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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6）

热度 1已有 3860 次阅读2015-9-25 03:48 |系统分类:转帖-知识

河边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6） 时间: 2015-9-25 周五, 上午12:29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6）

恐惧是对于生命安全的威胁的反应。能够对某一个体的生命安全形成威胁的力量通常总是比该个体强大，所以恐惧导致的生物行为最常见的就是两种：逃命或拼命（flee or fight）。人由恐惧导致的行为远比动物复杂，但总归是逃命或拼命行为的变通，这是因为当威胁是指向对象的生命安全时，威胁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或征服这个对象，对立双方因此失去了平等妥协的基础。威胁通常表现为暴力，恐惧反应下的拼命当然也是暴力。在古典政治里，消灭或征服对手是解决分歧与冲突的首选，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冤冤相报、以暴制暴、灭杀九族等暴力行为因此便成了政治常态。

如前贴所述，恐惧意识在思维过程中占有压抑与排斥其他意识的强势，生活在恐惧意识中的人便成了理性扭曲的人。所以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个人的生命安全不受威胁。话虽这样说，但在实际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个没有收入的人、一个被政府请去“喝茶”的人、一个曾经被欺辱过的民族、等等，都会感受到威胁而产生恐惧。

中国大陆49年以后在国家层面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浓重的恐惧阴影之下，其特征就是普遍地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肃反”是恐惧于反革命的夺权；“抗美援朝”是恐惧于美国打入中国；“反右”是恐惧于知识分子要“轮流坐庄”；“文革”是恐惧于梦想/权力的丢失；等等。甚至我们今天看来是日常生活的改革开放，在当初的决策者的眼里也隐含着无法预测的外来威胁。

本文开头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三大难题是政教合一，国民教育，以及国家统一。这里却大谈恐惧与集体主义，这两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下面从政教合一说起。

一、什么是“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是欧洲人用来描述欧洲曾有过的教会与国王一同治理国家的用语，它的字面解释当然是政府和教会合在一起来行使国家权力。展开来说，就是政府通过信仰来解释权力的合法性；再进一步展开说，就是真理的解释权在国家权力的代表手中。

对于具体的问题，最好的答案只有一个，所以真理是唯一的。国家的治理是通过众多行使权力的人来进行的，如果真理的答案在政府手里，而真理只有一个，那么真理最终只能由权力最大的人提出，所以政教合一就必然会走向个人专制。这种专制的极端形式是古代帝王的个人独裁，欧洲中世纪有国王和教会合作的专制，现代则有通过政党实现的个人独裁，等等。

二、个人不拥有最后真理

问题不在于专制，专制只是制度形式；问题在于真理永远不会通过一个人的探求而最后达到。所以政教合一基础上的专制没法得到真理，而人民又无法接受虚假的真理，于是专制就只有强迫个人接受虚假真理。因为靠欺骗总是经不住质疑，唯一的出路只有靠暴力封上人的嘴巴，恐惧因此就成了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温床。压迫，或者说反对个人自由，因此必然成为专制社会的特征。北朝鲜是当今世界的最好例证。

三、专制下必然有集体主义

把真理的解释权交给国家须通过政教合一，国家掌握了真理的解释权却又拿不出真理那就只好靠通过暴力制造恐惧来让人接受虚假真理，于是就有了专制，个人只能按国家权力规定的真理来行为，个人的差异只能消失，行为必然雷同强调集体主义，否则个人就要面对国家暴力的威胁。这个逻辑是无法改变的。

中国自1949年以后，国家除了通过暴力对内要求人民服从国家提出的真理，对外部世界的种种变化又在恐惧意识下误读和夸大为“落后必然挨打”、“亡我之心不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等，并把这种认识长期向国民灌输。当国家的领导人具有强烈的恐惧意识和集体主义思想、国民的大多数也具有同样的思维特征时，这个国家将自己封闭起来在扭曲的理性下万众一心地不论做什么，都只会是所有人的悲剧。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基本面目。

四、走出恐惧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以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其实是一个13亿人的封闭社会试图走出恐惧的巨大努力。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似乎一切看来都是微不足道，可是放到当年的条件下来看，邓小平这样的一生都生活在恐惧中的人能够领导国民迈出这一步，的确称得上是勇气非凡。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是事实，邓小平未能走出六四也是事实，中国今天问题丛生当然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13亿人打开国门试图走出恐惧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犹如几万年前一部分人敢于离开非洲向世界其他地方迁移一样。

读者或许会说，改革开放是20世纪的人做的事，难道和几万年前的人做的事有可比性？我觉得我们认识人类文化时容易忘掉的一点是：人类文化的进步虽然是逐步累积的结果，但文化是无法通过基因来传递的，人类总是有文化倒退的可能，当然也会有停滞的可能。恐惧，作为人性深处的最为牢固的生存意识，不论社会如何发展，总会一有机会就表现出来，无人可以幸免，只要看看9/11以后美国的变化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五、艰难的现代化

欧洲是现代化的起源之处，不说现代化之前，就说现代化开始后欧洲人通过移居世界各地在其移居之地的现代化。整个美洲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只有居民按氏族散居美洲各地，现在的北美和南美的所有国家（当然包括国家制度）都是欧洲人建立的。比较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不难看到南美和北美的巨大差别。现下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又何尝不是如此？现代化如果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几百年全世界又为何会在人均生命普遍延长时有那样多的人死于非命？

属于古老文明的阿拉伯、印度、中国等国的现代化，比较而言中国起步最晚。但不论就经济发展还是国民对于现代化的认知，恐怕都没有理由说中国落在最后。中国现在处于的状态是既有的信仰遭到破坏后，既没有建立起法治政治，也没未能建立起新的信仰来实行新的政教合一。虽然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建立新的信仰的基础，但是恐怕成功的希望不大，毕竟如今的大多数国民已经不需要一个统一的真理来指导个人生活了。但是既无真正的法治又无信仰根据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量人群的社会行为失据，所以最后还是要在两难中做出选择，只靠反腐不可能最后解决问题。

六、政教分离的迹象？

网上有消息说，中国政府有计划于2016年将毛泽东尸体移葬其故里，并且已经开始了在韶山建设各种设施。我希望这是中国走向政教分离的积极迹象。当年苏联将斯大林迁出红场并未能改变该国的政教合一，不过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实际上被否定了，所以意义和当年的苏俄不同。其次，现在的中国人的讯息的获取以及经济生活的改善、旅游的方便等等，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此我倾向于将此变化作为积极的迹象来看。

我以为中国的确已经走在转型路上，尽管旅程仍然是艰难的。

（待续）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6）

恐惧是对于生命安全的威胁的反应。能够对某一个体的生命安全形成威胁的力量通常总是比该个体强大，所以恐惧导致的生物行为最常见的就是两种：逃命或拼命（flee or fight）。人由恐惧导致的行为远比动物复杂，但总归是逃命或拼命行为的变通，这是因为当威胁是指向对象的生命安全时，威胁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或征服这个对象，对立双方因此失去了平等妥协的基础。威胁通常表现为暴力，恐惧反应下的拼命当然也是暴力。在古典政治里，消灭或征服对手是解决分歧与冲突的首选，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冤冤相报、以暴制暴、灭杀九族等暴力行为因此便成了政治常态。

如前贴所述，恐惧意识在思维过程中占有压抑与排斥其他意识的强势，生活在恐惧意识中的人便成了理性扭曲的人。所以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个人的生命安全不受威胁。话虽这样说，但在实际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个没有收入的人、一个被政府请去“喝茶”的人、一个曾经被欺辱过的民族、等等，都会感受到威胁而产生恐惧。

中国大陆49年以后在国家层面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浓重的恐惧阴影之下，其特征就是普遍地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肃反”是恐惧于反革命的夺权；“抗美援朝”是恐惧于美国打入中国；“反右”是恐惧于知识分子要“轮流坐庄”；“文革”是恐惧于梦想/权力的丢失；等等。甚至我们今天看来是日常生活的改革开放，在当初的决策者的眼里也隐含着无法预测的外来威胁。

本文开头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三大难题是政教合一，国民教育，以及国家统一。这里却大谈恐惧与集体主义，这两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下面从政教合一说起。

一、什么是“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是欧洲人用来描述欧洲曾有过的教会与国王一同治理国家的用语，它的字面解释当然是政府和教会合在一起来行使国家权力。展开来说，就是政府通过信仰来解释权力的合法性；再进一步展开说，就是真理的解释权在国家权力的代表手中。

对于具体的问题，最好的答案只有一个，所以真理是唯一的。国家的治理是通过众多行使权力的人来进行的，如果真理的答案在政府手里，而真理只有一个，那么真理最终只能由权力最大的人提出，所以政教合一就必然会走向个人专制。这种专制的极端形式是古代帝王的个人独裁，欧洲中世纪有国王和教会合作的专制，现代则有通过政党实现的个人独裁，等等。

二、个人不拥有最后真理

问题不在于专制，专制只是制度形式；问题在于真理永远不会通过一个人的探求而最后达到。所以政教合一基础上的专制没法得到真理，而人民又无法接受虚假的真理，于是专制就只有强迫个人接受虚假真理。因为靠欺骗总是经不住质疑，唯一的出路只有靠暴力封上人的嘴巴，恐惧因此就成了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温床。压迫，或者说反对个人自由，因此必然成为专制社会的特征。北朝鲜是当今世界的最好例证。

三、专制下必然有集体主义

把真理的解释权交给国家须通过政教合一，国家掌握了真理的解释权却又拿不出真理那就只好靠通过暴力制造恐惧来让人接受虚假真理，于是就有了专制，个人只能按国家权力规定的真理来行为，个人的差异只能消失，行为必然雷同强调集体主义，否则个人就要面对国家暴力的威胁。这个逻辑是无法改变的。

中国自1949年以后，国家除了通过暴力对内要求人民服从国家提出的真理，对外部世界的种种变化又在恐惧意识下误读和夸大为“落后必然挨打”、“亡我之心不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等，并把这种认识长期向国民灌输。当国家的领导人具有强烈的恐惧意识和集体主义思想、国民的大多数也具有同样的思维特征时，这个国家将自己封闭起来在扭曲的理性下万众一心地不论做什么，都只会是所有人的悲剧。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基本面目。

四、走出恐惧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以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其实是一个13亿人的封闭社会试图走出恐惧的巨大努力。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似乎一切看来都是微不足道，可是放到当年的条件下来看，邓小平这样的一生都生活在恐惧中的人能够领导国民迈出这一步，的确称得上是勇气非凡。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是事实，邓小平未能走出六四也是事实，中国今天问题丛生当然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13亿人打开国门试图走出恐惧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犹如几万年前一部分人敢于离开非洲向世界其他地方迁移一样。

读者或许会说，改革开放是20世纪的人做的事，难道和几万年前的人做的事有可比性？我觉得我们认识人类文化时容易忘掉的一点是：人类文化的进步虽然是逐步累积的结果，但文化是无法通过基因来传递的，人类总是有文化倒退的可能，当然也会有停滞的可能。恐惧，作为人性深处的最为牢固的生存意识，不论社会如何发展，总会一有机会就表现出来，无人可以幸免，只要看看9/11以后美国的变化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五、艰难的现代化

欧洲是现代化的起源之处，不说现代化之前，就说现代化开始后欧洲人通过移居世界各地在其移居之地的现代化。整个美洲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只有居民按氏族散居美洲各地，现在的北美和南美的所有国家（当然包括国家制度）都是欧洲人建立的。比较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不难看到南美和北美的巨大差别。现下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又何尝不是如此？现代化如果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几百年全世界又为何会在人均生命普遍延长时有那样多的人死于非命？

属于古老文明的阿拉伯、印度、中国等国的现代化，比较而言中国起步最晚。但不论就经济发展还是国民对于现代化的认知，恐怕都没有理由说中国落在最后。中国现在处于的状态是既有的信仰遭到破坏后，既没有建立起法治政治，也没未能建立起新的信仰来实行新的政教合一。虽然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建立新的信仰的基础，但是恐怕成功的希望不大，毕竟如今的大多数国民已经不需要一个统一的真理来指导个人生活了。但是既无真正的法治又无信仰根据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量人群的社会行为失据，所以最后还是要在两难中做出选择，只靠反腐不可能最后解决问题。

六、政教分离的迹象？

网上有消息说，中国政府有计划于2016年将毛泽东尸体移葬其故里，并且已经开始了在韶山建设各种设施。我希望这是中国走向政教分离的积极迹象。当年苏联将斯大林迁出红场并未能改变该国的政教合一，不过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实际上被否定了，所以意义和当年的苏俄不同。其次，现在的中国人的讯息的获取以及经济生活的改善、旅游的方便等等，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此我倾向于将此变化作为积极的迹象来看。

我以为中国的确已经走在转型路上，尽管旅程仍然是艰难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