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与其他7个人在毛泽东遗体旁手牵手合了影，这张照片真实记载了当时的场景。

华国锋身穿一身深蓝毛式服装的他，站在最中间，以显示实际掌舵地位。

华国锋的右边，是身着一身黑色服饰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江青的右边，是王洪文。最右侧站着的，是张春桥。


华国锋左边站着的第一人，是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毛远新的左边是姚文元，再往左，是陈锡联、汪东兴。

这张照片，香港的某家媒体，出天价要购买此照片，但摄影师说死也没卖。那么，为什么香港记者偏偏要对这张照片出天价呢？因为这八个人有个重要的身体语言：他们正手挽着手。
许世友为何要带枪进京吊唁毛泽东的真正原因

1976年5月以后，毛泽东就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时的他已重病缠身，病情和抢救情况都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许世友，因人在外地，一点儿也不知内情。

9月9日凌晨，许司令在广州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通知，同时召他立即进京。

韦国清同志和许司令一起乘坐专机飞往北京。这两位老将军进入机舱，落座良久，专机还不起飞。

许司令叫秘书去问，回答说天气不好；再问，还说天气不好。第三次问，机长才道出真情：“中央有指示，不准带枪进京。”

“妈的，你问是哪个王八蛋的指示？”许司令勃然大怒，“叫他发电报来！”

“对！你问是哪个王八蛋的指示”，韦国清也火了，“叫他发电报来！”最后，电报没发来，专机也起飞了。

许司令真的带了一支美式五星左轮手枪。这支枪还是从国民党一个军长手里缴来的，被许司令视为心爱之物，整天别在腰上，枪不离人，人不离枪，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专机在南苑机场降落，许司令先去西山见了叶帅，谈了话，才回京西宾馆住下。听说有很多老同志住在301医院，他前去看望，并告诉他们，江青那帮人都到了北京。

“你们要注意，‘四人帮’通知开会不能去，去了可能把你们都抓起来，要你们的命！”许司令拍了拍腰上别的五星左轮说，“我带了枪，他们要抓我，我就开枪，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追悼会开过了，我就回广州，不在这危险的地方。”

听许司令这一说，王震、韩先楚、皮定均等老同志也都要准备防身武器，并且约定，如叫开会，先请示老帅，老帅不表态，都不去。

毛泽东的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由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轮到许司令时，灵堂门口的卫兵把他挡住了。卫兵给许司令敬了个礼：“首长，您带枪了？”

许司令给卫兵还了个礼：“我怎么不能带枪？”

卫兵说：“首长，这里有规定，进去不能带枪。”

许司令问：“谁规定的？”

卫兵答：“中央规定的。”

“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许司令虎着一张黑脸，边说边往里走，卫兵没有一个敢伸手阻拦。

在所有进入毛泽东灵堂的党政军领导中，身上带枪的恐怕只有许司令一个人。
震撼揭秘:毛泽东给华国锋留下的特殊遗嘱是什么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自己正式成为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线装古籍书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来自友好国家新西兰的政府首脑——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惯例，这时要由陪同接见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一下近期的主要工作。担当这一任务的，最初是周恩来。中共十大以 后，是周恩来和十大新选出来的副主席王洪文。周恩来病重住院以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错误的批判 以后，担当这一任务的便换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

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认真地思考着，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自己亲自选定的外表憨厚的接班人。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在华国锋汇报完工作以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写罢，毛泽东把白纸交给了华国锋。

这三句话，虽然字写得不太清楚、十分潦草，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是，熟悉毛泽东笔法的人，只要稍加辨认，仍不难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独具一格的“毛体”。一个年近83岁的久病老人，能够克服身体不便的困难，写下这三行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毛泽东手书给华国锋的这三句话，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和有力支持。

华国锋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写给自己这三句话的分量和含义，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在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亲笔记录。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去世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在病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将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召到了病床前。

毛泽东——这位早在青年时代就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魄宏大的诗句，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华国锋亲自交代一下后事。

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当时也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 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 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 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如果说毛泽东有遗嘱的话，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83岁的毛泽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 不少”。但他既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无力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了。他在1966年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 治”的设想，到他临终之际也没有能够实现。

1976年7月6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北京地区，京畿为之震动。北京故宫大殿前用汉白玉雕刻的巨龙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震裂的痕迹。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每当大人物离世，“地动”或“天降巨星”的记载。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以后，人们联想起了1976年4月发生在吉林的那场世界历史上 罕见的陨石雨。据当时新华社报道：“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 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

毛泽东听到吉林陨石雨的消息后，以他那惯常的旁征博引、论古道今的幽默语言和风格，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三国演义》里说诸葛 亮、赵云死时，(天上)都掉过石头(陨石)，真是有声有色，不同凡响。不过，要是谁死了都掉石头，地球恐怕就沉重得转不动了。”

1976年的中国，地动山摇，天降陨石，真是天崩地裂。难道真的有大人物离世吗?

1976年9月8日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即将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举行访华答谢宴会，宴请中国 的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庆祝此次访华取得圆满成功并对在华期间受到的盛情款待表示谢意。正当宴会进行到高潮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了毛泽东病危的消 息。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这场宴会的主宾，接了电话以后，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有等宴会结束，便向主人告别，驱车迅速赶到中南海。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停止了呼吸。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
中央为何要突然高调纪念华国锋的真正原因曝光

人民日报2月19日5版发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的长篇文章，高调“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但隔日便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忌日，官 方媒体却悄无声息。有学者认为，面对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国会否在政治上全面回归毛泽东路线，并以毛泽东思想及意识形态来指导全党全国人民？有待 进一步观察。

2008年奥运会开得如火如荼之际，华国锋病逝。当时新华社很吝啬地发了一条简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 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7岁。

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英明领袖，同时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在与邓小平等元老的角力中，憨厚的华国锋很快就退 出了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之后漫长的岁月，他虽然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但他完全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他的出行也受到很多的限制。

使华国锋陷入被动的是“两个凡是”，华国锋当年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默认了“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 “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

“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 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 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1977 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 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

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
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

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 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 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 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 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转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的始作蛹者华国锋。

《人民日报》在赞扬华国锋的长文中，只字未提“两个凡是”，这从某种程度上，似乎是默认了华国锋当年提出的“两个凡是”，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华国锋是个陌生的名字，他在中国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至少快三十年没有官方媒体提及。

然而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没有人能象华国锋那样独揽党政军大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手上拿着毛泽东亲笔手书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毛泽东在神志尚清的时候发动了批邓运动，并且严厉指斥邓的错误是“性质变了”，宣布将邓“赶出去”。

华国锋的威望在逮捕“四人帮”之后达到了顶点。1976年10月21日，京城15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以及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在当日叫做“双庆”。第二天，又有180万人参加游行。第三天，250万人。

第四天，也即24日，人数稍微少了些，100万人。但这100万人却是在同一时间云集在同一个地点---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 行。天安门城楼上下，也可以说是整个北京城，全都一片欢腾。欢呼、口号、锣鼓，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回荡在京城上空。
华国锋在下午3点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华国锋第一次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领袖在这样的时刻往往会向城楼下的芸芸众生挥 手致意，或者 是高瞻远瞩，含笑鼓掌，就像毛泽东常做的那样。然而对于华国锋来说，眼前的风光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此盛大的场面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 来，令他猝不及防。

他不知道该如何表现“英明领袖”的风范，只是颔首抱拳，对着广场上的人群连连作揖。这叫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格外着急。“我真心真意想为他留下一张传世 之作”，杜修贤在20年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还能历历在目，他说华国锋那个动作“虽然符合中国民风也有传统之美，但毕竟不能登大雅之堂”。他等待着英明领袖 摆出伟人风范，但却好像永远等不来。长期积累的摄影意识，又不能允许他把领袖照成一个打躬作揖的乡绅模样。他只好跑到华的面前，俯身轻声道：“华主席，您 挥挥手。”华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将手高高扬起，脸上微笑着。杜修贤抓住了这个瞬间。

这张照片在日后成为英明领袖的精典形象流传全国。诗人贺敬之充满激情地写道：“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听《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

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家的蛊惑比诗人的语言总会发生更大的影响。也是在这一天，吴德向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宣布：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

就从这一天起，“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便排满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面，一律以黑体印刷，以示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幅最新的宣传画铺天盖地遍及城乡。画上画着英明领袖华主席，还有毛泽东的题字 “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的喉舌制造了华主席这个英明领袖，1976年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第一次出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出现“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到了这个月的下 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一样，位居党中央之前了。

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

《解放军报》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 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 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根据作家叶永烈的考证，这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国家的每一个 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 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当时所有的官民都在肉麻地歌颂华国锋，就连 “四人帮”在 上海信任的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贺电，连声说： “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在收到上海的贺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 不见踪影。

华国锋在“英明领袖”的位置上，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在紧接着的一系列政治角力中，华国锋很快就成了孤家寡人，那些追随他歌颂他的人，要么一个个被剥夺了权力，要么一个个弃他而去。

此后，中国政坛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和强人，在没有权威和强人的时代，中国政治开明、社会和谐、言论自由，经济繁荣，那是一段令全世界瞩目的美好岁月。

看看中央竟是如何最权威的评价华国锋历史功绩

近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这应当是中共中央对华国锋同志最全面最权威也是最新 的评价。从这份纪念文章中，我们一方面详细地了解了华国锋的生平及业绩，另一方面，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中国在近百年时间里所经历的政治风云。学习这篇文章， 让人受益颇多。

人民日报的文章共分四大部分：

一、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参加山西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战斗。

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湖南工作，为湖南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困难局面中先后参与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

四、领导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四大部分其实是较详细地概括了华国锋同志的一生的功绩。

作为一个阅读者，框架式的评价可以让我们全面地宏观地了解这位前总理和主席，不过我在阅读这份文稿时关注的更多的是一些细节，这些“细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有“新闻”的色彩，有些历史资料甚至是我们未曾听说过的“一手资料”，试列举几例如下：

一，华国锋与袁隆平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就有“解密”的性质。文章中说，华国锋同志在湖南任职时非常重视抓农业生产，特别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在韶山灌区建设过程中，他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安置拆迁移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搞好建 设。韶山灌区工程成为湖南省首个灌溉百万亩农田的大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对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同志 十分支持发展杂交水稻。

从1964年起，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同志在国内首次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着手进行研究。华国锋同志对袁隆 平同志的研究非常支持和重视，请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以大力支持。调中央工作后，他仍 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华国锋同志的关心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关于华国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方面。文章说，“大跃进”中，面对虚报、浮夸等不良风气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产的做法，他凭自己多年基层工作经验 和深入各地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于1959年6月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实事求是 反映问题的态度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和赞扬。

三，华国锋同志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和干部人事及科研工作。文中说，1973年7月，他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后，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方针，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贡献。

年1月，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 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适当安排了工作。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和高技术人才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研制攻关工作。

四，在重大灾难面前，华国锋如何行动的？文章中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 救灾措施。8月4日，他率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在这之后，他又多次视察地震灾区，了解灾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况，调动各方面因素加快灾后重建步伐。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使抗震救灾工作迅速高效进行，在党和国家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在华国锋的历史功绩中，粉碎“四人帮”无疑是最大的亮点。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 帮”加紧了夺取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也摆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面前。文章说，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

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 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 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六，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大会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 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 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

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七，华国锋也曾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 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 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八，文章对他的评价中，有一段笔者认为对现在的领导干部有很好的镜鉴作用。文中说，

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人宽厚”，这一点足以成为当今众多干部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