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18—完）
一、
不论人的大脑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大脑的奇妙全在于它的“可塑稳定性”。一个孩子出生后，养在中国长成后就是中国（文化）人，放在土耳其就是土耳其（文化）人。长成的中国人移到土耳其生活会觉得万般不适应，反之亦然，如要改变就要经历艰难的unlearn，痛苦不说，成功与否还要看个人的“造化”。可是这样强大文化稳定性却又不能进入基因来传给下一代，每一个成年人于是还负有将文化传递给下一代的责任。这样一来文化就有了承传与改造的机会，如果常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新的文化人就会长成，数量多到一定程度就会造就出新的社会文化。
由此可见，要出现新的文明，一定需要两个条件：能够或者容易接受不同文化的个体，加上接受不同文化的机会（时间）。国人对于这个问题其实100多年前就有认识：1909年首派47名10岁到17岁学生赴美利用庚子赔款留学就是证明。此举不仅证明国人有这个认识，后来发生的有些人被新的文化培育为新的文化人，不愿回到母文化生活，选择在新文化里生活的现象，证明大脑的确有着“可塑稳定性”。
但清国要用派留学生这样的办法来改变4亿5千万个文化人却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放国门，让外面的文化进入清国。可是即便让异质文化进入来改变母文化也不容易，不要说对于成年人的unlearn的困难，异质文化本身也是母文化改变的对象。不过人对于文化的选择循“人往高处走”的原则，所以总是乡下人往城里走，最后总是发达文化向欠发达文化输出更多。
清国首派留学生是1909年，如果把时间推前300年到1609年，那样的事情便难以想象，尽管那时英国移民已经于两年前在Jamestown安营扎寨了。道理很简单，明帝国的文化未必比Jamestown的文化落后多少。1609年大概是万历37年，尽管大明帝国“气数已尽”，但即便如此，明帝国的百姓如果到了Jamestown恐怕也看不出人家到底比自家好在哪里。
所以欧洲文明引导的现代化尽管始于1500年前后，但是直到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启动前，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中，中国人总是把洋人看小了，直到工业革命发生60-70年后，英国人用工业技术在鸦片战争中把大清打得落花流水，东西文明的碰撞才在国人眼里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叫醒国人的是西方的技术，国人早期看到的也就是西方的技术，而不是人家的社会制度。
二、
鸦片战争后，英国外交使节得以常驻北京，又过了37年，清国驻英大使才到达伦敦。英国迫使满清签订《南京条约》后，列强纷纷效法，当满清大使到达伦敦时，清政府已先后与列强签订了《虎门条约》、《忘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各种条约、补充条约共21部。到1894年甲午战争满清败给日本后， 次年与日本签署的《马关条约》成了第31部不平等条约；等到满清1906年宣布立宪时，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增加到了38部。从鸦片战争后1840年签订的《广州条约》算起到1906年，清帝国平均不到24个月签一部不平等条约！
汉人是清帝国的主要人口，民国后又直接继承了清帝国统领的民族和疆域，清帝国所受的耻辱当然也同样为汉人所继承了。当民国4年（1915年），日本逼迫民国接受21条时，国人的愤怒爆发了。对于知识界来说，21条不仅是不公平，这不公平后面还有着着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日《清议报》发表的《自由书--豪杰之公脑》所说的：“盖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免之公例也。”（见维基）梁所说的“优胜劣败”与“成王败寇”同理，却又是《天演论》表达的思想。梁的话在讲究“天理”的国人眼里，说的是中国照此下去，已经是天理不容，必将亡国灭种。激进知识分子所发“何以图存”之问，不仅包含激愤，也深含恐惧。
三、
维基介绍《天演论》的影响时举例说，“如胡適之名就是從“適者生存”而來。陈炯明读法政学堂时，受《天演论》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語流行一时，取字“竞存”。邓镜人按《天演论》“物競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将长子邓昌明取名“演存”、字“竞生”。魯迅在文集《朝華夕拾》中說，在學校生活中最大樂趣是“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天演论》要算是严复所有译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盖因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句。不过这一句话其实是严复在对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创造翻译”，把一些自己的思想塞到了赫胥黎口中，首先书名的“天演”就不等同于“自然演进”（evolution）。赫胥黎虽然拥护达尔文到了被称为“達爾文的斗牛犬”的地步，但这一名声其实是源于他与反对进化论的大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的辩论，而赫胥黎并不同意达尔文的一些观点，对于当时出现的将生物进化用来解释社会伦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尤其保留。例如，查赫氏原文就有：“进化理论并不鼓励对于未来千年做出预言。过去百万年来，人类文明尽管是在向上运行，其中也有过到达某个顶峰后开始下行。不论我们有多大胆的想象，我们都最好别冒险去试图靠着人的智慧和力量来保证自己永远行进在上行路上。”The theory of evolution encourages no millennial anticipations. If, for millions of years, our globe has taken the upward road, yet, some time, the summit will be reached and the downward route will be commenced. The most daring imagination will hardly venture upon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power and the intelligence of man can ever arrest the procession of the great year.
赫胥黎发表他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演说的19世纪末，随欧洲启蒙运动诞生了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其中主要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的实证主义也开始在英国传播。实证主义的核心是将自然科学法则移植到社会学研究中，在提倡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的同时也开始提出历史规律论。赫胥黎坚决反对实证主义，说过“孔德的哲学不过是天主教减去基督教”这样的话。上面截自《进化论与伦理学》原文的一段话也能看到他的这一思想。要说赫胥黎的信仰，应当说他奉行的是不可知论。严复不是经过unlearn后再来学习赫胥黎，所以免不了用自己已有的文化来解构新文化，其实也是国人都难以避免的问题。严复早已读过斯宾塞（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翻译赫胥黎而不是斯宾塞实在是因为后者太过学术，所以选择“创造性”地译介赫胥黎，把自己的思想加入进去，这才为中国学术填了一位不同的赫胥黎，为的是给国人灌输严复认为正确的新思想。这个话题说下去太大，留给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研究。
四、
回到《天演论》，我以为从通俗的角度来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以看作是“成王败寇”的引进版。它在1897年一发表，立即在不论是痛恨西方还是崇拜西方的国人眼里都有着无懈可击的解释功能，有着“科学证据”。直到115年以后的2012年，习近平第二次给关于纪念严复的文集作序时还说，“严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在当时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思想界，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我猜想习一定也熟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严复介绍了很多西方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其中之一，说严复的思想没过时大致不错。但对于回答“为什么要现代化”这个问题来说，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都已经证明是过时了。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实现个人自由的过程，没有一个社会可以通过消灭私有产权来实现自由社会，也没有一个社会可以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实现完全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自由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属于两种极端的社会制度，中间地带是建立法治来保障个人财产（包括国家间关系），同时还要保证所有人的机会。打一个未必恰当的比方：画一个坐标，马克思主义算作坐标的0点，社会达尔文主义算作10点，1-9就都是中间地带。现在的世界上，大概北韩立在0点，其他国家就都在1-9之间，不知道是否有哪个国家是在彻底实行社会达尔文主义。
就本文关注的三大问题----政教分离、国民教育、国家统一----来说，解决这三个问题可以看作是要在上述坐标系上找个一个合适居住在960万方土地上所有人的坐标值。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文化里既没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古代帝王专制社会虽然是家天下，但在实践上从来没有真正极端到立在0或10的位置上，倒是在49年-76年间学习马克思主义走到了0位。对待国家统一问题，汉人如果依靠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决问题，那就在这一问题上跑到10的位置了。
五、
发出此贴前看到light在下面评论说，“从你的分析俺看不出来中国谁要做政治改革”。我写此文的目的是谈谈我对于中国转型的看法，至于谁会改革这样的问题，我只希望有人会改革，但我根本不知道谁会，所以你没看错。如我前面说过的，我们回头看历史可以看到趋势，但没法总结出可以测算前途的规律。根据我看到的趋势，我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趋势是乐观的，尽管我不知道它的转型还要哪一天才算成功。
谢谢阅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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