿等一等。有时候一顿饭要吃上两三个小时。主席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在工作，从来没有想自己。毛主席一生没有享受过，解放以后也没有休息过一天，他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财富——他的著作。现在人们都在怀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中国人民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忘记恩人，我们要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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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为周恩来做传：直面文革时的周恩来
热度 1 zjx 2013-10-29 16:27
199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受邀去北京大学作讲座。在提问时，一个研究生递上一张小条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 　　“不能拿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理解一个政治家所考虑和权衡的事情。周恩来当时能选择的余地有限。如果他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他就是跟毛泽东决裂。他下台了，国家的经济、外交等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尽量减少或挽回‘文化大革命’损失的事，由谁来做?他选择的可以说是对他最难最痛苦的做法。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不是套话，真是咬紧牙关在撑着。”金冲及毫不客气地反驳。 　　1998年，继《周恩来传》上册之后，下册也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档案为基础来写的作品。 　　“应该考虑到：将来过几十年，所有档案都公布了，人家讲到这本书，最多说你对有些问题写得不详细，或者在当时不便说，但决不能让人家说你在胡说八道。”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很怕邓大姐也给我这样的评价” 　　事实上，金冲及最初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结缘，就是因为《周恩来传》。 　　198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70周年，时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金冲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当时并不知道，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建国后曾担任过8年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把文章呈送邓颖超看了，并征求她的意见，这个作者的文笔是否堪任《周恩来传》的主笔? 　　邓颖超点头后，金冲及被调入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对毛泽东，很多事情当时看法不一，写作条件不成熟。所以《毛泽东传》就没有立刻进入日程。其他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资料最齐全，看法也比较一致，所以就先写周传。” 　　因此，《周恩来传》成为中国官方为领导人所修的第一本传记。写作过程中，邓颖超再也没有任何干预。 　　作为主编，金冲及看了全部档案，执笔写了大部分书稿，拿到其他人写的初稿后，也要修改、改写，甚至重写。他说：“作为主编，应该对书中每一个字负责任。” 　　1989年春，《周恩来传》上册(建国前)首先出版。 　　邓颖超让秘书每天念20分钟给她听。“我那会儿一直提心吊胆。听说以前有人写的周恩来生平，邓大姐边听边说他‘真能编’。我很怕也得到这样的评价。”言及此，83岁的金冲及的表情就像一个等待着论文评判的学生。 　　不久，邓颖超把他叫到中南海西花厅，称赞这本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是一次“最好的尝试”和“一种创新”。金冲及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年下半年，《周恩来传》下册(建国后)编撰工作接着启动。 　　与上册一样，下册仍由李琦任主审，金冲及任主编。李琦为该书确定了八字方针：史料准确，立论公道。 　　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以下简称周组)下属的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副组长廖心文和熊华源为写作组成员。 　　根据分工，金冲及写建国后的前6年，廖心文写从1956年至1966年的绝大部分，熊华源写其余部分，高文谦写文革部分。 　　 蹲档案室 　　接下来的三年中，41岁的廖心文几乎每天都泡在档案室中。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收藏的领导人档案，由中央档案馆复印给他们，包括领导人的文稿、手稿、讲话记录稿、电报、书信等，按照不同的领导人，分别归类。 　　不过，中央档案馆也有许多材料没有给他们复印件，尤其是许多会议记录。 　　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次为写《刘少奇传》，工作人员去中央档案馆看会议记录，档案馆只提供刘少奇本人在会上的发言，不让看整个记录。金冲及只好自己去，因他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档案馆才同意让他看，但只能在档案馆阅读、摘抄，不可外带或复印。因此，金冲及在西山脚下的中央档案馆住下摘抄。这些记录非常详细，包括每个人的发言，甚至临时插话、表情。 　　即便如此，文献研究室的资料，已经浩如烟海。这里的档案也属于机密档案，不可带出档案室，也不可复印，因此需一边查看，一边摘抄。 　　在廖心文的办公室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见到了这样的小卡片。这是市面上很常见的书摘卡，有时正反两面都抄满。廖心文通常用黑笔抄下某一段材料，某些句子特意用红笔标注出。 　　退休前任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廖心文，是金冲及手把手带出来的，一直牢记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 　　一到下午5点，档案室关门，廖心文通常在晚饭后回到办公室，研究白天抄好的卡片。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四年。 　　1993年初，高文谦赴美国探亲，再也未归，并且带走了他写的周传文革部分的初稿。 　　当时，周组除承担周传编写工作外，还编撰《周恩来年谱》，廖心文和熊华源都同时参加这两个项目。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成员、当年38岁的安建设，原本负责《周恩来年谱》的文革部分，高文谦离开后，由他接替来写周传文革部分。 　　他们并不仅仅看周的档案，毛泽东的档案也是必须看的。安建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周恩来的工作批示非常细致，以文革期间而言，周恩来的档案数量至少比毛泽东的多10倍。 　　几年下来，为了写周传和年谱，廖心文积累了万余张卡片。安建设粗粗估计，自己看了周恩来的档案数万件，整理了两三千张卡片，而后来写作中用上的，不到三分之一。 　　金冲及同样是用80%的时间看档案，20%的时间写作。由于过去的工作条件，他没有做卡片的习惯，但看过的一般能记住，要用时立刻能想起来。 　　对他来说，看档案的过程，就是思考和回答脑海中的问题的过程。“有时，最初有一个想法，越看档案越充实和深化。也有时，看到后来就推翻了最初的想法。大体上看完了，怎么写心里也就有数了。” 　　 “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有缺失” 　　除看书面材料外，他们还要走访当事人，核实材料。关键人物不在了，就走访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当事人，这类材料被称为口述史。这项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走访过的总有几百人。 　　每次采访，经文献研究室批准后，先跟采访对象联络。对方有时提出，要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在研究室与对方通气后，采访就可以进行了。 　　一般由研究室一位比较资深的领导人带着年轻人去，让年轻人做笔记、录音及事后整理。“我那会儿常带高文谦去访谈，要他作记录和整理。”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走访王力大约有七八次。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提出：路线只有左和右，没有什么反动路线。毛泽东做了解释，但依然采用了这种提法。 　　毛、周二人单独谈话很多，都没有记录，他们也不跟别人谈。所以，这一细节成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文革期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的唯一证据。 　　廖心文和安建设都曾去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家中拜访过。文革时，谷牧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谷老每天都写日记，而且用毛笔，竖着写。”安建设说。 　　谷牧的日记为他们提供了不少线索。1967年的“二月逆流”之后，一批老革命家“靠边站”了。谷牧的日记记载着，1971年的五一节，周恩来积极安排老干部们都上天安门亮相，以促进他们的“解放”。 　　采访有时会持续数日，或者数次。对乔冠华、吴法宪、王力等人的访谈都在六七次以上。所有采访记录会整理出来，返回给采访对象，经确认无误后，归档保存。这些档案只供写作组的人使用。因当时周传和年谱同时进行，这些资料可以在两个组里共享。 　　即使工作如此细致，金冲及仍然觉得有遗憾：“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找不到。你问我写作中什么最为难，并不是对写周恩来的缺点失误最为难，而是有些重要问题找不到材料很为难。” 　　《周恩来传》上册是胡耀邦生前看的最后一本书。他曾说，对周恩来的军事才能，说得不够。 　　金冲及举例解释说，在西柏坡时，每次来自前线的作战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他汇总后并在地图上标好，单独向毛泽东报告。最后在档案里呈现的，重大问题只有毛起草的指示。“难道周去找毛的时候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吗?指示中没有包括他的意见吗?肯定有，两个人也肯定讨论。但是这个过程没有别人在场。没有资料记载作依据，我明知对周的作用反映不够，也只能不多说了。” 　　而在文革期间，资料更是存在不少断点。“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常写，这段时间，找毛泽东谈话。只有他们两个，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也就无法写了。” 　 　材料的鉴别 　　对这些材料的鉴别，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周恩来的工作日志和工作台历。 　　工作日志是计划，写着接下来几天要做什么，完成了就打钩。工作台历是一本日历，“很像古代的起居录，很详细”。 　　工作台历一开始由周恩来自己写。他会在每一页上写上，这天的几点几分，干了些什么工作，一天不漏。后来，他工作繁忙，就由秘书来写。 　　根据材料鉴别的规范，史料价值最大的，当属周恩来的手稿。 　　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会议记录等。 　　但会议记录有时也需要鉴别。文革初期，周总理多次会见红卫兵，有的时候谈话临时进行，中央来不及派出记录员，只能后期收集红卫兵自己印发的记录稿。 　　如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发生车祸，骗斗王光美。周总理在与七机部造反派的两派代表座谈时，批评了这一做法：“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揪到清华批斗，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 　　文献研究室的档案中没有收录这一谈话，但安建设在七机部红卫兵1月7日到8日的记录稿里找到了。他核对了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证实确有这次接见，因此采用了这一记录。 　　第三，是报刊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 　　第四，才是当事人的回忆，包括回忆录、访谈等。 　　在访谈中，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曾提供了一个档案里没有的情节。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是周晚年身边几乎片刻不离的工作人员。他保存着一个工作记录本，上面简要记录着每天发生的事情。他将记录本的原件给了文献研究室。后来，上交了中央档案馆。 　　高振普说，周恩来病危时，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推荐邓小平接任总理职务的信。当时，他就站在周恩来身边，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安建设听高振普说完，直觉他不可能是瞎编的。毫无疑问，这一材料非常重大。但是，档案里遍寻不着。同时，高振普对信的具体内容和书写时间都不太记得，旁证的找寻工作也很困难。 　　“毛主席收到信了没有?有什么态度?有没有批示或者回信?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写到书中，读者也会产生一样的疑问。”因此，这一情节最终未被采用。 　　后来，此事被高振普写入了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被高文谦收入了他所著的《晚年周恩来》中。 　　 “周恩来的错误能不能写” 　　1995年，《周恩来年谱》的写作完成后，廖心文、安建设都开始参加周传的写作。其时，电脑已开始普及，他们都改用电脑写作。 　　当时，这本书十年磨一剑，引起了普遍关注。尤其是，涉及到对周恩来晚年的官方评价，安建设觉得自己手下的笔很沉重。 　　在写作《周恩来传》上册前，金冲及就与李琦谈过：周恩来的缺点错误能不能写? 　　“我说不能回避，有三条理由。第一条，写传记，应该有科学的态度。第二条，要让书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第三条，人都有缺点，都有失误。你把错误分析清楚，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缺点和失误，比躲开不讲要好。你对他的弱点、失误都躲开不说，等于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金冲及强调：“这些话，隔了30年我都没有忘记，因为我当时去找他之前已考虑很久。” 　　李琦听完，表示赞同。 　　但不同的声音不是没有。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大家对周恩来的感情还很深。有一些老同志不太理解：“你们有什么资格评论总理的长和短?” 　　尽管如此，在李琦和金冲及的坚持下，写传记不回避缺点的惯例，就在文献研究室延续下来。 　　全书中最难把握的，也是金冲及修改最多的，还是文革部分。 　　安建设一开始总是会多写一点，“也给领导一个删改的余地”。他记得，自己当时的稿子，一般都打印在A3纸上，稿子只占中间的一小部分。交给金冲及后，他会将周围的空白密密麻麻写满。 　　“因为材料错了是硬伤，是会在史学界被人笑话的。”金冲及说。 　　文革期间，周恩来最引起争议的，便是刘少奇一案。此事作为建国以来的最大冤案，不可能回避。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在表决时，周恩来是举了手，并发表了一番讲话的。 　　金冲及认为，举手肯定属于周恩来的错误，但当时如果不举手，就意味着和毛决裂。“他忍辱负重，相忍为党，只能这么做。” 　　对于周恩来和文革的关系，金冲及敲定了定性语：被动卷入。 　　现在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大家任由毛泽东发动文革?金冲及对《中国新闻周刊》谈了自己的看法。 　“谁都不是生来就信仰毛泽东的，我自己也有过亲身经历。有一些事情，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次，发现是自己错了。第二次，发现还是自己错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就养成对毛泽东产生信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践，不可能有人站出来说，毛泽东这一次是错误的。你不能这样去苛责前人。” 　　因为是传记，著作者也需要适当进行评论。不过，他们只在很有把握的地方才写上一两句点睛之笔。如果事实部分不够清楚，或者有争论而没有把握，就宁可述而不论。 　　安建设在某一处讲到毛周关系时，曾不吐不快，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我当时说，毛周都是这么多年的革命战友了，有什么话一定要放在会议上说，而不能私下解决呢?” 　　拿回来时，发现金冲及全删掉了。“金主任说，你作为著作者，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太过了，也有的读者会觉得说得还不够。” 　　“读者最想了解的，就是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评论毕竟是代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你不能把你的观点写得太多。”这位把蓝白竖条纹衬衫一丝不苟扣到最顶端的老学者，如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金冲及修改完稿件后，交给李琦，没有再送其他人审阅。“李琦同志没有提出太多问题，一般都说写得不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没有他的点头，这部书就不能出。这意味着，书出去之后，所有问题都得由他担当。” 　　1998年3月，周恩来百年诞辰前夕，《周恩来传(1949-1976)》面世。新华书店统计了北京、上海的销量，该书排在畅销书的第四位。 　　 《晚年周恩来》的主观滥殇 　　2003年，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海外出版。他称，写此书是为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 　　他的前同事都翻阅了这本书，金冲及也不例外。 　　问及此事时，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已接近尾声，满头白发的金冲及略带苦笑：“我首先很愤怒，我觉得他不应该写这样一本书。然后我也觉得很伤心。” 　　高文谦进文献研究室时，还是年轻人，金冲及常常带着他。高文谦做的访谈，大多是金冲及带他去的;所看的资料，也是文献研究室内的资料。 　　金冲及记得，高文谦有一次和他谈心，谈起文革前，父亲受到迫害，他也被波及，连去买菜都受到卖菜人的歧视，不愿卖给他。“我就跟他说，我送你一句话。《傅雷家书》里说，一个童年遭受不幸的人，往往是多疑的和脆弱的。你平时对有些问题太多心，什么事情都容易从坏处去想。高文谦回答说，是啊，我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总是睁大了双眼，看着周围。所以他对许多事都充满了猜疑。” 　　“他去美国以前，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金冲及指了指自己这个40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内记者所坐的沙发，“他说：‘我就算走也不会出去乱写的。不讲党性，讲良心，我也不会这么做。’但没想到，他还是写了这样一本书。” 　　金冲及坦承，高文谦书中引用的史料并没有编造。“但是一条史料和一条史料之间，大段的是他自己的猜测和看法，而且是用叙述事实的笔调写的。这些并没有史料根据。但读者看到这些分析，误以为也都有史实依据的。一位外国学者对我说，他这本书主观性太强。这就造成了太坏的影响。” 　　在《周恩来传》完成15年后，金冲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基本观点。“我们对周恩来的看法没有大的改变，因为这是经过多年阅读大量原始资料和反复思考后形成的。后来这部书多次重印，有些史实的细节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改得更准确，但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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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16 02:52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名片 　　诗曰：名片经年已发黄，将军大使怎能忘。 外交另起新“炉灶”，连接五洲四大洋。 　　 　 　1950年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新中国外交队伍里“另起炉灶”的指示，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亲自挑选了10位军队干部从事外交工作。5月8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布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明治被任命为中国驻波兰大使。 　　6月2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主席专门接见了彭明治等10位大使。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好就好在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周恩来接着说：“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也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在毛泽东讲完话后，周恩来总理拿出一沓毛泽东和他的名片对彭明治说：“外交无小事，带上它工作方便，需要找波兰领导人时就把我和毛泽东的名片交给他们。” 　　毛泽东的名片长11。9公分、宽6。3公分，竖版仿宋繁体铅印“毛泽东”三个字;周恩来的名片略窄一些，竖版仿宋繁体铅印，右侧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中间印着“周恩来”。 　　彭明治接过那些米黄色的布纹纸名片，看得格外仔细。这时，身边的一位同志冒出一句：“这名片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笑起来。 　 　那时候的名片，无论是式样还是内容都大不一样。现在任何一个人的名片可能都比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的名片高档、精致、美观得多，内容也多得多，不仅有单位、地址、电话，还有官衔、职务，职务又要分荣誉性职务和实际职务，国内职务和国际跨国公司职务。而毛泽东的名片上仅只印有“毛泽东”三个字，周恩来也只印了“外交部部长”的职务而已。 　　如果按照时下一些人的观点，毛泽东的名片应该写上他实际担任的五个职务(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的名片也应该写上他实际担任的7个职务(党中央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当然，毛泽东的职务没有人比他高，官衔没有人比他大，“天下谁人不识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住在中国北京，亿万人都知道他的官衔，不需要在名片上写明。 　　其他“将军大使”是否也有此名片?询问黄镇将军和王幼平将军的夫人，她们都表示没有发现。而据外交部礼宾司综合处处长陈力介绍，在外交礼仪中常常会用到国家领导人的名片。如今，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常在以他们的名义赠送外国领导人礼品的时候，使用自己的名片。 　　从波兰回国后，尽管岁月更迭，彭明治仍完好地珍藏着这些名片。据彭幼明回忆，彭老平日在整理藏品时，总会把这些名片拿出来，摸了又摸，看了又看。 　　在毛泽东、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彭明治还拿出名片，给家人讲周恩来介绍他到叶挺独立团和代表毛主席赠送波兰总统景泰蓝的难忘经历。每到动情的时候，彭明治老人总是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彭老也已于1993年去世。2005年10月，彭明治的女儿彭幼明女士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找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送给她父亲彭明治将军的名片，才使这两张保存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珍贵名片得以重见天日。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是这些泛黄的物品。 　　如今名片上的头衔往往是一面印不下，还要折叠加长，于是就有了处级和尚、局级组长之说。“名片——明骗”的现象社会上并不少见。不过，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名片那个东西，没有必要太当真。然而，读罢毛泽东和周恩来名片的故事，委实令人感慨不已。 毛泽东不吃死鱼 　　诗曰：曾遭讽刺钻山坳，不吃死鱼爱吃椒。克里姆林宫里客，如今在此领风骚。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乘飞机来到石家庄机场，总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迎接，然后乘一辆缴获来的吉普车走了160—170公里，来到西柏坡。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中共方面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穿着没棱没角的旧棉军衣，毛泽东的衣袖上还赫然补了块补丁。小山村的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级食品?无非是自己养的猪和鸡，还有滹沱河里捕来的鱼。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很能喝酒，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书记中，为首的毛泽东是沾酒就脸红。朱德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不能喝酒。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中国人里能喝酒的了，却哪里敢与玻璃杯子端起来咕咚咕咚灌的米高扬比呢?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是我想，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他还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而后才吃。 　　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厨师严格下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是死鱼。 　　厨师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这位上校慌了，语言又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这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 “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上校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 　　于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 　　其实毛泽东在国内时，死鱼剩鱼都吃，从不讲究。他只是讲究给苏联人看。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莫斯科早早就准备好了活鲤鱼。赫鲁晓夫特意警告下边：“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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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0 石竹苑 2013-8-5 11:24
上 个世纪五十年代有过一段歌舞升平的日子，中央隔三差五开宴会，人大会堂内经常高官满座，民主党派，社会名流云集，很多场宴会都是由周恩来主持，例如为欢迎 卫立煌归来举办的宴会，有一大批国民党时期的要人故旧都出席，必须顾及各种关系，妥善安置席次，不能出差错，所以跟在周恩来身边的人要特别仔细。 在一次宴会当中，一个党国元老的孙子跑进来缠着周恩来说要当海军，周恩来耐心规劝他“年纪还小，再等几年”，谁也没想到这孙子未能如愿心有不甘，出门把周恩来的座车偷着开跑了。 宴会结束，众人步出大会堂正门，依照惯例，按位阶高低名望尊卑排序，位尊者先行登车离开，余者立于阶前恭送。毛主席的座驾排在第一位，最先开到台阶前，毛和众人挥手道别，登车离去，接下来该是周恩来的车，可是迟迟不见车的影子。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顿时乱成一团，急忙分头去找车。总理的车丢了，这事非同小可，按内部纪律要算责任事故。 周恩来双臂抱于胸前，站在台阶上，一言不发，面沉似水。在他身后站着一大群参加宴会的宾客，周不走别人也不能走，尊卑有序，官场上的规矩不能破，众人只好干等，场面很难堪。一时找不到车，只好打电话给在统战部留守的秘书长童小鹏，临时调车。 待查明情况，向周汇报是某某把车开跑了，周的脸色稍霁，说了一句，“小孩子淘气。”，上车走人。 跟在周恩来身边的人很生气，有人说“像这样的就应该枪毙！” 周的座车后来在西单附近被发现。那孙子把车开出去兜了一圈，扔在西单不管了。 还有一次，周恩来坐车去京郊延庆，出县城没多远被公路收费站拦下，要征收养路费，工作人员下车跟收费站的人解释说这是总理的车，出来办事，问能不能放行。收费站的人超牛，根本不吃那套，说管你是总理还是主席，只要经过我的路面你就得交费。 周恩来当时端坐车中，一声不吭，等回到中南海，很快就下发了一份红头文件：取消全国的养路费，所有的公路收费站全部撤销。 周 恩来在世人的眼中是精力充沛，能力过人，亲和友善，高雅不俗，尽忠职守，体贴下级，关心民瘼，个人形象近乎完美。其实周恩来应算是少年得志，一大半生都置 身于权力最高层，经常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举手投足免不了官派，带些贵气。随侍在周身边的人大都很小心谨慎，看周的颜色行事，不敢僭越。 与周不同，毛的做派洒脱，不拘形迹，甚至有点随便不讲究，不过在某些特别的时刻可以看出毛的自我控制力很强。很多人都知道在重庆谈判期间，烟瘾很大的毛知道蒋讨厌烟味，在和蒋会面时毛没有碰过烟。 其 实不止是蒋，还有其他人能让毛忍住烟瘾，有一位革命先烈的夫人，这位先烈夫人脾气甚大，特别不能忍受别人在她面前吸烟，有人说她有洁癖，她家里总是打扫得 一尘不染。曾有一客人登门看望，坐下刚掏出烟盒就被她用鸡毛掸子打落在地。毛和周等几个人曾一同去看望这位先烈夫人，其间毛也没有碰过烟。 李 维汉是党内元老，资历和毛周不相上下，并且和毛周二人的交情也很深。李维汉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有一次在统战部活动室，毛和周并排坐在长沙发上看别人打乒乓 球，李维汉架起一部电影摄影机，对着毛和周，然后他悄悄地转到沙发背后，伸手把毛和周的脑袋往中间一并，让二人来个头碰头，三人相视哈哈大笑，毛不以为 杵。这段胶片估计还保留在机要局的档案库内，也许有一天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曾有人总结说，周有官气；毛是豪气；曾统率六十万大军的傅作义面相凶悍，有霸气；前清进士，曾任高法第一任院长的沈钧儒人很倔，有股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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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十大元帅中邓小平唯独不与谁来往?
热度 5 稻草 2013-8-3 21:54
核心提示：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确实，周恩来在1965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 　　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毛泽东在1966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确保解放军对他的拥护，因为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之后一直领导部队。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 　　林彪在抗战时脊椎神经受伤，从此变得性格内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在毛泽东实际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绝接受。自从成了毛的“亲密战友”后，林彪对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的担心也确实有道理。到1970年，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有可能在他还活着时就计划篡权，在1971年夏末开始准备解决林彪问题。他首先接见了林彪手下的主要军队领导人，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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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稻草 2013-7-27 09:06
　　周恩来首提高层接触 　　1944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出现了胜利的曙光。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局，美国政府在1944年7月22日向延安派驻了美军观察组（通称“迪克西使团”），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正式开始接触。 　　当时共产党十分赞赏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就在观察组来的前几天，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并亲自修改社论稿。这篇社论高度评价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支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外交路线。7月27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观察组成员谢伟思，首次表达了愿意同美国进行高级别接触的意愿。当时谢伟思曾问：“您认为美国在帮助中国方面能做些什么？”周恩来表示，“使人感受到我们影响的更好的办法，可能是通过高级别的个人接触。”10月10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愿冒险和美国发生摩擦，因而愿意与美国政策"步伐一致"。”不过，美方未能领会中方想要高层接触的意思，或者有别的考虑，周恩来等人的首次提议就这样不了了之。 　　毛泽东明确提出想访问美国 　　1944年12月15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等人造访延安，同行的还有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伯德。此前，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将军的参谋长莫克莱尔曾提出一个计划：美军在中共控制之下的延安登陆或空降伞兵，中共给予合作和支持，作为回报，美国将给中共军队提供装备。伯德此行主要是为此计划探听虚实。 　　15-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相继与伯德等人进行了会谈，并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美国特别军事行动小组人员和其部队将被安排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主要是摧毁日本的通讯设施、飞机场和碉堡，中共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同样，当魏德迈认为战略需要，共产党应当用他们全部的65万部队和250万民兵予以配合；美国战略情报局将至少为2.5万名游击队提供食物、衣服的全副装备，为民兵至少配备10万支伍尔沃尔斯单发手枪，同时建立专门学校，培训如何使用美国武器、炸药以及通讯设备，建立美军与八路军合作的无线电情报网。中方虽答应给予支持，但对计划能否得到批准表示怀疑。朱德曾向伯德询问，不知蒋介石是否同意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能否得到美国批准。伯德表示将努力促成计划实现。 　　与此同时，中方再次提出高层访美的建议。叶剑英向戴维斯询问，后者是否认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访问美国是个好主意。戴维斯当时认为是叶剑英想访美，回答也比较谨慎。后来毛泽东同伯德的谈话把话挑明了：配合美军的行动计划关系重大，他和周恩来应当到美国和罗斯福面谈。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访美的意向。 　　包瑞德等人在12月29日返回重庆。但装备中共的计划遭到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强烈反对。赫尔利最早是要调解国共冲突的，但当蒋介石拒绝调解后，他就完全站在了蒋介石一边。赫尔利对计划的起草者莫克莱尔更是耿耿于怀。一次，在魏德迈家的鸡尾酒会上，赫尔利因此对莫克莱尔大发雷霆，莫克莱尔则气得面色发青，两人甚至捋起袖子，准备拳头较量，被魏德迈给劝开了。此后，赫尔利还不断寻找机会，给那些想装备中共的人物背后使坏。 　　莫克莱尔计划因此完全流产，毛泽东的第一次访美提议也就这样泡汤了。 　　毛泽东再提访美计划 　　其实，毛泽东提出访美计划，不仅仅是为了与美国总统讨论莫克莱尔计划。1944年末，面临抗战结束在即、国共矛盾深化的局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希望亲自同美国方面沟通，要美国压制蒋介石不要发动不得人心的内战。而且，战争结束后，中国的重建也有赖美国的经济支持，很多方面都要向美国学习。1944年10月29日，周恩来就向戴维斯表示：“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后将派一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去美国学习技术，还将招聘一些外国专家和顾问。” 　　由于访美意见迟迟未能得到回应，中方再次重提这一建议。1945年1月初，毛泽东会见“迪克西使团”代理团长克劳姆莱少校，提出他愿意和周恩来一起或单独前往华盛顿面见罗斯福总统，而且呼吁美国支持，并要求把这一建议直接转给美方高层，而不要让亲蒋的赫尔利知晓。 　　1月9日，克劳姆莱把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如实向魏德迈在重庆的总部做了汇报：“延安政府想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去美国，向对中国的形势和问题感兴趣的美国公民和官员解释目前的状况。以下是未记录在案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把他们当作中国的一个重要党派来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尽快地单独或同去华盛顿。如果罗斯福现在或不久的将来发出邀请，他们明确表示希望去美国。这有利于保护他们相对于蒋介石的政治影响。” 　　克劳姆莱在解释这一建议时说，对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将在6-12月内落入红色政权的统治；红军人数在今年年底将达到100万；如果美国仅仅给蒋介石支持，那么美国会为在中国发生的结果付出代价，并将影响以后与中国的关系。不难发现，克劳姆莱倾向于接受这个访美计划。 　　尽管共产党方面想绕过赫尔利，尽管克劳姆莱使用密电把这个访美的提议报给了上司。但赫尔利还是发现了。1月10日，密电发到重庆，但魏德迈恰好不在。魏德迈与赫尔利曾有互拆信件的协议，于是信就落入了赫尔利手中。一向高傲自大的赫尔利，对中共以及迪克西使团想绕过自己的做法十分不满。14日，他给罗斯福总统发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件，向总统汇报：魏德迈手下曾私自起草了一个关于在共产党地区使用美国伞兵部队并装备中共军队的计划，这一计划绕过了国民政府，而这恰是共产党想要的。在信的第5页，他简略地提到了毛泽东要访美的计划。在赫尔利看来，国民党才是中国正统，而中共军队非常弱小，根本不必予以重视，因此他坚决抵制装备中共与毛泽东访美这两项计划。他还诬蔑共产党拒绝同国民党公开达成解决方案，这是由于“不忠实的美国人加入了共产党的一个反蒋和反罗斯福的阴谋集团”。2月28日，赫尔利还亲自跑回美国，要罗斯福坚持扶蒋反共立场。由于赫尔利的“不懈努力”，毛泽东的第二次访美提议同样未能得到美方回应。 　　毛泽东三提访美计划 　　1945年3月间，谢伟思奉军方之命去延安。当时，中共七大召开在即，这是十年来第一次代表大会，美国也想借此了解八路军方面的消息。3月8日，谢伟思乘飞机北上，9日抵达延安。 　　13日，毛泽东邀请谢伟思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向谢伟思表示，尽管美国的政策一贯举棋不定、出尔反尔，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但是他仍然希望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这一切。这已经是毛泽东第三次提出类似建议了。 　　大使赫尔利对谢伟思延安之行同样嘀嘀咕咕，当时还在华盛顿的他大动肝火，气急败坏。3月27日，赫尔利同各军种参谋长举行了会晤，军种参谋长根据赫尔利的描述得出结论：“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比较小的援助，中国的叛乱就能被镇压下去。”既然如此，同中共的接触就完全没有价值了。3月30日，谢伟思接到了返回美国的命令。 　　4月4日，谢伟思离开延安，12日抵达美国。当天，罗斯福总统去世。随着罗斯福的去世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推行，毛泽东的第三次访美提议也就被埋没到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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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VANO 2013-3-7 21:56
罕见组图：毛泽东周恩来跳舞照
罕见组图：毛泽东周恩来跳舞照 来源：海彊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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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8 2013-1-28 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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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 yuxin_9605 2012-12-10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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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燕山红场 2012-11-25 04:39
“ 主要嫌疑对象 ” 突然身亡 罗瑞卿不得已再召集专案组负责人施加压力。 据调查，全上海市共有 “ 宝石牌 ” 打字机 81 台，分布于 10 个区的 81 个单位。专案组人员，不辞辛劳，走遍拥有 “ 宝石牌 ” 打字机的 81 个单位，取回每台机子的字样和数十个常用铅字，逐一鉴定分析。为配合侦破，又专门从上海字模厂请来一位姓孙的高级技师，协助痕迹专家作技术鉴定。 经数十名专案组刑侦人员近 20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终于初步锁定了一名 “ 嫌疑人 ” ， 疑点集中到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资料室工作的汤某身上。 此人 21 岁时考入上海美专，毕业后在 “ 电通影业公司 ” 任舞美、道具等。专案组于 4 月 12 日 派数名侦查员赴海燕厂秘密调查，带回来的情况更令人振奋。原来，江青当初也在这家电影公司呆过，两人不但熟识，且关系尚好。这种关系还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两年前的 1957 年，江青来上海，还专请汤某到 “ 法国俱乐部 ” 吃过一次饭。尤其使侦查员感兴趣的是，汤某档案记载，她的一个已自杀的表姐之丈夫，就是 “ 匿名信 ” 中提到与江青有染的男子之一，其表姐即为此自杀。而且，汤某曾患精神病，平时高兴时，爱讲些当年与江青有关的轶事。此外，令专案组感兴趣的是，汤某办公室也有一台 “ 宝石牌 ” 打字机。这些情况综合起来，汤某嫌疑极大。 然而，正当专案组报请上级，准备对汤某实行拘捕审查时，却突生变故。 4 月 13 日 此人精神病复发，砸坏了室内的办公用具（包括那台 “ 宝石牌 ” 打字机），已入精神病院。专案组有人怀疑其是在装病做戏，遂秘密入院在医学专家配合下，对汤某实施特殊的催眠状态下的审问。结果并无实质性进展，但也未排除其嫌疑。正当专案组打算与她正面接触时， 汤某却在逃离医院途中突遭车祸身亡。 这种变故，其经过简直就是一部惊险小说的情节。专案组获悉汤某死亡， 既怀疑汤某是畏罪自杀，也不排除另有人 “ 杀人灭口 ” 。 至此，整个案件呈现一种少见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甚至有人怀疑有更大的政治背景。专案组当即与上海市公安局交警部门专家，联合展开一系列调查，追查死因及车祸背景。不过，最终结论显示，车祸乃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无背景。 查找 “ 宝石牌 ” 打字机 “ 嫌疑人 ” 身死，但证据还在。 专案组将汤某资料室那台 “ 宝石牌 ” 打字机的全部铅字搬回专案组，请痕迹专家及上海字模厂孙技师再作鉴定。不过，鉴 定结果却令专案组全体成员沮丧不已， “ 匿名信 ” 不是这台打字机打出来的！ 至此，汤某作为 “ 嫌疑人 ” 被彻底排除，整个线索再度中断。 不过，案子仍得加大力度侦查，周总理第二次定的半个月破案时限已过了 5 天。 以宋添福等几个公安部专家为首的专案组压力极大，几位负责人几乎彻夜不眠，寻找新的破案方向。 专案组负责人商议后，不得已重新调整思路， 决定从 “ 匿名信 ” 所用信纸查起。 信纸是一种比较特殊的 25 行信笺纸。北京首先被排除，因为全北京都没有这种信纸。上海方面正在继续查找，一时还无结果。 4 月 16 日 深夜，宋添福独自在专案组办公室苦苦思索，毫无睡意。半个月来，他都是深夜未寝，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对于他这位深受罗瑞卿等公安部领导器重的刑侦专家，还没有哪一次在领受任务后，经受过如此的压力。 这件案子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牵涉到主席夫人，又是周总理时时过问、公安部长亲自抓的 “ 通天大案 ” 。然而半个月了，至今破案指向仍不明确，让他这个专案组长在公安部长面前简直无地自容。 已是深夜零点，宋添福毫无睡意，将那两张信纸反反复复仔细打量着。突然，他眼睛一亮，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在其中一张信纸上方的切口处，有一条约 2 厘米 长、比头发还细的草绿色细丝。这是印刷厂装订信笺时，所用胶水干燥后形成的，留在了这张信笺上。前几次只注意了信笺的规格、样式和纸质，将这个重要细节给忽略了。 宋添福大为兴奋，他感兴趣的不是胶水细丝本身，而是那极少见的草绿色。印象中，似乎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的胶水。这晚，黄赤波也为专案进展不顺睡不着觉，深夜来专案组办公室走走。宋添福将此新线索的发现一讲，黄赤波也很高兴。第二天，即对上海市所有印刷厂展开调查，重点是使用这种绿色胶水的信纸。很快，全上海不管国营、集体的印刷厂都查遍了，毫无收获。随即，调查转到了上海驻军头上。 侦查方向转向驻沪三军 当时，驻沪陆、海、空三军各单位都有自己的印刷厂。而据相关行家介绍，似乎只有部队印刷厂可能使用过这种草绿色的胶水。 要将侦查范围转向驻沪三军，这不是上海市公安局长可以决定的事。黄赤波即找柯庆施请示，柯庆施这次很爽快，当即拍板。毕竟他身兼着 南京 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在柯庆施安排下，专案组人员得以进入海、陆、空三军基地全面调查。 调查不久便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一组侦查员，在东海舰队某基地库房内，查到这种特殊胶水的信纸。而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 使用这种信纸的单位更叫黄亦波和宋添福等人吃惊，是海军司令部设在东海舰队的一个绝密情报部门（对外代号为 “1287 办公室 ” ）。 又是由柯庆施出面安排， 4 月 19 日 ，黄亦波与宋添福亲自带人来到东海舰队司令部，与司令部保卫部门及 “1287 办公室 ” 负责人见面并协商，就关于在该部门展开秘密侦查做出安排。专案组人员对 “1287 办公室 ” 全体人员档案逐一研究查阅后， 将目标锁定在海军中尉金柏麟身上。 金柏麟时任 “1287 办公室 ” 第 13 小组副组长，还是党支部委员，是这个海军情报部门的核心骨干之一。他办公室正有一台 “ 宝石牌 ” 打字机。经专案组人员秘密鉴定，两封 “ 匿名信 ” 均出自这台打字机。此外， “ 匿名信 ” 信纸的化学物质对比鉴定，也与该办公室信纸完全相同。况且，金曾于 3 月 27 日 至 31 日奉派到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出差。由此，第二封 “ 匿名信 ” 所使用的信封也有了出处。一切证据显示， “ 匿名信 ” 确系金柏麟所为 。 海军中尉金柏麟其人其事 金柏麟于 4 月 12 日 被捕。 当时以为此案案情重大，背景复杂，审讯会有相当难度。出乎审讯人员意料的是， 没费多大劲，这位前景看好的海军中尉便爽快承认了事实。 原来， 28 岁的金柏麟是烈士遗孤，父母均系地下党员， 6 岁时，其父母被叛徒出卖遇害，金由其姨妈史文慧收养。史文慧是上海小有名气的评弹演员，系当年上海文艺界活跃分子之一。其实，这位评弹艺人还有着另外一种身份，她的秘密身份是为 周恩来 直接掌握领导的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 1924 年入党），交往中结识了当时的电影明星蓝萍（ 江青 艺名）。但其时，史文慧并不知道江青的地下党身份，因看不惯江青作风派头，主动断了与其的关系。 金柏麟父母牺牲后，史文慧同党中央断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找到长期与史文慧一起居于苏州的金柏麟，将他们安排至上海。 1953 年金柏麟参军，在海军服役。此时，史文慧才偶然从熟人那里知道江青已成中国的 “ 第一夫人 ” ，她目瞪口呆之余，很想不通其间名堂，有时不免与家人说点江青的过去。金也由此对江青产生极大反感 。 3 月 25 日 当天， 金柏麟去上海市区办事。在南京路上，正好碰见从 “ 永安公司 ” 购物出来的江青一行。那天下午，虽从未与江青见过面，金柏麟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基于对江青的反感，金柏麟顿时产生写匿名信羞辱这个女人一番的念头。于是他开始跟踪江青一行，从南京路跟踪到城隍庙、龙华寺，一直到了江青下榻的 “ 法国俱乐部 ” 。 当天， 他便寄出了第一封 “ 匿名信 ” 。几天后，正好派他去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查数据，他利用出差北京之机，又发出了第二封信。 金柏麟案件若在 “ 文革 ” 中，江青大权在握时，足以杀头，而且株连一大片。但当时，江青之淫威尚不足以控制军内外。结果，此案虽是公安部直接抓的大案，却既不由公安部处理，也不由案发地的上海处理，而是交部队军事法庭审理。罪名及判决也大出人意外：泄密罪， 3 年刑期。 据言， 此为一些军方高级将领干预的结果：金系烈士遗孤，须从轻发落。 “ 文革 ” 中，当年颇带侠义心肠的金柏麟侥幸躲过江青可能的报复，逃过一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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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燕山红场 2012-11-25 04:38
2012 年 10 月 26 日 来源： 中国网 作者：王仲典 从共和国建立到 “ 文革 ” 前的 17 年中，江青一共经历过两次 “ 匿名信 ” 事件。 其中又以第二次 “ 匿名信 ” 事件惊动最大，因为是在中央领导人全部汇集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发生的。这个事件惊动了除 毛泽东 之外的所有中央领导人。而且其中的周折及内幕，有颇多令人回味之处。 “ 匿名信 ” 江青看了一眼当即昏了过去 1959 年 3 月 24 日 中午，坐落于上海市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 “ 法国俱乐部 ” ，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此人就是有着 “ 第一夫人 ” 身份的江青，她刚从北京飞抵上海。 江青此行的目的，是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检查并指导上海方面为毛泽东起居的准备情况。中共中央决定 3 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将亲自赴会主持。 3 月 25 日 上午，在柯庆施安排下，由兼有柯庆施政治秘书及市委宣传部部长双重身份的张春桥陪同江青，带着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等人，检查了锦江饭店八届七中全会的各个会场，江青表示满意。下午，由上海市委交际处一名副处长陪同江青逛街及游览。先在著名的 “ 永安公司 ” 购物后，又去城隍庙及龙华寺游览。 3 月 26 日 中午时分，江青闲来无事，让饭店服务员寻来一把二胡，在房间里自娱自乐。正拉得高兴，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敲门而进，给她送来一封 “ 亲启信 ” 。江青愣了一下，心想，什么人会把信给她送到这里来？心中不免疑惑。待郝离去，江青拆开信，仅看了一眼，顿时脸色大变，再看下去，竟是血涌脑门，一下子昏倒在沙发上。原来，这是一封揭她老底的 “ 匿名信 ” 。 江青的昏倒，吓坏了随行人员及饭店一大帮人。众人七手八脚忙了一阵，江青才苏醒过来。不过，那时的江青倒还没有 “ 文革 ” 时的专横及整人的歇斯底里。她让自己沉下气来，对人闭口不谈。 傍晚，有着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的康生飞抵上海，住进锦江饭店。康生此时已是江青极为亲近和赏识的 “ 密友 ” 类人物，两人关系很不寻常。江青将信交康生一阅并讨教。康生匆匆看过一眼，一拍桌子，连声说： “ 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让罗瑞卿搞个专案组！ ” 不过，以当时康生和江青的身份地位，似乎还直接指挥不动公安部长罗瑞卿。 周恩来限公安部长 10 天内破案 3 月 29 日 晚，周恩来总理飞抵上海，为即将开幕的八届七中全会作最后准备。江青和康生先后向周恩来谈了 “ 匿名信 ” 的事。他们知道，只有周总理才能指挥得动罗瑞卿和上海市委。 周恩来听完情况介绍，浓眉紧锁。不过，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在检查完八届七中全会准备情况后，当晚 10 时， 周恩来 将公安部长 罗瑞卿 召来自己的房间，对其做出紧急指示。他要罗瑞卿迅速组织精兵强将，并限定 10 天内侦破此案。 看着公安部长眼里闪过一丝犹豫，周恩来语气严肃地解释说： “ 为什么迅速调查侦破呢？这并不仅仅因为收信人是 江青 同志。 ” 周恩来目光锐利地盯着公安部长，进一步说： “ 我们要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央这次在上海开会，是高度保密的，所有与会人员的行踪、住处等相关情况也是要严格保密的。江青同志虽然不是这次中央全会的代表，可是她的特殊身份，以及所担任的职务，具有与参加中央全会代表同等的保密性质。 ” 说到这里，周恩来沉思片刻，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罗瑞卿发问： “ 按理说，江青同志的住处是严格保密的。可是，怎么会有这样一封信件，准确无误地送到她的手里呢？这是一个疑点，也是问题的关键。 ” 周恩来浓眉一扬，加重语气说： “ 这个疑点，关系到我们的保密工作环节，甚至关系到这次中央全会，乃至主席的安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封信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彻底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 公安部刑侦专家急赴上海 当晚，罗瑞卿与留守北京的公安部领导做出安排，抽调侦破专家急赴上海。 同时做出紧急安排，加强了八届七中全会会场等场所的安全警卫。第二天，公安部著名刑侦专家宋添福率两位破案高手飞抵上海。 由于事发地在上海，周恩来也将情况通知了柯庆施，要他在上海抽调人员协助破案。柯庆施深知责任重大，他立即安排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挂帅，选派了近 20 名上海公安系统各方面刑侦高手参加专案组。 侦破工作全面展开后，专案组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江青死活不肯交出那封 “ 匿名信 ” ，只给了专案组一个信封。没辙，侦破人员只好从信封及送信、收信渠道查起。专案组 20 多个刑侦高手查了两天，毫无进展。正在专案组陷入困境时，第二封 “ 匿名信 ” 又从北京寄到江青手中。 毛泽东抵沪当天 “ 匿名信 ” 再袭江青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定于 1959 年 4 月 2 日 开幕。 4 月 1 日下午 3 时 ，毛泽东从北京飞抵上海，江青随同一批已抵沪的中央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江青刚刚离开 “ 法国俱乐部 ” ，当天送往锦江饭店的第二封邮件送来了。其中有一封写有： “ 饭店负责同志收 ” （与第一封 “ 匿名信 ” 的外信封一样）。这封信当即引起了上海市委警卫处派驻饭店人员的警惕，相关人员又按信封落款地址，往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打电话，回答说没有向上海发过信件，也不知道上海有这样一家内部饭店。 该信转到专案组手中，拆开一看，内装一封和上次一模一样的写有 “ 江青同志收 ” 的信。所用信封一样，其字迹也一样，估计信中内容和第一封也相同。但宋添福等专案人员包括上海市委负责人不敢私拆，只好再转江青处。结果证实，果然是与第一封信内容大致相同。既然 信是从北京发来的 ，又有了新的线索，就必定 “ 柳暗花明 ” ，专案组于是兵分两路，立即派 10 人赴北京展开调查。 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以及相关部门配合下，北京的侦查很快取得进展。公安部先后锁定两名嫌疑人，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叫专案组大失所望。两名嫌疑人中，前者经鉴定，笔迹不符，后者却被在上海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否定，通知立即停止对此人的侦查。原来这人是中共高层仅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党员，上世纪 30 年代初就从事秘密工作，连周恩来都知道。至此，线索再度中断，案件侦查又陷入困境中。 周恩来出面让江青交出 “ 匿名信 ” 原件 周恩来规定的 10 天期限很快就到了，罗瑞卿在黄赤波陪同下，来到专案组，既是对大家日夜加班紧张侦破的慰问，也带有 “ 督战 ” 的意思。 压力之下，黄赤波亲自主持，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有侦查员再次提到是否能了解 “ 匿名信 ” 内容，以获取破案线索。黄赤波做不了主，分别向柯庆施和罗瑞卿汇报，请求支持。 柯庆施与罗瑞卿在中央全会会议的间隙碰头，商议办法。事情肯定会涉及江青一些见不得人的隐私，不过，事关破案大局，两人都觉得有必要找江青了解。但当真正要出面找江青要信时，精明老练的柯庆施却不肯出头了，他让罗瑞卿单独找江青谈。 罗瑞卿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找江青说。果然，江青一听就不高兴了。不过，她没有当场发作，只说考虑一下。第二天，她不客气地打电话给罗瑞卿，一口回绝。 八届七中全会继续进行着，毛泽东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大讲特讲海瑞的故事，鼓励党的高级干部学海瑞精神。会议预定于 4 月 9 日 闭幕，眼看会议结束前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交代，罗瑞卿急得不得了，只好去向周恩来求助。 周恩来 思索一阵，答应亲自找 江青 做工作。当晚，他就去找江青要信。江青虽不情愿，但毕竟周恩来身份地位不同。从延安时代起，江青对周恩来就有一种敬畏之心，况且周恩来在处理这些事情上，也很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江青迟疑了好一阵，最终还是交出了两封 “ 匿名信 ” 。周恩来将信交给 罗瑞卿 时，一再告诫，转告专案组，要高度保密。 这对专案组上下都是一个鼓舞。两封信果然一模一样，都是用当时还不十分普及的打字机打出来的，全是以尖刻嘲讽的语气揭露江青 30 年代在上海的生活旧闻轶事，内容之详细，令人吃惊。信中甚至列举了当年与江青交往的数名男子的姓名、职业、住址等情况，还具体到描述了江青当时的种种媚态丑姿。 专案组调来相关语言专家及痕迹专家对 “ 匿名信 ” 作全面分析，以排查嫌疑人。语言专家主要根据信的内容和遣词造句的方式，以及行文习惯等，分析出写信者所具备的各项特征。痕迹专家则 根据字体痕迹分析出 “ 匿名信 ” 是用一台已使用了 10 年以上的 “ 宝石牌 ” 打字机打出来的，而且打字者非专业打字员 。专家们的分析，为侦破指明了大致方向。 4 月 9 日 ，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周恩来又找罗瑞卿过问案情进展。而当初规定的 10 天破案期限已到，罗瑞卿无言以对，只好向总理请求再宽限破案时间。周恩来最后同意再宽限半个月。若还破不了案，惟罗瑞卿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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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指导乒乓赛：我们都胜不好 让他们赢点 还要教会他们 2012-8-2 13:03 | 来自: 中国新闻周刊 　　1971年4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队应邀来华访问。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决策震惊了全国，震惊了世界，成了当时世界舆论最热门的话题，使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黯然失色。这一举动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小球转动了大球”，被人们称为“乒乓外交”。除此之外另有一景，美国队科恩的那身打扮也真叫人瞧的，年轻轻的一个男子，一头披肩长发，穿着花花绿绿的“奇装异服”。在开放的今天看来也许无所谓，而在剪发剃头的“文革”中可真是一件不合时宜的奇闻，人们把他当成了不男不女的“怪人”。在美国队来访的前后，应邀来华的还有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等国的乒乓球队。 　　 周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队并与其合影留念 　　中央台在这场轰动世界的“乒乓外交”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除了宣传报道好以外，主要是转播好中美乒乓球队比赛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同时转播。这是一项令人鼓舞的任务，又是一个新的大难题。显然，照搬以上的转播形式不行了。当时“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全国到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怒吼声，转播中怎能讲“头号敌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怎能讲隔绝22年的中美交往和友谊？当然我们也不能借此机会多喊几句“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终究是我们请来的客人。那么怎么转？解说什么，电视镜头出什么？掌握到什么分寸？针对这几个问题我们设想了几种方案向上请示，一直请示到周总理那里。 　　 比赛现场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格外忙，也格外兴奋，他多次过问美国等五国球队来访的事宜，管得很细，很具体；多次过问中美乒乓球赛的转播，也管得很细，很具体。4月12日，针对转播中的问题总理指出：转播词少一点，不要那么多形容词，怎么打就怎么说，不要说什么高超、精湛的球艺。“怎么打就怎么说”，这一下大大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纠正了过去的做法，成了中央台体育实况转播的指导思想，也是新闻报道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如此，4月13日凌晨，周总理还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央台送审的转播稿，并作了批示：“解说词太长了，我已经给你们改了，不要那么多形容词。” 　　 切磋技艺 　　那场乒乓球赛打得很精彩，转播得也很精彩，吸引了全国听众和观众的注意力。人们似乎主要不是看比赛，评判谁家水平的高低，而是新奇地在看美国人，在看美国，在看另一个世界。 　　在这前后，周总理就体育比赛和转播作过多次重要指示，体现了他一贯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正确对待胜负，提倡谦虚谨慎，“要得人心”；要打出水平，打出作风和风格来，学习人家的一技之长。中美乒乓球赛水平悬殊，转播中解说有难度，周总理说：比赛要有胜有负，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会他们。 　　谈到宣传报道，周总理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要强加于人。对于体育实况转播，周总理一再指出要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正确引导群众。他说：我们的宣传不能老是说好，如体育转播，评价一个球，什么精湛的艺术，什么流星式的、闪电式的，简直是老一套。说自己没个完，说人家就那么几句。本来打得不好，还一个劲地说好，不切实际的吹嘘，把群众引入迷魂阵。我们打个好球就鼓掌，输个球就“唉！“造成这种风气，你们新华社、广播局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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