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回国，和过去的一位同事和好友见面后互发邮件，和我同年出生的他让我“谈谈美国，谈谈自己”，这时我才意识到自2009年起我在贵阳和他见面的若干次， 确实是既不谈“美国”，也从不谈“自己”的。“美国”太大，“自己”太小，都欲说还休。我们见面就好象这十年什么都没有发生，还是象以前那样下了班，找个 地方坐下胡侃。最近看了我社会学学者陈心想博士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把个人经历放在社会背景下追索的文字，倒也真的引发了我的一点兴趣，我想，同为“七零 后”，我比陈心想只大一岁，同一个社会和时代，对我倒底起了什么作用呢？那些关键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社会，时代与个人的互动，前者我更愿意叫做“势”， 就是各种客观条件的合力，即中国人常说的“时势”。“时势”会造英雄，因为它会提供土壤，舞台，机遇。毛泽东晚年的在多次和外宾会谈中，不止一次提到他自 己不过也是被社会推出去的，此为正解。

 

我1974年生于四川西北部山区，一个汉 族，藏族，羌族杂居的小镇，母亲在这里做小学老师。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的名著〈羌在汉藏之间〉研究的就是这一地区。两岁的时候，粉碎四人帮，学校里庆祝游 行，高喊口号：打倒四人帮！这本来没我的事，但我也出去了，站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喊出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口号：打倒毛主席！母亲大惊，急速把我这个小反革命 抓回家暴打了一顿。四岁，五岁时，我两次从楼上直接摔到楼下的地上，但两次都大难不死。

 

1980 年我六岁，分居两地的父母团聚了，把我们接到贵阳定居。我5岁的时候，已经非正式地上了小学，但到贵阳以后，尚不到入学年纪，贵阳的小学又要求先考试才能 考虑转学。我和7岁的姐姐一同应考，她考上了，进入一年级，我看着题发了半天呆，没有考上，只能等待明年。从此我成了闲散人员，天天去学校找姐姐，趴在窗 口往里看，姐姐的班主任是中年女性，李老师，后来来家访（不知今天的小学老师是否还这样）了解到情况，说班上刚好有一个学生转走，空出一个座位，让我去非 正式附读，这样家长可以省心。据父母说，我在随后的期中考试中，考了全班第二，善良的李老师就让我正式留在班里，直到1985年小学六年级毕业。

 

父 亲大半生纵有千般不是， 有几件事情我还是欣赏的：一是鼓励孩子读课外书，扩充知识，二是鼓励旅游，三是鼓励独立思考。我从小就毫无顾忌地读家里所有的书，小学阶段是给儿童的期 刊，如“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到中学就读《收获》，《人民文学》 之类，我对四大古典名著是在大学以后，甚至出国以后才细读，而中学阶段印象最深的是莫言的《红高梁》 ，王朔，王安忆，韩少功的作品等，家里还有《日瓦戈医生》，我没有试图去读，因为太厚，但一直记得第一句话是“他们一面走着，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我 至今记得大约初中二年级时在《收获》上看王朔的《顽主》。里面竟有这样一句话: “朋友分为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读到这句下流的语言对于还是初中生的我就象偷窥了大人的秘密，既刺激，又惊讶：居然有人写得出这种话还能发 表！父亲是〈参考消息〉的忠实读者，经常还莫名其妙地从单位带回一种叫《内参选编》的密级不高的内部材料，我每次都读，记得上面登载的都是和报纸基调不同 的通讯报道，全是负面消息，坏人坏事。1982年和1983年有过两次比较值得记忆的经历就是旅游。1982年，我父亲和几个 同事出差去广西，广东，湖南， 他生性喜欢游山玩水，很想带我和姐姐去，但这时还不到暑假，父母决定向学校撒谎说奶奶病危，要回四川，其时父母两边的祖父母都已早逝，这样说大概也不算不 孝。学校批准了，其实我们 并没有隐瞒李老师，但她很谅解和支持。记忆中，我在广西梧州西江边上陷进沙滩，嚎啕大哭，最后被我父亲救了出来；第一次坐了江轮；在广州看见了从香港过来 的货车，吃了广东人爱吃的炒河粉，还去了佛山等地。1983年暑假，我父亲 又带我和姐姐一同去杭州，上海，南京，济南，天津， 北京，和北戴河。这时大了一岁，记忆很清楚了，记得在杭州灵隐寺前的小溪里玩水，和姐姐一起比赛爬泰山，在南京长江边上用石片打水漂，在济南吃了很美味的 饺子，在北京吃全聚德烤鸭，在北戴河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时电影也看得比较多，国产的新片，比较好的都在电影院里一睹为快，象《黑炮事件》。在独立思考一 面，我记得的例子是一次看了小学组织的电影，之后照例要写作文，我说，可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怎么办呢？父亲说，那就写出来，你为什么不喜欢这部电影。父 亲还鼓励我们姐弟两参加小学生知识竞赛。小学到了六年纪，有了新的老师。这位教语文的杜老师思想非常开通，性格 也很活泼，我写的一篇作文被她大大夸赞为构思巧妙，后来在天津的《小学生作文》上发表了。

 

我 的数学一直不好，初中考不进重点中学， 进了一所名声不好的普通中学，好在班主任张老师热心又负责，又是老乡四川人，虽然她教的数学我越学越差，但她仍然对我很好。英语老师是一个很严格的女老师 陈老师，上海人，高大威严，每次上课师生互相致礼，她总是站得笔直，拉拉衣角，郑重地还礼。因为我有一次背不出课文又和别的同学一起大吵大闹，陈老师把我 留下来，黑着脸一言不发，举起课本重重地打了我的头，从此我就老老实实了，其实陈老师一气之下已经把那些她觉得无望的学生直接赶走，而留我下来，我想她是 不想放弃我。

 

1988年考高中，我勉强进了重点中学中名声最差的一所，当时正因为 一起两名男学生因争风吃醋而杀人的案件在全市声名狼藉。因为我这时对数学已经深恶痛绝，我父亲找人帮忙，把我送进一个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的班里。全班有五十 多个同学，学号按进校分数的名次排，我忝列第44号。班主任李老师, 又是一个思想很开通的人，直到去年我才知道，李老师自己出身不好，在读大学期间很内向和压抑。那时我开始很喜欢写议论文，李老师在评语中总是赞扬我“尖 锐”，甚至包括我评论1989年学潮的议论文和批判中国文化的文章。高二以后文理分科，我逃亡一般地进了文科班，因为我的理科越来越糟了。文科的班主任张 老师过去是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后来在教育学院拿了中文系的文凭。她其时中年，离异带着一个小男孩生活。张老师性情活泼，思想自由，记得她让同学轮流上讲台 自己讲课，带领我们排演《雷雨》片段，还让我们在课堂上欣赏钢琴曲。英语老师是一个颇有风度的中年男子姜老师，总是穿西服，说话带有浓重的安徽口音，他教 得很好，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决定把英语作为大学的专业。但是我的英语这时候变差了，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自己补习。姜老师刚刚调来，家在郊区，一人住在教学 楼一侧的一个小房间里，我经常在晚饭后去向他请教。有意思的是，他对于班上“早恋”的学生竟很在意，有一次他跟我说，谁谁和谁谁，谈什么恋爱，同龄人根本 不合适，男的找老婆要找比自己小七，八岁的才好。我一直觉得好笑，一个老师为什么跟一个高中生讲这种事，大概是他宝贵的人生经验，也或者是教训。我的高中 虽然名声不太好，但其实气氛活泼自由，校内有两个学生文学社，互相竞争，我参加的那个名字叫《新月》，社员们来自不同年级。我们写稿，编稿，刻蜡纸，油 印，印好后到处派发，花费了很多精力，老师对我们则完全支持。学校学生会实行自由选举制度，学生自荐，公开演讲，当场由学生投票，老师唱票，然后走马上 任。学校还把当选人的照片挂在宣传橱窗里，我当时也成了学生会的一员。

 

这里不得不 提到1988年的社会思潮和阅读环境。尽管我是个身处“三线城市”的中学生，但时代潮流的波及仍然无可逃遁。在1988年到1989年期间，对我的影响比 较大的读物包括《丑陋的中国人》，李敖的书，和《河殇》。《河殇》的电视解说的荡气回肠，观念的新颖，文字的煽惑性对于一个15岁少年来说实在是太强了。 我从这里 第一次听说了“普列汉诺夫”这个名字和“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些名词，以及“蔚蓝色文明”这个闻所未闻的意象。对《河殇》的客观评价当然 是必要的，但回到当时，对15岁的我来说，唯一记得的就是：它的启蒙作用太大了,　它的作者们实在太牛逼了。报纸很快全文刊登了《河殇》的解说词，我买了 一份，反反复复在家朗读，以至有的句子和段落到现在都记得。这段时间里，我还读了罗斯•特里尔写的《毛泽东传》和施拉姆的《毛泽东》，索尔兹伯里的《长 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郑念的《生死在上海》 （现译为《上海的生与死》）和张国焘《我的回忆》，印象最深的是张国焘评说毛泽东的人品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曹孟德是也。我高中阶 段的一些阅读可能和当时很多大学生保持同步，例如《山坳上的中国》，虽然我还没有读过韦伯和佛洛伊德。这样，在如火如荼的1989年春夏之交，我参与所在 中学的声援游行，确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令我惊异的是，平时严肃的老师们，在我们游行的那一天，象炸了锅一样亢奋，办公室沸腾一片。李老师甚至后来还在 课堂上和我们讨论北京戒严的形势。当时市区主干道交通已经断绝，街头的气氛之热烈而积极健康，令我永生难忘，而六月四日后的沮丧，震惊和愤怒，相信是所有 经历过的人都体会过的。1989年5月17 日贵阳市的中学生游行，在香港明镜出版社的《中国六四真相》里竟然专门有提到，我2004年左右看到在美国看到这一段时很吃惊，也难免感慨了一番。也正因 为这段经历，在我后来对２０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兴趣中，一直喜欢关注国家权力和社会思潮在边缘地区的影响，以及印刷品的传播。

 

1991 年到1995年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大学生活主要是接触到诸多来自西方英语国家的外教，和日本 ，韩国的留学生，磨练英语听说读写译的技能。我在大学期间读了很多英文原著小说，古典诗歌，比较喜欢《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毛姆的短篇小说。但在所有课程中 我更喜欢翻译和口译课，教笔译的沈叙伦教授常常把我的作业的片段在全班宣读，口译所要求的那种应变和机敏也是我很喜欢的。这一段时间的五道口，现在似乎已 经成为一段传奇。记得我们常骑车或步行到五道口，在工人俱乐部看电影，在五道口商场买东西，在外文书店买词典，参考书，在小摊上买烤白薯，烤羊腿。在路边 书店里我也买过各种小说，散文，如梁实秋，汪曾祺，川端康成的作品，徐志摩的诗，音乐磁带——那时“黑豹”，“唐朝”等摇滚乐队正大行其道，稍后校园民谣 开始流行。当然，罗大佑，齐秦，郑智化我们也非常喜欢。自然，还有学校南门难忘的酸奶和燕京啤酒。作为文科生，我们过得确实比较“文艺”。

 

1992 年暑假，我决定和同屋刘淳一起去内蒙古看草原。我父亲很支持，写了信给他的中学老师，当时在内蒙古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丁正彬教授。我们 坐火车到了呼和浩特，颇惊异街上的人如此之少，不费力地找到了丁教授的宿舍，他和夫人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我们住了一晚，就买长途车票去四子王旗， 到了这里以后，已经错过了当天开往草原的班车，刚好遇到一群香港学生, 我们就一起搭一辆小货车一路颠簸去了草原。晚上，我和刘淳住在旅游蒙古包里吃方便面，香港学生吃了大餐回来了，给我们带了点羊肉来，看到方便面袋子笑嘻嘻 地说，方便面都吃过了? 

 

北京语言大学也是一所比较自由的大学。这里的学生会同样 是自由报名，公开竞选，公开唱票。我担任过系学生会宣传部长，大学学生会的社团部长，在此任上成功组织过一次全校文艺汇演。在接触信息方面，我们可以观看 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录像，自由阅读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我在这些刊物里得知了首钢和邓质方的关系及腐败丑闻。我去图书馆只对教师开放的港台报刊 阅览室，也没有受过阻拦，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关于庐山会议的详细记录，如贺龙大骂彭德怀，和关于朝鲜战争毛泽东并不愿意出兵的文章，这些内容现在早已不 足为奇，但在１９９３年左右，对于一个１９岁的大学生来说，还是很新颖的。由于同学中有人的父母在中央任职，我们有时也传阅一些通常看不到的书，　比如香 港出版不久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其间谈到１９８９年以后，邓家人如何试图说服乔石出任总书记未果，江泽民如何上位等等。不过，同学中有学术兴趣和社会 关注的人似乎并不多见，当时就业也很容易，到邓小平南巡，“东方风来”之后，市场经济大潮下，学英语的毕业生都很容易去部委大公司等，过得都很不错。大学 四年，缺少学术意识和研究训练，也缺少对我影响很大的师长和可以深度交流和切磋的朋友，但是基本的兴趣和价值取向，在1989年前后已经打下了底色不再改 变。

 

1995年到2000年间，我不停尝试不同职业和人生选择，仍然没有机会受到 严格的学术训练，一度考新闻学研究生，但最后因为专业分太低而惨败。这期间较大的收获大概是读顾准和读余杰，摩罗的书。1999年左右，余杰和摩罗来贵阳 与读者见面，我见到了他们，记得摩罗表情非常抑郁，话很少。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的文化氛围和八十年代相比怎么样？”摩罗回答：“差得太远”， 然后就不再说话了。历史学著作，我记得读过的只有几本： 保罗•柯文关于王韬和晚清革命的书《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我感觉 我对晚清历史更感兴趣。

 

真正开始接触历史学是从2001年春天开始。2000年夏 天，我２６岁，拿着一封国际学生办公室副主任，我一生的朋友鲍勃临时写的介绍信，走进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家，鲍勃的好友任达（Douglas Reynolds）博士的办公室。此时我认识鲍勃刚刚一个小时。我直言不讳地说，我在中国做过种种工作，现在希望读历史学硕士。我厚颜无耻地表示，我不但 希望能被录取而且要得到奖学金。中日文化比较专家任达很高兴，估计他也没有几个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的学生。他和我谈起了孙中山。任达对孙中山不以为然，但 我对任达的观点不以为然。我提到了袁伟时这个名字，因为我所知道的学者实在不多，任达说，他自己的著作《新政革命与日本》正是袁伟时推介译成中文， 199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借给我一本，要我读后再去找他。大概我的简单直率和比较好的口语表达帮了我的忙，加上我在国内已经考过托福和 GRE：托福630分，GRE的verbal 590，数学640，不是很坏，数学分数还让我沾沾自喜。接下来比较顺利了，2001年1月，我正式坐在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教室里，五年半以后，从纽约州 立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与王韬保持通信联系的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并在毕业前被聘为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大我２８岁的任达老教授 和我从此成了忘年交，他有缺点，但是他是一个可爱的性情中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装。

 

环 境，意愿，机会。个人和时代的因缘际会让我走了一条自己没有想过，也没有特别计划的道路。我自己是很愿意把自己放进“七零后”这一类别里，也愿意承认“七 零后”这一类别的存在，原因是“七零后”没有五零，六零后上山下乡的苦涩，没有受教育权被政权侵夺的遗憾，也没有自怜和悲情，而和“八零后”相比，“七零 后”的成长环境可能更为宽松和宽容，社会压力相对较小。有人说，“七零后”是低调务实的一代，我也完全赞同。“七零后”没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但又似乎有那 么一点理想色彩和底线。“七零后”成长受益于国家的开放和机会的增多，也受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包括流行音乐和摇滚，我个人的经历多少可 以证明这一点，而我现在仍保持联系的高中大学同学中，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有人一直在静默而持续地关注着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作为一个也算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我把自己微不足道的经历作为研究当代史和普通人经历的原始材料分享，可以算是一只小狗在大狗们旁边叫上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