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论三篇

VANO

岳飞论三篇

宋朝开国政治决定了岳飞悲剧和其后中华民族全面停滞的必然性

宋朝是中华大历史中的一个分水岭，宋前与宋后中华历史的国家形态和社会面貌整体差距很大，宋后的版图疆域和国防军事实力基本不超过宋前。宋后的元朝是中华历史中的另类，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混合文化和混合体制，如果没有弱宋也不会有纵横欧亚的黄祸，可以打个比喻，是岳飞之死为铁木真留下了枭腾悍飞的历史空间和地理空间。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基本被宋后特定的国家体制约束在了东亚范围，虎头蛇尾的郑和出海是宋后的必然产物，这与强汉王朝中张骞、班超孤身开西域的壮举有必然性的不同，宋后的社会土壤里在扼杀“岳飞、狄青、班超、张骞的萌芽”。

从汉唐两个长久稳定的大一统王朝以来，三百年的赵宋王朝是第三个长久稳定的大一统王朝，宋朝僵化保守的政体和儒家的新分支理学都是中华文明史上开创性的产物，宋朝“守内虚外”政体与汉唐“人本”政体的根本不同，却成为了明清政治体制的根源。有人列举了很详实的数据论述宋朝的经济(宋末财政收入一亿贯铜钱)要超过明朝的最繁荣时期(明末四百万两白银)，甚至超过清朝最繁荣时期，但是宋朝的国土版图却是中华大王朝中疆域最小的，也是武功最弱和挨打最多的，还是大王朝中唯一放弃控制西域的，如果宋朝出现在清朝的历史阶段，现代中国可能就由于没有幅员辽阔的国防纵深而成为欧美的殖民地了。

在宋朝这个最特殊的转折时代，出现了中华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英雄—岳飞。可以说，“岳飞和岳家军现象”都不是宋朝的产物，如果岳飞这样的天才出现在唐朝的话，在唐朝的国防政策支持下必有其显赫的西域战功，必定可以扭转唐军与阿拉伯人在塔拉斯河交战的大败，改造这个中华文明全面开始走向萎缩的历史分野。岳飞的出生时间是无法选择，这是“历史上帝的安排”，而宋朝政治却是赵匡胤们选择出来的，由于宋朝开国政治的重大选择，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未来的走向也就进行了一次大选择。

宋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文重武轻的现象呢?这与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黄袍加身”的登基经历大有关系。宋太祖原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大将，在周世宗柴荣刚刚去世的时候被部下所拥戴(和胁迫)，借出征契丹之际在开封城外的陈桥发生兵变，因而登基顶替了后周柴家孤儿寡妇的皇位。由于自己不光彩的“篡位”经历，使得宋太祖对于将军拥有军队的实际控制力这一点非常忌惮，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为避免再次发生“黄袍加身”而作出消除隐患的“措施保险”，那么后来，宋朝政治体制的高度僵化则是宋太祖为了后世子孙不再面对下一个赵匡胤而设计的“制度保险”，用来彻底结束五代十国军人频频政变控制政治的局面!

赵宋开国政治特殊的文武分途体制，要追溯到以往的中国历史上国制政体来分析其源头。西周王朝的“封建制”就是“分封诸邦各自建国”，这是武王伐纣联盟在成功后为各地诸侯和功臣划分地区利益的产物，周王朝具有现代联合国的雏形，绝不同于以后的大一统王朝。而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东亚超级大国的局面。可以说周朝是“天下”而秦朝是“大国”，由秦始皇统一任命官员的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原有的封国藩王都换成了官吏。但这个局面是个反复的局面，秦末战争实质上就是“天下各国”的一次复国战争，项羽分封和刘邦分封(汉初曾有异姓封王)都是“复国联军胜利果实”的必然产物，直到刘邦屠戮功臣恩威并用之后，再率领开国的众将做“白马之盟”，确定异姓不得封王的国家大制，东亚超级大国的王统才第一次稳定而长久地开创起来。中华大地由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思想丰富，人才遍布，从西周以来多次在“天下和王朝”的国家模式之间反复。而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又是一个“天下阶段”，为结束唐末五代地方割据尾大不掉的藩镇格局，宋初君臣(主要出自“只懂得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小儒”赵普)就开创性地设立了“知州”等制度，以中央官员的身份去“知地方事”，将财政、军事、行政权力都从地方首长手中分解开，而主要实质意义就是文武分途。而这个开创性的文武分途政治制度就决定了宋朝、岳飞和未来千年中华民族的命运。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自孔子所著的《尚书》，在军事斗争的发生时期，将领的管辖权遍及财政和民政既是合理的也是传统的。我们可以在春秋、在战国、在秦汉、在三国、在隋唐，看到一个个英雄的影子，这些时代的英雄鲜有像岳飞那样明明立了大功而无辜受死的，而在宋朝，我们看到的是一支支在蛮族阵前涣散溃败的军队，一个个毫无作为尸位素餐的将领，一个战将家族劳苦功高却满门战死(杨家将)，一个大有作为却没有好下场的统帅(岳飞，在此之前忠勇名将狄青被猜忌而气死)!宋朝整体社会制度和文化都在盲目抬高着和平治国的文人，以致于发展到宋末理宗时期则产生一种文化怪物--“空谈性理的道学君子”，他们对治财政的视为聚敛，对为卫疆土的视为粗材，对作文章的视为玩物丧志，对留心政务的视为俗吏。在北方强敌频频内犯的情况下，没有国防保障的高度经济繁荣就是“将自己变成敌人养的肥猪”，甚至于用姑息外敌(西夏、辽、金)来控制自己的国防将士，用鼓励将帅腐化堕落来懈怠自己的国防将士，这是宋金缔结“绍兴和议”造成南宋偏安江南的根本原因，用当时秦桧的政策言论为“中国但着衣吃饭徐图中兴”。宋朝是中华帝国的最后顶峰，宋朝科技先进、经济繁荣、文化鼎盛，某些带有近代化特征的经济萌芽也的确在出现，如果襄阳之战抵挡住了蒙古人的话，历史会怎么发展呢?但是赵宋皇帝培植出来的打压武人坐而论道之风又怎能救国于不亡呢?

难道宋代中华民族就失去尚武精神了吗!不是，两宋之间北方的多支山东义军骁勇善战，屡克金国和蒙古大军，半独立于几个政权之间近百年，而象靖康年间太行义军石赫那样，面对劝降诱惑和肢解屠刀而坦言“爷是汉人，宁死不降”，比比皆是。南宋末年襄阳被蒙古长年围困的时候，官军皆无法运粮入城，荆湖民兵三千在张顺、张贵兄弟率领下死战入援，全部牺牲。宋朝将领真的那么懦弱笨拙吗?也不一定，宋朝的武官选拔非常严格，《武经七书》被普遍传诵。在“文武分途、崇文抑武”的制度下，他们根本没有多大的发挥余地，宋军出征前皇帝还要遥控军队的阵形。

而将民族危亡放到首位而励精图治的岳飞却犯了赵家皇权的大忌-他建立了一支无敌天下的而本人威望崇高的岳家军。将帅无敌，必然名扬天下，而岳飞又不安心于做“赵宋家朝地位低级的愚蠢武夫”，好学而礼士，这样身边聚集了大量正直的报国学士为他做幕僚，但这恰恰犯了赵家皇权的大忌，因为他们的皇位正是这样来的。因此王夫之说岳飞之死的最重要原因是“结交士大夫”，不像常人理解的那样是岳飞力主“迎还二帝”，进入政治高层后众多智士围绕(幕僚李若虚、薛弼、胡闳休等皆是当世大才)的岳飞早有看透赵构用意的政治智慧，绍兴和议前后岳飞就几乎没有提出过“迎还二帝的北伐理念”。岳飞追求人生智慧和生命价值，走了文武结合的路线，赵构君臣就认为岳飞威胁了赵宋王朝的安定而欲制岳飞于死地。“风波亭”实同于“杯酒释兵权”，但赵构之手段残忍远胜其祖，而在风波亭之前恰恰是赵构搞了宋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史称“一次忠谋，一次奸谋”。

“莫须有”非出秦桧，实为“同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一辙”!

文与武皆为“国之大器”，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一个民族健全人格的全部，阉割掉任何一个方面都要出问题。赵家皇权开创这种贱视国之将士为“皇家警犬”的不良政治，使得赵宋亡于外敌的十万人崖山投海成为必然，不亡于金也亡于元，被强敌灭国的命运是终不可逃的。而明朝国制仿宋而设，亡于外敌也是一条必然的路线，戚继光晚年被贬谪而死也是岳飞的类似处境。在宋后三大朝代中皆因为宋朝文重武轻政治恶果的影响，而未能回到中华文明强盛无比的汉唐雄风。清朝和元朝类似，来自关外蛮族的尚武强悍之风，注入到中华民族对武臣神经过敏的肌体中，扭转了“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的恶政，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发展，实在有功!而清朝和元朝在立国之初，种族皆文明初识皆未根除荒蛮野性，杀性未息造成族群对立，耗费大量国力来控制中原汉人，继承中华文明却难能发扬光大于中华周界。而明朝却因循宋朝国制成为第二个宋朝，在完成一统后闭关锁国，中华文明在宋朝之后终守于东亚四界而未能发扬光大于世界五大洲。

赵匡胤之过?

中华民族自身选择了赵匡胤和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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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和岳飞冤案被历史文化曲解是传统专制思想的劣根性所在 卓越的成就必定留下不凡的历史记载，很多关于岳飞的历史片段都已经化作了中华文明经久不息脍炙人口的文化典故，比如“精忠报国”、“还我河山”、“满江红”、“十二道金牌”、“风波亭”、“东窗事发”、“莫须有”等。但在这些文化的传承上也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几乎所有和岳飞冤案有关的主要历史情节，都受到了文字记载的扭曲。 首先是对赵构的评价问题，在宋后的历史中，赵构的史评一直是符合“高宗”的称号，赵构被塑造成了南宋的“中兴明主”。可是细查史料，宋朝主要丢失疆域的时期，并不是发生在靖康年间，而是在赵构的建炎年间，也就是说二帝并没有丢失太多的领土。赵构的即位确实存在着“篡位”的大逆不道问题，当时从金营中传出的宋钦宗诏书并没有让赵构即位，而是让他就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来救自己，当时在钦宗在去金营之前为防止宋徽宗复辟(宋徽宗在兵临城下传位钦宗以后就反悔了)也指定了太子。宋朝之所以成为“偏安江南的南宋”，就是因为赵构为了皇位安全必须要与金国妥协，而绍兴和议之前金军的主要战斗力已被岳飞基本摧毁，金国自靖康以来一直有“以僭逆诱叛党，以和议佐攻战”的整体策略，“用皇位敲诈赵构”来抵抗岳飞就成为了金国的国防安全保障。金国与赵构之间“交相用而曲相合”就构成了南宋中兴，而主战将士生死的鲜血而风波亭背后的阴暗掩盖了，南望王师的遗民被经济繁荣的江南遗忘了，赵构就成了历朝历代御用文人笔下的“中兴明主宋高宗”。 其次是岳飞的“忠智“形象被扭曲成了“愚忠”，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记载中，岳飞多次为赵构和朝廷阻止北伐出兵的问题，与赵构发生过多次严重的分歧，岳飞也多次辞职“负气”上庐山去归隐。在绍兴七年金国为敲诈赵构促成宋金和议，放出风来要在北方立钦宗子为帝造成“以宋攻宋”，岳飞为了国家安危宁可因上书立太子让赵构发生猜忌而要坚持踩雷区，在此之前幕僚都劝岳飞不要为此事上书恐遭猜忌，而岳飞把此事看作抗金大业。而后世的记载，尤其是清代钱彩《说岳全书》的杜撰，却让人理解岳飞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从不惟上的岳飞被扭曲地塑造成了木头将军，岳飞的“文死谏、武死战”之德完全被愚化。 最后是岳飞冤案的扭曲，成了秦桧是风波亭的主谋，秦桧一纸令下杀害了岳飞。宋后大量的公开历史评论中，以及一批相关历史记录中，都是把谋害岳飞的元凶指向秦桧。而细查史料，是可以断定赵构为元凶的。从岳飞的入狱，立案到最后的死刑批准，无一不是赵构决定的。在赵构的指使下，巨奸大贼秦桧善于罗织罪名，手段也更加巧妙圆滑，伪装得让人难以识别。而这个记载，恰恰出自岳飞的孙子岳珂之手，在《金陀萃编》中记载秦桧下令大理寺处决岳飞，虽然秦桧有日后的多年弄权，但在绍兴十一年的时候他肯定没有谋害正一品大员的能力，当时连个八品的胡铨(上书要杀秦桧以安天下)他都杀不了，最终秦桧也未能杀胡铨。所有正史中，还隐藏了完颜兀术致书秦桧的情况，兀术通过秦桧告诉赵构“必杀岳飞始可和”，这个重要证据出自查《呼天辨于录》证实了赵构因卖国而谋害岳飞，秦桧是赵构卖国勾通金国的高级间谍。 元朝由于族群对立未能大力弘扬岳飞，但是在元曲中已经出现了扭曲正史的情节，这就是延续到明朝的跪像身份问题。明朝时期由于朱元璋对岳飞德崇敬之情，大力宣扬岳飞，但是发生了四跪像的历史责任扭曲问题。当秦桧、禼、张俊、王氏的跪像被树立起来以后，王氏的跪像就被王氏的后人扔到了西湖里，他们认为王氏是与此无关。长期以来，一直有这个流传甚广的“东窗事发”之说，岳飞之死不取决于赵构，也不取决于秦桧，而是王氏的一句话，“擒虎容易纵虎难”，这样秦桧下定决定派人到大理寺里杀害岳飞。今天从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以真实地知道，秦桧之妻王氏是替赵构跪在了岳飞墓前! 清军刚刚入关的时候，是禁止供奉岳飞的，但是顺治帝曾经下旨修缮岳飞墓。到了清朝，乾隆皇帝非常敬重岳飞，却在有意识地大规模公开扭曲历史来宣传岳飞。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围绕着风波亭前前后后所有的主要人物被变了样，今天我们尊重历史，来还原历史，中国历史的专制已经难以察觉地渗入中国思想文化和扭曲思想文化就有了新时代中国的未来价值。岳珂的曲笔宋史的抄袭 这种扭曲在抗日战争以来没有起到作用抗日战争中，在国家存亡之际，岳飞的形象得到了大力弘扬，大量的抗日军队高唱“满江红”开赴抗日前线，岳飞和满江红的诗作成为激励一个时代灵魂的产物。在这种精忠报国的思想情节中，没有人再提倡“忠君报国”。在社会上流传的岳飞正面形象，终于得到纠正。 孟子、论语、墨子都有相当力度的反专制思想，而在专制政治中没有人提倡，把中华文化作为了专制政治的陪衬。岳飞的历史也是如此，本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人，却被扭曲成了执拗不堪的匹夫，因此我们要还原岳飞。 为什么说岳飞是中华历史衰落的一次“回光返照”? 建国以来的历史思想中，多强调一种历史发展的“农民起义推动论”，偏执地认为历史的一个时期一定比下一个时期更发达，某些学者甚至不惜牵强地捏造出元朝繁荣进步超过宋朝的史料。所幸那个政治干涉一切的荒唐时代终于过去了，我们今天可以恢复学术的理性和思辨的自由。看着五千年来“兴亡轮回”的中华历史，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华历史的循环发展观”是更为正确的学说。 在中华历史的循环发展现象中，在大朝代的亡国现象上有个巨大的历史分野，这就是在宋朝之前，中国的亡国多是亡于内战，在宋朝之后，中国的亡国开始多亡于外敌。北宋亡于女真族的金国，南宋亡于蒙古族的元朝，明朝亡于女真族的清朝，现代中国几乎亡于日本，庞大的中原大国一次次地被起源于荒原边地的小国完全消灭掉。而从宋朝向上逆推，唐朝亡于藩镇内战，西晋是亡于皇族内战(再被移民入关的匈奴拣了便宜)，东晋是亡于权臣内战，东汉是亡于宦官权臣引发的诸侯藩镇内战，西汉是亡于权臣王莽的篡权，秦朝是亡于秦始皇的暴政。考问这个历史的怪圈，宋朝之前多出现“国家兴亡在内战中循环”的历史现象，而宋朝之后多出现“国家兴亡在国际战争中循环”的历史现象。 从现象上就可以得知，宋朝之前的中国军队在国际战争少有真正的大败绩，通观汉朝，真正的国际战争大败就是在开国之初有过刘邦的白登山之围，而在韬光养晦几十年后就扬眉吐气了，以致卫霍封狼居胥，匈奴望风称臣。唐朝的明显败绩也就是塔拉斯河一战，在吐蕃盟军临阵叛变后唐军败于阿拉伯军，当时“败而未北”高仙芝曾想连夜反攻阿拉伯军队因被劝阻后全师而退，两大世界级力量从此划定分野。汉唐以来，少有对外战争的一败涂地，常有“天可汗”的四方盛名。而宋朝之后呢，屡屡挨打败多胜少，少有国际战争的大获全胜，多有丧地失国的懦弱繁荣。 为什么宋朝之后的中国军队在国际战争中战斗力下降了呢?最明显的原因还是要从将帅士兵的勇气精神和政府的国防政策上一起来找答案。汉朝将士的坚忍不拔，让匈奴尊称为“汉子”。《资治通鉴》记载，曾经矫诏发兵破匈奴的西汉名将陈汤在朝廷上为汉成帝分析汉匈作战情况，一个汉军士兵可以抵挡五个匈奴士兵。 宋朝亡于广东崖山海面，十万人宁可集体投海，也不能死中求活，奋起一战。这种行为既有对黑暗的不屈之心，更有对正义的绝望之情。而真正的中华勇士我想应该不是这样，那是在刘禅投降后坚持诈降复国的忠勇姜维，宁可剖肝沥胆死于国殇，不愿荣华富贵老死牖下。而崖山投海的十万将士，更像是缺少了厚重坚韧的忠勇，能死而后已，不能鞠躬尽瘁。宋朝之后，中华民族的忠勇似乎更加脆弱!在宋朝之前，历史记载中的中华民族之儿女多气节慷慨之士，多舍生取义之徒，而文天祥就义之后，这种现象更多地成了个案，中国也就破天荒地出现了蛮族入关一统华夏的元朝。 观察宋朝以后频频亡于外敌的历史循环，“岳飞和岳家军现象”成为了中华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说岳飞成为中华文明强势与否的一次回光返照呢?这要从宋史的资料中找原因。 岳飞出身低微，起自列兵，在战争中学习，在患难中成长，累积战功，赫赫于天下，终于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岳飞建立的军队是历史上被尊称为“岳家军”的一支斗志极其顽强的军队，在面临强敌亡国的特殊环境下，岳飞在战争环境中建立了一支不同于宋朝军制的队伍。宋朝建立以后，赵匡胤对武臣的约束非常严格，推行文武分途的政治制度，出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涣散，出现“好男不当兵”的颓废国防。在金军灭亡北宋的靖康国耻后，在军政溃散无人约束的情况下，历史记载岳飞得以在征战中从官军、民兵、甚至匪军俘虏里选拔了一支全新的军队，用他自己“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掳掠”的军事思想和绝顶的军事技艺进行严格而艰苦的培训，才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岳家军。岳家军士兵，常年精装操练，枕戈待旦，求战心切，随时准备献出生命报效祖国。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岳飞打破宋朝的传统，造就了宋朝国防军的“异类”，而同期南宋其他的国防军仍然多为腐化懈怠、军容不整、鱼肉百姓，岳家军在“弱宋”之际恢复了中华文明的汉唐雄风。而当“风波亭”后，师老兵疲的兀术与坦然恣意的赵构和解了，文恬武嬉，歌舞升平，宋朝的一切重文轻武的旧制又都恢复了，将士军人继续做为社会的底层而存在。而一门深刻而僵化的儒家思想借机流传了，这就是理学。 王夫之说“陆九渊出宋亡，王阳明出明亡”，宋朝腐儒文化的滥觞，在末代皇帝宋理宗的支持下，出现了很多荒唐的流俗学风，“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疆拓边者，则目为粗才;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当时的读书人只读理学著作，地方官也热衷于建书院、立祠堂，理学空谈的流弊，僵化了士人追求文武双全的“思想土壤”，逐渐地用“基因变异的儒教”扼杀了未来的“岳飞种子”，这样蒙古的强劲北风袭来时，中华民族就开始进入了“外敌灭国的历史兴亡循环”。 我们说岳飞是中华文明强势与否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认为袁崇焕是一个转折点，认为左宗棠同样是一个转折点。袁崇焕之后，明朝进入了必亡之期，对清作战永无胜利的可能;左宗棠之后，清朝进入了必亡之期，甲午海战全军于威海卫的覆没，是李鸿章退港保船保守误国的必然结局。李鸿章晚年自己评价，“我办洋务，办水师，都是纸糊的老虎顶不得用”。 岳飞被害于狱中廿载，宋几亡于完颜亮而终亡于蒙古;袁督师死于菜市口15年后，大明亡于满清;而左文襄公气死于福州10年后，大清几乎亡于日本和列强。岳飞、袁崇焕、左宗棠，他们都是所处时代的“异类人物”，属于人中麟凤，当他们倒下的时候，那个时代便不复再有岳飞，不复再有袁崇焕，不复再有左宗棠，泱泱大国遂为外敌所亡!岳飞的北伐大捷，袁崇焕的宁远大捷，左宗棠的收复新疆，都成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回光返照”，都成为他们个人和这个王朝的最后辉煌! 因此，我中华不死，为岳飞不死!

岳东晓

总结

岳飞之死---宋灭
袁崇焕死---明灭
左宗棠死---清灭

往事并不如烟

一人当权，国体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