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以其杂文的“呐喊”和小说的“彷徨”，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怀。

转播到腾讯微博毋庸置疑，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灵魂人物，其“无地彷徨”而“反抗绝望”的批判理性，早已被学界提升到了“五四”启蒙的思想高度，成为了知识分子人格追求的精神偶像。综观几十年来国内学者的鲁迅研究，人们一直都在试图接近一个真实的鲁迅，但无论是“意识形态说”还是“思想启蒙说”，客观上都存在着一种“臆说”鲁迅的价值偏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大量引入，更是造就了鲁迅研究的空前“繁荣”，诸如存在主义、解构主义乃至复调理论的泛化使用，不仅使读者逐渐地生疏了鲁迅，而且还使读者困惑地迷失了鲁迅——“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再加上“哲学家”的多重释义，厚重到了严重阻隔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心灵对话；尽管还原真实鲁迅的社会呼声一直都不绝于耳，可是因其话题过于敏感而每每受到强烈地斥责!聪明而睿智的鲁迅似乎很有先见之明，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一旦被奉为“伟人”，其身后必然要遭遇被人误解的尴尬处境，故他才会不无调侃地戏谑道：“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成了傀儡了。”鲁迅当然并不想成为“傀儡”，然而他却同所有“伟人”一样，最终只能被后人去加以无限的“阐释”，自己则失去了回应辩解的“言说”能力。所以，超越作品文本去替鲁迅进行思想“言说”，这是国内鲁迅研究界所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

一、一个被“言说”的鲁迅

重新认识鲁迅与“五四”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首先必须去澄清真实“历史”与虚拟“历史”的本质区别。克罗齐曾强调说真实的“历史决不是以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如果我们按照克罗齐的说法来推论，鲁迅作品文本应是唯一性的历史“凭证”，只有它才具有研究鲁迅思想的真实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鲁迅研究界在其具体实践过程中，“一千个学者就有一千个鲁迅”的众说纷纭，显然都呈现出了一种任意“肢解”鲁迅思想的怪诞现象。所以，一个被“言说”的鲁迅，也因“言说者”的主观意志，走出了历史而进入了神坛。

对于鲁迅及其作品超越文学意义的思想评价，归根结底应是源自于瞿秋白与毛泽东这两位政治革命家的权威定论。早在1933年鲁迅在世之际，瞿秋白就撰写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第一次将鲁迅的文学创作视为是现代“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鲁迅也被他誉为“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大”的“莱谟斯”，“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最终完成了其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彻底转变。而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更是气势恢弘铿锵有力地论述道：

“五四”以后则不然。……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不可否认，瞿秋白与毛泽东都是出自于中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诉求，去宏观地概括总结“五四”与鲁迅反封建思想启蒙的社会意义；他们都急切地希望树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光辉榜样，以便最终确立无产阶级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鲁迅也因此被改变了其“文学家”的原初形象，成为了具有“革命家”与“思想家”双重身份的时代“战士”!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富仁的思想革命“镜子说”与汪晖的反抗绝望“启蒙说”，虽然都力图摆脱鲁迅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潜在影响，但是他们从思想革命入手去重新“言说”鲁迅的种种努力，也同样因其受制于中国式启蒙理论的自我束缚，仍旧去人为提升鲁迅及其作品现代思想史的文化价值——所以，鲁迅并没有从当前学界那里获得精神人格的真正解放，他同样只能顶着“旗手”和“主将”这一辉煌而神圣的附加头衔，“孤独”与“寂寞”地“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这就恰恰有如他自己曾经嘲讽过的那样：“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

将鲁迅视为“旗手”和“主将”，人们似乎都在有意识地回避一个历史问题：鲁迅并不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发难者，甚至于他在《新青年》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竟然仍对这本杂志无任何好感。比如周作人就曾回忆说：“那年四月(指1918年，引者注)我到北京，鲁迅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这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周作人此话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从1918年鲁迅日记的记载来看，的确有两次提到过他买《新青年》杂志送人。即使是到了1920年5月，鲁迅仍对“新文学家所鼓吹之新式”思想，表示出了颇有些不屑一顾的个人偏见，他在致宋崇义的信中这样写道：“仆以为一无根底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鲁迅此话暗含讽义，他显然是认为《新青年》在崇尚“空谈”，故他才会鼓励那些青年学子，去“熬苦求学”做些“根底学问”。但学界却对于这一历史真相，做了匪夷所思的另类析解，而瞿秋白那番混淆视听的激情辩白，则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之声：鲁迅之所以很晚才加入《新青年》阵营，“是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什么可以参加的，他还只能够孤独的‘沉思’。而在《新青年》发动了‘新文化斗争’之后，反国故派才成为整个队伍。”瞿秋白此言的确是用心良苦，其真实意图无非是要强调说明：只有在鲁迅加入了《新青年》阵营之后，才能算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应该说几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鲁迅思想的价值判断，也都基本上延续着早年瞿秋白的这一观点。故鲁迅成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那么将其视为是时代的“旗手”与“主将”，也就是自然而然无可争议的铁定事实了。但鲁迅本人却并不这样去看待自己，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明确地指出：“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其实，鲁迅这种胸襟坦荡自我解剖的类似语言，在他早期的杂文与小说中，比比皆是。我个人宁愿去相信鲁迅本人的真情诉说，而不愿去相信学界那些信口开河的杜撰之辞!

鲁迅坦承“五四运动以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了”。这恐怕并非是鲁迅本人的自谦之词，而是他当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因为在他看来“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但实际上则“只是我们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服，便不再做，只得年不如年地现出穷苦。”于是他终于感到了刻骨铭心的“寂寞”与“悲哀”。鲁迅写于1922年的《<呐喊>自序》，是我们研究“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重要文献；但就是在这篇仅有三千多字的叙述短文里，“寂寞”与“悲哀”竟出现有15次之多。由此我们足以看出，鲁迅当时的情绪是何等消沉与低落!《<呐喊>自序》除了告诉人们作者当时的“颓唐”心境，同时还告诉人们作者与新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老朋友金心异”多次来访，“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也许是感到寂寞了。”故他开始“听将令”，并逐渐为《新青年》写文章。鲁迅受钱玄同等人的鼓励与催促，被动地加入《新青年》的启蒙阵营，这是具有历史依据的客观事实：我们通过检索鲁迅日记1917年10月到1918年12月，总共统计出在这14个月期间，钱玄同单独到访过26次，刘半农单独到访过6次，钱与刘共同到访过5次，此外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还同鲁迅饮酒2次，前后相加见面次数竟多达39次。仅就这一具体数字而言，鲁迅的确是盛情之下其实难副，“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因此也就“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④

鲁迅因“听将令”而蹒跚着走入了“五四”，虽然他“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至‘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可是当他意识到“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的社会现实时，却又深深地陷入了“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⑥的情绪苦闷。众所周知，小说《祝福》中“我”与祥林嫂那段精神对话，最能够反映出鲁迅本人的思想矛盾：就连“我”自己都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了无路可走，又怎能去给同样困惑的祥林嫂解答疑问呢?所以“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因为“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在寒冽空气中感受“孤独”与“寂寞”，这是导致“五四”时期鲁迅“颓唐”的根本原因!

二、两种文体与“两个鲁迅”

“五四”时期鲁迅真实的精神状态，明显呈现出一种“亢奋”与“颓唐”的二元对立，过去人们也往往是通过《呐喊》和《彷徨》的字面意义，去直观地判断鲁迅对待思想启蒙的微妙变化，似乎鲁迅人格也构成了自我否定的内在矛盾，这明显是脱离历史“原场”的学界想象。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便可以发现，杂文的鲁迅与小说的鲁迅，始终都表现为一个“绝望”的鲁迅；而《热风》式的“战斗”《呐喊》，也一直都《彷徨》于凄凉的《坟》丘之侧，向读者诉说着“倘是掘坑，那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⑧的心灵悲哀。“五四”时期鲁迅所写的“战斗”杂文一共有四本，即《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恰好是四部，即《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与《野草》。高呼猛进的社会杂文与情绪低落的小说散文，的确会让人感到有鲁迅思想相互抵触的巨大困惑；但只要我们把“听将令”这一因素带进去，用杂文去“呐喊几声助助威”的真实意图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听将令”的客观事实，使我们必须去重新正视一个真实鲁迅的自我存在，因为杂文中的“亮色”终究无法遮蔽小说中的“隐晦”，而最终取代鲁迅那种挥之不去的绝望情绪。“救救孩子”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这是“五四”时期鲁迅杂文的两大内容；但是“孩子”难救与“国民性”难改的小说叙事，无疑又使他回归到了“惟‘黑暗与虚无’乃至‘实有”’的理性思考!鲁迅为什么要将“热风”埋入“坟墓”而独守“孤独”呢?这恐怕并非是一己之“热风”，难以抵御四周之“寒冽”那么简单；而是鲁迅从其刚一加入《新青年》阵营开始，他就不相信思想启蒙会产生任何实际的社会效用!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危言耸听，而是真实鲁迅的自我言说。

《随感录二十五》是鲁迅“听将令”后，较早为《新青年》所写的“战斗”檄文；这篇杂文以愤世嫉俗的悲凉之声，向全社会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呐喊。鲁迅在此文中写道：“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所以他呼吁人们要强化现代教育，关注孩子精神人格的健康成长，进而培养他们“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从此以后，这种进化论思想的“拯救”意识，便成为了鲁迅杂文难以割舍的“五四”情结：“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如果“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故鲁迅鼓励社会与家庭的成年父辈，“自己背起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甚至他还乐观地认为，“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这些令研究者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历来都被学界视为是鲁迅启蒙思想的集中表现；殊不知鲁迅“呐喊几声助助威”的敷衍之说，只不过是他用来应付“主将”们“不主张消极的”搪塞之词!比《随感录二十五》早4个月刊登于《新青年》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实际例证。在《狂人日记》所给定的客观环境里，“狼子村”中那些被“娘老子”教坏了的成年父母，由于受“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潜在影响，他们露出“青面獠牙的”真相“想要吃我”，却并未使“狂人”感到内心世界的由衷恐惧；而真正使他感到惊悸与战栗的则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我”同“古久先生”之间结怨时，“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作者在这种貌似“疯癫”的叙事当中，为我们人为地设置了一个无法逾越的理论屏障：假定“狼子村”就是喻指中国的历史版图，“古久先生”就是喻指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陈年流水簿”就是喻指传统文化的历史记载，那么“娘老子”几千年来的世代教诲，会不会因为“我”个人的反抗呐喊，而使一种延绵不息的古老文明戛然终止了呢?“有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终于明白了自身历史的厚重感与压抑感：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学界对于《狂人日记》这一结束语的普遍看法，几乎都是从正面意义上去肯定其“救救孩子”的启蒙价值；但我个人却认为“问号”与“省略号”的连接使用，则是作者寓意着一种质疑启蒙的真实意图——理由十分简单，“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答案当然是“没有”!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民族文化母体所孕育出来的生命细胞，如果“吃人”已经被确定为是中华民族文化母体的遗传基因，那么中国人从他出生伊始便难逃其传承“吃人”文化的历史“厄运”!故我们不仅要发问在“救救孩子”的后面，究竟被作者人为地省略掉了些什么?回答自然是“孩子可救吗”的信心丧失!从《狂人日记》中的“孩子，，之难“救”，到《药》、《明天》、《祝福》中的“孩子”之“死亡”，无不反映着鲁迅“孩子不可救”的绝望情绪!肉体的“死亡”固然令人伤感，而精神的“死亡”则更令人悲哀：如《社戏》中那群顽皮可爱的“小朋友”，他们不是在《长明灯》里变“坏”，便会像《故乡》里的闰土那样变“迂”，这种“孺子不可教”的文化天性，恰恰是鲁迅“启蒙无效论”的思想基础!因此，“狂人”终于从“癫狂”中幡然醒悟，他不再幼稚地去热心“拯救，，孩子，而是务实地回归到传统去等待“候补”，这就是《狂人日记》所要告诉读者的创作主题!

“改造国民性”与“救救孩子”密切相关，同样也是“五四”时期鲁迅杂文的思想精华；那些精妙绝伦深刻无比的尖刻言辞，至今仍不失其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这是因为鲁迅对于中国文化，有着超乎常人的理性认识，他通过自身体验与细致观察，惊奇地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化犹如“无物之阵”，无论启蒙者怎样地挣扎与反抗，他们到头来都只能是落败而归，最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虽然鲁迅不无悲哀地认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但他仍旧振臂高呼“世界日日在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鲁迅杂文这种抑扬顿挫的激情呐喊，以及他不屈不挠的“韧战”精神，当然不失为是一种英勇无畏的“战士”姿态，然而这却是鲁迅自身所佯装出来的一种假象。“五四”时期鲁迅小说中对“国民性”所表现出来的“恐惧”与“无奈”，则正是对其杂文中攻打“国民性”高昂士气的“解构”与“否定”；而杂文之鲁迅与小说之鲁迅看似矛盾的悖论现象，则又集中反映了他“绝望”大于“希望”的悲剧意识。应该说“启蒙无效论”是《呐喊》与《彷徨》的创作主题，也是鲁迅本人“寂寞”与“孤独”的“五四”姿态——从《狂人日记》中的“亢奋”情绪，到《离婚》中的“平静”叙事，我们发现“狂人”之辈的思想“癫狂”，最终遭到了“爱姑”之辈的无情阻击——启蒙者非“死”即“颓”的残酷命运，被启蒙者非“顽”即“愚”的精神面貌，其实就是鲁迅对于《新青年》阵营近乎哀鸣的善意忠告。聪明的“狂人”终于在“狼子村”村民的冷漠注视中，迅速觉醒并立刻恢复了他合乎逻辑的世俗常态；而执著的“夏瑜”却在众多看客的冷嘲热讽中，极其悲惨地成为了“吃人”文化“筵宴”中的牺牲祭品!鲁迅并没有把“文化”看作是一种虚拟形态的抽象理念，而是看作一种由普通国人为实际载体的形象符号；那么“夏瑜”去向民众宣传革命“造反”的启蒙道理，无疑也就等于是在“与虎谋皮”，这应是鲁迅小说批判理性的深刻之处。当然，鲁迅还为读者塑造了另外一种“过客”形象，但“过客”则更是令人沮丧的悲剧人格，或像吕维甫和魏连殳那样自我“堕落”，或像涓生与子君那样自我“颓唐”——无论是“堕落”与“颓唐”，鲁迅小说都没有给“过客”人物以光明的出路：“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只能去低徊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生命哀歌，并“于天上看见深渊”里的“墓碣文”，然后拖带着疲惫不堪的沉重身躯，蹒跚地走向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