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河南饥荒：吃死尸杀食活人屡见不鲜_评论_腾讯网

新闻速递

河南大饥荒期间，大批灾民乘火车逃荒（资料图）

　　1942年的河南正在饥饿中煎熬。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1942年，河南大饥荒造成300万老百姓饿死。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如此大的民族灾难当时却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下湮没在历史深处。

　　即将上映的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讲的正是这段时期发生的故事。河南历史上干旱的记载并不少，但饿死三百万人的惨剧却罕见。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人祸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主因。

　　“人相食”的河南饥荒

　　从1941年的夏秋两季开始，河南本该是雨水充沛的季节，却连一滴雨都没有下，反而骄阳似火。在旱魃的狂舞中，昔日肥沃的土地已经龟裂成块，最后变成沙化的土地，完全不适合耕种。原本有河南粮仓之称的滑县，连续三季颗粒无收。

　　1942年，大灾来临，河南境内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活陷入饥饿境地。灾民们宰杀了他们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棉袄，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割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老婆。末了还是被死神衔去。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中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灾民开始吃草根、树皮，而且很快草根也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贫血，瘦弱，疾病，然后面部浮肿。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不忍心家人在饥饿中煎熬，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有传教士报道说：“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

　　战争蹂躏民生

　　八年抗战，河南是中日对决的主战场，遭到战争的反复蹂躏。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最后一道防线。“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加紧了对河南的占领。战争中，炮火灼烧、军队践踏往往会毁掉成片的庄稼，而且日本军队每到一地总是会在撤退前有意识地破坏庄稼。河南在中日军队的反复争夺中，农业受损严重。

　　1937年，国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节节后退，直到依托黄河天险才略有喘息，豫北全境沦陷。为了阻缓日军的疯狂进攻，蒋介石密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任由汹涌的黄河水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入海。黄河决堤泛滥后，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 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国军“以水代兵”只能暂时阻挡住日军进攻的步伐，却给下游百姓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害。黄河水退后，形成了一片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无法耕种。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频繁决口。黄泛区土地经过大旱炙晒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

　　1942年河南继大旱之后，许多县份遭到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一落到农田里，顷刻之间就把庄稼啃个精光。在电影《一九四二》中由于饥荒年太多，“姥娘”记不起1942大饥荒是哪一年，但一提起“飞蝗”那一年就立刻想了起来，可见蝗灾的严重。新片《一九四二》发布的一款海报即以蚂蚱为主题。

　　灾情恶化后，各地受灾百姓与战争难民一起大批汇入国统区，加快了国统区社会生态的失调，国统区百姓的粮食负担进一步加重。

　　参战部队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粮食。民国时期，中国还没有能力构筑机动化的军事后勤体系。军队沿用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军事后勤的古老方式，即包括军粮、马草甚至是兵源补充在内的军事后勤，大部分由军队驻扎省份供给，即所谓的“就地取材”，以节约运输损耗。河南境内在抗战时期，长年有数十万国军部队驻防，这构成了压在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河南出兵出粮的数量都位列全国第一。这样的沉重负担，即使是风调雨顺，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

　　军队向民间的过度索取，使民间的抗灾能力已经接近于零，许多农民早已陷入破产的边缘。一旦天灾来临，饥荒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

　　给舆论一个交代

　　1942年10月，临近冬季，灾民死亡率急遽上升，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拒不接见。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痛哭着陈述河南灾情，仍然得不到积极回应。

　　事实上，不是蒋介石对灾情装聋作哑，而是他对河南战争形势太过于悲观。蒋介石基本上把河南当成一块随时需要放弃的领土。因此，“不让粮食资敌”的心理，使蒋介石一方面尽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在最后时刻来临时甩手把千疮百孔的河南当成烫手的山芋抛给日本人。

　　《大公报》重庆版刊发了发自灾区的报道后，立刻遭到了国民政府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同时对灾情相关的信息严密封锁，加大新闻审查力度。新闻管制引起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采访真相，他在河南灾区深受震动，大街上、田野中倒毙者随处可见，无主的野狗肆意地啃咬死尸。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从灾民的口中，听到了人吃人的恐怖故事，对当地灾民来说，人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

　　白修德的灾情报道首先在《时代》杂志上刊出，此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访问美国，而且在美国国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表达对印度饥荒的同情，更讽刺的是宋美龄当时的身份是印度灾荒救灾委员会主任。

　　1943年3月底，一心希望面陈灾情的白修德辗转找到宋庆龄，在她的帮助下，才终于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完全否认了白修德所说的关于灾区的一切，当白修德向他展示野狗刨咬死尸的照片时，蒋介石才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灾情确已严重。

　　美国作为二战中国民政府最大的援助方之一，对中国战场和中国境状较为关注，白修德的报道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关注。为了向美国展示其开明的形象，也为了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蒋介石顺势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一面夸奖白修德比他的任何一个调查员都称职，一面开始高调救灾。

　　事实说明，一旦政府有所行动，灾民的死亡便会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那位灾区传教士的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自你回去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军队也拿出一部分余粮，全国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一边救灾，一边征粮

　　其实在1942年年底，国民政府已经同意拨给河南2亿元赈灾（其中1亿元为赈款，1亿为贷款），但又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管理与军事诉求相冲突的政策。中国自古代起，就强调先免后赈的救灾顺序，蠲免赋税应是政府的首要反应措施，赈济的同时不免赋税无疑于折腾灾民。2亿元的数字听起来很大，但是当时灾区的粮价飞涨，2亿元即使全买成粮食，只能购得2000万斤，300万灾民每人只能分6斤多。国民政府的银行系统在此期间还曝出数起特大发国难财的贪污案，2亿又被各级贪污官员刮走了一层。2亿元赈灾款变成粮食，再运送配给，也需要一段时间。可是对灾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在征粮方面，国民政府却沿用了之前的刚性征收措施。由于当时河南的交通运输极为困难，从外省调运的粮草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在军民交困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军人口粮，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合200斤，共计3.4亿斤，300万灾民人均被抢走了110多斤小麦。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去，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政府派人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地方的保丁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甚至出现过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的惨剧。国民政府官办通讯社中央社的消息也说“河南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从侧面证实了河南饥荒的真相。

　　蒋介石在河南大灾中弃民保军、假救灾真夺粮的做法，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陕甘宁根据地接收了不少河南灾民，为他们赢得了很多的政治资本。

　　河南百姓蜂起截杀国军

　　蒋介石的爱将、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机制下，汤恩伯在重灾区拉夫抓丁，不但大建官署，还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权力囤积走私，大发国难财。河南百姓甚至将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在大灾面前也毫无担当精神。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能坚持到麦收，就能吃到新粮活下来。但是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各县县长却怕冒风险，紧捂公仓，不放一粒余粮给灾民，看着灾民饿死。

　　河南大饥荒，蒋介石对国民的不负责任，使国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尽失民心，不少河南百姓视国军为比日寇还要邪恶的敌人。1942年之后的两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发动了意欲打通平汉线的“一号作战”，建成连接中国南北的陆地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5万日军击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 30多个县城。尽管中国军队中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

　　当国军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整连整连地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参加中原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总结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汤恩伯顺势将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利用军权走私、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更令人悲愤的是，汤恩伯兵败时，仓库存有的100 万袋面粉尚够 20万军队一年之用，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1942年，河南大饥荒，事实上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场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