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这 不是杜撰的神话故事，而是一段真史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在部队当兵，听一个湖南道县的战友说过这件事。当然，他说得很简单：“我们那里文革杀了 好多人啊，有的村庄把地、富、反、坏拉到河边排成队，用刀挨到挨到砍，用棒子挨到挨到打死，有的全家都杀光了，小孩子都不放过，后来是中央制止的。”

  短短的几句话，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磨不去的记忆！前几天在网上无意中发现了这篇纪实文学，正好说的就是这件事，所以就下载了。现编发在这里，不想作任何评论，只想让看到它的人知道共和国曾经发生了什么。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篇幅有限，只编发了作品的前十章，有兴趣的朋友在网上能找到全篇。

谭合成的书

周实

    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出版了。当我拿到这本书时，多么厚的一本书啊，我第一句是声感叹：这事终于做成了！从想做这事到做成这事，屈指算一算：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一〇年，二十五年过去了，做事不容易，由此可见了。

    合成嘱我写点文字，我想我能写什么呢？我的思绪自然地回到二十五年前。那时，我年轻，三十刚出头，在《芙蓉》杂志做编辑。编辑部讨论选题时，我提出要抓纪 实文学，最好是每期能抓出一个，篇幅五万字左右。道县文革大屠杀作为拨乱反正的典型自然也就列入了。而合成在当时正好借调到编辑部，且他又会写，尤其擅长 报告文学，自然就是不二人选，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也就落到他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缘分了。

    五万字，他完成了，可惜，却没能发出，于是，才有了这本书，有了这个五十万字，这就是所谓宿命了。

    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我说出的第二句是：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份纪实，一份详细的档案纪实，不但保存下来了，而且公开出版了，谁都能够看到了。这事，以前不容易，今天仍旧很难得。合成做到了，不是伟大是什么？

多年以前，编《书屋》时，我也 曾经约过文章专门探讨文革的问题，也有人曾质问我：什么不好约，为何约这些？文革是错误，文革是灾难，已经有结论，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何偏偏还要提？这样 对谁有好处？我的回答是这样：重提是为了不要忘记，探讨是为了不再重犯，以免灾难再次发生，这样对百姓有好处，这样他们在今后若是再遇上类似的情况，就有 可能打个问号：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口号？为什么要搞这样的运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其背后有什么？其目的是什么？得利的会是谁？受损害的又是谁？我应采 取什么态度？我自己有什么责任？这样多少能减少愚昧，使人能够更加像人。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问题本身就不复杂，只要你还具有良知。

合成是具有良知的，所以，他能去做这事，而且，能够做成这事。

    合成嘱我写点文字，我就写下这点文字，以表我对他的佩服。

 

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谭合成

 

目录

序：鲜血使人猛醒  杨继绳

几点说明

卷一

第一章  浮满尸体的河流

第二章  杀风卷地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第四章  十类杀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获得道县采访的机会

卷二

第六章  1967?道县?大屠杀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寿雁区杀人概况

第九章  拉开大屠杀的序幕

第十章  传经送宝

第十一章在周敦颐的故乡

第十二章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第十三章  一个公社书记的故事

卷三

第十四章  营江“红联前指”成立

第十五章  “8?21营江汇报会”

第十六章  车头区“地富抢枪暴动”真相调查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第十八章  老先进遇到了新问题

第十九章  上关公社的杀人现场会

第二十章  不仅杀地富还要杀“叛徒”

第二十一章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轻

第二十二章万家庄公社杀人概况

第二十三章写在东洲草堂的“杀”字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杀人冠军蚣坝区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第二十六章  采访蚣坝公社杀人事件责任人

第二十七章  蚣坝公社冠中冠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矿坑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变成野兽

第三十章    做梦都没想到会杀孩子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梦

第三十二章  杀了也不嫁

第三十三章  涂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第三十四章  一个中游水平大队的杀人情况

第三十五章  清溪区杀人的来龙去脉

第三十六章  区武装部长亲临杀人第一线

第三十七章  县委组织部长指示杀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挂牌

第三十九章  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

 卷五

第四十章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第四十一章  祥霖铺区突击杀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第四十四章  一个大队支书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第四十六章  党叫干啥就干啥

第四十七章  仙子脚区为何杀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桥头公社万人杀人现场会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队进驻道县

第五十二章  艰难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

第五十四章  采访“红联”头头贺霞

附录一  道县文革中被杀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附录二  道县（36个乡镇）文革杀人事件、时间统计表

附录三  关于与“乱杀风”有牵连的干部的一些情况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桥的传说

第五十六章  你热爱党，党会杀你？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学杀了六名教师

第五十八章  讲真话的代价

第五十九章  两个“右派”家庭的覆灭

第六十章    生命的奇迹

第六十一章  杀场余生者说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爷都在哭啊

第六十三章  浮出水面的石头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复幽暗

第六十五章  道县出了个李念德

第六十六章  一栋大屋与一群人的命运

第六十七章  “告状油子”是怎样炼成的

卷八

第六十八章  “开大锅饭”

第六十九章  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第七十章    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第七十一章  铁姑娘刀劈18人

第七十二章  人兽之间

第七十三章  血海拾遗

第七十四章  一个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第七十六章  喝酒误事

第七十七章  道县周围十县市文革杀人概述

卷九

第七十八章  夜奔省城

第七十九章  华国锋的指示

第八十章   “9?23大武斗”

第八十一章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

第八十二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

第八十三章  牢狱生活

后记

 

鲜血使人猛醒

杨继绳

    我从来没有为别人的书写过序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一我算不得什么名人，二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记者。可是当谭合成 的长篇历史实录《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摆在面前时，我决定破例为它作序，因为在《血》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 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 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血》的初稿写于24年前的1986年，由于工作关系，谭合成有缘接触到发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十县市的文革大屠杀的大量机密资料，并将之实 录在案；同时也因为这场命运的遭遇而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轨迹也因之发生改变。此后，作者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事，核实、订正、补充 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与原稿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十余年来，作者一直通过各种努力，试图将这场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真相公诸于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附带说明一点，目前流传于海内外的关于这场大屠杀的资料大部分源自于谭的调查与采访，但只是冰山一 角，更深和更多的东西还在本书之中。

这篇长达五十万言的历史实录， 是用实录实证的方法写成的，让事实说话。谭合成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但他的研究方法却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资料多 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400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关键人物。正因为有如此翔实的资料作为铺垫，作者下笔倒也干脆利索，少见颇费踌躇的痕 迹。作者以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经历为依据，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场，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 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在道县大屠杀中，有九千多无辜者死于非命，其惨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作者将道县大屠杀的杀人手段归为十类：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 死；5.丢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其它。仅这些抽象的名词便足够叫人心惊胆战，而其间对人类良知和精神的杀戮更在其 上。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对人性的缺陷和社会的黑洞可谓所见颇多，但书中的内容依然让我十分震撼，大量细节不忍卒读，而这些细节又因为不经中间环节直接出自 亲历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仅是揭开了一个被千方百计包裹的民族脓疮，更是切开了一个机体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触角直抵“伟大革命”的本质。道县 大屠杀怎么发生的、何以会发生、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本书始终在探求的一个主题。根子早已深埋，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大量史料表明，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 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端的偶然事件，它不会因为某个偶发事件、某个人和某一群人的作为而引发。文革中，全国出现了多起与道县大屠杀类似或者不类似的杀人事 件。仅以首都北京为例，公元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从时间看比道县大屠杀还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样惊心动魄。深入揭开这 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真相，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将责任推给后人。更不能让后人因为我们的失忆而受到欺骗。

    朱厚泽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 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本唤醒人们记忆的书，可以作为试金石，它在中国的的 命运将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血》由于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实 录而呈现庞杂斑驳的原生态，内涵因此更加丰富。书中不但有大量被杀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也有大量杀人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还有既非被杀者也非杀人者却被卷 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这种多角度的描述，不仅使普通读者对道县惨案以全方位、多侧面的了解，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

    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 会。而和毛泽东对应的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会。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 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它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通过这“四个垄断”，政权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 的统治。

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一部分人 （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许更多）被定为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资及其其家属），通过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 对这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贱民是阶级斗争的靶子，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 肉。他们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那些不是政治贱民的人们，也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垄断的受害者。他们只能知道政权让他们知道的，只能相信 政权让他们相信的。他们是政治愚民。他们还处于恐惧、贫困之中。由于无知和恐惧，政权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而 背后操纵的是政治权力。谭合成的《血》中记录了一位处遗工作组负责人与一名杀人凶手的一段对话，该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 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这种专制土壤培育出来的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闻之令人魂飞魄散。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员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恶史。这样的“文革史”也介绍了知识分子受害，却没有指出迫害知识分子的主使者是官员。 文革初期受迫害知识分子是被官员们“抛”出来的。有了被“抛”出来的样板，有了政权确立的政治标准，大批知识分子随之受害。《血》向我们揭示了文革的另一 个侧面，也许是更为重要、更为真实的侧面：普通百姓的受害。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层面。

    文革前，官僚集团主宰着中国，官僚们依照等级享受着特权。工人、农民在名义上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权利；他们经济上被剥夺，虽然 有着最低的保障，但一贫如洗。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只要有人号召，就会起来“砸烂”这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也对这个制度不满意，他也想改变 它。关于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义思想，也可能是乌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恶除他以外的官僚主义，也可能是害怕权力的失落。毛 泽东希望“砸烂”这个制度，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多年造神运动形成的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加上老百姓对官僚们的 憎恨，毛泽东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官僚们受到应有的或不应有的打击，官僚体制一时土崩瓦解。没有官僚制度，社会就出现混乱。毛泽东拿 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么“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来就不是有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用来收拾乱局。国家不能长期处于无秩序的状态。社会的需 要，官僚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们让步，原来的官僚体制逐渐恢复原态。一旦受过冲击的官僚们重新回到权力宝座，原来响应号召造反的人们，就会受 到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冲着老百姓来的。而“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只不过是毛泽东和恢复 旧秩序的官僚们的较量。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时有沉浮，“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些官僚得势，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势。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势者的对立面，就要 挨整。“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文革中流传的这首民谣正反映了老百姓的处境。

    十年文革结束，三十年改革开放。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官僚体制。还是官僚主宰着中国，官僚是中国的主人；还是下级对上级依附，下级对上级效忠。改革以后的官 僚体制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处：官僚们掌握的财富更多，他们的享受远远超过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们除了继续享受特权以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利益最大 化；改革以前的官僚还用理想的旗帜来掩盖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帜作掩护，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的 “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官僚们占有的“蛋糕”最大份额和最甜美部分，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们只能分享官僚们的剩余。政治上，老百姓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连 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灵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剥去。这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制度。它虽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极权制度，但与民主制度还有相当 的距离。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不可能有社会公正，也不可能有和谐。

鲜血不会创神话，但鲜血会使人震惊，会使人猛醒。猛醒的人们推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政治贱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开始觉悟。解放的政治贱民，觉悟了的政治愚民将会用新的努力，一定会将官僚为主体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改造为民有、民享、民治的宪政民主制度。

    这就是重唤历史记忆的真正价值。

 

几　点　说　明

    一、公元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及周围数县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被杀者九千余人，官方称之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民间则叫它“乱杀风”和 “杀人风”。一位被称为道县杀人事件“活化石”的人物，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控诉材料中写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而我的这篇历史 纪实，则是在大量这样“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暮然回望，那些叫人泪流满面的事件，那些令人心惊肉 跳的情节，犹如天方夜潭，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就是那样切切实实地发生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乃至每说过的一句话、每唱过的一首歌都来源于 真实的记载，既无臆造人物,更无虚构事件，亦无杜撰的名姓……可能有些人的姓名用了某XX或未点姓名，那多是出于非常善意的考虑。本文初稿中，由于某种需 要用了曲笔的人名、地名，这次重写时，都一律作了订正。如果还有差迟，则是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无法那样准确或道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总而言之一 句话，所写的一切都是木板钉钉，字字落在实处，而笔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记录者。

    二、公元1984年5月，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从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对1967年 夏末秋初发生在道县及其周围10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不对外公开）。没有他们历时两年的辛勤工作，我的这篇历史纪实根本无法完 成。这个杀人事件实在太庞杂了！涉及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云遮雾绕，真假混杂，要得云开雾散，水清见底，绝非任何个人的力量可能做到。 我们有幸采访了“工作组”的一些成员，这个机会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不可多得的契机。感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 们的工作使得我有机会站立在高坡之上，绝对不是制高点，俯瞰杀人事件的全貌，虽然隔了时空的重重迷雾，无法看得那样真切，但那些使人一见而至死不忘的重要 场景，还是被抓拍下来。根据我们事先的约定，笔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只能在此再一次深表谢意。

    三、我对道县杀人事件先后曾做过多次采访和调查，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次采访在道县大屠杀发生十九年后的1986年夏秋之交，历时一月有余。湖南省广播电 台、电视台驻零陵地区记者站站长张明红先生和我一起参与了采访。在这次“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一样震撼”（张明红语）的采访结束时，我与张先生 约定，这篇纪实文字由我来执笔，我们共同对文章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任。1986年9月我们以《血的神话》为题急就了一篇约为10万字的报告文学，它实 际上是应国内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杂志约稿而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发表。此后又有多家出版单位有意出版，但……至今为止还是未能在国内与广大 读者见面。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工人出版社原《开拓》杂志社副总编辑岳建一先生，他为了这篇历史纪实的发表做了大量工作，乃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和我们一 样，也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

四、本书原本不应由我来执笔写 成。它应该是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忏悔录，大量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章，它应该在一个有权威性的编辑委员会审定下编撰而成。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 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甚至四十年也过去了，这些回忆录、忏悔录、研究文章统统没有出现，更无从谈到集体意义的忏悔和真正意义的精神复活。很多应当对民族 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幸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着。我们该怎么办？

    那些不愿意回忆的人，希望时间能把所有痕迹消灭殆尽。我们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对别人灾难的旁观者， 我，那样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样恐怖，那样血腥，那样骇人听闻，那样丧失人性，几乎到了我们智力难以理解的程 度！我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如果置身于当时当地，会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这确实令我不寒而慄！既然命运让我窥视了这一切，我就无权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说 给这个世界听之外，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不能让后代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文过饰非的、是善于遗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无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 的、没有灵魂和尊严的！

    本文写给一切关心中国命运之人士。

    但愿本文无欺于死者，无负于生者，无愧于来者。

 

卷一

第一章  浮满尸体的河流

第二章  杀风卷地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第四章  十种杀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获得道县采访的机会

 

第一章  浮满尸体的河流

    在中国的中南部有一个湖南省，在湖南省的南部有一个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文荟萃的县城－－道县。

    道县位于潇水中游，南岭北麓，东接宁远县，南邻江华、江永县，西靠广西全州、灌阳县，北连双牌县，是为六县交通枢纽。如果坐飞机向下俯瞰，你会看到一个四 周青山环绕，中间水网交错，状如一片葱绿树叶的盆地。东边是把截大岭，东南是九嶷山系，南边是铜山岭，西边是都庞岭，其主峰韭菜岭海拔2009.3米，为 湖南第二高峰。大大小小63条河流呈叶脉状流经盆地，其主要河流有6条：潇水、洑水（宜水）、淹水（永明河）、泡水（蚣坝河）、泠水（宁远河）、濂溪河。 整个水系分布情况可概括为“六进一出”。一进一出是潇水(潇者清且深也)，发源于蓝山县野狗山南麓，经江华、江永，从道县审章塘乡红星村入境，南来北去， 几乎正好将道县分成对称的两半，到梅花乡的申尾村出境，流入双牌水库，然后经双牌至零陵的苹州注入湘江。它是道县水系的主干流。其余五进是濂溪河、永明 河、宁远河、泡水、洑水等支流，从东西两侧呈叶脉状汇入潇水。弄清楚这点非常重要，这样你才会明白，1967年发生大屠杀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尸体沿 潇水而下，流过道县县城（据好事者统计，最高峰时，一个小时内有近百具尸体流过，平均每分钟1.6具），汇入双牌水库。以至双牌水库大量的鱼因吃死人肉而 胀死，恶臭的尸体拥塞大坝水道，发电站半年不能发电（发电）。

    既然说到双牌水库，不妨再多说几句。数百具尸体一下子涌进这个中型水库，水都变了颜色，浮着一层腥红油腻的物质。农历七八月天，正是湘南一年中气温最高的 季节，太阳一曝晒，“焚风”一吹，水库里恶臭熏天，几里地外都能闻到。怎样清理库区的浮尸，成了一个叫人头痛的大问题。当时的决定是安排四类分子子女来清 理。这样做有三条好处：一是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二是有利于四类分子子女思想改造；三是净化了库区环境，还双牌水库一个山青水秀的本来面目。

笔者的一位朋友，零陵地区很有 名气的作家杨××，讲述了他在道县大屠杀期间的亲身经历。杨作家，双牌县人，家庭出生富农，当年正好17岁，初中毕业后缀学在家务农。道县杀人风刮到双牌 后，双牌也杀了不少人，杨××和他的家人比较幸运，没有被杀，他被大队安排到水库去出义务工。说起来要做的事情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驾着划子（木船）把死 尸拖上岸，挖个坑埋了。虽然臭气熏死人，但埋别人的尸体总比自己的尸体被人埋要强多了。某天，杨××站在岸边向水库里一看，十几具尸体围成一个圈，浮在水 面上，远远望去就像一朵开了的花。我们未来的杨作家连忙驾着小划子前去清理。划近一看，原来这十几个人是被一根铁丝穿了琵琶骨串在一起，故而围成一个圈分 不开，用撑船的竹篙一钩，其中翻过来的一具女尸怀里还抱了个尺把长的婴儿。

尸体源源不断流来的潇水河是充 满了母性的河流，它是南岭山脉挤出的乳汁，滋养着两岸万千生灵，即使山洪暴发的日子，也从不肆虐成灾。它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江水平缓澄清，湛蓝凝碧，两岸 树木成荫，江中河洲成串，像一串翡翠明珠散落在碧波荡漾之中。这条南方的河流就像它两岸的子民一样平实、憨厚、波澜不惊。河流中，常有一些打鱼的渔船和运 送木料的散子排驶过。那些散子排上总站得有一个或粗壮或精瘦的排客佬，只穿一条米袋子裤，或干脆一丝不挂，在太阳下心安理得地裸露着古铜色的皮肤、光溜溜 的身子。手中攥着一根长竹篙，竹篙的一头包着一个尖尖的带弯钩的铁头。看见岸边上那些洗衣、洗菜的堂客、妹崽们，便叉开双腿，腆起肚子，嘶着喉咙打起粗野 的山歌，调笑着，惹得那些堂客、妹崽们和他们对骂。可是，现在排客佬和洗衣女都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具肿胀得像水牛一样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有的独单飘流，有的被索子(绳子)或铁丝串在一起，像柳条串鱼一样。浮尸多的那几天，河面上浮着一层暗红的油腻。这使得潇水河尤其感到不舒服，自有它 的那一天起就习惯了自己很清很清的豆绿色，不习惯其它的颜色，也不习惯那些航船、渔舟、散子排之外的东西，于是，它在那些乱石磷峋的小河湾，那些水淹了的 柳树林子，那些河洲的沙滩上，不断地把这些尸体抛开，似乎是在逃避某种责任。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它什么都不知道，亦或是像抚育它的大山一样什么都知道却 守口如瓶。

    这些沿河而下的尸体，常常是裸体的，有的仅剩下些布条丝丝缕缕的挂在身上，大多数骨骼折裂，或肢体残缺(最常见的是没有头颅)。要辨认出他们是谁，非常困 难，饥饿的鱼群已经把他们的脸啃得乱七八糟，眼睛剩下两个深窝，嘴巴变成可怕的大窟窿。这些嘴曾经大段大段的背诵过毛主席语录，曾经无休无止地向革命人民 请过罪，曾经能够非常愉快的欢笑和非常悲哀的叹息，现在已经全都无能为力了。

起初，尸体流过县城道江镇时， 观者如堵，人们瞠目结舌，骇然惊讶，议论纷纷。见得多了，又觉得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突然刮起一阵飓风，摧倒了一棵正在砍伐的树。尽管谣言四起， 说法各异，但这些尸体是什么人和为什么而死，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公开的秘密。人们不再去关心河里的那些尸体了，看见了也会很快地走开去，因为天气很热，尸 臭非常难闻，还因为……他们也隐约感到自己有可能要杀人或被人杀了。

有些人跃跃欲试，有些人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里，道江镇也遇到了一个与双牌水库有几分相似的问题：那些尸体并不全部规规矩矩沿江而下，流出道县，流入双牌水库。有些搁浅到城镇的渡口边、码头上、 涵洞口，散发恶臭，既不卫生，又影响市容。地理位置紧靠河边的解放街道居委会首当其冲。问题十分实际，不解决不行。像双牌水库那样安排四类分子子女清理， 在县城里实施起来有难度。解放街道居委会只好花钱雇了个癫子(精神病患者)来搞卫生。癫子要做的事比双牌水库四类分子子女的更简单，拿一根长竹篙把搁浅在 岸边的死尸赶出去，让它顺流而下，流出道江镇，就算完成任务。对于这个癫子，道江镇很多老人至今仍有记忆。癫子姓名已经失考，都喊他“黑癫子”，年纪也很 难分辨清楚，看上去约在30至50之间，又黑又瘦，胡子拉碴，背上披个破棕丝斗笠，身上只穿一条蓝不蓝黑不黑的破短裤，一天到晚举着一根长竹篙在河边赶 尸。据说“黑癫子”是个桃花癫，特别喜欢赶女尸。一些小乃崽(孩子)又特别喜欢逗他玩，看见一具男尸谎说是女尸，唤“黑癫子”去赶。“黑癫子”屁颠屁颠跑 过去，发现上当，便举起竹篙骂骂咧咧地要扑这些小麻拐。小乃崽们一边跑一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由于学校停了课，家长们又都忙着搞文化大革命，这帮无人管的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疯野。他们跑到建有寇公楼的古城墙上，眺望绕城而过的潇水和濂溪河，数着漂浮江面上的尸体，比试目力。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共七个。”一个孩子说。

 “不对，是八个。”另一个孩子反驳道。

前面我们已经说，潇水一个最大 的特点就是河洲特别多，靠近道江镇就有两个著名的河洲，上为西洲，下为东洲。站在寇公楼上，两洲皆在目内。此楼是北宋天禧年间贤相寇准贬道州司马期间修 建，是道县著名的古迹之一。当年寇准曾手书“望太平”三字横额悬于楼上，寄托儒家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破四旧”将其捣毁一空。虽颓垣断壁，但空楼尚在。

    尸体从长满桔树的河洲那边漂来，近了。坚持八个意见的孩子赢了，确实是八个：一具女尸的背上驼着一个孩子……

 而今这些孩子都已长大，忆及当年之事，恍惚如在梦中。

说起来这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我之所以特别地写出来，是因为继1986年的采访之后，我又先后两次去道县进行补充采访，多亏他们中很多人鼎力相助。

   他们认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不仅是道县人的耻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必须把它写出来，以自省省人。

 

第二章 杀风卷地

    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道县城乡。

    每一批漂流过去的尸体，都在炎热的空气中传播着一种撩拨人心的信息。

到处可以听到 “阶级敌人”组织 “黑杀团”，“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吃饱饭”之类的谣言。需要郑重其事地指出的是，这些谣言不是“小道”传播的，而是通过官方或准官方渠道，在各种形式的党员大会、干部大会、民兵大会、群众大会上堂而皇之进行传达的。

到处可以看见 “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之类的最高指示。

    到处都是“斩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大幅标语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杀人布告。

    在设置了路障的公路上，在绿树掩映的山村旁，在碧波拍打着扯筒船的渡口，在阡陌纵横的田野里，在车站，在码头，在一切有行人过往的地方，都有民兵拦关设 卡、放哨站岗。佩戴红袖章，荷枪实弹或扛着梭标鸟铳各式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行人。稍有动静，就攥紧马刀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 接着就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或应答久妥，便捆起刑讯，弄得不好，小命不保。

道县一中学生杨悦坤，家在四马桥区大坪岭公社沙窝大队，暑假回家，路过兴桥公社，被民兵栏住盘查。打电话到大平岭询问，回话说他是“革联”的探子，于是被押回沙窝公社与四类分子一起处死。行刑前，杨悦坤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竞被挖眼割舌。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道县祥霖铺区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一直在道县当老师，解放前曾担任过道县县中的校长。笔者在道县采访时，县教育局的领导这样评价他：“蒋勋同志为人正直，勤奋工 作，为道县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对道县的教育事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这也是一个时候唱一个时候的歌，1964年搞社教的时候，蒋勋因家庭出身等原 因被打成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夫妻双双清洗回乡。

黄土坝村位于道县南部，距县城 大约二十几公里，背靠一片山峦，前面有一片平坦的田地，再往前去就是潇水的上游沱江。有山有水，本应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被人民公社、大跃进、农业学 大寨一搞，山上的树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些稀稀拉拉的马尾松，还有一片一片的灌木丛。村子里的房子大都还是解放前的，很少有人起新房子，看上去都相当的衰 败了。笔者1986年采访时，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大致还是如此。

    蒋勋一家5口回到了原籍黄土坝，没有房子住，租了一个远房亲戚多年不用的房子住下，总算安下身来。蒋勋考虑自己身份不同，下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脱胎换 骨、重新做人的思想准备，所以在生产队出工时，总是出工在前，收工在后，脏话重活抢着干。下雨天，当地农民穿蓑衣，他不穿，太阳天，当地农民戴斗笠，他不 戴。薅稗、车水时，也和其他农村男人一样，脱得赤条条的，只在腰间围一条粗布汗巾，全身晒得象腊肉，雨水落到身上，打个滚就溜走了。他还要求老婆和孩子多 做事、少说话，尤其是工分上的事，不要跟人家争，吃一点亏不要紧，要好好表现，争取光明的前途。正因为如此，回乡两年来，村里人对他们一家人印象都蛮好。

    1967年8月，蒋晓初学校放暑假回了黄土坝。这时候，道县已经开始刮起“杀人风”，蒋勋经历得多，见识得多，加之身在其中，预感到一场大灾难正在来临。 蒋晓初比较走运，在父亲出问题之前考上大学离开了道县，对农村的事情确实有些不了解。看到最心爱的儿子从长沙回来了，蒋勋又高兴又忐忑不安，想要叫儿子马 上走吧，又感到说不出个特别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当晚，他把家里养的两只大鸭子杀了，不管怎么样，一家人总要吃一餐团圆饭才是。谁知望着桌子上的三大碗鸭 肉，除了蒋晓初之外，没有一个人吃得下去。蒋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一次你真的不该回来啊……”说着眼泪水流了下来，手中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到地 上。看到爸爸这个样子，蒋晓初安慰父亲道：“爸爸，你不要那么心急。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我们坚决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村里的人 不会把我们怎样的。就是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嘛，也得要司法机关批准啊。”蒋勋苦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村里开会，把蒋勋和他的二儿子蒋晓中，以及同大队的十几个地富分子及子女捆起来，关在大队部（原来的蒋家祠堂）里，准备要杀。蒋晓初听得这个情况，连忙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也被关了起来。

    当晚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蒋晓中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刽子手喊了出来，用棕索五花大绑，押往九井河边。这时蒋晓初没有想到是押着他们去砍 头，以为是送去另外一个地方关押。也难怪，从他的全部生活经验中，实在无法想像出，自己什么时候犯了什么罪，而且是死罪。

    走到九井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连中三铳，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痛苦而愤怒地喊着：“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学生，我犯了什么罪？我弟弟这么 小，他又有什么罪？你们这样无缘无故地乱杀人，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大错误的呀！”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

    押送他的民兵聂××早不耐烦了，手起刀落，只一下，蒋晓初的头就被砍了下来，滚进九井河中，胫腔里的血喷起一丈多高，溅了聂××等人一身。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无头尸身被踢到河里，溅起一片腥红的涟漪。

第二天，蒋晓初的父亲蒋勋和关在大队祠堂的其它四类分子及部分子女也被分批处死。这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居然就杀了15人！蒋晓初的母亲和妹妹惨遭杀人凶手轮奸，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后逃往新疆，苟全性命。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纸“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家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一归永不回了。例如 南京市一位何姓的局级干部，就是被这样一纸电文骗回道县，结果家门都没有进，就在村口小河的木桥上，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早已安排好的执行人 （刽子手），从后面一刀，砍死到河里边。其在道县的家人自然早已在他之前被斩尽杀绝了。可怜的人至死都不知道他早已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缺席判 处了死刑。至于这种“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到底是个什么机构，它是怎样成立的，怎样审案的，怎样判决的，怎样行使权力（杀人）的？笔者将在后文中详细写到， 在此且搁一笔。

下面再讲一段道县寿雁区卫生院医师熊运友被杀的经过。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道县杀人的随意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熊运友，男，1930年生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高中，道县岑江渡乡两河口村人。熊运友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里担任 过文化教员、指导员。熊与家乡一个名叫吴秀琴女孩子建立了恋爱关系，吴秀芹当时在读高中，由于家庭比较困难，学费基本上由熊运友供给。1962年吴秀芹高 中毕业，两人准备结婚。但当时现役军人找对象是要政审的，熊运友所在部队经过审查，认为吴秀芹有海外关系（吴的父亲在香港），不同意他们结婚。当时年已 32岁的熊运友放不下这段感情，执意要与吴秀琴结婚。组织上找他谈了几次话，工作做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告诉他：“你一定要找她，就只能复员。”鉴于 熊运友要美人不要革命，最后作了复员处理，而未作转业。在当时复员和转业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转业是作为国家干部安排到地方工作，而复员说白了就是哪来 的回哪去。

    1962年，熊运友复员回了道县，安排在复员军人疗养院工作，1964年调寿雁卫生院工作，属集体编制的医师。

    熊运友复员回家之后即与吴秀琴结了婚。婚后生了3个男孩，大儿熊报忠，二儿熊国忠，第三个儿子是1967年7月出生的，这个孩子出生仅一个多月，熊运友便 遇害身亡。第二年，其妻吴秀琴因生活无着只得改嫁，因为不便带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嫁人，只好忍痛将小儿子送人，大儿、二儿随继父改姓为陈。

    熊运友被杀的事还得从这个小儿子说起，因为老婆生了孩子，1967年8月27日他从寿雁卫生院回了老家两河口一趟。8月31日上午，熊运友从家里步行返回 寿雁卫生院。虽然当时道县杀人已经杀起了风，但是熊运友并不担心自己被杀，他一不是四类分子，二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三又是本地人，有什么可担心的 呢？路经零陵道与营江的岔路口时，营江“红联”指挥部的民兵在此拦关设卡盘查行人，熊因为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怀疑是逃跑的四类分子，被民兵抓进指挥部审 问。事有凑巧，当天上午，寿雁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出于对道县文化大革命发展方向的关心，也带着区公所和公社的几名干部来营江看形势，正好寿雁区公安助理 员陈智希也在这里，陈告诉周等人：“熊运友被抓到了，据卫生院的同志向我反映，这个家伙早三天就不在卫生院了，可能跑到二中里面去了。此人很坏的，可杀不 可留。”陈智希估计熊运友这次回来寿雁很可能是从二中（“革联”总部）带了任务去的。根据这个估计，营江“红联”前指的主要负责人张明耻、刘原年与陈智 希、周元炳等人就怎样处理熊运友作了研究，张明耻、陈智希等人主张一定要干掉，最后决定将熊运友明着送回寿雁，暗地里叫押送的民兵在路上下手干掉。

    当天下午2点多钟，陈智希亲自叫过寿雁民兵排排长唐祖回面授机宜：“你派几个民兵将熊运友押到东岭脚去，我们现走一脚在那里等你们，”在那里看情况把他干 掉算了。”唐祖回接到陈智希的指示后，马上就去派了民兵副排长何旺喜带了义志昌等四个民兵将熊运友押送寿雁。唐祖回对何旺喜讲：“陈部长（道县农民讲区公 安助理员称为区公安部长）他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在东岭脚等你们，到了那里，陈部长叫你们怎么处理熊运友，你们就怎么处理。”何旺喜做事细心，问道：“如果 在那里碰不到陈部长他们怎么办？”或许是对陈智希的指示理解得不是那么深刻，唐祖回答道：“如果陈部长他们不在东岭脚，你们就把熊运友押回（寿雁）区里听 候处理。”

    何旺喜等人押着熊运友到了东岭脚，怎么也找不到陈智希等人的影子，就押着熊继续往寿雁去。路过塘福大队时，义志昌眼睛尖，看到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人保干 事何龙喜、信用社干部于彩平和塘福大队长何声洪几个人坐在井边的大树下乘凉吃西瓜。何旺喜叫其他人站住，自己走过去，想请示周部长怎么处理熊运友。于彩平 站起来用手背向他摆了摆手，意思叫他不要过来，继续赶路。何旺喜回转身和其它几个民兵押着熊运友继续往寿雁去。走过大约200来米，何声洪从后面追上来 说：“周部长和何干事说，陈部长叫你们在东岭脚干掉熊运友，你们怎么不听指挥？命令你们赶快在前面找个地方干掉算了。”何旺喜等人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向前 大约又走了半里地，看到一个清静的地方，何旺喜因为没有背枪，便示意义志昌从后面开枪打死熊运友。义志昌虽然号称是个复员退伍军人，但从来没有杀过人，举 起枪来战战兢兢，浑身发抖，近在咫尺，居然一枪没有打中。（为这事义志昌后来被取消了背枪的资格。）熊运友听得脑后枪响，大约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撒腿拼 命地跑。何旺喜高喊：“莫让他跑脱了。”五个民兵兜屁股追。熊运友跑到前面排楼屋一个社员家里躲了起来，还是被搜了出来。被拉出来以后，熊运友拼命挣扎又 跑，捆着手居然跑得比兔子还快，几个民兵追得气喘吁吁，距离却越拉越大。何旺喜急了，从义志昌手中接过枪来，对准熊运友开了一枪。还打得真准，熊运友向前 一仆，身子扭了几下，脚就蹬直了。

    行文至此，可能有些细心的读者看出一些问题了：不是说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主要的被杀对象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吗？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似乎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这是为什么？

    我要回答的是，确实如此，上述案例中被害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而且都读过一点书见过一点世面，惟其如此，他们的家人，也就是所谓“遗 属”，才比较有胆量“乱说乱动”，多年来不断向县、地区、省，乃至中央的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也就是俗称的“上访”，要求平反昭雪和惩办杀人凶手。正是他们 的申诉材料使我在未去道县采访之前，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已有了一些皮毛了解。而那些大量的、以大队为单位被集体屠杀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遗属们，敢于挺身 而出鸣冤叫屈的人物少之又少，其绝大多数至今连哼都不敢哼一声，更别说“乱说乱动”。这些人非正常死亡的具体情况，要到我们的采访不断深入之后，才会慢慢 浮出水面。这里面有一个抽丝剥茧，逐步加深认识，慢慢接近真相的过程，我以为这过程本身就是这场大屠杀的一种延伸。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有像农村地区那样大开杀戒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极点。“红联”要血洗道江镇的传言不胫而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人们上街 行走，在摊子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在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沙尘，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发出“咣铛”一声脆响，所有的人立即 一阵惊呼，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称为 “发地皮疯”。这样的“地皮疯”在道江镇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人们的心弦已经崩紧到一触即断的程度。家庭出身有问题，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是21种人的人更是提 心吊胆，不知哪一天人头落地的噩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每到黄昏来临，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有些神经衰弱的人，通晚无法入眠，一面尖起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 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到来。

    一位道江镇上开饭馆的小老板告诉我们：“那时候，我虽然没有犯一点法，也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组织，还是怕得要死，活着今天晓不得有没有命活到明天。那个时候好多事情它是由不得你分说的。”

喝惯了清清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县人武部侧面的安家井、五星街的戚家井……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爱吃鱼，特别时兴吃活鱼。老县城有个叫板子桥的地方，河水穿街而过，上面铺满木板，木板下一竹篓一竹篓的活鱼养在河水中，等待买主选购。平素时分， 一大早来买鱼的人就挤得水泄不通，可是现在门可罗雀。鱼价从每斤一元降到每斤一角钱，还是无人问津。因为据说有人买了鱼，在鱼肚中发现了人眼、人发、人的 指甲……总之，在那之后将近两年时间，道县很少有人敢吃鱼。

    不仅道县如此，与道县毗连的双牌也是如此。曾在双牌水库工作过的杨××告诉我们：“那一年，双牌水库的鱼长得特别肥，又多。经常在清早，水面上会浮起一些十来斤的大鱼，翻了白，都是吃死人肉胀死的。没有人去捞，更没有人敢吃，看见了躲都躲不赢。”

    道县人爱吃豆腐，道县的豆腐很有名气。县城豆腐店多开在河边，为的是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尸水豆腐谁敢吃？挑井水做豆腐，井水吃都不够，还够做豆 腐？做豆腐的被迫改行做制作过程用水量较少的米豆腐。即便这样，米豆腐仍然鲜有问津之人。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面上有人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

    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粟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在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躯犹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

这就是大量目击者看到的和描述的现象。当年，他们还不能理解这些七零八碎的现象中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更无从知道它的全部真象。直至今日，尽管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现象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却依然没有能够知道它的全部真象。这确实是一件不能不令人悲哀的事情。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却无法不信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神秘之手在我和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之间作着某种宿命的安排，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处心积虑，妙到毫 颠。它第一次让我窥视这场大屠杀是在1967年底，那时我还是长沙市某中学的一名在校学生，为了逃避下放农村的命运(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跟着表兄 (1964年下放湖南江永县的老知青)和几位回第二故乡“抓革命，促生产”的江永知青到与道县毗邻的江永县躲风头。路过道县，在这里下了车，会几个知青朋 友。在我的记忆里，当时道县县城只有现在十分之一大小，冷冷清清，一道青石垒成的城墙，墙脚青树翠蔓，参差披拂，墙外一弯碧水。潇水和濂溪河交汇于此，潇 水南来，抵城西南隅，和由西而来的濂溪河相汇，而后绕过城墙的南门至东门，复东南去，其状宛如一张弯弓。站在城墙上，可见道县二中后面的铁索桥和潇水上游 方向的水南浮桥。浮桥长135米，宽4米，由40只木船竹缆相连而成，船上架木梁，梁上横铺木板，再以两条两千多公斤的铁链压两侧。是道县通往宁远、蓝山 的重要桥梁。县城里，街道不多，大约就十几条吧。街道两旁多是青瓦木板结构的两层楼房，楼房大多都有一个伸向街心的楼台，把一条本来不宽的街道挤成细细一 线。房子虽然古色古香，奇怪的是很多窗户都用砖砌得只剩窄窄一条，甚至有些门也是这样，看上去很不协调。但路面很有特色，水泥路、柏油路很少，常见的是一 种用河卵石铺嵌而成的花阶路，很结实，宽约3-4米，状如玉米棒子，所以道县人又把它叫做“包谷路”。行人不多，商店更少。唯一的一座长途汽车站前有一口 水塘，塘边用树枝搭建了一间棚子，办了个饭店，好像叫做什么“红星饮食店”，我们在这里吃的中午饭。简陋的店堂里摆着几张八仙桌，每张桌子配四条板凳。烟 熏火燎的墙面，红红绿绿的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和最新最高指示，还有“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标语，其中一条至今还记得清楚：“敌人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点了几个菜，烫了一壶米酒，坐下来用餐。其它菜都没有丝毫印象了，唯有那份水煮活鱼叫人难忘。价钱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量大得惊人，鱼肉肥嫩鲜美，令 人食指大动。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吃鱼喝汤的样子，旁边的本地人用怪怪的眼光死盯着我们。（如果当时我们知道了这些目光的真实含意，恐怕连肚子和肠子都会呕出 来。幸亏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身上出了什么毛病，自查了一番，又相互打量了一番，没毛病呀！心中不免生出几分鄙夷之意：乡巴佬，不就吃餐饭嘛， 在得如此！

    酒足饭饱之后，我提出在县城逛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观光观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来到农村和偏远的县城，看着什么都觉得新奇，可是表兄等人 早已看得不爱了，提不起一点兴趣。最后决定，爱逛让我一个人去逛，他们在汽车站等我。于是我就一个人绕着县城逛起来，这里瞧瞧，那里看看，那神气颇有几分 不法分子踩点的味道。当时“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的时期正在过去，“破四旧”、“大字报”等等已成明日黄花，但遗迹随处可见。青砖垒砌成的古城墙围住的老 城区，横直不过一公里，残垣、牌坊、碑刻、楼台，随处可见。位于南门城墙上的寇公楼匾额已被凿毁，油漆剥落的大门锁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楼是上去不了， 但站在城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波光潋滟的河面和远树含烟的河洲。从城墙下来，绕过一座已经彻底砸烂的青石牌坊，从一孔城门洞穿过，来到河边，再行不远，就是我 在前面说过的水南浮桥。浮桥北侧码头，怪石嶙峋，清流击石，卷珠激玉。桥头的两座青石宝塔，已被打倒在地，只剩两个残座，但风景依然美得叫人心痛。从水南 浮桥踅回来，在县城边一个门洞边的墙上，我惊讶的发现了一张布告——“贪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布告！布告的内容很简单，文字也不多，形式大致如下：

布　　告

    查反动地主×××、×××、×××……罪大恶极，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反攻倒算，抗拒改造，出工不出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院　长：×××

副院长：×××

×年×月×日

    布告根据回忆写成，行文可能与原件略有出入，但内容绝对一致。有一点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每个“死刑犯”的名字都被朱笔郑重其事的勾过。还有就是字写得还不错。

我的心禁不住怦怦乱跳，肾囊猛 地缩成一团，头皮阵阵发麻……我把布告又看了一遍，以确认自己确实没有看错，也没有错误领会布告的精神实质。尽管对文化大革命中层出不穷涌现出现的各种光 怪陆离的新生事物早已见怪不怪，但，这张布告，这个“法院”，还是让我感到莫名惊诧!它是哪种“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它剥夺一群人的生命竟 能如此简单扼要、明目张胆？我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而是一场恶作剧，充其量不过是一纸恐吓文字罢了。

    回到汽车站见到表哥等人，我立即神秘兮兮地把自己的“重大”发现告诉了他们，谁知他们一点都不惊讶。表哥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不但这里杀了人，我们那边 （指江永）也杀了，只不过没有这边恶。”道县的知青朋友更是一脸曾经沧海的表情：“这算什么罗，比这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村子就杀过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 的，血肉横飞，乡里人喊‘天女散花’。”可是问起为什么杀人，究竟怎么杀起来的，都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他们早在六月份就跑回老家长沙回城闹革命去了，杀 人的时候，根本不在这边，知道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的。

    说来说去就是几句话：杀四类分子。杀得血湖血海。一蔸（家）一蔸地杀，连吃奶的毛毛子（婴儿）也不放过。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离开道县到江永后，我又专门找到一名叫刘克思的知青去请教。刘克思是江永知青的风云人物，一直扎根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他马列著作、毛主席的书读得多，政治 思想水平高，应当对道县杀人事件有所了解，有所思考。刘克思说：“这是阶级斗争激烈化的必然后果。”其余云云，却把我越说越糊涂。现在回想起来，也难怪， 他自己尚且“昏昏”，又何能使我“昭昭”呢！

    据刘克思说：“道县文革‘杀人风’的起因是道县极少数四类分子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成立了一些类似‘黑杀团’的反动组织，企图杀害贫下中农，被发现了，贫下 中反过来杀他们，结果杀得不可收拾，出现了后来的滥杀局面。”刘克思的这个说法，经不起最简单的追问，记得当时我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他的回答竟然 是：“听我们生产队贫下中农讲的。”其余的问题还用多问吗？实际上，刘克思的说法倒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它是当时道县官方对道县杀人事件起因说法的一个 流行版本，类似的版本还有几个，大同小异。还有一个稍微晚一点的版本，就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受广西杀人事件影响而发生的。有证据表 明，这都是杀人者为开脱罪责而捏造出来的谎言，事实的真相不但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完全相反。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面专门谈到。而此刻让笔者心头发凉的是， 像刘克思这样的人，书不可谓读得不多，人不可谓不精明，为什么竟会对这样明显漏洞百出的谎言不去质疑呢？

 

第四章十种杀人的基本手段

    那么，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它的全过程和全部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还需要时间，需要机遇。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政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大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而已。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习惯了麻木和遗忘。

    1986年7月，当笔者来到这个十九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记忆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十九年，时间的流逝，难道真的能舔尽旧日的斑斑伤痕？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 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 性格比较外向的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站起又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宜于 宣扬出去的。

    1982年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零陵地区江华县）探亲。零陵地委负责人向他汇报“文革”中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 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委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么幽默，老老实实地答道：“没有啊，没有听说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 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他的堂弟堂兄就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以下简称处遗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1984年5月，6月正式进场，陆 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对道县以及受道县杀人风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杀人事件的周围十个县市的文革杀人问题进行清查、甄别、取证、处理、安置。所有 工作都是在封闭状态下完成的，从未对外公开。后来有人把我们这次采访说成是一次秘密采访，其实我们是得到了湖南省及零陵地区一些有关领导的帮助和支持，它 不是秘密的，只能说是不公开的。没有这些领导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根本无法接触到那么多机密材料，更无法采访到那么多敏感人物。我们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 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彷佛置身于狂风肆虐的大漠之上，成千上万人的呓语和呼号震耳欲聋，人的碎片如黄沙漫天飞舞，分不清东南西北。那些骇人听 闻的细节，将在后文披露，这里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据，对那场杀人运动作一个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7个公社，占当时区、社总数的100%，468个大队，占当时农村 大队总数的93.4%， 1590个生产队，2778户，占当时全县总户数的2.7%，被杀光的有117户，共死亡4519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17%，其中被杀4193 人，逼迫自杀的326人。被杀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分分类，四类分子1830人，占被杀总数的41.4%，四类分子子女2207人，占被杀总数的 49.9%，贫下中农352人，占被杀总数的8%，其他成分31人，占被杀总数的0.7%。按职业分类，农民4208人，占被杀总数的95.2%，国家干 部17人，占被杀总数的0.38%，教员141人，占被杀总数的3.19%，医务人员20人，占被杀总数的0.45%，工人34人，占被杀总数的 0.77%。另外，被杀人中有党员8人，团员13人。杀人后，遗属深受其害，被查抄财产的有2423户，3781间房屋被侵占或拆毁，5.3万件家俱用品 被查抄，629人被迫外逃，635人成为孤老孤残。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全地区其余十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 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含右派）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部分 人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部分人因报复杀人而遇害），其它成分411人。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联的有 14000多人。以道县为例，现已初步查明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联的国家干部426人，占当时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县级主要领导人大多数牵涉在内）， 农村基层干部2767人，占当时全县基层干部的66.5％，共产党员3880人，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36.9％。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

    1、 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2、 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标等）。

    3、 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4、 炸死（俗称“坐土飞机”，还有一个更带艺术色彩的别称：“天女散花”）。

    5、 丢岩洞（包括废弃的矿井）。

    6、 活埋（基本上是在埋废弃的红薯窑里，故又称“下窑”）。

    7、 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 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 火烧（含熏死）。

    10.其它。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初稿写成后，一直无法出版，1993年文聿先生所写全景式长篇纪实《中国“左”祸》得到出版机会，在该书特约编辑岳建一先生建议下，笔 者将上述数据连同一个案例，以“湖南道县放出杀出‘卫星’”为小标题夹带出去，总算让世人看到了道县杀人事件的冰山一角。在这篇夹带文字中，我把杀人手段 的第10种归纳为：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我以为已经足够包罗万象，无论刀砍枪杀、火烧水溺、挖眼割舌、开膛破肚、先奸后杀，乃至将梭标捅 进阴道里，将四肢钉在门板上凌迟处死等等（以上类型的典型案例，笔者都将在后文中一一讲述）都能归纳于其中一类或几类。但是在后来的补充采访中，一位知情 人给我提供了一个案例：清溪区柑子园公社一个生产队将该队的一名富农分子，捆起丢进一眼废弃的石灰窑里，盖上角灰(生石灰)，浇上水，利用生石灰熟化过程 产生的高温将他烧死。这里有个名字，叫做“石灰烧鸡蛋”。

    我对这种杀人的方式提出了质疑。我承认这种方法确实很有创意，但既不简便，也不经济。浪费时间，还浪费物质，不合道县农民的习惯。道县的土壤基本是带酸性 的红壤，每年农业生产都需大量石灰来中和土壤里的酸性，才能得到好收成。石灰不但是重要的建筑材料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物资，来之不易，怎么会轻而易举地用 去杀人呢？可信度不高。

    听着我摇头晃脑头头是道地分析，向我提供材料的周××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我离开道县回长沙以后，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谭记者，那件事情我已经找到证人了，就是清溪区柑子园那边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生产队。你再来道县的时候，我带你去找他。” 我一时语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于是，我决定将杀人的基本手段的第10条改为：10，其它。这样就真的包罗万象了。无论以后还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杀人手段冒出来，都在“其它”里了。

    人性中所有的恶，在这场群体的大疯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究竟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 呢？总体说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前嫌(少数例外)，有的甚至还是没出五服的亲戚。杀人者至今都说不清楚那些没有墓碑、没有坟茔、横尸山野、葬身江流的死者 的存在，对他们的生活有些什么危胁，而他们的消灭，对他们的生活有哪些改善。而绝大部分死者，生前都是安份守己，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在划定的小圈子 里，用最最辛勤的劳动勉强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

    处遗工作组的调查表明：

    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问一声“我到底犯了什么法”就是最大的罪过。

    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

杀人的理由说起来很简单，你是“四类分子”那就杀之有理，你不是“四类分子”，把你打成“四类分子”或“四类分子”一伙的，也就可以杀了。

    尽管类似的屠杀或不类似的大规模死人事件，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并不少见，远的不说，仅以道县而言，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和病死的人就有3 万4千多人，是文革杀人事件的7.5倍，但在和平时期，对自己无辜的臣民进行大规模的残酷屠杀，道县文革杀人前无古人!杀不是问题，怎么杀的，为什么要杀 才是问题。

对于死者，生命作为一种蛋白质的保存形式，是不计较结束形式的。对于生者，却不能不深思，因为生者还要生存，更因为生者也会死亡。实际上，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对生者应负的责任已经超过对死者应尽的人事。

    一位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办案点上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阶级敌人。不杀他 们，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要我杀你，我也会杀!”搞得这位同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句话作何感想？

    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无能一一分析探讨，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 历史厚重烟云包裹的民族伤疤，难为当政者见容，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民族形象。例如道县县委的一位 负责人，他与杀人事件没有一丁点牵连，但是他还是认为：“处理这种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慢慢地让时间来淡化它。”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真正的悲哀，不在灾难深 重，而在灵魂阉割、人文精神断裂。伤疤不揭开，就会窝在里面腐烂，酝酿新的灾难。如果刻意粉饰千百万人的历史灾难，这个民族就是在为自己酝酿更大的历史灾 难。那些刻意忘记过去的人必定会去重复它。

 

第五章获得道县采访的机会

    1968年初，我离开江永回到长沙，回校复课闹革命。此后，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也在时代洪流的裹胁下，到湖南耒阳农村插队落户， 成了一名“接受再教育”的下放知青。经过八年的“再教育”，在知青返城的高潮中，我病退回长沙，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因为喜欢搞点 业余创作，最终弃工从文……到公元1986年，我从一名下放知青变成了一名靠爬格子谋生的写手。据某些评论家说，我的报告文学写得还有些看头。实际当知青 也好，当写手也罢，都不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而是生活选择的我。就连去道县采访文革杀人事件也是生活选择了我。

当时湖南省有一家在全国颇有影 响的大型文学刊物（以下简称该刊），该刊负责人雄心勃勃地要让刊物更上一层楼，办得更好，更切近生活，更有影响力。当时历史纪实吃香，他们决定在刊物上推 出一系列有震撼力的纪实作品，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便是选题之一。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从内部消息或曰小道消息得知，在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导下，零陵 地区组成了一个队伍庞大的工作组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做了三件大事：一、查清了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二、做好了被害者遗属 的善后安置工作；三、对犯罪和犯错误的责任人进行了认真的处理。通过以上三项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增强了法纪观念，85%以上的遗属 感到满意，绝大多数被处理者认罪认错，干部、群众消除积怨，出现了安定团结、同心同德干四化的大好局面。中央对工作组的工作也感到满意，有一个四句话的考 语：“领导重视，政策明确，步子稳妥，措施得力。”

    该刊负责人说：“我们希望这篇稿子能够在全面真实反映杀人事件全貌的同时，重点写好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零陵地委和地委工作组在彻底否定文 化大革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希望你能拿出一篇像《唐山大地震》那样有份量的东西来。”

    我心领神会地答道：“明白，明白。一切朝前看，把伤口愈合工作写好写足。”

该负责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平素不苟言笑，这时突然幽了一默，引用彭德怀《万言书》中的一句名言说道：“对，对。问题要讲透，成绩要讲够。”

    就这样，我来到零陵（永州）地区开始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进行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采访。我万万没能想到，这一脚踩出去，我的人生道路又将面临重大的改 变。我首先拜访了零陵地区一些相关人士，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对于他们任何感谢的话都是多余，在此，我只能说，他们是民族良心尚未完全泯灭的铁证。之 后，我见到了我的搭档张明红先生。明红当时在湖南省广播电台、电视台驻零陵地区记者站任站长，本地宁远县人氏，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新闻工作者。在明红家我 们讨论并制定了一个粗略的采访计划，同时作了一个带有自律性质的约法三章：一、在采访中保持绝对的客观公正，不讲假话，不做违心的事，不带进个人的感情倾 向。二、在采访中尽可能多听多问，不提有导向性的问题，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不介入其中任何具体案件。三、在采访中两人之间如果出现矛盾和不同认识，不争 论，也不分裂，留待采访结束后解决。

事后看来，这个约法三章真的十分重要！开始，我们的采访能够顺利进行，得亏了这个约法三章；后来，我们的采访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则是因为我不小心做了违背约法三章的事。

    翌日清晨，我们乘车赶往道县。此时，我有一种悬在半空的感觉，心头空荡荡，眼前一抹黑，即将开始的采访，既无具体地采访对象，也没有明确的接待单位或个人。张明红开玩笑地说：“我们这次下去，就是去浑水摸鱼的。”

天灰蒙蒙地下着小雨。

    麻风细雨中，我突然感到是跋涉在一条时光倒流的路上……向那个难以言说的动乱年代流去。十九年前的记忆又在脑海里浮现，河流、城墙、门洞、浮桥、布告…… 我试图回忆得更清晰些，但却越想越模糊，越想越糊涂。比如车下的这条路，照理我应该走过两次，却一点印象都没有，越看越陌生，越想越神秘。通过一段平缓的 上坡路，车子开进双牌大山，道路立即险峻起来，悬岩峭壁，急坡接着急坡，急转弯连着急转弯，转得我晕头转向。车窗外，烟雨濛濛，雾气蒸腾，我以为车子会一 直这样带着我们向深山深处驰去，到那深得出不来的深山里去。我忽然觉得自己是在做一次不知何往的冒险。然而车过司仙坳，到了打鼓坪，就开始下坡了。居然很 快就爬出了紫金山的皱褶。过了虎岩坝，眼前豁然开朗，原来是一片越来越平坦，越来越开阔的土地。路边的路标牌赫然地标着两个斗大的黑体字：道县。

    道县到了！这就是道县？道县这样容易就到了。不免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失望。

这时天上的云层如幕布拉开，露出了明晃晃的太阳。明红告诉我，这就是所谓的湘南小气候：晴中有雨，雨中有晴。

    汽车笔直朝县城驰去。身边是一片黄绿相间的大地，黄的是成熟了的稻谷，绿的是新插下的秧苗。它们在无限的旋转着，伸展着，若非周遭那一圈屏风似的山峦阻挡，天知道会伸展到什么地方去。

    出了长途汽车站，原来有一口水塘和一家饮食店的地方不见了，变成了是一个集贸市场，主要是卖衣裳的。那些个体摊架上，五颜六色的服装，被风吹动，几乎遮断 了视线。马路对面就是赫赫有名的道县二中，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一派群众组织——“革联”的总部。道县发生的三次大规模武斗，都是围绕它进行的。

    道县已经完全变样了。潇水上水泥大桥代替了原来的钢丝桥。又宽又直的水泥马路，商店如林，行人如织。车站饭店里挂的是最新商品信息，食杂果品店的墙上贴着 “祖传秘方，专治阳萎不举，举而不坚”的小广告；西州面货商场拉着八折酬宾的大红横幅，马路上的广告牌，一边画着大美女图像，一边是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 坏人坏事的标语。其时，县广播站正在播音，播放的是，耕牛的防暑措施和丝瓜的美容价值。

留在记忆中最深刻的“包谷路”、“古城墙”和联舟浮桥都恭恭敬敬地退隐到背景之中，若不细心寻觅，很容易失之交臂。

    沿马路与潇水平行前进，约二里路，过一座水泥桥，就是我们歇脚的县委招待所。招待所的围墙里保留着一段解放前的照壁，壁上有一条繁体字标语：

我们为穷苦人打天下中国工农革命万岁

    这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长征西进，路过道县时留下的。

    一路之上，我左顾右盼，观察县城的格局和路上的行人，希望能发现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很快我就失望了。不禁为心头那么多可笑的念头哑然失笑。这就是共和国 一个普普通通的县份，和其它县份没什么质的区别。只不过因为文革杀人事件使人们（包括我）对它产生了太多的误解和偏见，以为它是一个交通闭塞，文化落后， 民风刁蛮，械斗成风，动辄杀人的南蛮荒野。说出来真的太可笑了，我来道县采访之前，老婆忧心如焚，急得两晚睡不着，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孩子还小， 千万不能把命丢在那里。一位大力支持我采访的老同志，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我带给他在零陵地区工作的一位老部下，要他一定保证好我的安全。这种多余的担忧， 不但我们有，就连零陵地区一些没到过道县的人也有。一位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后来告诉我们，当初组织上抽调他来道县参加处遗工作，他也十分紧张。第一次来道县 时，还随身带了一支手枪。来了以后，才发现纯属多余，又碍事，又累贅，且毫无用场。应该多带一个肚子来才对了。道县人最讲文明、最好朋友、最重感情、最要 脸面，搞得好，把头砍下来给你垫坐都行。这一点，在后来的采访中，我们不止一次深切感受到。

    当天晚上，我们在灯下翻阅《道州志》及有关资料，做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希望对道县的历史沿革有一个纵向的了解。据载：

……早在新石时期，即有部落于 斯；舜之时，封象于有庳，即此地。……周属楚辖。自秦灭六国，废除王制，始郡县天下，改楚为郡，属长沙郡。汉初属长沙国。汉武帝元鼎年（公元前111年） 始置营浦县，以在营水（潇水）之滨得名，沿至南北朝，故有六朝古郡之称。隋时改州为郡，合营浦、谢沐（今江永县）为永阳县，属零陵郡。唐高祖武德四年（公 元621年）以县置州，并营道、永阳，始称道州。翌年改为南营州。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南营州为道州。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更 道州为江华郡，改永阳县为营道县，以营道山（今都庞岭）定县名，后又改称为宏道。宋时复改道州为江华郡，又改宏道为营道县。元置道州路，县名仍为营道。明 为道州府，洪武九年（公元1377年）降为州，辖宁远、江华、营道四县。清仍称道州，隶永州府，不辖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道州为道县，沿用至 今。

    道县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县。正是这样悠久的历史，这块土地孕育了宋代理家宗师周敦颐、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等一大批历史名人。甚至据有人考证，当代 文豪鲁迅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先生的祖籍也在这里。至于各朝各代举子、进士乃至状元，便不待细述。我们住宿的县委招待所小花园中，尚留 “状元石”一块（原存一座状元亭，现亭已毁石还在），说的就是宋代道州出了一个状元吴必达的事。可谓人文厚积，俊才辈出。

    道县曾对“楚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又是“百越文化”发祥地之一。

这里留下了虞舜南巡的足迹；

这里留下了刘秀讨饭的方竹；

这里留下了元结守郡的遗址；

这里留下了阳城罢侏儒的佳话；

这里留下了寇准望太平的寇公楼；

这里留下了洪秀全惊世骇俗的诗文……

    窗帘没有拉上，月照纱窗，宛若一幅凝结的梦境。推门出去，县城一片宁静。漫步走出招待所大门，眼前就是那条著名的濂溪河，波光粼粼的河水静静流淌，带给人 以远方的遐思。从九嶷山和铜山岭方向吹过来的风，鼓荡在道州盆地，沁人心脾。没有受到污染的天空，墨晶般澄静透明，缀满了一群又一群又大又亮的星星。这样 的夜晚，伫立于月光融融中，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耳旁不停的絮语着，仔细一听却又万籁俱寂。忽然想到一个朋友写给我的一首诗：

有时候，听一种声音

是要选择一种角度的

有时候，听一种声音

是要选择一种心情的

有时候，听一种声音

是要选择一种时间的

不然  就听不见这声音

不然  就算听见也象没听见

不然  就算这声音天天在耳边也白搭

比如  一个孩子的脚步声

比如  几百个孩子的脚步声

比如  成千上万个孩子的脚步声

从一座古老的木桥上

走过  走过  走过

那是  那是整个春天都在

发芽  发芽  发芽

 

卷二

第六章  1967?道县?大屠杀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寿雁区杀人概况

第九章  拉开大屠杀的序幕

第十章  传经送宝

第十一章在周敦颐的故乡

第十二章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第十三章  一个公社书记的故事

 

第六章  1967?道县?大屠杀前夕

    前文说过，笔者这次道县采访是一次天时、地利、人和差一点而不可得的机遇，其时恰逢地区处遗工作组一千三百余名干部（其中近一半在道县）经过两年工作，面 上的任务基本完成，正进入最后的总结汇报阶段。来得早了，面上的工作还在调查处理阶段，各种书面材料还没汇总起来；来得迟了，这些材料就已成为绝密文件封 存了，解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错过这个机会，即使多花百倍精力，也难获得如此大量、完整、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是打着采访处遗工作组成绩的旗号去的，而且采访的初衷也确实如此，所以采访开始得较为顺利。也许一开始我们把困难和阻力想象得太多了，太大了，当大量 的第一手材料交给我们时，我的手和心都不由自主地猛烈下沉。这么多珍贵的资料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交给了我们，毫无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这，大大出乎意料。这是 数以百计的人两年的心血结晶。正是它们使得蒙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上的层层迷雾在我们眼前慢慢飘散。除了一些细节还需我们去做深入细致的采访外，整个事件的 轮廓已然清晰。除了再三向材料的提供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外，我们实在没有别的感谢方式，不过，有一点可以向他们保证，他们做的和我们做的都不是为了个人，而 是为了整个民族。

    应当说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除了深刻的历史背景之外，都有其独特的契机和自身的原因。那么道县文革杀人的起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寻着历史的蛛丝马迹，一起回到当年去亲历一番吧。这样，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以下内容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1984-1986年处遗工作组的材料；

二、1986道县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的材料；

三、我们的采访；

四、部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重要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

    1967年整个中国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进入7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不断升高，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也达到了沸点，所暴发的精神力量足够我们这个古 老的民族消化好几个世纪。7月18日，中南海内组织了批判刘、邓、陶夫妇大会，抄了刘少奇的家。7月19日，彭德怀受到了残酷批斗。7月20日，武汉发生 了所谓“七?二○反革命事件”，中央两报一刊公开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各地武斗加剧。8月5日，刘、邓、陶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再次受到批判，天安门广场召 开了百万人批判大会。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配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 治提出“砸烂公检法”。8月9日，林彪提出“现在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号召“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指令，通过“红色电波”，织成一张密网，笼罩着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也笼罩着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 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道县出现了两派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 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革联主要是由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份子及少数干部组 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 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正苗 红”，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有理”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 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这里所说的现实当权者主要是指县人民武装部。县一级人民武装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的基础组织，条条上（军队系 统）归军分区管辖，块块上（武装部所在地）受县委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地方干部。比如说，当时道县武装部部长崔保树、政委刘世斌同时又 兼任中共道县县委会常务委员。自从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全国变 相进入“军管”，道县以人武部门为核心成立了人武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亮相干部三结合的县、区、社三级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简称抓促小组），道 县武装部成为现实当权者。

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做“红老保”。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为了打垮对方，都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道县的气候素有“四时皆夏，一雨成秋”之说，即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一下雨就凉快。可是据一些老人回忆，这一年的天有些古怪，进入八月以来，天总是阴着，不见晴，也很少下雨，闷热难挡。他们说：“老天爷也晓得要出事了！”

道县人有创作顺口溜的传统，对于文革“杀人风”也写了一首：

8?5会议信号弹；

8?8抢枪导火线；

下坝大队开杀戒；

喜鹊郑家点烈焰。

既然如此，我们就从“8?5会议”写起。

（1967年）8月2日至5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召开全县各区抓促小组负责人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有些人说它是一次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大会；而另一些人说它是一次杀人的动员大会。

现将会议记录摘要如下：

时间：1967年8月5日下午

地点：江西会馆（县委党校）

参加人员：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书记熊炳恩同志作会议总结。

熊炳恩（县抓促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

（接着熊列举了全国、全地区阶 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出现了新情况，阶级敌人活动十分嚣张，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战争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 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 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有的地方分土分地、乱砍乱阀、纠纷武斗、劳力外流、投机倒把，对这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 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六区在这方面做得好，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革命生产有起色。这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抓阶级斗争就不能促进 生产发展……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 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在此，有必要将当时道县县委、县政府三位主要负责人的际遇做一番简介：

    一、县委第一书记石秀华，南下干部，河北省玉田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时年(1967年)39岁。石为人脾气爆燥，作风霸道，干部群众背后称之为“南霸 天”；加之中了阶级敌人的“美人计”，娶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被宣布为打倒对象；已由“红联”揪出并押送道县农村某地，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

    二、县委书记熊炳恩，本地干部，道县东门乡人，家庭出身雇农，时年39岁。熊在运动初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现作为革命亮相干部站出来主持工作。

    三、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本地干部，道县审章塘乡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时年33岁。现被关押在“革联”总部(道县二中)交代问题，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斗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二个问题：一、此时此刻，熊炳恩在道县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二、熊炳恩8?5讲话的份量。

    从已掌握的证据看，直接指示杀人的话，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似乎谁也没说，但都有一颗杀人的心，确切地说都有一颗杀四类分子的心。

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是区社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会议结束后，星夜赶回各区社，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件突发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这就是道县文革史上被浓墨重彩反复说道的8?8抢枪事件。过程其实很简单，8月8日，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 县“革联”在零陵地区造反派组织的协助下，拿着零陵地区军分区赵副司令员的介绍信，闯进县武装部，砸烂武器仓库的大门，强行“接管”了枪支弹药。第二天， 又把武装部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配件（撞针）全部取走。所抢枪支大部分由零陵“抗暴”和地区“湘江风雷”带走，留下了150条枪和配件（撞针）给“革联”文 攻武卫。

我们手头有一份“红联”头头、县生产指挥部干部张明耻1968年8月7日写的“揭发交代”，可从一个侧面对8?8抢枪事件做一个印证：

　　1967年8月9日上午六 点，在武装部仓库边我找到了刘政委，刘政委指着被砸烂的仓库门，边哭边说：“昨天晚上‘革联’配合零陵‘抗暴’抢劫了我们的战备枪支弹药。你们看了现场就 清楚了，仓库门都给他们打烂了，这就是铁证。老右派、地主崽子都来抢我们的枪，三、四个人对付我们一个，他们是有意搞垮我们，是搞反革命政变了！”我听了 他的话，也就跟着哭了，也认为是搞反革命政变。

    8月10号上午8时，我与刘振夏到武装部找刘世斌要武器，在路上碰见了刘，他对我们说：“现在‘革联’全副武装进驻我们武装部，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言论行 动都受他们的监视，他们把我们当敌人看待。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我就是想不通。上面不准我们造反，要是准的话，我要坐到北京去造反！”见他避而不谈武器的问 题，我们硬缠着他到了生产办公室他的住房里。他招呼我们坐下后，对我们说：“道县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复杂，‘革联’这样搞，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 现在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武装部确实一点武器也没有了，要是有的话，我们会支持你们的。‘革联’抢了枪，你们手无寸铁，但是不要着急，区社民兵有的是 枪，农村的枪比‘革联’的枪还多，特别是一区、六区武装部长手里，还留有一些子弹，你们派人去与他们商量一下。”刘又向我们透露：“‘革联”准备开个区社 武装部长会，刚才逼我签字。我是不会签字同意的。他们的企图是把区社武装部长都喊到县里来，好一网打尽，将来区社民兵就没有人指挥了。我现在打电话不方 便，你们给各区打个招呼，要他们不要到县里来上这个当。”

　  另有一份“革联”头头、原道县粮食局工会主席刘香喜写的材料，可从另一侧面对抢抢事件做一个印证。

    1967年8月8日晚7时许，县武装部赵德才副部长带着两个参谋，匆忙赶到了二中“革联”总部办公室，对“革联”领导小组组长朱永丰、副组长胡贤忠、朱峰 章和“红卫兵”头头黄承利说冷水滩造纸厂生产科长毛建生和零陵“抗暴”（零陵地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持零陵军分区司令部的介绍信（此介绍信现保存于县档 案室）来接管道县武装部武器库的枪支弹药，当晚就要全部运走。赵副部长说：“武装部考虑到‘千家洞’和‘湘源锡矿’（湖南省防敌特空降重点地区）防空降任 务的紧迫性，希望‘革联’领导人出面做工作，速去武装部参加武装部和零陵‘湘江风雷’和‘抗暴’两派的谈判，请求他们以国事为重，留下一部分武器弹药供防 敌特空降使用。”

我当时是“革联”的普通成员，正带着女儿在二中后院看电影，事先并不知情，航运公司的何次才在电影机旁告诉我这个情况，何建议我也去武装部听听。我说：“赵部长是找‘革联’领导谈问题，我去算什么？”当晚我一直和女儿一起看电影，电影散场，就回家了。

    第二天才得知，朱永丰、胡贤忠、朱峰章他们几人在赵副部长的邀请下，到县武装部参加了武装部政委刘世斌主持的，和冷水滩“湘派”头头毛建生、零陵“抗暴” 代表的“四方会谈”。谈判结果是：好枪（苏式骑枪）全部由“湘派”冷水滩“星火支队”接管；零陵“抗暴”只要了一挺重机枪和一些短武器；其余配不上套的、 打不响的150条破枪，移交“革联”防敌特空降使用。这些枪后来由复员军人吴××修好的。

    “8?8”革联接管枪支时，我只是“革联”普通一兵，既没资格参加接管武器谈判，更没有抢劫任何人的任何武器的行为。直到8月中下旬，“红联”指挥民兵师 要血洗二中，“革联”危急，他们几个读书人束手无策，因为我是复员军人，在部队当过作战参谋，略懂军事，才在危急之中选举我为“革联”头头。

    ……1982年，道县大屠杀遗族数百人赴京“喊冤告状”，中央派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同志下来调查落实。周主任问当时的县委领导：“道县杀人是怎么回 事？”县委副书记熊礼衡竟回答：“是刘香喜引起的。”周主任问：“刘是什么人？”熊答：“是打砸抢分子。”周问：“既是刘香喜杀人，为什么全县数万分状 纸，上千人次上访，都不告他，而告地委副专员熊炳恩、‘红联’头头郑有志、贺霞，还有你熊礼衡呢？”熊哑口无言。

　　8?8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

8月9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耻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红联”总部由县委大院迁到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胜利的道路。

营江公社位于道江镇西面不到4公里处，它的前身是国营道县农场，实际上是道县的一个直辖公社，地位相当于一个区镇。

    此时的道县，县城道江镇基本上为“革联”所控制，出了道江镇便是“红联”的天下。

    8?8抢枪事件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 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县武装部崔部长、刘政委等人经常到营江“红联”总部指导工作，其作战科长刘××、后勤科长周××坐镇营江，现场办公。有证据表 明，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在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丛恿、策划组织等方面都有作为，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8月11日各区武装部长（大多数兼任各区抓促领导小组组长）和部分“红联”头头们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俱乐部召开战备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 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拔掉这个“土围子”。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郑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 联”头头负责。会上同时研究了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等多项措施，特别强调要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管好管严，“乱说乱动”坚决镇压。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12点。

    同一天，县生产指挥部会议室里，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县委书记熊炳恩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议。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 抢插红薯之后，又一次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他除了重复5日会议总结的内容外，重点讲了武装部和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 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地进行着，似乎没有谁在布置杀人。然而，杀人的火已经越煽越旺，等待的就是那一粒引爆的火星。

 

第七章祭刀

  

   据地质学家考证，道州盆地由古代海洋退落衍变而成，看来古人对此也早有认识，道县许多地方都是以海命名，如深海、海龙、大海州、乐海等等。县城西北部12 公里的乐海边上，有一个地方叫寿雁镇，镇中有一座庙叫寿佛寺，背后有一座山叫雁峰山，寿雁因之得名。 1967年，寿雁镇远没有现在的规模，仅有丁字形两条街道。青石板和泥土路面的老街，弯弯曲曲，宽约2米，长约千米，两边多系木板青瓦和土砖青瓦的平房。 1964年，修建道（县）全（州）公路，公路从老街北面通过，这段沙石公路两边修建了不少红砖房屋，逐步形成了所谓的新街。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寿雁镇成了 道县最大的农村集镇，有供销社，有粮店，有铁木社，有学校，还有卫生院……历来为区、乡政府机关驻地。

    老街中心的区公所里，陈智希躺在床上，碾转反侧，难以入眠。身上的病痛又在折磨他了……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感到疲 惫不堪。近年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工作往往力不从心，可是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不敢松懈。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崩紧了他心中阶级斗争这根弦，阶级敌 人要翻天了，他睡不着啊！他从土改参加工作起，就一直搞治安工作，对区里的那些四类分子，心中一本册。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 照，象过电影一样，把一个一个四类分子“拎”出来审查……一个格外惹他恼火的影子出现在脑海里，晃来晃去，挥之不去，这家伙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 革命分子、伪乡长朱敏。朱敏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十二年大牢放回来以后，仍然很不安分。据说陈部长曾多次宣称要砸烂朱敏的狗头，但朱敏一句话差点没 把陈部长气得闭过气去：“陈部长钢刀虽利，难杀我守法之人。”陈智希敢断定：四类分子要翻天，朱敏肯定就是还乡团长。

第二天上午，区干部开会，陈智 希传达了县抓促会议的精神，又大谈了一通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那边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份子造谣说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有些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敏搞反革命组织……气焰嚣张得很。 ”

    陈智希把捕风捉影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安到朱敏头上，经他绘声绘色一渲染，就象真有其事一般，搞得寿雁公社的干部大吃一惊：朱敏在自己眼皮下面搞了这么 多反革命活动，自己竟一点没有察觉，太麻痹大意了。（在这个会上，陈智希还点了下莲塘大队右派分子唐松的名，后唐也被杀。）

    会后，陈智希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敏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来批斗，杀杀他的气焰。”李来文举双手赞成。可是，仅仅“捆绑批斗”就可以了吗？朱敏难道还斗得少吗？这家伙皮子厚不怕斗。象这样的危险分子不除掉，后患无穷啊！

8月11日，正逢寿雁赶圩。寿 雁圩是道县通往广西桂林、全州、灌阳的要道,赶圩的人熙来攘往、人山人海。陈智希站在路边，看见寿雁公社半脱产干部公社妇女主任朱清花从区公所前面经过， 就把她喊到屋里……对她说：“你回去给胖子（下坝大队支书朱家训）说一下子，是不是把朱敏搞掉算了。”“搞”这个字眼是现代汉语中最微妙的词汇之一，内涵 十分丰富，经天纬地如“搞好阶级斗争”，卑鄙龌龊如“搞女人”，但不论用在什么地方，国人都能心领神会。朱清花家在下坝大队，回到村里，立刻找到朱家训传 达了陈部长的指示。

    朱家训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大队干部和生产队政治指导员开会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名的紧张。有人说： “搞掉就搞掉，朱敏这家伙早就该搞掉了。”有人质疑：“杀一头猪也要批个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有人附合：“要搞掉也行，让陈部长拿 个文来。”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

    搞掉朱敏的事就这样暂时搁置起来。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五巨头”（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商议组织民兵自卫队和“双抢”工作等事宜。会 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徐善明，根据陈智希和区长李来文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

    何建锡说：“现在形势越来越复杂，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格的，怕是越来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敏到闹子（圩场）上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前来开会的朱家训一到公社，何建锡连忙迎上来问：“胖子，你们大队的朱敏搞掉了没有？”

“没有。”

“回去赶快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敏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更生动：“‘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会后，朱家训一行人带着公社领导的指示精神，匆匆赶回大队去。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是一条沙石机耕路。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村路上，支书朱家训向同来公社开会的其它四位“巨头”讨主意，或曰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程辅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几个人就站在一棵树下，议了一 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训话时找岔子把朱敏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 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敏和其他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是道县大屠杀的第一刀，看得出，杀得颇费周章，反复动员，反复研究，究其原因很简单：杀一头猪还要批个条子，何况杀一个人呢？非得确认上头开了口，才敢 杀人。岂可诬道县农民法制观念淡薄。就连古代的《道州府志》都有记载：道州民“性朴而不华，最好斗殴，一言不合，辄摩拳持械奔赴。尚知畏法，闻官府至则 解。”

    这天晚上没有月光，天气特别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午夜后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会在大队小学的一间教室里进行，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低着头靠墙站着。昏暗的马灯把浓重的阴影投到他们脸上，使一张张十分憔悴的 脸更显丑陋。朱敏没有家小，吃了晚饭早早地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象其它人那样诚惶诚恐，俯首贴耳。据下坝村的老人说，朱敏这个人读过不少古书，说话酸 文假醋，如果不是头上这顶“帽子”压着，是个飞得起的角色。训话会由大队民兵营长周吉兰和治保主任程辅主持，程照例念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 倒。这也象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他首先表扬了几名表现老实的地主富农，然后点名批评朱敏。朱敏斜眼瞄 他，很不以为然。程辅厉声喝道：“朱敏，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圩）不请假？”朱满不在乎地说：“赶闹子又不是外出，请什么假？”这时，有人喊道：“朱敏不老 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早有两个民兵拿出事先备好的索子，把朱敏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这时，朱家训带着开干部、党员、贫下中农代表会的 人，涌进教室。按照事前的安排，有的说：“把朱敏送到农中去劳改。”有的说：“把他押到公社去。”上来七、八个民兵把朱敏拖起就走。

19年后，参与杀害朱敏的大队 民兵营长周吉兰回忆那晚情景说：“拖着朱敏出门的时候，他还晓不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一个三岔 路口，一边是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下，朱敏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 谁踢了他一脚，朱敏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上去。朱敏哼都没哼一声就断了气。后来就被丢到水塘里。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 里。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口直冲，睡着睡着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好容易天亮了，果然“一雨成秋”，厚厚的积云散去，湛蓝的天空游移着几缕薄云，和煦的阳光注进泥路上浅浅的牛蹄窝里，闪闪发光。下坝村的农民们照例收中稻 的收中稻，插红薯的插红薯，昨晚的事就像没有发生一样。这样的早晨，使人想起《圣经》中的一段话：“上帝说：我把生命赐予世界。魔鬼说：我用死亡惩罚它 们。上帝动怒了说：我把太阳从东方举起，又有谁能阻止它从西方落下？魔鬼无言。”诗耶？画耶？还是永恒的哲学命题？

    打死朱敏后，周吉兰心里不踏实，第二天一大早急急忙忙赶到圩场上向公社公安助理员何龙喜、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报告情况。陈智希说：“搞得好！杀了不要紧的，不但要杀他，还有一些坏家伙也要杀。”

    传信搞掉朱敏的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也向区妇联主任和区长李来文作了汇报。李来文看到朱清花一脸紧张的样子，说：“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怕什么！告诉胖子（朱家训）一声，群众出于义愤打死的，哪个搞得清是谁动的手。”

就在打死朱敏的同一天，“红联”与“革联”发生武斗。又一说法是“红联” 派人到县粮店“搬运” 粮食，“革联” 出面阻止，双方发生武斗。不管哪种说法，结果是“革联”开枪打死“红联”二人。“红联”抬尸游行，沿途高呼口号：“誓与‘革匪’血战到底！”“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憾道县的8?13事件。

    有人说，这场武斗诱发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但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的必然联系。也许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不过，这场武斗在二中里面（注 意，我说的不是“革联”里面）引出了一个人物，该人就是当时被囚禁在二中，接受革命群众批判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先生，他对制止道县大屠杀的蔓延和发 展，以及揭开大屠杀的真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应就此写来，但因其间情节曲折复杂，恐怕把杀人事件来龙去脉切割得太零碎，故此先留个口子，后面辟出专 门的篇章来写。

 

第八章寿雁区杀人概况

    朱敏所在的寿雁区又称十一区，下辖寿雁、唐家、牛路口三个公社和寿雁镇。该区在道县大屠杀中首开杀戒，但杀人不是最多。据道县处遗工作组调查、核实，共杀 535人（自杀97人），其中，枪打241人，刀杀155人，沉河13人，炸死7人，活埋6人，棍棒打死15人，绳子勒死1人，其它方法致死97人，灭门 12户。

三社一镇中杀人最多的是唐家公 社。该公社在公社范围内煽动、策划、布署杀人的主要责任人有公社副书记兼组织宣传监察委员会邹云龙、副社长文福祥、公安特派员谢林通、红联头头公社会计何 学能等人。最先明确指示杀人的是邹云龙，在整个道县大屠杀中也属最早之列。据唐家公社朱子复大队基层干部揭发，1967年8月11日，邹副书记在公社学校 操场边的教室里，指示该大队支书冯立平：“朱子复的四类分子这样猖狂，回去布置干部社员打吧，注意不要当场打死就行了，最好让他慢慢拖死。”无独有偶，同 一天，陈智希在寿雁圩上托人带信给下坝大队支书朱家训，要他“把朱敏搞掉算了”。这难道仅仅只是一种巧合吗？不过邹副书记的指示比起陈部长的指示，过于笼 统且不简明，执行起来有一定难度，第一，没有具体点名，斗争的火力不知道向哪集中；第二，分寸难以拿捏得好，打重了难免当场打死，打轻了又达不到“让他慢 慢拖死”的目的，所以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祭刀者最终还是出现在下坝而没有出现在朱子复。

    唐家公社杀人最多，但在“杀人风”的第一个高潮中（1967年8月17—26日）只杀了19人，别人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这里还冷冷清清、反应迟钝。而8 月28日以后，短短几天就杀了100多人，也就是说该公社主要杀人行动都集中在8月28日至9月1日这5天。这是为什么呢？据查，全部与邹云龙、文福祥、 谢林通、何学能等人有关，也与8月26日至28日在营江“红联”总部召开的“政法工作干部会议” 有关。

在杀人的第一阶段，邹等人虽然 多次煽动，甚至具体指示杀人，但力度还不是十分大，态度还有些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8月28日，邹等人从营江开会回来，就像打了鸡血针，立即召开全 公社各大队“五巨头”会议，（这类会议一般都包括两个内容，一、抓阶级斗争，传达敌情，煽动、部署杀人；二、部署“双抢”和其他生产任务。即“抓革命、促 生产”。为讲述简明，笔者原则上只讲与杀人事件有关的内容。特此说明。以后不再专门说明。）动员、部署杀人。在这个会议上，邹云龙明确指示：“各大队回去 以后，要认真查一查，把调皮捣蛋的坏东西杀他两个。”红联头头何学能在会上表扬了唐家、文家等大队，行动快杀人多，批评了一些行动迟缓的大队，并指示： “你们这些大队支书，现在应该可以插手了，应该站出革命了！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你们不站出来，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公安特派员谢林通指示得更具体：“这 些坏家伙，真正的坏蛋，你们给我杀他两个。有的地方地富跑了很多，上山去当土匪，你们要组织民兵搜山。在哪里搜到就哪里镇压，不要拖回来了。不要到胜利桥 杀人，那里过路人多，血一盘一盘的，太难看。你们要杀，到山上杀，在下面注意站岗放哨，不要菩萨没雕出来，先把个卵雕出来。”

    会后，全公社立即出现杀人高潮。

唐家公社杀人最多的是唐家大 队，共杀50人（其中自杀2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50人以上的大队有4个，唐家大队名列第4，没能进前入三甲。但该大队有一杀人凶手，名叫雷康 古，一口气用马刀砍了36颗人头，一举夺得全县的杀人冠军。处遗工作组进场后，发现这个情况有浮夸，杀了36个人是雷康古自己吹出来的，经逐一落实，只有 18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据说是为了多领“手续费”。当时道县杀人是有报酬的，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给“手续费”，一般每杀1人给手续费2～5元不 等，也有记工分、发实物的，如稻谷20斤或30斤等。唐家大队比较富裕，手续费相对高一点，每杀1人给5块钱。据说雷康古这一天就赚了180块钱。如果真 是这样，他拿的就是夹粮夹饷。当时唐家大队劳动力日工值（10分工），大约在5角钱左右，如此算来雷康古在生产队出1年工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唐家大队被害者中，有一个23岁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贤，人比较老实，从来不说多话，做事也下手（肯卖力），杀人时，生产队干部说：“这个就不杀算了。”照理 说干部开了口，应该躲得过这一劫，但其妻长得不错，劳动力也好，属于“白天累得，夜里×得”的那一种女人，惹得好些人眼红。一个名叫熊天苟的贫农老光棍看 中了她，坚决要求镇压胡祥贤。此类杀人夺妻（或夺女）案，在道县文革大屠杀中，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仅笔者手头资料就有40余起。据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说， 唐家公社不算厉害的，四马桥洪塘营公社杀人夺妻霸女仅立案追究的就有12起，女方没有提出申诉，根据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不予立案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唐家 大队这起杀夫夺妻案的特色在于，就在熊天苟美滋滋地准备当新郎官时，没曾想到半路上杀出两个程咬金，这两个也都是贫农的光棍跟他斗起争，都要娶胡妻做老 婆。熊天苟说：“这两个东西比蒋介石还要坏蛮多，杀地主那刻他们躲在鹅毛山（峨嵋山），怕死不革命，这刻要分胜利果实了，跑下山想偷桃子。”争执不下，差 一点点打起来，熊天苟气不过，干脆一刀子把女的也杀了，免得三个人争起来伤了阶级感情。

    道县处遗工作组有同志总结了道县大屠杀的十大特色案例，唐家大队名列其中。

这十大案例实际上有15个个案，工作组的同志是分类归纳的，所以为十类，笔者认为还是分个案表述更清晰些。这些个案是：

一、   龙江桥万人杀人现场会；

二、   桥头圩万人杀人现场会；

三、   梅花公社东风大队吹号杀人；

四、   清溪区武装部长亲临杀场监斩；

五、   小甲公社武装部长用炸药炸死11人；

六、   营江公社主任杀害过路行人；

七、   杨家公社副书记亲自动手杀人；

八、   沿河塘大队斩尽杀绝黑四类；

九、   唐家大队一杀人凶手连砍36颗人头；

十、   岑江渡公社占甲完全小学6名教员被杀；

十一、祥霖铺公社吊高楼大队丈夫亲手杀妻；

十二、吊高楼大队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十三、柑子园公社挂牌（“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审案杀人；

十四、柑子园公社红星大队支部书记杀害贫农社员一家9口；

十五、杨家公社郑家大队威逼地富子女杀害亲人。

    上述案例，大多数我们都采访了，只有少数没能采访到，笔者将在后文中结合它们所在区、社的杀人情况一一交代。实际上，道县大屠杀的个案没有一个不典型，也 没有一个没特色，只要你有机会深入了解，就会有很多内在的、独特的东西浮现出来，但深入采访的难度太大了，基层干部不愿配合，杀人凶手只讲他们愿意讲的， 受害者遗属对我们充满戒心，而且明显地表现得心有余悸。有些被称为“告状油子”的遗属，我们又不敢轻易接触，因为太敏感了，弄得不好，会被认为是“制造新 的混乱，企图激化矛盾”。为此，我常感到有些莫名的苦恼，甚至对自己的采访真实性都感到有些没把握。明红看得透彻，说：“可以了！能让我们这样采访，已经 是天大的面子了。霸蛮要削尖了脑袋钻出点什么东西，只会碰壁的。4千多人，光写名字就有一万多字，搞得那么过细？基本事实把握准确就可以了。”说得确实有 道理，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尽人事以安天命。

    笔者在寿雁采访时，就发现一个与案例十五类似的案例，该案发生在寿雁公社寿福大队。该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4人，一个伪连长，一个地主分子，一个地 主子弟，一个贫农。这名贫农叫何明德，如果一定要把他说成四类分子也说得通。四类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划地主、富农有一些财产上的硬指 标，财产少了想划也难；反革命分子分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主要是指国民党政权的骨干人员，而现行反革命分子总得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才 能够定得上；坏分子就包罗万象了，新华词典对“坏分子”一词是这样定义的：指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人。把何明德归 于这一类可以说严丝合缝，他搞过投机倒把，挖过社会主义墙脚，偷过生产队的谷子，还仗着是贫农不服从干部的领导。按照党的政策，四类分子的帽子又分三种， 一种是扣在头上的，坐实了的；第二种是把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交群众监督改造的；第三种是对群众不宣布，由基层组织内部掌握的，又叫内控对象。何明德就是这 第三种内控的坏分子。大队开会讨论杀人时，觉得每一类型都得抓个典型，所以把他也定了一个。何明德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何昌保，一个叫何一功，杀何的头天晚 上，大队文革主任何庆辉代表大队支部和“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找何昌保、何一功谈话：“明天要杀你老子了，你敢不敢父子革命，杀了你老子？不然…… 三个人一起杀掉。”何昌保胆子小，吓得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一副怕死不革命的样子。倒是何一功干脆，马上表了态：“我革命！我革命！我一 定要坚决和我老子划清界线。”第二天杀人时，就由何一功亲手将其父何明德“处决”。

 

第九章拉开大屠杀的序幕

    8?13武斗后，“红联”在县城道江镇已处于劣势，但他们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还掌控着道县的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 性和革命性需要得到证明，四类分子就被理所当然地被推上了祭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也没有比严惩四类分子更轻而易举和没有 风险的了。

    一位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说：“下坝杀朱敏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还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母子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拉开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东南角，与宁远县搭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40公里，（1967年）8月13日，当下坝大队用群众专政的铁拳砸烂朱敏的“狗头”时，杨家公社周塘营大队的红东庙内，也在秘密地酝酿着新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上级的“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凹凸分明。他叫蒋文经，是杨家公 社秘书，现在成了赫赫威灵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首先带领与会的各大队党员干部诵读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然后开始传达： “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 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参加这一片会议的有郑家、合作、前进、周塘营等四个大队的大队干部和造反派头头(文革主任)，共计二十余人。

蒋司令讲话后，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历史反革命郑元君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 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躲起来 了。”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到他们手里。”

周塘营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虑万分：“吃亏了，我们已经走在阶级敌人后面了！”

    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经文一笑，叫大家打开随身携 带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 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语重心长地说：“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其实 毛主席早就开口了，只是我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象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经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起初，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乘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干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一个与“搞掉朱敏”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晚，蒋文经等人又到富足湾，召开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的党、团员会。这次会上，除了他的“战略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四类分子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说得有鼻子有眼，叫人不信都难。

8月15日晚上，郑家大队，郑 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经等人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 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没等她说完，郑会久又是一声喝问：“钟佩英不老实，怎么办？”“捆起来，送到公社去！”众人一 声吼。

    下面的事，与“搞掉朱敏”基本类似。所不同有三个细节：第一，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被贫下中农狠 狠“教育了一顿”，打得口吐鲜血；第二、钟佩英被拖到山上是用锄头扁担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起一个事先没有考虑周到的问题：她的两个乃崽还 在，肯定要给老母亲报仇的，怎么了得？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马上有人附合：“一起搞掉心里安然。”于是，回头又到钟佩英家。钟佩英的两个儿子 已经上床睡觉，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母亲是被拉出去搞掉的，以为真的是送到公社关押，这在当时不是什么新鲜事，被送到公社关押的人多了去，吊个“半边猪”， 搞个“猴子抱桩”、“苏秦背剑”等，都是家常便饭。白天搞双抢累了一天，明天还要出工，出工不下力又要挨批斗，就赶快洗脚睡觉了。人们把他们从床上拖起 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照章办理了。

    事毕，辛苦了半夜的人们又聚集到钟佩英家，翻坛倒罐，寻找罪证。翻了半天，没找到什么东西，就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宰了，一锅熬起，又打来几斤金刚蔸酿的烧酒，宵起夜来。待到锅里只剩下些汤汁的时候，蓦然听得一声鸡叫，众人心里一惊，想起白天还要出工，赶紧推门而出……

    据郑会久写给处遗工作组的“揭发交代”材料说：搞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第二天早上，他早饭都没吃，心里不托底，不知道这件事搞没搞拐场，上级追究下来怎么 办？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向蒋文经汇报。蒋文经一听，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得很！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以后杀人也就不再在乎 什么了。

钟佩英母子被杀害后，滥杀风很 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自然是杨家公社。8月17日上午，蒋文经又在塘坪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 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据查在道县大屠杀中，杨家公社所隶属的四马桥区共杀533人（被迫自杀52人），其中枪杀86人，刀杀126人，沉河1人，投岩洞38人，活埋128人， 棍棒打死22人，绳子勒死57人，火烧死23人，其他致死52人，灭门55户。该区下属4个公社（杨家、四马桥、大平岭、横塘营），杨家公社杀人最多，共 杀190余人，其中蒋文经亲手批杀95人。这个双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刽子手后来被提拔为下蒋公社党委书记。

    关于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了钟佩英等人之后的杀人情况，我们想用一份处遗工作组的调查报告来作回答。

一、基本情况

    郑逢姣，男，现年73岁，本人成份农民，汉族，住杨家乡郑家村，文革期间任大队支部书记。

二、犯罪事实

    1967年8月上旬，郑逢姣因怀疑地主子弟郑生尧报复其而外出躲避，8月中旬得知本大队已杀地富便返回家。8月27日上午，郑逢姣在郑开德家主持召开了生 产队以上干部会，会上说：“前三批杀得很好，这次我回来，也要杀一批……”并点名要各队报名单，后决定杀七人。当天下午，郑逢姣指挥将郑际东等七名地富分 子及子弟用绳子勒死（是命令一些没被杀的地富子弟勒的）。

　　同年9月14日，郑逢姣在 郑开德家主持召开大队支委会，并在会上说：“要大家来是商量一下，是不是再杀一批……”会议当中，杨家公社主任彭心明、公安员樊书守等三人来到会场，郑逢 姣将开会内容告知三人后，樊书守提出：“九五命令早下了，杀人问题影响很大，不能再杀了。”郑逢姣不听劝阻，并说：“我们大队四类分子这样多，又这么坏， 不准杀也要杀。”由于部分大队干部支持郑逢姣，彭心明无奈说：“我的先生……你们要搞就搞远点，搞到宁远界子边去，免得影响我们公社。”

当天下午，郑逢姣组织召开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在会上重复了在支委会的讲话内容，并分任务到各队。次日，郑逢姣指挥民兵，将19名地富及子女押至宁远欧冲垒山里杀害。

    我们来到了这个被称为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该大队文革中先后杀了37人，是道县杀人事件真正的爆发点。几十百把栋破破烂烂的砖房，成一大两小三个块，分布 在一个山洞里,背靠着一片平缓的红土丘陵。山上原来尽是合抱粗的大树，58年人民公社化办食堂搞大兵团作战的时候，都砍下来炼了（废）铁。现在只剩些低矮 的權木和丈把高的马尾松。交通不甚便利，村民生活一直比较困难。现任支书郑逢桥要杀鸡置酒款待我们，被我们坚辞了。提起钟佩英，郑支书说：“那是一个很体 面的女人家，那时大约四十多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解放初期跑到贵州，和我们大队在那里做事的郑元 君结了婚。六五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遣送回来的。”问起郑元君什么成份，有何劣迹，他说：“郑元君土改时没定成份。他一直在外面做事，在乡里没听说有劣迹。只 是他的堂兄郑元赞，1952年为首组织一伙土匪在宁远搞了个三?二九暴动，杀了我们一个县委组织部长和两名干部。参加暴动的人基本上都镇压了，只有郑元赞 跑脱了，听说跑到了台湾。这些事情，我们也是听说的，搞不太清楚。”

    “郑元赞的事与郑元君、钟佩英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郑元君参加了宁远暴动？”

    “郑元君倒没听说参加了宁远暴动。他是64年社教时揪出来的，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送回来的，原来在贵州一个仓库里当保管员。65年在衡州（衡阳市）撞汽车自杀了。”

    “这么说钟佩英本人并没有定为‘四类分子’，当时杀人时，队上那么多四类分子，为什么首选她呢？”

    郑支书说：“唉，那阵子，钟佩英有了这层社会关系，老老实实呆在屋里，也难保没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搞反革命串联，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 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这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不过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

“要杀她，就是因为她参加了‘湘江风雷’？没有别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杀钟佩英的事，不会这么简单。

    “别的原因嘛，我搞不清。你们可以问工作组的人，他们比我清白些。”

    其实，我们已经问过工作组了，他们也说不清楚，事情过去那么久了，要查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可能。其中一位同志回答得更干脆：“要搞得那么清楚干什么？反正宜粗不宜细，只要把她是怎么被杀的，谁指使的，哪些人杀的，杀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不就行了。”

    话确实有道理。但这毕竟是拉开大屠杀序幕的杀人事件，难道不应当查得更细些，调查得更清楚些吗？特别是钟佩英被杀后，传出一起谣言，说钟是1952年宁远 革命暴动头子郑元赞的小老婆(钟佩英是怎么一下子变成郑元赞的小老婆呢？)，奉命组织四类分子搞反革命组织，布置四类分子开会时，每人带一条狗仔凳（小板 凳），准备要杀害贫下中农。钟佩英坐在中间，手摇鹅毛扇发指示，横摇三下如何如何，竖摇三下又如何如何……幸亏贫下中农警惕高，及时发现她的阴谋，把她镇 压了。还说郑元赞已从台湾秘密潜回大陆，到了冷水滩，和钟佩英接上了头，准备血洗道县。这个谣言蒋文经等人多次在会议上作为敌情通报传达，难道他们没有责 任说明消息的来源吗？

    在了解该大队后来的几起杀人事件时，我们得到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选了几个当“耳机”，“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耳机”这个代名 词，撩起我极大的兴趣。这类人，有叫“耳目”的，有叫“线人”的，但都没有“耳机”来得生动形象。我在来郑家之前查阅相关资料时，了解到这个大队第四批杀 七个人，采用的是以毒攻毒的办法，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原）支部书记郑逢姣宣布，地富子弟杀一个分子，可保全家不杀，不知 “耳机”有没有份？

“有份。”郑支书给了肯定的回答。

“后来这些‘耳机’也杀了吗？”我又问。

“有的杀了，也有没杀的。”

于是我向郑支书表示希望找个“耳机”谈谈。

“可能在责任田里扮禾，蛮远的，我去叫一下。”

    郑支书去了。我趁这个机会，在村里四处走走，想找几个“遗属”了解了解当时杀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县里听得这么一个传闻，郑家大队67年8月26日第三批 杀人，杀了一个快要分娩的妇女，先后使用了五道酷刑，一割眼皮，二削鼻子，三割嘴巴，四切奶子（乳房），最后用刀通腹部，剖出胎儿。该妇女到底做了什么伤 天害理的事，要对她施以如此酷刑？绝不会仅仅为了杀人取乐那么简单吧？这里面应当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笔者问了郑支书。郑支书说，杀人的时候他不在场，不 太清楚。没有办法，我只好另外想辙，从“遗属”那个方面调查一下。通过别人指点，我找到这么一户。一间新修的一栋两间的瓦屋，屋前一个小小的禾堂，屋里只 有两个女人，一老年，一中年，老的在堂屋剁猪菜，中年的在禾坪里晒谷。其实不用指点，一看这房子，我就估计到这一户人家的身份了。当时道县文革被害者遗属 的安置补偿政策大致是这样的：房子被拆了或分了的，补偿人民币300元；人被杀了的，按被杀人数每人补偿150元(俗称“人头费”)；农具、家具等生产生 活物资被分了的，按1967年市价的1/4补偿。300元在当时不算一个小数目，相当于笔者三个多月的工资，但要砌一栋住房就远远不够了，便又采取“国家 补一点，自己出一点，集体给一点”的三一点办法来解决无房遗属的住房问题。即使这样也只够砌一栋最简单的一栋两间的房子。于是道县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房屋。 看见这样的房子，别问，走进去，百分之九十是遗属。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我对中年女人说。

    她抬头盯了我一眼：“那些事，我记不得了。”

    “哦，哦，请你不要误会，我、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们家是不是也有被、被杀了的人。”我突然变得有些笨嘴拙舌。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讷的神情和黯然的眼神让我终身难忘。

   她低着头只管晒她的谷，再不理我。

    这时，郑逢桥也从垅里回来了，“耳机”不在，到四马桥赶闹子去了，他在闹子上摆了个修钟表的摊子，一个圩场弄得一、二十块钱。

    我知道他是不愿意见我。可能郑支书也不愿意我见他。

    明红在一旁怪笑着看着我：“你想见‘耳机’的心理是不是有些太过刻毒了。”

我一时无语。确实，细想一下， 刚才的那股子兴奋劲确实不厚道。他能活下来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漫长的岁月中，苟且偷生可能比死去更痛苦，那是一种无休无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我又何苦在 伤口上再撒把盐？但是，对我的这种想法明红并不认同，他说：“你放心，活得下来就不会受灵魂的拷问，受灵魂的拷问就活不下来。”唉，不知为什么，在很多问 题上，明红总是比我看得更本质。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上述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 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行“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的传言。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 区搞出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杀人风”蔓延过程见下表：

区开始杀人时间    被杀对象

寿雁   8月13日    下坝大队伪乡长朱敏

四马桥 8月15日    郑家大队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钟佩英母子

清塘   8月17日    达村一大队右派分子唐玉

桥头   8月17日    胜利大队四类分子何光照、谢苏苏

蚣坝   8月20日    光家岭大队历史反革命分子杨竞成、地主分子何庆松、小土地出租者向齐家

车头（梅花）   8月20日    理家坪大队伪警察唐林贤

红岩   8月21日    七星大队四类分子胡祥

上关   8月22日    齐心大队伪保长何光钦

清溪   8月23日    青口大队地主分子魏永成、地富子弟何靖东

祥霖铺 8月24日    松柳大队3名外逃地富子弟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并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特别是县武装部有着“人民解放军支左”的尚方宝剑， 实际上掌握着大权。如果县里某些人站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不会发生，发生了也不难制止，更成不了规模。遗憾地是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当时的县级领导干部 中，暗中支持甚至怂涌杀人的大有人在。还有人根据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把这种滥杀无辜的犯罪行径赞扬为“好得很”的革命行动。 从而杀人风迅速蔓延开来。

 

 第十章传经送宝

    蒋文经等人在杨家公社杀了钟佩英母子之后，8月17日，又在四马桥召开了全区“红战士”（“红联”）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钟佩英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天地 翻覆的变化，成了宁远反革命暴动总头子郑元赞的小老婆、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女特务、杨家公社四类分子暴动的总指挥。而所谓钟佩英指挥四类分子搞暴动，郑家大 队贫下中农革命警惕性高，及时发现镇压了的故事，经蒋文经等人绘声绘色一番演绎，听得与会者如醉如痴，甚至还有几分遗憾：为什么自己公社就没有出个郑元 赞，出个钟佩英呢？要是有的话，那该多好啊！

    会议结束以后，18日，19日，蒋文经等人受大平岭公社和洪塘营公社邀请，专程到这两个公社“传经送宝”。

    洪塘营公社位于道县东南部九嶷山系的层峦叠嶂之中，现在叫洪塘营瑶族乡，是一个以瑶族为主体，瑶、汉人民混居的地区，不过这里的瑶民基本上已经汉化，如果 他们自己不说是瑶民，你一点都看不出来。该公社在道县37个公社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少，自然条件也比较恶劣，山高谷深，岩基裸露，土层瘠薄，素有“洪塘 无水，峻岭有峰”之说，人民生活比较困难。有一首民谣流传至今：“有女莫嫁瑶山窝，终年挨冻又挨饿；住的木板茅草屋，吃的红薯玉米它。”指的就是这个地 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公社打光棍的男人特别多。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公社杀人夺妻的案件发生得最多，其中恐怕也有一点因果关系。

    公社驻地洪塘营圩是道县地势最高的圩场，海拔800米以上，1986年我们到洪塘营采访时，眼前的圩场仅有横街一条，街道房屋都很破旧，甚至还有一点点衰败。山风掠过四周裸露的岩山，使人不由自主生出一种凄凉之感。

接到蒋文经等人送来的“革命真 经”，（1967年）8月20日，洪塘营公社抓促领导小组组长、公社武装部长赖兴好召开了全社各大队支部书记、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四巨头”会 议。赖在会上大肆渲染蒋文经等人的谣言，介绍杨家公社郑家大队的杀人经验（原文是“镇压四类分子暴动的经验”），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对于 “调皮捣蛋”的地富分子，只要贫下中农同意杀就可以杀，并点名指示红花大队杀人，“带动全公社的对敌斗争”。

    会后，红花大队率先杀3人，各大队陆续跟进，五天之内，共杀43人。

    8月26日，洪塘营公社“三结合革命亮相干部”、公社副书记盘家瑞再次亮相，再次召开全社各大队“四巨头”会议。盘副书记在会上点名批评了一些“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大队，重点表扬了“行动快，杀人多”的红花大队，号召各大队，外学郑家，内学红花。

    会后，各大队积极行动，掀起了全社的杀人高峰；当天便杀47人。有些在会上受到批评的大队很不服气，积极行动，迎头赶上。如佳竹洞大队，原来没有杀人，支 书王建喜、民兵营长蒋汉德等人在公社受到批评以后，回到大队马上就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贯彻公社8?26“四巨头”会议精神，要各生产队就在会上摸底 报名单，名单拿出来以后执行不过夜，立即派民兵分头抓人，当晚便将12个“阶级敌人”镇压了。第二天清早即打电话向公社报喜。

    接着，27日，全公社又杀86人。

    赖兴好、盘家端等人坐镇公社，守在电话机旁指挥全局。

    东江源大队是盘家端的点，经他指示、批准，杀了13个人。

    洪塘营公社文革“杀人风”中共杀187人（其中自杀5人），仅8月26、27两天就杀了133人，占杀人总数的71%。

    该公社杀人最多的是红花大队，共杀42人，占全社杀人总数的22.5%。该大队一个名叫李博清的杀人凶手，杀人上了瘾，每次杀人都主动要求参加，不让去还 不行，该大队先后三次杀人，李博清每次都参加了，亲手杀害21人。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整个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亲手杀人最多的应当是他。寿雁区唐家公社 那个杀人冠军雷康古有水分，货真价实的冠军应当归李博清。李博清当时已经40出头，在当时的道县应当算是个半老头子，那个时候人的寿命相对要短一些，50 岁就喊老倌子，60岁不为夭折，70岁就是古稀之年，笔者查了一下，道县一些出名的杀人凶手，年纪一般都在20岁左右，大的不过30出头，40岁以上的杀 人凶手，除报复杀人、谋财害命、杀人夺妻这几种情况外，还真的少见。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李博清对杀人表现得如此积极呢？处遗工作开始以后，李博清因多次主动 要求杀人，且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被逮捕法办。专案组的同志要他交代杀人动机，他的回答竟然是：“为了多赚两个工分。”乍一听，觉得荒诞无稽，难以置信， 仔细一想，却又在情理之中。假如杀人成了一种革命行动，不但不要负责任，而且还有钱发、有粮食分、有工分记，这样的便宜人，愿意去杀的恐怕不在少数。笔者 有幸亲历过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在学校里，每当有机会触及牛鬼蛇神肉体的时候，广大革命师生无不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开始的时候，这种痛殴“阶级敌人”的 行为多少还有一层严肃的面纱，被看成是一种阶级义愤和革命行动，到后来几乎成了单调枯燥生活的一种调味剂，有些调皮捣蛋的同学把它戏称为打便宜人。便宜人 可打，亦可杀，关键在于便宜到什么程度，可打不打不革命，可杀不杀三分罪。

    采访中，笔者曾向当地有关干部请教过这样一问题：洪塘营公社大多数大队杀人都不是很多，少的一、二人，多的不过二十余人，为什么红花大队表现的如此突出呢？

一位负责处遗的同志这样回答：

    “红花大队离公社很近，大约只有里吧路的样子，狗叫的声音都听得到。这种地理位置，使得该大队干部与公社领导联系非常密切。‘乱杀风’中，公社盘家端、赖 兴好等人把这里树成一个阶级斗争的点来抓。他们多次到大队现场办公，督促杀人，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红花大队一直都是公社的先进大队，各项工作都 走在前面，杀人也是一样，只能比别的大队杀得多，不能杀得少。当时煽动杀人，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赤裸裸地叫杀人，而是说镇压阶级敌人的暴动，保卫毛主席的无 产阶级路线，保卫红色政权等等，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所以红花大队的干部积极带头行动。当时的大队支书陈明凤就亲自充当杀人凶手，带头杀人。大队贫协主 席，叫个杨隆宽的，当时25岁，猛得很，每次杀人，都背着一杆鸟铳，冲在最前头，并且亲自杀人示范。大队民兵营长邹景桂当时在公社民兵自卫队当队长，带着 自卫队的民兵到处支援杀人。这个人品质坏得很，不但杀人而且还乘机强奸、轮奸被害者妻女。几个为主的干部带了头，其他干部还能不动手？大队干部、生产队干 部带了头，群众还能不动手？第三个原因就是，红花大队杀人的面放得比较宽。当时这个‘乱杀风’，说是乱杀，实际上还有界线的。界线一突破，人数就要成倍的 向上翻。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如果定了只杀分子不杀子女，无论哪个大队最多也就只杀得十几个；如果说子女也杀，人数马上就翻上去了；如果说只杀男的，妇 女、小孩不杀，怎么杀也杀不到四十多个人，如果要斩草除根的话，无论哪个大队杀四十个人都是少的。同时，还有一些人为了杀人夺妻，不留后患，把女方的家人 也就杀得比较彻底。另外一方面，红花大队不但杀地富，而且还杀了一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说白了就是，在外面搞副业不给队上交钱的，在生产 队出工偷懒耍奸的，或者不服干部的领导，跟干部斗着干的，这些事情现在看来都是小问题，在当时，一上纲上线，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对抗 党的领导，这都是砍脑壳的事啊！这三类人加起来，红花大队只杀了42个人，要讲还算是政策水平掌握得好，要是尽得量杀，起码还要翻一番。当时红花大队杀人 已经出现不断扩大的状态，第一批，8月21日，3人；第二批，8月24日，12人；第三批，8月27日，20多人。幸亏上头刹车刹得快，红花大队8月21 号开始杀人，到8月28号打止，只杀了7天。据说还准备再杀一批，8月29号，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打来电话不准再‘乱杀人’，当天晚上，赖兴好 在公社主持在家的脱产干部开会，传达47军制止杀人的电话会议精神，并分头通知各个大队。红花大队隔公社近，接到电话后马上就封刀了，以后再没杀人。但盘 家端的点东江源大队不知道为什么给漏掉了，没有通知到，结果这个大队在8月30号上午，又杀了9个人，本来只杀十几个的，这下子变成23人，成了公社的第 二名。这次处遗中，有人反映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好让东江源抓紧时间再杀一批。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缺乏有力的证明，因此也就否定了。”

    然而，洪塘营公社文革杀人的情况，最让我们震惊的，或者说最具特色的不是“杀人最多”的红花大队，也不是“抓紧时间再杀一批”的东江源大队，而是处于中游 水平的黄家塘大队。这个大队杀人居然不是公社干部指示的，而是一个名叫邓永裕的公社电话员指示的。当时在洪塘营乡处遗工作办听到这个情况时，我的心“咯 噔”了一下，感到非常意外。由于洪塘营距县城比较远，交通不太方便，我们到洪塘营采访，来得比较晚，此前已经在县城附近的几个区社采访过，红花大队那种情 况，东江源大队那种情况，见得非常多，公社领导开会指示，大队干部开会贯彻，贫协和民兵组织具体执行，可以说是道县杀人事件的一种基本模式，黄家塘大队的 这种情况还真的少见。在我们采访中是第一次听到，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公社电话员，充其量就是个县邮电系统的合同工，跟民办教师的性质差不多，他凭 什么“指示”杀人呢？下面的大队又凭什么听他的呢？

    我们问处遗办的同志：“是不是哪个公社领导指使邓永裕传达的指示呢？”

该同志回答道：“不是的，纯粹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你们这个想法我们一开始也有，经过反复调查，确定没有任何一个公社干部指使过他，纯粹是他自己坐在电话机旁没事干，吃饱了撑的，看到别的大队都杀了，黄家塘大队一直没有行动，就打过一个电话去指示杀人。”

    于是我们决定把原来的采访计划调整一下，立即去黄家塘村。

    黄家塘大队（村）位于洪塘营公社最北面，与蚣坝公社毗邻，东边是猫儿山，西边是枫木山，它就在两山夹峙的马鞍形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似乎是整个公社距县城 最近的地方，实际上交通并不便利。当时整个道县东南部只有一条简易公路，叫道坦公路，从道江镇到湘源锡矿的坦水坪，全长60多公里，主要是为运送湘源锡矿 的矿石而修筑的，当然沿线村镇也跟着得到交通之利。公路起于县城东郊的上关村，向东南通过蚣坝圩，越过泡水到后江桥，从后江桥转向东行，再次越过泡水到四 马桥圩，从四马桥圩转向南，沿泡水中上游的山谷到坦水坪。沙石路面，路况不是很好，车行起来，黄尘滚滚，颠簸得十分厉害。公路距洪塘营圩最近的地方叫东江 脚，从这里分叉出一条更加简易的公路，通到洪塘营圩。从洪塘营圩到黄家塘有大约15里山路要走，不算险峻，却也蜿蜒曲折。我们就是走这条路线到黄家塘村去 的。实际上要直接去黄家塘村，还有一条路可走，路近一些，也相对平坦一些，就是不经过洪塘营圩，在四马桥圩下车，渡过泡水，步行20余里便可到达。我们离 开黄家塘村回道江镇走的就这条路。但去的是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条路，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黄家塘村。

    大约半下午时分，到了黄家塘村（大队）。由于来得仓促，事先准备工作不充分，采访很不顺利。接待我们的大队干部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明显不太欢迎，嘟嘟囔囔 地说：“双抢大忙的，好多要紧的工作都搞不赢，搞这些空事干哄门（什么）？”好在我们早有思想准备。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有大量党员、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 干部被卷入其中，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对于这一次的处遗工作是不理解、排斥、甚至对抗的，特别是那些手上或多或少沾有鲜血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本能地把我们 看成是找麻烦的人，所以每次下去采访，一定要事先做好铺垫工作，工作做得不到家，都要碰钉子。

    对黄家塘村的采访当然也不例外，临时起意，仓促而来，要是一帆风顺，那倒奇怪了。不过，不顺利并不等于一无所获。七七八八的事情就不讲了，直接讲采访结果。

事情还得从8?20公社杀人动 员会说起，那天，黄家塘大队支书祝玉亮等人在公社开过会，回到大队，几个人研究了一下，感到本大队的几个地富分子还没有“调皮捣蛋”到非杀不可，决定集中 管制起来，以观后效。因为黄家塘跟公社离得比较远，平时联系不是很密切，公社派下去“检查工作”的干部也把它给忽略了，所以一直到8月25日，其他大队都 行动了，该大队忙着“促生产”，忘了“抓革命”。这个情况被公社电话员邓家裕发觉了。他虽然不是公社领导，但坐在总机旁边插接电话，公社和各个大队来来往 往的电话，都可以监听得到，（那个时候，电话员又叫机线员，就是类似机要员的意思，要政治十分可靠的人才能担任）所以对全公社杀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据邓家裕说：“我因为发觉黄家塘一直没有行动，又晓得公社要开总结评比会，害怕他们受批评，出于一片好心，打过一个电话提醒他们，没曾想到他们把杀人的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说是我指示的。我一个公社电话员，连个半脱产的干部都算不上，凭什么指示杀人？”

    邓家裕问得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黄家塘大队干部群众的说法有一点点不同之处。当时接听电话的（原）大队会计祝重成说：“（1967年）8月25号中午，我在大队部值班，公社‘杀人 办’主任邓家裕打过电话来，问我们大队为什么还没有行动，批评我们拖了全公社的后腿，强行要求我们马上行动。我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向支书祝玉亮、大队长祝 玉省他们做了汇报。大队上专门开了一个会，拿出了一个名单，决定杀5个地富分子。还打电话向邓主任作了汇报。第二天早晨，邓又打过电话来，是支书祝玉亮接 的，说我们大队跑出去的两个地富（实际上是地富子弟）在十区（蚣坝区）被抓住了，要我们派人去接。祝支书问，接回来怎么处理？邓主任说，在路上干掉算了。 所以这两个人也杀掉了。后来，8月27号在公社开过会以后，因为大队上还关着几个地富没有处理，我们又把电话打到公社，请示邓主任杀不杀，邓主任指示说， 统统给我杀了。就这样又杀了3个。”

    附带说一句，邓家裕对“杀人办主任”这个头衔，坚决予以否认，他说：“什么牌子不好叫，叫个杀人办公室主任，我再蠢也没有蠢到这个程度。”

    好在这个问题无关宏旨，杀人办主任也好，其他什么办主任也好，还有什么司令啦，政委啦，院长啦，叫什么都可以，关键是黄家塘大队贫下中农就是这么直观理解 的。如此看来，黄家塘大队杀人情况与其他大队并无本质区别，说它有特殊性，仅仅特殊在别的大队指示杀人的是“正牌货”，而指示该大队杀人的是个“冒牌货” 而已。

不过，有一个情况祝重成没有说，那就是当天（8月27日）晚上，他打电话向邓家裕请示：“有些人虽然不是地富，但是不好好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在外面打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副业），这号人杀不杀得？”邓家裕答复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都可以杀！”

    祝重成拿到指示以后，第二天就带人把本大队在外地搞副业的中农社员祝重道抓了回来，骗他交出钱财之后，将其杀害，并顺便夺了他的老婆。

    此案在本次处遗工作中被定为杀人夺妻案。

    大平岭公社的杀人情况与洪塘营大同小异，相比而言杀人稍少一点。具体杀人情况，后文中有几个案例可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