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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17）

已有 3635 次阅读2015-10-29 02:58 |系统分类:转帖-知识| 中国

河边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17） 时间: 28 10 2015 15:54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17）

本来想用此贴来结束本文，看了granthnbc和light等网友的问题，觉得至少还要讨论一下北洋政府以后中国如何重回政教合一，它的信仰与古代信仰的区别，以及之后的政教合一之影响。至于1980年以来的政教合一问题，我也将略加讨论。

一、重回政教合一的准备

如我前贴所介绍的“五族共和”思想的历史渊源与演变，应当说当面临着来之西方的现代化冲击时，汉人中的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有着“救中国”的愿望，分歧在如何救法。两派之争概括言之就是：改良派的“满清大一统+五族共和+君主立宪”vs. 革命派的“中华大一统+重建中华+美式民主”。在满清尚掌控着大权可以实行改革时，汉族人口的绝对多数这一现实加上满清没有勇气及早利用体制内汉族对于满清大一统的认同来由汉族主导君主立宪，虽有1906年后的立宪改革努力，但满清死不放权的做法最后导致体制内汉人的离心，加上革命派的推动，5年后还是发生了辛亥之变，中华各省独立，君主立宪失败。

随着满清走向垮台出现的是汉人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妥协，结果是形成新的救国办法：满亲大一统+五族共和+美式民主，在推翻满清后通过袁世凯领导来实现民国共和。两边按妥协方案在清帝逊位、袁世凯通电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议会于2月15日正式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但在3月8日又通过《临时约法》削去总统实权，袁3月10日正式就任总统，3月11日孙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临时约法》，结果在民国初造最需要建立法治的关键时期，由革命派通过对唯一可能完成法治建设的袁世凯所施加的“制衡”，破坏了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原先达成的合理的平衡，民国失去了首先建立法治的可能。袁与革命派摊牌，结果是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与孙中山彻底决裂，于1913年10月通缉孙，数星期后又强行“解散”国民党。民国至此陷于“民主乱象”。

孙中山认为民初的“民主乱象”源之袁不受“民主制约”，同时还认为自己在让位于袁前的主张未得到党内的支持（“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建国方略》）。孙的助手居正在《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中写道，孙甚至说，“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绝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至此，不论孙中山过去的“如何救中国”思想如何，他已经在与袁决裂后开始转而相信通过高度集权领导的革命才是“救中国”之路。

国民党被袁世凯宣布非法半年后于1914年6月在东京开会，在孙中山领导下改组，变为更加激进的“中华革命党”，5年后（1919年）又由孙主持恢复旧名“中国国民党”。现行国民党党章是1924年制定通过的党章，到2008年有过18次修订，其中看不到的记录是1914年以前国民党的党章以及之后改组为“中国革命党”后的党章关键内容。

中国革命党1914年7月通过的《中国革命党总章》中，其中第七条是：凡進本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永久遵守。孙中山亲定的入党誓词中包括：“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致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并由宣誓人加盖手印存档。（以上据傅国涌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及《居正文集》：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孙中山重新组党一年后，袁世凯在确立了大总统权力后又在杨度、美国顾问等内外支持下搞了一个多余的“改制”，促发民国动乱。袁世凯死后北洋又坚持了十年，但是无法阻挡军阀割据的形成。俄国革命于袁死后第二年1917年发生，孙中山因为始终得不到欧美以及日本的真正支持而失望，转向一心要输出革命的俄国，并开始组织军队。1921年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革命派占领广东开始积蓄力量准备重新统一中国。

1926年，孙中山去世，但他留给了国人一份独特的遗产，我这里不论这份遗产的其他部分，专说它与中国现代政教合一有关的那部分。

二、有组织的信仰

前面分析中国传统政教合一特点时，特别指出其中有关信仰的部分其特点是“无组织”，也就是说这一信仰的传播不是通过有形的组织（例如教会），而是通过教育，再通过科举与权力结合。表现在与权力的结合中，信仰在权力结构中缺乏如教皇那样可以分享权力的代表，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政教分权，信仰因此是权力的附庸。它的作用因此也就主要是通过选拔“王臣”来帮助皇帝治理家天下，并通过他们来教化百姓，这是它的实践特点。在理论上，信仰的最高权威是“天”，有了“天”才有天意、天子、天下，“天”这一抽象的最高权威是孔子等级学说的根据。天子祭孔是称道孔子对于“天”理解的最好，是万世楷模；但天子的权威来之天意，不是孔子。朱元璋读了孟子不满他对于君权的批评，将孟夫子逐出圣庙就是证明。

上述孙中山1914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大转变，第一次在汉文化中建立了一种组织化政治信仰，这个组织的领袖不仅握有组织的领导权，他的思想（而不再是“天”等抽象权威）还同时是其信仰的真理根据，是他个人的权力合法性来源。这个组织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后来蒋介石所阐发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四个一”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目标与行为都包括在一起，展开说就是：建立强大中国（而不是实现个人自由）是现代化的目标，达成这一目标需要通过一个坚强的政党来领导，政党只能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的思想就是这个政党的政治诉求。在此基础上再通过这个政党组织渗透到全社会，领袖个人的思想就成了全社会的思想。显然，一旦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政教合一，个人专制自然是无法避免的，不仅不能避免，其效力还将远远高于传统的帝王个人专制。

孙中山思想大转变表现于1914年，离日本强迫民国接受21条还有一年，离俄国革命的发生还有3年，加之孙之前的思想表述包括对于美式民主的推崇等，使得难以理解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中国革命党总章》包含了在中国发展民主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设计，或许这是促使孙提出“四个一”思想的原因。但无论孙的初衷如何，我以为“四个一”给过去100年里是中国政教合一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特点是不同的国家领袖只要将其中的“一个主义”加以变换后就可以在旧制度上继续政教合一下的个人专制。

例如从1914年到1926年，孙通过中国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奉行他的思想实行个人专制；1927年到1949年，个人专制的基础是蒋介石的思想，并在台湾延续到1975年，其后是蒋经国的思想下的个人专制，延续到1987年；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后经过不断的权力转移，终于在1937年后移到毛泽东手里，随着毛思想的确立形成个人专制，毛通过1949年至1976年在大陆实行毛主义实现个人专制；邓小平复出后，以邓思想替代毛思想实行专制直到他去世（1997年）。

专制当然都是首先依靠暴力来维持，但政教合一下的专制则有信仰的支持，孙中山首创的在中国摆脱皇帝个人专制后在政党政治里引入“四个一”，通过政党将领袖个人的思想转换为国民的思想，其逻辑结果就是领袖的思想在国民身上折射：领袖有多疯狂国民就会多疯狂。中国大陆1949年到1976年期间的无数悲剧就是这样形成的，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和难以估量的精神与物质的破坏，类似的情况在西方的希特勒纳粹党治下的德国也出现过。

三、1980年

1980年以后，邓小平作为新的党领袖否定毛的关门政策领导大陆改革开放，邓当然要将“四个一”中的“一个主义”重新解释。邓的“主义”到底是什么争论很多，缺少的是邓本人的自述。我以为，如果说邓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强大国家，让人民生活幸福，这是符合事实的。至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邓恐怕并无路线设计。所以，说邓的“主义”是“实用主义”恐怕离事实不会相差太远。但关于“四个一”中的其他三个一，邓丝毫没有放弃过，只不过在实用主义下，其他的三个一会有松动的时候也有收紧的时候，所以既会有“民主墙”，也会有“天安门”。

实用主义的好处是见效快，坏处是难以建立稳定的关于行为的指导原则。由于邓小平的威望加上实用主义的相对成功，邓以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继续实用主义，不过要加上些新口号表示自己在进取而已。实用主义的后果除了经济大跃进还有“四个一”下的体制性腐败加社会腐败。在中国经济已经取得空前进步后，新的领导人习近平有了较大的空间和更大的压力提出他的新“主义”。关于这个话题我说不出新的东西，能说的就是习近平恐怕也只能在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的法治两者间选择。不论他的选择是什么，实现起来都不容易；尽管不容易，却是做为在“四个一”下治国的头号人物的命定的责任和历史机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