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湾全球网 › 标签 › 斯坦福

标签: 斯坦福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分享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4）: 热度 1 ytsword 2014-4-9 19:42;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曝光后，津巴多和媒体很快将它与斯坦福囚徒实验联系起来。接受了几次采访之后，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上了他。这家事务所要为上士伊凡.弗雷德里克（Ivan Frederick）做辩护。上士是部队的宪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1A和1B层值夜班，而这两层，正好是全伊拉克虐囚事件最严重的地方。津巴多并未否认弗雷德里克虐囚的事实（弗雷德里克对此供认不讳），但他知道，自己想要探究的是促使警卫们折磨、虐待、羞辱囚犯的深层环境原因。按津巴多的说法，弗雷德里克到伊拉克之前，是个地道的爱国青年，“经常去教堂，家门口每天都挂着美国国旗，一听到国歌就热泪盈眶地挺胸起立，信奉民主自由的美国价值观，他参军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观。”弗雷德里克被控虐囚后，津巴多安排了一位军方的临床心理医生给他进行了全面的心理评测。评测指出，从各个方面来看，弗雷德里克都再平常不过了。他有着平均水平的智商和个性，“没有虐待狂或病态倾向。”对津巴多来说，这些结果“有力地说明，军队和检方主控人强加给他的‘坏苹果’特质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根据自己在斯坦福监狱实验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发现，津巴多提出了人、环境和制度的三要素说，以及这三者如何相互作用，驱使好人做恶事。这里我们看到了恶的特质论（人）、恶的环境论（环境），以及津巴多在考察了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之后新增的第三项要素——也即人与环境共存的背景（制度）。“看到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报道时，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创造了这种扬恶的环境，”他回忆说，“制度是更大的木桶：也就是确立此类环境的法律、经济、历史和政治势力。大多数制度都有一层外壳，毫无透明度可言。”; 个人分类: 心理学|4624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3）: ytsword 2014-4-9 19:40; 这正是津巴多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想要解答的问题。如今，这个实验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弗洛伊德的沙发、斯金纳（B.F.Skinner）的箱子、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的从众实验不分高下，同属奠基之作。只要上过基础心理学课程，你一定听到过菲利普.津巴多的大名。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细节，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研究人员在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草草拼凑出来一所监狱，把办公室改建成了牢房。随机选出的学生“囚犯”，被“斯坦福警察局”的警察在家里逮捕，抓进巡逻车带到监狱。“狱方”给他们喷杀虱剂，勒令其裸体站成一排，挨个分发土褐色的囚衣，塞进6×9英尺的狭窄囚房。警卫们领到了警棍、哨子、囚房钥匙和闪亮的墨镜。接下来的几天，这些原本心理健康的美国学生，全都入了戏：不是变成了暴力、专制的警卫，就是变成了士气低落、冷漠的囚犯。按原计划，实验要进行两个星期。津巴多当时的女友（现在是他的夫人，两人结婚已经30多年了），看到囚犯们在深夜如厕时遭到警卫虐打，头蒙黑袋、腿铐脚镣，连忙让津巴多中止实验，以免有人受到严重伤害。到了这时候，津巴多才意识到，自己也陷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不能自拔。“我叫停实验，不是因为在监区看到的那些场面，”他在实验的技术报告里解释说，“而是因为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最残忍的警卫，或是最软弱的囚犯，对自己的无力充满恨意：未得许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厕所。” 我问津巴多，30年后，他怎样看待这次经历。“斯坦福监狱实验传递的信息是：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力，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强大得多，可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像我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努力纠正大多数人的观点：恶只不过是个别人的特质——藏在他们的基因里、大脑里或者本质上——世界上有好苹果，也有坏苹果。”但的确是有坏苹果吧？是的，当然有，津巴多承认，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恶，并不是少数坏苹果犯下的，相反，而是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极端行径。津巴多宁愿不对人做先入为主的判断。“怪罪个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找出什么样的环境有可能激发出他们的恶行。与其说是坏苹果装进了好木桶，为什么不假设是好苹果装进了坏木桶？” 我们如何才能判断好坏苹果与好坏木桶之间的差异呢？“在斯坦福实验展开之前，我们知道参加的学生都是些好苹果，因为我们让他们做了大量测试——性格测试、临床检查、调查他们的背景，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正常。接着，我们随机指定他们是警卫还是囚犯。这就是说，第一天的时候，他们都是好苹果。可没过几天，警卫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囚犯们变得情绪不稳。”津巴多的坏木桶腐蚀了好苹果。; 个人分类: 心理学|396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 ytsword 2014-4-9 19:38; 恶的特质论认为，恶是负面的人性所致。恶的环境论则认为，恶是堕落环境的产物。宗教（原罪）、医学（内科病）、精神病学（精神疾病）和法律（个人责任）普遍采用恶的特质论；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则更倾向于恶的环境论，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塑造力量。两种理论其实都不算错，且相互发挥作用。从特质上来说，我们具备行恶与行善的能力，具体的行为表达则取决于环境以及我们是否选择那么做。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其经典作品《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作恶的能力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要是坏事全是阴险的恶人干出来的，那只需要把他们从人群中分离开来消灭掉就好了。可善恶之线贯穿着所有人的心。有谁愿意消灭自己的一半心呢？我们善与恶的双重本性源自进化过程：人类是社会性灵长动物，对内亲善，对外排斥。为了个体的生存，我们必须和群体内的伙伴友好相处，这带来了同情、合作与利他等道德情操的进化——也即亲社会倾向，或善的特质。但进化压力不光创造出人类对群体内成员的归属感，还创造出了对群体外陌生人的仇恨与排斥，这导致了暴力、竞争和自私等邪恶情操的计划——也即反社会倾向，或恶的特质。 1990年，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裴度（Charles Perdue）用实验证明，我们自然地倾向于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他们参加的是语言能力测试，要学习一些毫无意义的音节，如xeh、yof、laj或者wuh。一组受试者看到的无意义音节是与“我们”（us、we或ours）一类的圈内词汇配对的。另一组受试者的无意义音节是与“他们”（them、they或theirs）一类的圈外词汇配对的。此外还有一个对照组的无意义音节与中性名词（他、她的或你的）配对。接着，请受试者评价这些无意义音节带给自己的愉悦感或不愉悦感。值得注意的是（当然，值不值得注意，取决于你对人性的看法），无意义音节与圈内词汇配对的受试者，评出的愉悦度明显高于圈外词汇组和中性词汇组。我们既善且恶。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环境下都是善良的、道德的，会做正确的事；但在某些特殊环境下，藏在我们内心黑暗面的行恶的能力也会冒出来。斯坦福监狱实验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菲利普?津巴多就是个传奇人物了，而且打那以后他的声望有增无减。他出生于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父母是没什么文化的西西里人。津巴多亲眼目睹了人置身法律有名无实、猜忌无处不在的环境时会怎么做。他早年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设计过一次实验，观察两辆报废汽车：一辆放在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南布朗克斯区；另一辆放在加州帕罗奥多的高档社区。在布朗克斯，研究小组还来不及装好隐藏摄像机，人们就开始拆车了。短短一天之内，汽车遭到了23次破坏性攻击，全在白天，肇事者均为恰好经过的成年人（只有一次例外）。而在帕罗奥多，汽车一直没人动，直到津巴多放弃实验，把车开回校园。此时三位邻居打电话报了警，说附近有辆车被人偷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显然并不是因为纽约人与加州人在特质上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布朗克斯与帕罗奥多的生活条件有异。异在何处呢？; 个人分类: 心理学|372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孙中山的把柄抓在日本人手里？: 热度 6 岳东晓 2013-9-28 13:10; 前几天去参加硅谷国庆晚会时，认识了一名国内来的历史教授，近代史专家，正在斯坦福一研究所搞一个课题。一聊很来劲，晚会后一起去一朋友家，接着畅谈。谈近代史嘛，不能不提到孙中山。我提起孙中山当年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不惜出卖东北外蒙的事情。这位历史学家说确实如此，袁世凯还没有这样。接着，他又说到：”孙中山还在日本嫖妓呢。我在日本警视厅档案里亲眼查到的记录。” 孙中山在日本嫖妓这样的事情本身缺乏重大的历史价值，但是这样的资料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作为重要档案就引发一个疑问了。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对于旅居日本而有一定身份的人，日本人必然暗中收集其个人隐私等情报，作为威胁、利诱的筹码。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肯定，汪精卫也好、蒋介石也罢，势必也有各种把柄被日本人抓着。一到关键时刻，日本人就可能拿出来作为迫使其就范的手段。; 10697 次阅读|26 个评论

更多...

Archiver|手机版|珍珠湾全球网

GMT+8, 2024-6-15 00:44 , Processed in 0.024782 second(s), 10 queries , Apc On.

回顶部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用户注册

zhenzhubay.com

标签: 斯坦福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