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英商丽如银行捷足先登，稍后英、法、德、日、俄、美、比等国金融势力纷纷涉足上海，但长期处于龙头老大地位，获利最丰，实力最强者，非汇丰银行莫属，因为大量借款给中国政府，汇丰银行就牢牢控制着中国政府的盐税和关税，中国政府如要动用，须经汇丰准许。这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巨大，连汇丰银行的买办也高人一等，因为经常替清政府中介借款，它的买办甚至被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绝对保密”避风港汇丰银行开办后，一改在华外商银行只重汇兑不重存款的做法，将存款业务列为银行主要业务之一，近代国人没有什么存款概念，普通百姓也没有什么钱储蓄，因此达官显要的存款才是汇丰银行关注的重点。为了吸引他们，汇丰一面做广告宣传储蓄的种种好处，一面规定存户资料绝对保密，中英两套账目从不示人，这一招果然有效，《北华捷报》说，汇丰成为“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汇丰银行的举措获得了当时不少权贵的芳心，清廷官吏、民国政要宁愿少取利息，也要将贪污、搜括所得的巨额资财存入汇丰银行，以保证安全。
清末皇室亲贵、掌握中枢的庆亲王奕劻就是汇丰银行的大客户。据清人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庆亲王奕劻曾将120万两黄金送往东郊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放。汇丰银行很清楚奕劻巨额资财来路不正，于是摆足架子，多方刁难，数四往返，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事情为清末御史蒋式瑆得知后，上奏朝廷，认定奕劻所存必是赃款，务须从汇丰银行中提出此款，充公入股官立银行。
慈禧太后得报，派尚书鹿传霖、清锐与汇丰银行交涉，“确查具奏”。鹿传霖、清锐到银行后，当日是星期天，没有人营业，吃了闭门羹。隔日再去，仍是无功而返，据清锐等人的奏折称，“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复询以与庆亲王有无往来，彼答以庆亲王则未经见过，询其账目，则谓华洋字各一份，从不准以示人”。
很显然，奕劻已经得知风声提前做了手脚。《国闻备乘》一书对此有详细记载：“道员吴懋鼎为汇丰司会计，私以告御史蒋式瑆。式瑆劾之。事下尚书鹿传霖、左都御史薄良查办。奕劻大惧，遣使现与吴约，愿割其半借券还之，请勿宣。吴许诺。翌日，传霖等至，呈其簿据观之，凡巨室所存母金皆隐其名曰某堂某会。传霖不能辩，亦不愿穷竟其事结怨于王，遂以查无实据入告。”（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9页。）
结果被撤职查办的不是奕劻，而是百口莫辩的蒋式瑆。此事发生后，等于为汇丰银行作了一次义务宣传，中国官吏和工商业者都将汇丰视作安全的避风港，纷纷到汇丰银行开立账户，将巨额资产和金银古玩存入银行，一时间汇丰存款大增。“台谏三霖”均失败
奕劻的钱自然存进了汇丰银行。奕劻贪赃枉法，在清末几乎路人皆知，惹得御史谏官蒋式瑆等人弹劾不止。除蒋式瑆外，清末著名的三御史“台谏三霖”，即广西全州御史赵炳麟、福建莆田御史江春霖和湖南湘潭御史赵启霖，也多次冒死弹劾奕劻，结果也像蒋式瑆一样，倒下的不是奕劻，而是“三霖”，可见奕劻的势力之大一手遮天，也可见清朝腐败不堪气数已尽，得益的正是汇丰银行这样不受中国政府监督，又标榜保守客户秘密的外商银行。

“台谏三霖”，到了上海人嘴里，就被称为“三菱公司”，因为恰好有一家日本洋行叫“三菱公司”，比“台谏三霖”更易琅琅上口。“三菱公司”弹劾奕劻，朝廷派员去汇丰查账的故事，在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就有生动描写。作者李伯元只是把地点改到了上海，笔法曲折传神，不仅揭示了汇丰银行的“生意经”，而且把当年外商银行的霸气和傲慢写得活灵活现。
“官场现形”小说版
小说中，厘金局总办余荩臣（奕劻的原型）卖官鬻爵，收了人家五十多万两的银子，除了在上海买了一些地皮产业外，剩下的一并存在一家外国银行里。事情被御史参劾后，清廷命制台大人查办，制台又命藩台办理此案。
次日藩台坐轮船到了上海，先去拜访上海道。见面之后，叙及要到银行查账之事。上海道问：“但不知余某人的银子是放在哪一爿银行里的？”藩台大惊道：“难道银行还有两家吗？”真正昏聩到了极点，令人发噱。
上海道毕竟与洋人多打交道，熟悉情况，介绍说：“但只英国就有麦加利、汇丰两爿银行。此外俄国有道胜银行，日本有正金银行，以及荷兰国、法兰西统通有银行，共有几十家呢。”
藩台听后，愣了半天，说：“我们在省里只晓得有汇丰银行汇丰洋票，几年里，兄弟在上海的时候也曾使过几张，却不晓得有许多的银行。依兄弟想来，只有汇丰同我们中国人来往，余某人的这银子大约是放在汇丰，我们只消到汇丰去查就是了。”上海道无话可说。
第二天一早，藩台就想到汇丰家去查账。未曾上车的时候，车夫说，今天礼拜日，外国人是不办公事的，去了也是白去。藩台要面子，说：“管他妈的礼拜不礼拜！我到他门口飞张片子，我总算到过的了。”
一霎时走到三层楼的汇丰银行门口，当时在外滩还算是数一数二的大房子，果见两扇大门紧紧闭着。投帖的人叫唤了半天，亦没有一个人答应。投帖的无奈，只得走到马车跟前，据实回复。藩台叫他把片子留下就是了。投帖的又跑回去，拿张片子塞了半天亦没有塞进，只好蘸了点唾沫，拿片子贴在门上走了。
第二天藩台仍旧坐了马车赶去。上了台阶，投帖的就挺着嗓子喊“接帖”。一个工役连忙挥手叫他出去，又指引他叫他走后门到后头去。藩台心上很不高兴，自想：“我是客，我来拜他，怎么叫我走后门？”
原来汇丰银行开业后，有一条奇怪的规定，凡中国人与汇丰的业务往来均须从后门进出，所以有人指引他到后边去。当下藩台无奈，只得跟了投帖的跟班走到后面。
其时柜台上收付洋钱，查对支票，正在忙个不停，也没有人去招呼他。跟班拿了名片，叫唤了几声“接帖”，没有人理他；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忽见里面走出一个中国人来，也不晓得是行里的什么人。藩台便亲自上前向他询问，自称是江南藩司，奉了朝廷的差使，要找外国人说一句话，看一笔账。那人听说他是藩台，便把两只眼拿他上下估量了一番，回报了一声：“外国人忙着，在楼上，你要找他，他也没工夫会你的。”
书中描写，“其时来支洋钱取银子的人越聚越多，看洋钱的叮呤当啷，都灌到藩台耳朵里去。洋钱都用大箩筐盛着，豁琅一掼，不晓得几千几万似的。整包的钞票，一沓一沓的数给人看，花花绿绿，都耀到藩台眼睛里去”。
藩台看此情形，知道再也无人理会他，于是打道回府。藩台的查账以失败而告终。堂堂清朝政府的大员，昏聩无知自不去说他，而面对一家财大气粗的外国银行毫无办法，其情可哀，其形可叹也。小说讽刺清末官场各色腐败情形，却也为我们留下了近代外商银行在中国成长的最初印记。（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