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借为曹操翻案确保无产阶级专政_评论_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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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毛泽东评曹操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正面强调必须坚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同时，借古喻今，反对对立面对共产党所谓“专制”、“独裁”的攻击。

但是，毛泽东评曹操的用意，并非仅此而止。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毛泽东评曹操所强调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封建之“正统”。他评曹操反“正统”，是与他强调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独特性”、“高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毛泽东评曹操、反“正统”的观点，在1954年和1957年就多次坦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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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评价曹操

在毛泽东评曹操的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人们普遍对曹操存有偏见，戏剧里演的曹操是奸雄，老百姓也普遍认为曹操是历史上的坏人。而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曹操是大英雄。他写过这样的书法手迹：“天下英雄，惟史君与操耳。”他手书过曹操的《龟虽寿》，他经常吟咏曹操的诗，在他自己写的诗中，也提到过“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还多次公开称赞曹操。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当晚，他请胡乔木、郭沫若到住处一道用餐，边吃边谈中，毛泽东首先提起《三国演义》的话头，他们夹叙夹议，谈得很热烈。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同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他还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

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吴祖缃写的《关于〈三国演义〉（三）》（案：《关于〈三国演义〉》之一、二，分载于1959年4月9日和15日《北京晚报》第三版）。毛泽东读后，即于吴文发表的第二天，即1959年4月24日，毛泽东专门请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林克找来吴文《关于〈三国演义〉》之一、二来看一看（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19页）。他对吴文中关于不能因为《三国演义》中有“拥刘反曹”的正统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的观点，十分注意。此次毛泽东虽然没说什么，但联系他此前此后对曹操的评价，亦可将此列入他评曹操的范围。

1975年，毛泽东谈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时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

1976年，毛泽东为了说明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还举曹操没有上过大学的例子加以说明。

毛泽东虽然评价过许多历史人物，但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如此频繁地评价一个特定历史人物——曹操，肯定有其特殊用意。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当时和此后的人们有种种猜测。

三种猜测和两种误区

人们对毛泽东评曹操的猜测，大体有三种：

一种认为毛泽东评价曹操属于他读历史书籍时，对人物进行臧否的范围，是他个人谈古论今的学术行为；有一本书，叫《毛泽东谈古论今》（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其编著者认为：“在评价历代帝王时，毛泽东格外看重曹操。”编著者引用了毛泽东下面两段话：“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十分明显，该书的编著者试图以此证明：毛泽东评曹操，属于毛泽东个人谈古论今的范畴。还有一本书，叫《毛泽东读史》,其作者把毛泽东评曹操的几段话列入“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一栏中，当做毛泽东在研究历史时，试图纠正“千百年来，偏见掩盖历史的真实”的现象而发表的一部分言论。实际上，该书作者也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他读历史而有所感的范围。

一种认为毛泽东评曹操是他的英雄情结所致；《毛泽东与〈为曹操翻案〉》（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6期）的作者即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肯定曹操，恐怕也缘于二人在诸多方面有着逼真的‘形似’乃至‘神似’之处。举其大端，譬如叱咤风云、临险不惊的军事才干，气壮山河、舍我其谁的政治抱负，直抒情怀、气魄雄伟的诗词文赋等等，可以说，在各自所生活的时代，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对于二者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即使在个性、气质上，二人也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所以，虽说他们上下相隔一千多年，但毛泽东对曹操确实是打内心里予以情感认同的。”十分明显，该文作者把毛泽东评曹操，划入了“英雄惜英雄”的范畴。

一种认为毛泽东评价曹操，是为了给一个历史人物翻案。1959年，郭沫若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当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人们把曹操当成坏人，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同年，翦伯赞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也说：“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长期把这样一个杰出人物当做奸臣，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郭文与翦文均是在毛泽东1958年讲了不少评曹操的话不久发表的，作者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是一种为历史人物翻案的行为，因而先后著文响应。由于郭、翦二人均为著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一时影响颇大，其影响力，直至今日，仍未衰竭，当今不少学者还相信并引用他们的观点。1999年发表的《毛泽东与〈为曹操翻案〉》一文的作者就认为，“毛泽东为曹操翻案，是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眼光洞察历史而得出的必然结论。”作者还认为，毛泽东为曹操翻案，对当今文艺批评也有启示。

在以上三种猜测中，第一种猜测与第三种猜测，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出发点显然不同。第三种猜测，已经不是把毛泽东评曹操当做个人读史的爱憎好恶，而是看做一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特定行为。但是，这种特定行为，究竟是为了什么？猜测者显然还没有猜透。

上述三种猜测，虽然对毛泽东评曹操作了一定分析，但却陷入了误区。误区主要有二：

误区之一，是把毛泽东评曹操仅仅看作是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和个人对历史人物的喜好，至多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从学术研究角度，特意为一个历史人物翻案。毛泽东确实喜欢研读历史，也有对不同历史人物的好与恶。但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他研读历史，从不限于个人兴趣，而是鉴古喻今，资政育人。毛泽东也决不会囿于学术探讨范围，特地从历史学术角度，去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翻什么案。而且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这样连续评价曹操，决不会是个人兴趣所使。

误区之二，是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他个人的英雄情结所致。确实，毛泽东是个大英雄，他也喜欢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但毛泽东决不会因个人的英雄情结所系而如此频繁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毛泽东评曹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肯定另有用意在。

以上两个误区，使此前的猜测者，都没能真正了解毛泽东评曹操的特殊用意。

毛泽东重评曹操的良苦用意

今天，我们要分析毛泽东评曹操的真实用意，固然必须避开上述两个误区，但毛泽东评曹操散见于他的十多次谈话中；毛泽东评曹操时，也没有任何言词明确自己的用意所在。到底怎样才能分析透毛泽东的真实用意？

笔者认为，要分析毛泽东评曹操的真正用意，入手点必须正确。那么，正确的入手点在哪里？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任何事实，都应将其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卡尔·马克思》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才能正确认识特定的历史事实。

分析毛泽东为什么评曹操，也应遵循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如果遵循这条原则，就能肯定：分析毛泽东评曹操的入手点，就在于搞清楚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评曹操的。

纵观毛泽东评曹操的言论可见，他评曹操的时间集中在50年代，而他50年代评曹操的言论，又绝大部分集中在50年代后期，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搞清楚1958、1959两年前后中国内部发生了哪些重大政治事件，搞清楚当时中国与外国的主要政治关系，而毛泽东又是怎样思考、对待、处理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关系的，是探寻毛泽东评曹操所含深意的关键。

毛泽东正是在当时中国发生不少重大政治事件、而中国对外关系也有重要改变的情况下，评说曹操的。十分明显，他评说曹操的用意，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学术。他评曹操是有所指的。那么，他指的到底是什么？对此，要结合当时中国政局，进行一点分析。

众所周知，1957年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反右运动。“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历史事实是：1957年确有极少数右派，他们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形成了一种声势。当时，我们党同少数右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集中在三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认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3页）

的确，在右派杀气腾腾的进攻面前，如果不加以反击，社会主义中国即使不出现政权颠覆的情况，也会造成政局不稳、人心混乱。毛泽东当时是这样估计反右斗争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的反右，只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毛泽东不限于认识反右派斗争的近期意义，他的目光放得更远。他从对匈牙利事件及中国当时政治状况两方面的分析中，看到了反右派斗争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深远和巨大利益。他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此次反右派，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认识，是毛泽东在此前没有认识到而在匈牙利事件及反右派斗争中新悟出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悟出这个道理，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进了一步，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长远利益。他在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时就说：“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到1958年，反右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毛泽东决定：全党全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显然，毛泽东认为，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搞建设了。

但是，一方面，反右派斗争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不可能在短期内立即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共产党想要平静下来搞建设，国内外敌对势力却要大做文章。在国外，帝国主义借我党反右之事，恶毒攻击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苏联对我国反右斗争也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攻击毛泽东为殷纣王、秦始皇、曹操，共产党的政策是独裁、专制，反右是镇压知识分子。1957年10月10日国民党召开的“八大”通过的由蒋介石提议的《对大陆反共革命发展中本党任务之决议案》、《中国国民革命现阶段党务工作纲领》以及此后不久（10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复兴本党与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务问题》中，不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上述谩骂，而且把中共反右，当作他们反攻大陆的条件之一。不仅如此，蒋介石集团还借此后我国发生的一些事件连续作文章。1959年他们看到我国大跃进中发生失误，党内也出现意见分岐，以及西藏发生叛乱，便积极“策进”“反攻”大陆。1959年5月国民党“八大”二中会议上通过的《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策进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案》、《光复大陆政治行动纲领》等文件中，特别强调利用中国内部矛盾“反攻”大陆的问题。蒋介石还于当年3月26日发表了《告西藏同胞书》，并且在9月29日“接见”西藏叛乱代表时，高唱所谓“自由”的调子。在香港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也对中国共产党加以攻击，其中过去与中共合作过的一些人士也对我党颇有微词。在国内，知识界有一些人也对反右斗争有看法。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十分注意。在反右斗争结束后的1958年、1959年，他多次谈到反右斗争的重大意义。1958年2月，他在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写批语时，再次强调了反右斗争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意义。同年3月19日，他把匈牙利事件、反冒进事件，与反右斗争联系起来谈道，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帆风顺的。此后不久，他在一则批语中又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自由之间是不能调和的，只能是一个灭掉另一个，“不能妥协。”他在1958年指导大跃进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在中国，要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一要有物质条件，二要有精神条件。物质条件要通过大跃进来创造，而精神条件的创造，除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外，很重要的一条，是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一观点，是与毛泽东后来倡导的“兴无灭资”，并且在他设想的人民公社和后来设想的“五七干校”中要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功能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对国内外反动派攻击我党反右斗争是搞“专制”、“独裁”、“镇压民主”的谰言，予以坚决回击。

50年代末，真是多事之秋。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又发生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事件。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不仅批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而且把批判彭德怀与反右派斗争联系了起来。他说：“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05页）实际上，当时毛泽东是把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末党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和斗争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思考的。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国内外政治状况，并且想得很多。他把反高饶、反冒进、反右、反对彭黄张周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而联系匈牙利事件，做了很深的思考。他认定，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无产阶级仍然面临着与资产阶级的严峻斗争，斗争的对象，包括那些“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的“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到1959年8月，他结合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把这一思路进一步加以整理，提出了如下论断：“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除了正面阐述这一道理外，十分重要的，是运用借古喻今的方法，讲共产党必须要用专政、集权的方法，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国内外恶意反对共产党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