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东

近日,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一句“当官做老爷很难把红十字的工作做好”，赢得掌声，她坦言，红十字会宣传倡导工作一直做得不够：“其实我们红十字会这么多年来做了很多事，却不知道该如何说。如何准确地，不断地向社会介绍我们的工作，我们得锻炼这种能力。”

既然红十字会希望提高意愿表达的能力，我愿意不揣冒昧，“好为人师”地提一些建议。

郭美美等事件将红十字会卷入舆论风暴，人们普遍认为“官僚化和市场化”，陷红十字会于不义。但从舆论学的视角来看，慈善与一般的社会行为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到超市买五块钱的东西，你只有十块钱钞票，你要求对方找你五块钱，天经地义；但如果你只想给乞丐五块钱，发现只有十块钱钞票，你要求他找你五块钱，那么，人人都会骂你。

为什么市场经济可以做的事情，慈善不能做？为什么你做了好事，还是会找骂？这说明慈善事业的舆论行为有着不同于一般舆论活动的准则和规律，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慈善事业的意愿表达，仅仅有数字和说明性文字是不够的，它应该有故事，尤其是爱的故事。

非常遗憾，过去红十字会留给公众更多的是数字和说明性文字，偶尔有故事，吸引眼球的也不过是郭美美之类的故事。即便是这一次赵会长列举红十字会的种种之“好”，仍然是“应急救援、群众性的自救互救技能培训、人道主义救助、汶川地震后国际救援队的协调、国际救灾物资的运送……”这样的干巴巴的说明性文字，你叫老百姓怎么说你好呢？

我们来看海峡对岸的慈济，它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台湾921大地震，慈济第一个到达灾区，凌晨1点47分地震发生，两点半不到，慈济已经开始在垮塌的楼房进行救灾。在慈济的帐篷，第一个升起了炊烟，慈济强调尽可能地提供热食，有了热食就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热量。在慈济会的简易房里，第一个响起了孩子的读书声，听到读书声，就可以听到希望。

“为什么慈济可以”？一直是探讨政府效率时，被用以比较的标竿。慈济的善款没有任何管理费，救灾的志工，没有报酬，而且必须自己出路费和食宿费；慈济会灾区重建的房屋，费用比政府便宜一半，速度和质量却比政府建的还要快还要好。在捐款的现场，志工见人就九十度鞠躬，有位男士每次都笑瞇瞇地投入善款，他告诉志工：“我今天已经捐七次了喔！每次看你那么有礼貌，就忍不住再捐一次！”……

几年前，我到台湾花莲参观慈济，志工指着照片上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原来是穷学生，是慈济帮助他读了慈济医学院，毕业后，他又留在慈济医院治病救人。在志工手工作品展览室，我买了一盒筷子等物品，志工鞠躬敬谢：买任何东西，都是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最后我谢谢她的导游介绍，她躬身一谢：哪里，是我要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做善事的机会……

慈济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个小故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她的队伍，并由此延续着新的一个又一个故事。而慈济的行善，就起源于每一个慈济人都会讲述的“一滩血的故事”，这是慈济的第一个故事：1966年，证严法师到花莲一家诊所探访信徒的父亲，看到地上有一摊血，听人说起这是一位原住民妇人被人抬了8小时后到医院，却因缴不起8千元保证金而被医院拒收，最后又被抬走所留下的一摊血。就因为这一摊血，让证严法师发愿要盖一间不会拒收病人的医院。

谁能低估这“一滩血”故事的感召力，四十多年过去，说话细声细气的证严法师，如今带给世界的是一个在台湾拥有6家医院、在全球拥有1000多万会员、400多万志工的慈善组织。

所以我衷心希望未来的大陆红十字会，可以从这几个小细节做起：

1、 救灾时，希望更专业一点，像汶川大地震，台湾的救助物质里，就有大陆人捐款捐物常常忽视的往生袋，既是对往生者的尊重，又是对灾区现场的环保措施。

2、救灾时，不要在新闻里只是重复发放、发放、发放这个单调的动词，红十字会，不是仓库保管员，不是会计和出纳，她的每一个动作，应该有爱的内涵和象征。发放救灾物资固然很重要，但是，心灵有时比身体更脆弱。我希望以后红十字会在灾区的身影边，可以看到蒸包子的热气，看到帐篷摇曳的烛火，可以听到给孩子讲故事的声音和摇篮曲，听到帐篷里的读书声。

3、 向每一个捐款的人道一声谢。我记不得向红十字会捐过多少次善款，但是从来没有见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一次微笑，听到一次感谢。也许红十字会给过我们单位集体的感谢信，也许登报感谢过所有的捐款的人，也许红十字会会觉得这样做工作量太大，但我总在想，给你们钱的人，你们都不能一个一个地道谢；我怎么能相信，对于你们要救助的对象·，你们的善款和服务会精准地落实到每一个最需要帮助的具体之人呢？

我不知道赵会长会不会对我这一篇文章，发出一声感谢；但我却要谢谢赵会长，谢谢您的坦率和真诚，给我一次向红十字会建言的冲动和机会。

（本文发表在2012年9月13日《南方周末》自由谈，责任编辑蔡军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