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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过是满清的乏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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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了一下郭教授对李鸿章、慈禧等人的评价，类似观点在若干年前就弥漫于中国近代史界，今天依然不能苟同。
历史人物的评价并非根据对其心理的分析，而主要是根据其外在行为。否则的话，你会得出汪精卫是“曲线救国”的爱国者而不是汉奸的结论。
李鸿章的卖国在于客观上他对国家利益上的出卖（注一）。其卖国特征是一贯性的。新疆，李鸿章的主张是放弃，是左宗棠抬着棺材维持了这片西域疆土。甲午战争，中国舰队主力未失，而日本海军遭受重创，是李鸿章下令军舰躲在军港避战，最后被日本陆军消灭。至于马关媾和，李鸿章完全不能正确判断国际局势，在被日本人枪击之后，仍然坚持留在日本，最后出卖辽东、台湾，并使日本获得巨额赔偿，获得巨大利益，并牢牢树立对中国的优势。相比后来的国民政权，即使80%的城市失陷，首都被屠城，也拒绝投降，这就使日本无法获利，直到最终的失败。甲午中国如果焦土作战，日本将耗尽其非常有限的财力物力，而中国以其纵深及庞大的资源，完全可以在日本强弩之末反击日本，甚至可能实现在日本登陆作战。类似的方案当时有人提出。但满清的投降使日本获得非常巨大的利润，这才导致中日实力的倒转。第一次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本质区别，我早在《八年抗战与中华民族的觉醒》（1995）一文中有过详述。
当年如果没有左宗棠，李鸿章放弃新疆的主张就很可能被清庭接受、变成历史现实。而甲午战争期间如果左宗棠一类的人物还在，结果也可能完全不同。甲午满清向日本的投降不能全算李的责任，但李鸿章作为满清重臣，在说服满庭选择屈膝投降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从客观行为上，李鸿章对国家利益的出卖是历史事实，不能否认。从主观心理也无法看出李鸿章有任何“爱国”。人物主观心理的历史分析必须根据当时时代的背景，而不是试图套用现在的环境。具体到慈禧，她当然会试图维护其宗室利益，但这个家族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并非一致，甚至与整个满民族的利益都不见得一致。而李鸿章在与倭议和之时，正是从满清皇室的家族利益出发。 分析李鸿章效忠的对象，必须区分满清宗室与中国。如前所述，这两者的利益绝非一致，更不是等同，而完全可能是对立的——前者是爱新觉罗家族奴役中国的利益，后者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国人的利益。马关媾和中李鸿章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减少中国的损失，还是减少满清皇室的损失，还是牺牲中国的利益来维护满清宗室的利益？如果是后两者，那么李鸿章的所谓努力不过是满族统治者的奴才的奴性而已，而不是试图维护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利益。
相关主观愿望的分析必须基于历史证据，而非作者的主观臆测甚至偏向。以曾国藩湘军为例，其剿灭拜上帝教的动机非常清楚，是为了维护汉文明、中国文明。《讨粤匪檄》中提到的是唐虞三代、汉唐文明，几乎没有提到满清朝廷。可见，曾国藩主观上的爱国主义非常明显，并非满清鹰犬。我们可以说，曾国藩爱国。
而李鸿章客观上是十足的卖国，主观上也无法颠覆这个客观结论。李鸿章顶多不过满清的奴才，而且是一个无能的奴才。
或者说，李鸿章是丧家的、满清王朝的乏走狗。
注一：另外，卖国也不需要是主动出卖，而更多的是在压力下出卖。如果是主动出卖，像汪精卫那样自己跑去投靠日本人，一般称为汉奸---当然，在日本人压力下与其合作的也是汉奸。汉奸的相关定义参见我的其他论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7d3a300102dv3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