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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离--高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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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离--高陶出走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以通栏大标题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携港的由汪、周、梅签字的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除公布《要纲》全文以外，当天还同时刊载了高陶致《大公报》的一封信：
“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径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花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荼，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于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
“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属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先生及其它各位，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发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
高宗武，(1905-1994)。浙江乐清人。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主持对日交涉事务。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奉派驻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高是“低调俱乐部”的中心人员之一，赞成汪精卫的“对日和谈”主张。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达日本东京，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跟日本人牵线搭桥。同年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1939年5月高宗武还随同汪精卫、周佛海访日。又随汪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1940年1月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事件之后高宗武去了美国，化名高其昌，挂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职，在美国长期定居，以炒股为生，一直到1994年去世。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抗战前陶希圣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由周佛海介绍到武汉中央军校当教官，结识汪精卫。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到参加“牯岭茶话会”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陶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1938年12月19日，陶随汪精卫飞往河内。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39年底,出于和汪多年的交情,去上海参与汪日谈判。1940年1月与高宗武一起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1940年1月发生的“高陶事件”是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日战争初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于1938年随汪精卫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了筹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的“密约”谈判。图穷匕首见，日方的这个“密约”《要纲》是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层‘地带’。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是日本的基地。这个《要纲》划分的地带并未包括外蒙、西藏在内，好像是被苏俄和××划了去。具体地说，日本要的是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一切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以至领海……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
如果说蒋汪争斗出于抗战不抗战，签不签这样的条约就变成卖国不卖国了。在汪日签订“密约”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企图灭亡中国。高曾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退出和谈，离开上海，或出国隐居，总之绝不继续谈判。汪精卫执迷不悔。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签订卖国密约这天，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汪精卫签约后，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脱离汪精卫集团。高、陶的反常态度，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称“七十六号”正在计划刺杀他，然后再开“追悼会”；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1940年元旦，高、陶恪守礼数，“抱病”去愚园路汪宅、周宅拜年。1月3日，他们在得到委员长指示的杜月笙、万墨林的援救下，被悄悄护送上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终于脱离了虎口，翌日顺利抵达香港。
万墨林（1898－1979），原名木林，上海浦东高桥人，“杜门第一红人”。杜月笙的姑表弟、门生，最后为杜门总管，记忆力佳，为杜月笙熟记190多组电话号码；半个军统“地工”人员，抗战期间曾担任“上海统一委员会”总交通员，名义上是上海“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且因此发财。1940年1月，高宗武、陶希圣拒当汉奸逃离上海，万受杜月笙指示，做出秘密而妥善的援救安排；1940年12月，在汉奸傅筱庵遇害十天后一度被日军怀疑为凶手，被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刑囚，坐老虎凳、坐冰块，犹未吐露内情。1948年蒋经国的检查小组、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逮捕万墨林，罪名是“非法囤积稻米”。后万墨林去台湾任“国大代表”，晚年著有《沪上往事》三册。
1月8日，蒋在日记中痛斥汪精卫：“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元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自高陶不告而别，周、梅均非汪之嫡系，汪感辅弼无人，颇惶。陈璧君乃亲自去港，责公博以友朋之义。陈公博为性情中人，踌躇再四，偕陈璧君赴沪，结果终以身殉。
“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国人日本的狼子之心，切不可被日本人的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所迷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每个国人无论持什么政治信仰，必须“高调”维护祖国国土与主权，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