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十年

通过以上总结来看，胡温领导集团执政十年，政绩看起来是十分醒目的。但是，很多改革看起来很美好，仔细推敲起来却是非常脆弱的。
减免农业税后，一个直接的好处是减轻了农民负担。然而，也造成了基层政府收入的减少，为了补充地方财政收入，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大量以“公共利益”为旗号，强拆农民房屋、强征农民土地的现象。
在制约政府权力上，十年来当局虽然有过不少改革举措，但是在涉及根本的问题上，仍然不敢有所突破。
以《预算法》修订为例，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竟然是“静悄悄地”进行的。了解和跟踪这次预算修法历程的人会知道，虽然这次预算法的修订，之前曾在财政学界、法学界、政治学界和经济学界进行过广泛的理论讨论，在中国立法机关和政府行政部门内部，也经过了极其复杂“博弈”和“协商”，但《预算法修正案(草案)》最后是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起草的，而专家学者的参与程度非常低。审视本次《预算法》修正案草稿，不仅低调公布，全文也未能披露。
司法改革被胡温政府视为一大政绩，并于去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尽管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并不能完全落实。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十年来的司法改革一直“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全面把握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基本要求”，这就注定了司法独立这个理想的改革目标无法实现。而在现实中，却转到人民司法路线，“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
据学者于建嵘观察，司法地方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地方法院和检察院来说，‘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已成为常态。司法机关成为了地方党政搞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甚至成为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打击异己，巧取豪夺的工具。”
人大代表大会制度被中共视为根本政治制度，然而长久以来，此制度却形同虚设。对此，有学者强调，改革可以自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始，但是从近两年蜂拥而出的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几乎全军覆没，可以看出这纯粹是一厢情愿。而在体制内，一些地方领导试点人大代表专职化，比如四川罗江县，但是很快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叫停，甚至不惜修改代表法来加以限制。
当前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根本性突破，缘于一党执政的现实，这种体制下改革的主体只能是执政党，改革的前提是保持执政党长期执政。
体制内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执政党改革，寄望于通过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然而中共党内民主并未超越“稳妥”的“界限”。
在一党体制下，将改革的希望诉诸现代政体都不可或缺的行政、立法、司法，是很勉强的，虽然这些都可能是改革会涉及到的。
要知道，一党体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而在于党权、政权和公民权的关系如何平衡。抛开党权和公民权谈改革，最可能的结果是换汤不换药，依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伴随着无效的改革和拙劣的治理，中国的社会矛盾仍然在不断加剧，针对此，自去年始一股呼唤“顶层设计”的风潮又起了。但若没有上下互动，仅仅靠顶层设计，这只能是无力的空想。

中国未来的出路

当下中国改革，不缺少路径，缺的是改革的动力，是执政当局对民间诉求和地方探索的制度回应。何以至此呢？
我们常常听到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操控，成为少数人分配利益的工具。改革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没有面向大众改革的意愿。
中国的问题在于执政集团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管得太多。真正的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放权的过程。官方还权于民间，中央还权于地方，将是必由之路。但从当前政府部门改革即可看出，涉及利益问题时改革的阻力之大，主动的放权运动几乎不可能。因此，这一层面的改革只会在民间和地方倒逼之下发生。
面对推而不动的“改革”，有学者指出，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目前的出路只能是“民变带动官变”，改革的动力在民间。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人人都是改革者呢？至少公民应该改变意识，要知道威权体制的转型中，虽然前有蒋经国，后有吴登盛，但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可遇而不可求。
改革的利益应在所有公民之间来平衡，公民应该成为改革的主体。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顺应民意和时代潮流的蒋经国和吴登盛，还是站在人民对立面逆历史潮流的卡扎菲，他们的结局都是由底层民众决定的。在开放社会，公民社会得以发展，权利意识的觉醒，成为改革的动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改革转型，相对自上而下的改革，会更加全面深入，更为不可逆。
或许有人会问，这一步走得通吗？别着急，透过乌坎事件以及东部沿海城市发生的以环保为议题的公民运动来看，事情已经在悄悄地起变化了！

(摘自:《财经文摘》2012年11期·十年特刊,不代表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