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省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能干，有作为，就谋划着提前实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他们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陶铸的哥们）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可能是为自己的哥们争取政绩），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238页）本来毛泽东组织拟定的《四十条纲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实现四五八目标，但是陶铸和赵紫阳一年就搞出来一个千斤县，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能干，毛泽东是多么的保守啊！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毕竟共产党高官中间职业农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计跟毛泽东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额外做些说服教育工作。陶铸自己就亲自出马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能陶铸的观点在广东省委内部还有异议，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人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这个通过书记处稽核的“千斤县”假典型，给各个省委书记以强烈的刺激，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县搞“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县搞千斤县典型。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赵的典型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虑到不可能每一块田每一个公社的产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任《孝感报》编辑的老魏，亲身经历了王任重的千斤县试验：“王任重说‘千斤县里必定有某产几千斤的公社，亩产几千斤的公社里头必定有万斤田’。”（对老魏的访问，2005年10月）所以，一个千斤县要有说服力，必须经过“高产卫星”的检验。王任重自己亲自担任孝感千斤县的指挥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副指挥长，还邀请华中农学院的白教授作为顾问，在孝感北门立了一块千斤县的大牌子。这样，到了水稻收割季节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到了1959年，赵紫阳吹牛出现了漏洞， 因为既然广东这么高产，那么小岗村还要吃返销粮（瞎编的）， 支援兄弟一点总没有问题。 可是广东的粮食是吹出来，怎么办，赵紫阳还是有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瞒产私分造成的。老毛看了，于1959年2月22日给中央批传赵的报告写了个批语：“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成为当时官僚阶层的尚方宝剑，比如河南信阳饥荒,当事人话说得斩钉截铁,饥荒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反毛派爪牙吴之圃以反对瞒产私分为名, 利用暴力手段强抢农民的粮食,很多人是被酷刑迫害致死。

老毛批示之后心理还是不踏实的，不管怎么说，群众要瞒产私分说明粮食不是官僚吹嘘的那么充足了。所以，老毛决定在上海开会， 统筹解决瞒产私分问题。 老毛当时有个习惯，出门不坐飞机坐火车，这个火车在铁路上很霸道，说停就停，随行人员谁也不知道具体计划，实际上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计划。火车一停下来老毛的警卫秘书护士就出动调查，老毛最喜欢谈话的对象就是警卫秘书护士的老乡。 老毛一路走到河南就不走了，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郑州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老毛发明了一大堆新名词“共产风”， “浮夸风”“命令风“， “干部特殊风“， “生产瞎指挥风”， 并且出语惊人：“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老毛还发明了一大堆空想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成为制止“共产风”的基本政策。毛说：“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使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 “六中会议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担当起来。”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对原先“一大二公”的否定。

大家没空不要看具体内容，就注意这个时间： 
赵紫阳1959年2月19日给中央写信揭露广东有瞒产私分 
毛泽东 1959年2月22日批示写党内通讯批示， 准备三月份上海开会统筹解决瞒产私分问题 
毛泽东 1959年2月27日在河南开会，自己戴上富农路线的帽子，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毛说不怕被打成右派，不怕开除党籍， 威胁重上井冈山 
吴芝圃 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制造了唯一记录在案的饿死人事件，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河南信阳打饥荒。 为此事吴芝圃在文革时被“错误“ 批斗致死， 直到邓xx复出拨乱反正， 为吴芝圃平反昭雪。

广东也同样没有被郑州会议挡住反对瞒产私分的脚步，在抢夺农民粮食的时候，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在22日写在赵紫阳报告上的批示。

总的说来斗智斗勇，毛泽东不怕日本鬼子不怕蒋介石，但在具备丰富白区工作经验的赵紫阳面前，毛泽东还是棋输一招， 步步落后，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 再一次发动群众，造成了10年浩劫， 并且也没有阻挡住官僚权贵的步伐， 富士康终于在毛死后30年后重回中国大地，工人又开始跳楼上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