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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16）

已有 3591 次阅读2015-10-27 06:11 |系统分类:转帖-知识| 中国

河边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16） 时间: 26 10 2015 17:55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16）

首先对前贴“2、非汉民族的独立与汉人的两手 ”再做一点补充，说明民国“五族共和”思想的历史背景。

现在大陆与台湾发表的各种资料大多将民国共和所基于的最重要思想“五族共和”说成是孙中山首先提出，主要依据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其中孙明确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其实“五族共和”思想发源于改革派而不是革命派。最早提出这一思想者包括了满、汉两族的改革派，比较出名的是杨度于1907年在其主办的《中国新报》上发表长文《金铁主义说》，明确提出“五族一家”、“五族合一”；而满族留日学生恒钧、乌泽声、穆都哩、裕端等于1907年6月在东京创办《大同报》，发行7期后于次年5月北京创办《大同日报》，都明确“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其宗旨，倡导“五族大同”。内蒙古喀拉沁旗的巴达尔胡又于1912年底在北京创办了蒙文《大同报》，主旨也是宣扬“五族共和”、“五族大同”。由此可见五族大同是立宪运动时期满人的主流，而不是革命党的主流，同盟会于1905年提出的口号仍然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分歧我以为源于三点：一是对于大一统的认识，二是对于民族国家的认识，三是对于自身利益的认识。

在大一统方面，如前贴所述，立宪运动时期体制内的当权汉人早已认同了清帝国的大一统，这一认识甚至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表露无遗，当时的实权派如曾国藩对于太平天国的“铲除清妖”之类的反满口号不为所动，坚定地支持清帝，尽管当时满清歧视汉族政策还未改变。而对于孙中山这样的体制外革命派代表，中国的落后就是汉民族的苦难，根源在于满族落后的专制统治，所以革命派甚至在早期提出要“扑满”，革命派因此追求的是恢复中华18省的大一统。

对于通过立宪所要建立的现代国家的认识，无论改革派还是革命派都是在西方提出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考虑问题。不论从早期改良派梁启超的论述到后面杨度的认识，也不论从早期激进派章太炎的论述到后来同盟会的纲领，都是基于民族国家的理论，认为民族国家是国家富强的制度保证，否则无法实行立宪。由于这个原因，早期的辩论里革命派占有上风，因为建立单一汉族的现代国家显然更符合民族国家的原则。

最后从个人利益来考虑立宪问题，在拥立满族皇帝的条件下实现立宪则满族必须承认“五族一家”，并且要废除民族等差才有可能实现立宪。以当时500万人的满族与4亿人的汉族对弈，这是一个难题，而满、汉两族的思想资源又几乎相同，并没有可资利用的思想认识。袁世凯1905年上书立宪，清廷第二年宣布立宪，后面虽然成立总理府、议会等，但大权还是握在满族手里，袁世凯出面组阁是辛亥事变以后满清不得已的选择。试想如果1906年清帝国命令袁世凯组阁进行立宪改革的话，后来的局面又会如何？可是，当时的满清上下，又有谁敢把袁世凯推为总理，实行虚君立宪？我们不要忘记，英国人首开大宪章是在13世纪，又过了400年光荣革命才发生！但是，自1905年满清废除科举次年宣布立宪，法治未立的条件下五年功夫满清就不得不面对辛亥革命，可见满清的垮台是现代化冲击下的必然结局。

3、“天下”与“国家”
古代中国自秦灭六国以后，中国文化里就将“天下”与“国家”混作一谈。后来的中华帝国东临大海，西对高山大漠，凡是能被这个农耕文化所征服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以占领居住的地方都是皇帝的“王土”，居住在王土上的人要么是皇帝的“百姓”，要么是代表皇帝管束百姓的“王臣”。这块王土就是皇帝的天下，也叫国家。它形成的逻辑是，首先对皇帝的权威通过儒法合一下的政教合一加以解释，皇帝是天子，代表“天”拥有并治理天下，----也就是通过科举找到的王臣们管理百姓；第二是天下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武力，而皇帝的武力则靠百姓的纳税，百姓的纳税则主要靠“天”，它不仅让皇帝代表它统领天下，还是唯一可以通过让皇帝收不到税来惩处皇帝的权威。这样一来，上面的天、天下、天子、王臣、百姓之间的逻辑关系就确定了，社会管理实现了，可以过日子了。

如果有连续几年的灾年，那就是老天对于天子不满了，如果天子还要照样收税，天下就要大乱了，就会有熟读过儒法两家的人站出来秉承天意把皇帝拉下马。即便没有灾年，皇帝要是军备不整，荒淫无度，税收一年比一年多，那就为外敌入侵夺天下创造了条件。如果天灾加上人祸，那就更麻烦了，弄不好就是内乱外辱一同加码。不过再如何闹腾，最后终要“归于一”，坐天下的人就是打下天下的人。

民国的建立，其实应当算作是秦以后汉人建立的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但很多汉人的国家逻辑是混乱的，一面认为自己从少数民族满族的统治下独立出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又对外蒙古的独立耿耿于怀，一个劲说那是俄罗斯人搞得鬼，不想一想蒙古人是否也和汉人一样想从外族统治下独立。（如果中国的北方邻居换成了英国人，我看外蒙独立恐怕也会发生。）对于其他的民族的自治/独立诉求也是同样态度，后面的逻辑不外是“打天下坐天下”。可是现代国家的概念却不是建立在这种逻辑上，否则地球上各民族间将永远没有和平。

传统的天下观加上大一统，还造成了不少国际纠纷。遇到有争议的领海或领土，在没有能力对其实行有效治理时就采取鸵鸟策略，一旦有了实力就开始把“自古以来”抬了出来。其实工业革命以来新的国家就在不断建立或重组。根据K. Gleditsch和M. Ward的计算，从1816年到2000年一共有171个新诞生或重组的国家（政体）加入到或重新加入到国际体系中，这些政体都不是根据“自古以来”的原则建立的。

4、告别“救中国”
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时隔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20年，但过了60年才在1920年在中国首版。不过达尔文思想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则早在1920年前已经持续了20多年，是通过严复翻译并于1897年出版的《天演论》实现的。《天演论》翻译的是达尔文的忠实拥趸赫胥黎于1893年关于《物种起源》的讲演集Evolution and Ethics，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学，自此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说法，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极为深远。中国的落后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下就不是一个改革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亡国灭种”的问题，也是后来“落后必然挨打”思想的理论基础。

社会达尔文主义还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齐平”思想提供了现代科学思想的支持，所以到了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21条，袁又跟着恢复帝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开始了大转弯，国家统一问题从此和亡国灭种相联系，在当时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所选择的西方思想一个比一个激进，维持国家统一的方法当然也是愈来愈激进。

如前所述，过去200年间世界新生的国家有170多个；现在回头来看中国过去200年的历史，不管其中有多少动人的故事，“亡国灭种”显然是夸大其词，即便八年抗日战争，究竟那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直到现在还不清楚。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历史，我们至少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过去“救亡图存”的结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再过8年抗战也不会结束，但中国也不会亡国灭种；蒋中正二战后仍把“反帝”放在第一位使他丢掉了大陆；毛泽东参加韩战、越战如今证明都是失策，关起门来自己搞更是越搞越穷。一旦开了们，加入了世界体系，结果发现了一个根本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世界。

中国其实不过是一个与其他国家一样的需要建设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需要救亡的国家。救亡100年下来，担心的是人口太多，难于治理。如果汉人当年从满族那里获得独立是正当的，汉人就不能不考虑藏人及其他人也希望独立的要求。如果一碰到这样的要求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马上想到“亡国”，或者是谁谁的阴谋，这和当年满清对待汉人要求改革的态度没有差别。只有跳出这一怪圈才会有自信，才能面对现实。暴力统治的成功其实并不需要依靠多数，少数人也可以对多数人成功实行暴力统治。没有现代化进程在世界各地的扩展，汉人现在还在满族人的统治下绝非不可能；汉人只因为人口众多就可以罔顾少数民族的要求因此是不可能永久下去的。但愿富裕会使汉民族能够从此告别“救中国”思维。

进来纠正两处错误，谢谢潜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