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网上一篇文章，从历史层面论述了国人的主权观念，也许对现在的领土之争有参考。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淩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日本，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尽管同样遭受了西方的侵略和压榨，但亚洲诸国中，日本是最早形成民族主义的。明治维新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一场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在民族主义推动下的变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依然处在并不亚於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两大国家战略的形成:一是与西方尽快解除不平等条约，二是向东方尽快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两大战略都围绕著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处境。
吊诡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得以早于中国形成，首先得益於其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锁国，这令日本国内的族群文化拥有了相当高的“同质性”。幕府为了控制各地的大名，而将他们及家属都搬迁到江户（东京），这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日本国内各藩之间的融合。同样锁国，中国却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难以形成如日本那样的国家认同感，依旧是马克思所谓的一大袋“马铃薯”，袋口一松就散落了。
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中国不同，日本的天皇世系已经拥有了漫长的历史，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权旁落，仅被当作傀儡，但天皇的“万世一系”成为民族主义最好的象徵物和凝聚力所在。

民初的著名思想家、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曾在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 在家里读书的时候, 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 也不过是念念文章, 想骗几层功名, 光耀门楣罢了, 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甲午年, 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 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 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 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 此疆彼界, 各不相下。我们中国, 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 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於这大家的大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於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新民说》）
正如同日本要和满清争夺“中华”的称号一样，“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 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卫, 异姓之齐宋, 非种之楚越, 中国可以退为夷狄, 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西周晚期开始,“夷狄”与“华夏”的分野已然清晰，并非在於人种学，而是在於“礼”——文化和道德，“诸夏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
中国的历史，在明末大儒顾炎武看来，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只有懂得“保天下”才能懂得“保其国”。（《日知录》, 卷十三,“正始”条）。这种将文明优先於政权的普遍认识，成为中国虽时常沦陷於敌国之手，而照样以坚韧的文化同化侵略者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成为入侵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识事务者”为自己的不抵抗寻找理由的最佳藉口。正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另一份文告宣称的:“三皇治世，五帝为君，推贤让能，皆揖让而有天下；柔远亲迩，以仁义而待闾阎。诚谓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我兵将西征，始为天下来耳。”字里行间与中华文化丝丝入扣，吃准了中国人的心理，这与满清入关后尊崇孔子、拜祭孝陵（朱元璋墓）从而有效化解了汉人的抵抗意识，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这样的“天下”观念下，中国主权概念的形成便比日本要滞后许多，对西方的防范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率众狼狈出逃，在英法拟订的善后条款中，他对外国使节长驻北京所表现出的愤怒，远甚于割地赔款，这种将“面子”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何以在频繁的列强侵略下仍难以发育的关键。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报章之中，都充满对“蕞尔倭国”的蔑视，而只有当日本彻底打败了大清，东亚朝贡体系无论是“里子”还是“面子”都被撕开，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梁启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