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随想

又到了6月初四，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一天会再次感慨万千。

曾几何时，有人在这一天失去了亲人的生命， 还有人在这一天开始对历史感到困惑。其实，这样的日子在历史上并不少，  这些感触虽然可能只存在于一部分特别容易为记忆伤感之人，但却反映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挑战，以及它对历史究竟秉持什么样的信念。  历史不等同时间，它会沉淀，也经历磨砺，历史事件无法在一念之间了断。如果我们重视历史，就不得不审视时间的考验，注意到过去二十四年与历史的关系。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它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彻底否定了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文化，人们的生活复归到正轨上来；二是确认了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以此为基础推进的中国经济建设，真正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封建落后和贫穷懦弱。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认同这两个结论。但这里还有一个独特于中国国情、隐而不显、深藏不露的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功，以及改革开放所代表的一系列有意义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国共产党必将如苏联共产党一样，成为历史往事。苏共在苏联早期的成就并未改变它自身的命运，这是俄罗斯人至今无法释怀的历史遗憾，如今只能在史书中留下遗憾，没有人会因此让苏共重生。同样的道理，就算中共在解放农民、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腐败政权方面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领导作用，让中国人重新站了起来，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功，新中国成立的丰功伟绩也只能够作为历史的碎片，被人民不断成长着的追求边缘化。

改革开放是中共在“文革”之后重新振作的主要原因， 但在这个过程中， 64 却成为这个合法性的一个创伤。在中共强调执政的三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时，  “六四”所代表的一种伤感无时无刻不在质问这种自信的依据。不管这是透过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 抑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都代表“六四” 在敲打着中共对它的历史认识。 就算中共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曾经作出决议，但人们对“反右”和“文革”，甚至对毛本人仍存在质疑。  就如不少人对 64的介怀一样，虽说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但大家总是想讨个说法，这样的心情只要看过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就可以体会到。

对历史的认识需要展现诚意，它必须是坦诚和磊落的。对中共来说，也只有当这种诚意被社会普遍接受之后，才能真正获得理解与支持，才能真正维护执政党的尊严和增强道路、理论、制度上的自信。我们多次批评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对二战反思，不论有多少日本首相进行过反省，多少次重复“村山谈话”，只要右翼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就认为日本想翻历史的案。今天的德国就不一样，全世界都认为它在认识纳粹的历史罪行上是彻底的。虽然如此，它还在不断重申不会重蹈历史覆辙，继续肃清纳粹余孽，甚至还在进行战争赔偿。在历史问题上，德国所展现的诚意，已经成功地将全世界对其历史的指责转换成为德国民族的尊严。德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差异给两国所带来的不同认知，不知道能否给中共带来启迪。

中国的伟大历史文明不是建立在“伟大” 的盲目信仰之上，而是在不断克服历史的跌宕起伏，从一个错误到另一个错误的扬弃过程中建立的。

历史上的错误改变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文明，但这种伟大也改写不了不同朝代统治者所犯过的错误，不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溥仪替日本人建立满洲国。  这就好像改革开放的成就不能够改变处理“六四”学生运动时的失误一样，  这样的失误也遮盖不了中共在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过程中的功绩。然而，如果我们要混淆两者，  不管是官方要维持原有的结论，或者是一些人借用“六四”从而否定中共的历史地位，都不是对历史的公正评价。

64不是单一事件，更不能够简单定义为部分学生要求国家进行改革的社会运动。它发生在中共内部激烈争论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如何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争论的焦点是中共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还是引入更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中共的传统政治生态里，道路的争论演变为政治斗争不足为怪。当斗争夹杂着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再加上苏联和东欧政治环境的风云变幻，中共的焦虑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学生运动被狭隘和错误地政治化很难避免。

64被平息之后，中共成功地推进了国家经济建设，甚至躲过了苏东解体倒台的命运。有一些人认为这就是强力平息“六四”的积极效果，还有人认为学生的牺牲让中共意识到自己命运的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是要告诫当时的国家领导者，如果不改革中共就会灭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的改革变得更彻底。但学生的牺牲是历史事实，  64之后中国的经济虽然向前走了一大步， 客观， 求实地对待历史， 也有必要

中共一些官员对重新评价“六四”的提议，比较敏感，官样文章说中共对此已经有了决议。另一些人认为，透过镇压尽快平息“六四”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政治灾难，以此证明当年尽快平息“六四”的必要性。曾经作出决议是事实，但不就是因为有了决议才会提出“重新”评价的要求吗？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革”时期的“决议”不就是在“重新”评价之后才改变的吗？胡耀邦被怀念，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平反了无数冤假错案，让多少胸怀祖国的知识分子重新振作起来。既然如此，对“六四”的决议为什么就不能够重新评价呢？更何况这种评价并不会危及中共的政权，相反地，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会从内心深处支持中共的做法，它才是真正的自信表现。这正是一石二鸟，既平反了一个错误，更巩固了人们对中共如何认识历史的尊重。这里所说的评价是针对学生运动，不是针对党内的政治斗争，更不是那些打砸抢事件。

大家都知道，“六四”包含着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学生反腐反官倒社会运动，以及社会上小部分人借学生运动而制造的打砸抢事件

。第一种是中共党内不同观点之间的政治斗争，第二种是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第三种是刑事罪行。三者虽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却改变不了它们各自的不同性质，也不能够因此而将它们捆绑起来。中共一贯对政治问题采取从重从严压制的做法，对三者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镇压，显然是历史习惯。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如此复杂多元，社会关系需要更细致的管理，中共当年对社会管理过于政治化的理解和处理手法显然已经严重过时。

在过去二十四年，即便是背着政治包袱，  64 的定性也都始终处在一个不断缓和的过程，从敌我分明的“反革命暴乱”到模糊化处理的“政治风波”，再到一些个案的经济补偿，一些在“六四”之后被通缉的人也可以再次回国，都没有造成任何政治上的波澜，也没有动摇领导人的地位

对“六四”重新进行评价是中共为自己提供的一个机遇   。  “六四”是习主席所说的“后三十年”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是压在很多知识分子和“六四”遇难者、受伤者家属心上的一块巨石，对其进行重新评价是一次缝合左右矛盾、超越左右争论的契机。无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六四”遇难者、受伤者家属，都不是简单的经济补偿或对这段历史的回避能敷衍过去的，就好像日本不能因为有过对华经济援助和“村山谈话”后就可以回避甚至是扭曲侵略历史一样。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六四”遇难者、受伤者家属，需要的都是对历史的一种诚恳态度。  中共今天希望用“中国梦”来凝聚民族最大共识，重新评价“六四”以及释放压在人们心头上的石头，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达成社会和解不正是必要的一环吗？！

重新看待“六四”学生运动，不单是为了在“六四”时牺牲了的学生以及怀念他们的家人，更是要回应中共究竟如何对待历史，  是中共向那些依然不能忘怀“六四”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一次交心。这一群人绝大部分认同中共在改革开放中的成就，他们还关心着中共的发展。虽然他们无奈地接受了当年将学生运动平息的必要性， 但并不表示他们认同中共在平息事件的处理方式。

因为道路和价值观不同，不同群体之间的党内斗争无可避免，这是政治的自然结果。但这种斗争应该局限于中共党内，  如果一些人犯下了打砸抢刑事罪行，不管在什么背景之下，就算是在“六四”期间，要将这些人绳之以法没有错误，但无辜的学生不应该为此而赔上自己的性命

就好像“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样 ，  64是中国人的沉痛记忆。一些人希望中共能够屈服于压力，平反“六四”学生运动，这种构想是幼稚的和不切实际的。对“六四”进行重新评价，需要中共意识到它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对重构自己的理论和社会地位的价值才可能成事。时间，并不是所有记忆的淡化剂，它反而会促使历史的沉淀。当二十四年的努力无法消弭社会对“六四”的记忆，以后也不会成功。 “通则不痛”，回避、搁置不是办法，面对历史、 轻装上阵，并不会给中共带来什么损失。

否定“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他的照片还是挂在天安门的城楼上。重新看待  64 学生运动泯灭不了邓小平的伟大贡献，  他依然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了改革开放，而且仍积极推进更多提升人民群众幸福的改革，  中共也不会因为重新评价 64 学生运动而有损其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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