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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0月27日《中国经营报》报道,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及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称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相关知情人士透露,总体方案是纲领性文件,会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有所体现。原先备受关注的工资条例因争议较多,受到垄断行业的强烈反对而“夭折”,其部分内容将被融入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从报道来看,尚无法确定工资条例“夭折”的消息是否属实,但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何去何从显然需要更权威部门的说法,但新闻透露出的信息无疑值得注意。
近年来,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高福利饱受诟病,而制定工资条例的初衷无疑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公平,保障劳动者权益。此前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多有提及,工资条例将明确垄断行业涨薪需要对外公布以及听证等内容,这无疑动了某些垄断行业的“奶酪”。在这样的背景下,垄断行业阻止工资条例出台并不让人意外。
其实,类似这种利益相关方或者说既得利益者阻挠、反对改革,不积极、不配合改革的做法,公众也并不陌生。比如公车改革。从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至今,公车改革探索已有18年,各地试点不少,又是拍卖又是贴标又是发补贴,尽管收到一定成效,但每年公务用车支出的上涨势头依然难以遏止,这让人无法对这样的改革给予过高的评价。
比如,收费公路的改革。中央决心很大、举措不少,但地方上落实得如何?一些地方仍在超期收费、超标收费,个别宣布停止收费的地方也动着歪脑筋,有的以撒手不管、纵容违规等方式表达着对停止收费的“非暴力不合作”。凡此种种,说白了,无非是改革让一些人的获利空间少了甚至没了,而他们对这些利益已经习以为常,舍不得失去。
步履缓慢、收效不大的改革还有不少。不可否认,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将面临很多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改革之所以愿景很好却始终难见实质性突破,与相关利益方的种种阻挠、抵制不无关系。限权、削利、截流,割谁的肉谁不心疼?然而,因为有阻挠和抵制便不改革了吗?
说到既得利益,往往是一个较为宽泛、模糊的概念。但至少,那些从来不愁利润和待遇的垄断行业,那些握有某种与民争利的特权死死不放的机关,都在其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今,一些人显然想继续躺在自己的既得利益上舒坦地睡觉,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和话语权为自己代言,而不愿把自己的利益拿出来与人分享,有钱一起赚、有肉一起吃。一些领域的改革之所以喊了很久却鲜有作为,与这些人只想做“维持会会长”,维持自己已然占据的特权、利益、人脉,关系重大。令人担心的是,这些“维持会会长”有时确实有维持住局面、让相关改革“夭折”或者名存实亡的实力。
不管遭遇怎样明里暗地的顽强抵制、消极懈怠,通过改革营造一个资源配置合理、竞争机会均等且公共利益与公众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公平的社会秩序和环境,都是大势所趋,也是相关部门的责任和义务。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指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执政党能否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能否唤起改革攻坚的巨大勇气,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关系到13亿人的幸福。防止“精神懈怠”,就必须克服“改革疲劳症”,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奋力攻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难关险隘。
被公众高度期盼的改革是否会因既得利益者阻挠而“夭折”,它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公众拭目以待。(来源:工人日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2/1030/c1003-19434127.html
自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挑战。
发展起来的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路径锁定的忧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标注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冲破思想藩篱、触动现实利益,改革从一开始就挑战着既定格局,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声音”。无论当年的联产承包、物价闯关、工资闯关,还是今天的官员财产公示、垄断行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总是在争议乃至非议中前行。
所不同的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30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
然而,“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小平同志在20多年前就曾告诫:“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崩溃边缘,到南方谈话前的历史徘徊,我们党正是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敢于抓住主要矛盾、勇于直面风险考验,才能化危为机,推动改革开放巨轮劈波斩浪,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10月28日05:19人民网-人民日报崔鹏
我国已进入改革深水区。让民众真正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就需要破除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机制弊端,需要触动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
这些天,“民富”成了热词。十七届五中全会传递出明确信号,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未来五年的重中之重,这意味着要让民众能够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强民富。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但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长速度却不能与之匹配。1997年到2007年是经济快速增长期,劳动者薪酬占GDP比重却从53%下降到40%左右。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2%左右。收入分配制度严重不合理,不仅导致“国强而民不富”的怪现象,也使扩大内需等一系列事关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成为无源之水。
实现民富,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无疑是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初次分配方面,要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方面,则要加快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税收制度的改革,着力改变公共资源浪费严重与效率不高的现状。
但是,解决问题,不能单靠思路清楚。2004年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曾先后多次举行征求意见讨论会,可至今也未见改革方案出台的迹象。收入分配改革,为何如此久推难进?
据了解,收入分配改革是以某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方式进行,这意味着改革方案必然会建立在各部门利益考量的基础上。现有体制下,牵头者往往需要付出极大协调成本,加上部门之间利益的博弈,方案出台自然极其困难。例如,前一阵曾有人提出,国有垄断行业工资过高,其所产生的超额利润必须回报社会,应该提高税后上缴比例。但是,相关主管部门愿意这么做吗?
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处,也不只是路径选择导致的。从深层次看,改革主要涉及体制、政策问题。例如,为解决劳资分配比例,使职工工资能合理地增长,分享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成果,国外主要是通过工会谈判来解决,但时下在中国,谈判机制还不是很普及,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一旦出现劳资纠纷,都要扔给政府来解决,而政府实际上既没能力也没精力去解决这类专业而复杂的问题。
“提低、扩中、调高”,自年初以来,这一“六字经”就被社会广为关注、寄予厚望。但是,该方案显然只局限在居民个人之间,并没有触及政府、企业的利益。事实上,如果不能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导致腐败和灰色收入大量滋生的根源,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工资上,就难以触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从这个意义上讲,30多年后的今天与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着相同的挑战:要继续发展,就需要破除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机制弊端,需要触动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瞻望“十二五”,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让民众普遍富起来,正当其时。http://news.qq.com/a/20101028/000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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