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人民日报: 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能力，表面上看取决于危机处置的应对技巧，实质上决定于对权力来源的认识程度

　　河南连霍高速公路义昌大桥事故引出的另一起“舆论次生灾害”。

　　先是政府方面初步调查认定事故原因，系“非法生产、装载、运输烟花爆竹等情况”，招致一些群众“推卸大桥质量问题”的质疑；接着，当地媒体报道此次事故时，因过多表扬各级领导积极组织救援、(我的话:北京暴雨淹死人后，不找责任，光表扬好人好事，网友批评：别把悲剧当喜剧演！)少了对遇险车辆和遇难者的信息提供，引发网友一片嘘声。

　　过去相当长时期，一些地方对“出事”的第一反应，就是“瞒”与“捂”。随着中央对“瞒报”现象的零容忍，加上互联网传播新格局，“瞒”绝无可能，“捂”亦此路不通.

　　　　以此次义昌大桥垮塌为例。最初的“烟花元凶说”所以引来质疑，一是超出人们的常识认知，二是确有结论过快而失于草率之嫌。 “7·23”动车事故发生时，有关部门早早宣称“雷电造成”，国务院调查组长达一年多的调查认定系责任事故；而在云南巧家爆炸案中，被当地公安局局长“敢以仕途担保”的“嫌疑犯”赵登用，事后证实“是爆炸案受害人之一”……这些教训告诫我们：事故处置不当，回应不准确，仓促定性不仅容易发生错误、引爆舆情，还可能让事故真实原因被掩盖遮蔽，最终造成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央领导一再强调突发事故要“早报事实，慎报原因”的深意。

　　　　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能力，表面上看取决于危机处置的应对技巧，实质上决定于对权力来源的认识程度。如果把百姓“放在最高位置”，就会更加关切百姓的痛感、忧心群众的顾虑；如果明白“让人民监督权力”，就会直面事故疑点、及时发布信息；如果铭记“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就会组织力量对每一起事故进行负责任的调查，汲取教训，避免悲剧再发。

　　每一起公共灾难的发生，既是当地救援善后力量的一次检验，更是对政府回应能力的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