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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我所经历的文革时期学校教育: 热度 4 云海暖流 2015-10-14 16:02; 文革，不同的经历，感受也不同。反对的不少，主要是被打倒的那些人或当时没能考大学的后来写了大量的反对文章。可网上调查支持文革的反而成了大多数。很早以前腾讯有个调查支持的 69% ，反对的 31% 。对文革的辩论，如果不去管官方的结论（俗话说政治是婊子，所以官方的也不一定可信！看看四人帮的“十大”罪状，你都会忍不住笑了。），民间的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有完全的共识的。经历过“文革”的，倒不如自己来回忆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更有说服力。文革到底是三年还是十年？现在的年轻人请注意：真正的文革只有三年！为什么是三年？请翻阅人民日报 ——66 ～ 69 年的人民日报，上面基本是文革发动和正在进行的信息。 70 ～ 76 的人民日报没有任何文革正在进行的信息！ 1968 年 9 月 7 日　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既然是胜利了，当然也就不需要再文革了。 69 年九大之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被撤销，宣告文革的结束！ 1977年之前没有人认为文革不是三年的，大家都是指 1966-1968 年。 1977 年之后大家都说文革十年！可说文革不是十年者，凤毛麟角！为什么呢？因为官方有结论啊，压制人民的正常见解。还有那些官员没有被平反，对他们来说文革是没有结束啊，尽管对当时 8- 9 亿人来说文革是结束了。言归正传，还是回忆一下我的“文革”中小学经历。 1968 年底，文革结束。全国的工业生产全面恢复运转（农业农村文革受到的冲击不大）。 1969 年春，全国的中小学校也恢复了正常上课 . 我是 1969 年春季入学的，学校有正规的一年级课本。语文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到了 5 年级，改成了秋季招生，俺还多读了半年的小学。学校除了收了一点学杂费外，连课本也不用交钱！读小学时虽然有黄帅，张铁生的事迹，及后来的林彪事件，但影响不大。老师还是书照教的，课照上。小学读完，上初中高中几乎是自然升级，个别留级和个别家长没有让孩子继续读书除外。整个小学时代印象比较深的还是那些政治口号：抓革命，促生产。破四旧，立新风。为人民服务。学雷锋。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社会主义形势一片大好。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等。那时总的来说课本都比较简单，小学的数学不叫数学课，而是算术课。除了上课外，还学种地瓜等。那时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没有应试教育。 1974 年秋，我开始上初中，整个中学只有四年。当时是教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学工，学农，学军。所以，中学只是初中二年，高中二年。照样是不用交学费，只是一点学杂费而已。对于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中学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启蒙阶段。我大量的科普知识都是来自中学时代。我对电力，物理知识，化学，数学都很兴趣，非常崇拜那些科学家。初中的数学课，除了教代数几何外，还教会计原理。物理除了普通知识外还教地震测量知识，柴油机，拖拉机等知识。当时最吃力的课程是英语和化学。到了初二才自己找到问题所在，记不住英文单词和化学分子式，花了一番苦功去记住了那些，以后的成绩就无忧了。初中高中都有劳动课，中学还有自己的农场。种地瓜，南瓜啦，水稻啦。为此，整个高一的上半学期都是在农场度过的。很大的一部分时间是干活，只有一部分的时间上课。高一的下学期开始学工，被分配到一电厂里。才去了两个星期，老师说要恢复高考，接着就回学校了（这就漏掉了高二学军了）。老一套的应试教育立马用上，先编两个所谓的“尖子班”，接着除了继续上原有的课本外，就开始题海战术了。作业多如牛毛。不过，那时好像没有怨言哦。高考。这真的是学子们既爱又恨的门槛。特别是 1977-1982 年。它表面上是公平的，考的好自然就去上大学了。一下了就成了国家干部了。跟古代科举类似。可实际上，公平的背后却是极大的不公平。因为可以上大学的由于名额的限制是寥寥可数的。绝大部分上不了啊。有些人对文革失去高考机会耿耿于怀，殊不知过去高考对中国的绝大部分学子都是不公平的。我在的中学高一下半年有两个“尖子班”（全年段 8 个班），后来学校为了集中精英教学资源，又合成了一个“尖子班”，淘汰了一部分人到普通班级。这个班级由开始的 48 人，后来许多有关系的回城青年又加入，导致小小的教室挤了 60 多个，很多是没有桌子的。最后呢，好几百人只有不到 20 人考上了大学！ 1978 年，上大学可以说是当时最快活的年代，无忧无虑啊。我最大的不习惯是从南方到北方，冬天冷的够呛，每年都生冻疮哦，可能是穷，衣服穿了太少了。不过，整个大学年代没有交过一分学费，还可以领助学金够吃饭的。没有花父母什么钱。感谢当时中国的真正社会主义啊！当然，我在出国之前也教了 8 年的书奉献回去了，这是后话。大学由于没有高考压力，学习反而随便了。专业课没有花太大精力，倒是很多时间花到课外读物上，什么中国通史，世界历史，中国思想发展史，科学发展史，著名小说如四大古典，外国小说等等的乱读了一通。虽然跟我的专业一样没有什么卵用。但是开阔了视野。因为那些书当时在中学的图书馆里是没有的。我大学里学的知识 90% 后来的生活中都没有用上，纯粹的浪费时间。也许大学只是给学子们的自学能力打下了更好的基础而已。现在从这点看，上不上大学也无所谓了。文革（严格讲应该叫后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德智体全面发展（应该是素质教育的翻版）。其实也是有可取之处，至少学生没有像应试教育那样成天扎在书堆里。; 606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英雄组歌》以压倒性优势获得春晚群众最喜欢节目: 热度 6 稻草 2014-2-15 20:54; 春晚节目由网民投票，结果《英雄组歌》以压倒性优势获得春晚群众最喜欢节目。票数如下：《英雄组歌》　　腾讯网占总票数的23%，稳居第一。　　人民网占总票数的41.12%，远超第二。　　央视网上获得2511万支持者，超过第二680多万。　　凤凰网上获得5363万支持者，超过第二1500多万。　　搜狐网上获得775万支持者，超过第二720万。;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3951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转自腾讯网）毛泽东时代没多少腐败？: 热度 1 彼岸网 2014-1-6 03:36; 转自腾讯网：http://view.news.qq.com/zt2012/ggqfb/index.htm 当今社会腐败横行，让不少民众感怀改革开放前干部的廉洁作风和社会正气。“毛泽东时代没多少腐败”，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改革开放前，即所谓毛泽东时代，真的“没多少腐败”？恐怕这只是某些人对那段历史的某种一厢情愿的解读罢了。这种一厢情愿的解读，在史实面前必然一溃千里。 2012-05-07 第 08 期邓小平批评干部进城只顾着抢好房子建国初期的干部贪污腐败情形中共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干部特殊阶层已具雏形，高级干部享受商品特供，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建国初期干部贪腐已相当严重，“天水专区税务系统……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 贪污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在建国初期就已相当普遍了。建国伊始，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中共进城后不久，领导层就注意到贪污腐败的严重性，东北局书记高岗最早提出要解决这问题。其治下的东北局，在1950年前后调查官员的贪污腐败，并形成报告。报告称：“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整个贸易工作系统的统计，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东北局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9月14日，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203－205）在东北局的报告出台后，其他片区的报告也相继送往中央。毛泽东审阅了报告，便部署“三反”运动整肃腐败。“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各地报告陆续出炉。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 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1951年12月13日，《建设》第一三六期，1952年1月9日，第1－2页）这种严重的干部腐败现象，被归罪为“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 “三反”运动毫无疑问减少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整治方法弊端十分明显。在当时，中共把自身的腐化归罪于“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把整肃腐败与打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毛泽东把“三反”运动看做一场阶级斗争，将运动提高到“你死我活”的高度。他批评部分地区不重视，认为报告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于是，揪出腐败变成了政治任务，迫使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罔顾事实。因此，在“三反”过程中，严刑逼供相当普遍，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 “三反”运动并未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运动过去不到一年左右，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反”后再普遍发生贪污事件以及要求大力进行“反贪污教育”，此后也发动了多次反贪污运动。进城的同时，高级干部也开始享受“特供”，干部特权阶层随即形成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 “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 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六七十年代，官员腐败关乎民众生死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系“走后门”；在“三年困难”里，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掠夺民众财产，官员的贪腐已经关乎民众生死。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干部强征粮食，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 “三反”运动结束后，我国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市场被消灭，没有类似“天上人间”的服务性行业，也没有各种奢侈品可供消费，物品基本上按等级分配的。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大部分官员们极难有机会贪污腐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贪。可是，即便如此，官员贪腐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 1959年至1962年，即“三年饥荒”期间，神州大地饿殍遍地。除了被饿死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借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间接把农民迫害致死。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在全国各地，残酷的案例，多如牛毛。譬如，“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跃进悲歌》，韩福东，《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又如，“江苏省宝应县的5个生产队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农民 170人，共逼死23人。（周彪：“宝应事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湖南省花垣县的一个公社干部，用所谓的“火烧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农民，将人活活烧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记》，贵州民族出版社，第 132页）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粮食，许多农民则被饿死除了干部借机侵占百姓财产外，在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学者刘愿分析大饥荒，指出：在饥荒年，干部和家属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为何农村干部及其家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显然，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农村干部享有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中国 “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治权利的视角》，刘愿，《经济学季刊》，2010年4月）三年困难时期，“走后门”、“高级干部特供”之风相当盛行饥荒之年，农民“勒紧裤带”求生存，另一方面，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应对饥荒，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进行“特需供应”：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三个月后，中央批示通过此报告，决定对前述两类人群的‘特需供应’以‘特殊供应办法’予以照顾。即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正是资中筠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按级别分配的特权’。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变味的机关饭》，郑文，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除此之外，当年“走后门”之风十分盛行。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品的供应主要掌握在部分人手中，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不得不通过各种关系，从掌握物品供应的人手中取得生活物品在三年困难期间，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走后门”就更普遍了。学者钟健英发现“走后门”已是普遍现象。“在151个企业单位6572个职工中，‘走后门’的有4926人，占职工总数的72．87％。”“从地区看，农村‘走后门’的比重大于城市。如北京市和武汉市25个单位统计的，‘走后门’的平均占 71．26％”；四川南充、陕西三原、湖北广济三个县26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占83．29％”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钟健英，《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07期） “走后门”在当时确实是非法行为，但不可否认一点，它解决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的燃眉之急。在饥荒之年，基层干部的“特殊照顾”，可以救活一个垂死之人。 1961年，鉴于“干部特供”和“走后门”的普遍性，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反对干部特殊化，整顿“走后门”。自11月起，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但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 “性腐败”泛滥，女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干部性侵犯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时移世易，饥荒过后，我国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很快又引来一个动荡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相当，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 结语毛泽东时代的腐败与当今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掠夺贫困之家，后者则是抢劫“小康”之宅。那个年代腐败的普遍性，也说明了群众运动并不能够有效遏制腐败。讽刺的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一边口口声声惩治腐败，一边又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不仅没有为腐败横行负责，还落得铁腕整治腐败的美名，实为历史的一种讽刺。“明君思维”要不得，没有独立、民主的监督机制，再好的“明君”，也无法根治贪腐横行，毛泽东时代反不尽的贪腐，就是一个例子。; 1852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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