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旧，河已干涸

事实上，当赵飞虹和其他志愿者沿京城河流溯流而上，情况似乎更加糟糕。

“老人家，桑干河在哪儿？”

“这里就是桑干河。”

“那么水呢？”

“桑干河哪还有水，还不够牛喝的呢！”

在“乐水行”中，王建常常与赵飞虹和其他志愿者分享两年前的这一次对话，这是他在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的河道里与一位放牧老人的对话。“这还是丁玲笔下那条太阳照耀的桑干河吗？”王建心里一紧。

对于把北京水的前世今生摸得门清的王建，赵飞虹总是很佩服其学识之渊博，然而，越是佩服，越是唏嘘——水灵灵的北京已经作古。

就在永定河大兴榆伐段，常年无水的河道里甚至建了一个沙雕公园。其实，不惟永定河流域，“乐水行”所到之处，潮河、白河、妫水河、泃河等一条条绕京血脉的干河床频频闯入王建和赵飞虹等人的视野。

2002年，圆明园湖水干涸，时长达七个月之久。2007年，颐和园昆明湖冬春季节干涸，大小游船搁浅于泥土，本与岸齐的浮动码头深陷泥淖，初春的十七孔桥下，干涸的湖底竟成为风筝爱好者的放飞之所。

“三眼井、二眼井、七眼井、王府井，光叫井的胡同就有八十多条，三里河、二里沟，没有水哪来的河、沟？”王建说，“随便去想一个地名，会发现北京跟水的关系之近。”

历史并非一直如此。商周时期，北京平原河湖沼泽密布，先民只得沿太行东路古渡口通行。现在中关村西区的丹棱街，元代还是坐拥上百公顷水面的丹棱沜。即便1950年代，颐和园西侧、玉泉山一带还存有大量稻田，描写此地田园风光的诗歌，光乾隆皇帝就作了几百首。

仅仅半个多世纪，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以下，这已不足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一成。而就在2008年，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数字还是人均不足300立方米。

为干渴的城市找水

和所有参加“乐水行”的志愿者一样，赵飞虹一直想为这个干渴的北京城找到解决之道，她甚至与王建合作一个“北京水环境与水资源”的课题研究。

2007年，当赵飞虹带着这一疑问请教中科院院士、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时，她得到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答案——北京应该建设五座大型地下水库，把易流失的雨水、洪水储存起来，调节丰歉。

令她欣喜的是，这一提议正在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北京城，一场全民动员的节水大战正在上演。

“现在居委会给每家都发节水龙头，避免跑冒滴漏，如果不是节水厕所都不让你用了。”赵飞虹说。

水价亦发出了信号。现在北京的居民用水价格已经达到了4元多一立方，洗浴业等高耗水行业的水价已经达到了60元一立方，“这在全国可能都是没有的”。

“北京原来在1980年代批准的水井能封的就封了，2000年左右，一律不准打井。北京的矿泉水厂也基本都没了。”赵飞虹说。

在这个超级城市，节流之外，开源或更重要。目前，北京正如一个巨型章鱼般，把它饥渴的触角伸向河北、山西甚至更远的丹江口，再生水、岩溶水、海水淡化水乃至黄河水亦已列入政府的考量范围。

不过，赵飞虹却非常担忧，“为什么这几年北京的水质下降？因为来水太复杂了。”

2010年，北京遭遇连旱11年，不得不从山西大同的册田水库、河北的友谊水库、壶流河水库、响水堡水库、云州水库等紧急调水。彼时行至册田水库的王建发现，册田水库的水是四级水底，很大的死鱼就在水面漂浮着。

“北京花了很多钱调来的水，就是这样受到污染的水。”王建说。而对于即将于一年后进京的南水北调水，人们并不怀疑可以令京城用水困境大为改观，但疑问却萦绕在赵飞虹等人的心头，这千里迢迢来的水，会被汹涌而至的人流吞噬吗？

北京解渴记

① 2001年，国务院批复《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

② 2001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回用总体规划纲要》，拉开了北京大规模建设再生水回用工程的序幕。

③ 2004年，北京市出台政策限制、禁止高耗水产业的发展。

④ 2011年，北京市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显示，北京已将引黄工程、海水淡化、岩溶水科学利用纳入战略规划并抓紧落实。

⑤ 2011年《北京市“十二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显示，建成1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水和10亿立方米再生水两大稳定水源，以缓减北京水资源紧缺形势。

⑥ 2012年7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

⑦ 2012年，北京市出台《进一步加强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工作意见的通知》，称将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和再生水价格调整机制，并适时调整。

⑧ 2012年，《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将投入1000亿元，实施用水总量控制、节水工程等七大类工程。

“万泉十里水云乡，兰若闲寻趁晓凉。两岸绿杨蝉嘒嘒，轻舟满领稻风香。”

——清乾隆皇帝赞海淀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