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2009年风靡世界的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原著（ 《三个傻瓜》）作者的最新力作《革命2020：爱情、腐败与理想的故事》，近日推出简体中文版。作者奇坦巴哈特凭借此书创下印度出版史上的销售奇迹：3个月内狂销80万册。《纽约时报》称其是“印度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英文小说家”。

“在一生中，我有三次青春：诗歌，爱情，革命；在一生中，我有三次衰老：虚伪，麻木，平庸。”印在红色封面上的宣传语，让《革命2020》一目了然地与青春和理想相联。在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奇坦巴哈特多次提及他作为印度青年领袖的职责。而在这本被他定位为“写给青年人”的小说里，他又一次向现实开枪—矛头对准的是印度社会中的社会权力与腐败体制。

“我是90%的作家加10%的改革家”

印度金融男“不务正业”

关注社会热点、描写社会现实是巴哈特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成为他受印度青年追捧的主要原因。“我的小说是大多数戏剧，却往往带着黑暗的社会现实。” 巴哈特总结，“因为黑暗的现实能让故事深刻且令人难忘，而纯粹的戏剧会因流于表面而显得轻浮。”

探讨巴哈特的成功，不得不提及他在印度理工学院的教育背景以及让其声名鹊起的处女作《三个傻瓜》。

生于1974年的巴哈特出生于新德里一户旁遮普人家庭，父亲在军队效力，收入微薄，家境并不宽裕。通过努力，他于1991年进入印度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印度理工学院（IIT）就读。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又进入印度顶尖的管理学院—印度管理学院（IIM），以MBA学位毕业。这段经历成为他此后多部小说的素材。

学有所成后，巴哈特成为高盛的投资银行家，长驻香港达十余年。其间，他利用各种零碎时间创作。在当时香港金融区某个不被人关注的角落，这个来自印度的小伙子，“面庞饱满，戴着无框眼镜”，沉浸在自己的兴趣世界里—显得多少有些“不务正业”—他在干一件跟这个繁华的城市似乎不太相干的事情：写小说。

“我那时候不仅在工作之余写作，就连在上班时间甚至在两场报告之间的空隙里，都能让故事从键盘中流出。写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不会给我造成任何压力。”巴哈特说

但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让处女作《三个傻瓜》获得出版机会。“很多人现在看到我的成功，几乎每一本书都能成为畅销书，但当时出版也非常艰难，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读者群对我小说的忠诚。” 在第一部小说《三个傻瓜》里，巴哈特就以幽默的笔触向填鸭式的教育制度“开炮”。

巴哈特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将《三个傻瓜》制作成电影也是他努力尝试的结果。“我将这本小说寄给了许多宝莱坞的电影制作者，很幸运有人能对此感兴趣。毕竟最开始我什么也不是。”

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曾评价《三个傻瓜》：“他的作品已经深深触动了年轻人的心弦—这很显然—书中的看点与其说是政治内涵，不如说是写作功力；与其说是开出的处方，不如说是犀利的剖析。”

《三个傻瓜》出版后，巴哈特又陆续出版《呼叫中心的一夜》、《生命中的三个错误》、《高潮》等，几乎每一部小说的面世都能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小说，并悉数被改编成宝莱坞电影。2009年，巴哈特辞去工作，定居孟买，成为一名专职作家。

“我觉得印度的中产阶级生活或者说印度的生活方式，是我创作的源泉。”巴哈特解释，“印度人的价值观如今是一种混合体了，我们关心他人、有爱心，充满野心和骄傲，与此同时我们也存在偏见，抓着过去的某些生活方式不放，并且愤世嫉俗。新的一代正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会催生出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会因此观察到很多东西。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观察所得都能成为小说，只能说让我反复品味的想法首先会激发我的创作。”

2010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奇坦巴哈特以其在印度青年中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名列其中。《时代》周刊这样阐述巴哈特的入选理由：“在表达个人的情感思想或具有独特性的见解方面，许多作家都取得了成功。奇坦巴哈特的书，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超出群伦。”

革命“仅是一种希望，而非必然”

“我常常会在小说中、面向青年的演讲中，谈及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年轻人在制度下遭受的挫败，但这一次我想在《革命2020》讲述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根源，这是这个故事写作的意义。” 巴哈特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革命2020》的故事从两个青年参加印度高考开始：戈帕尔和拉格夫是最好的朋友，一场残酷的高考却让他们渐行渐远—戈帕尔不得不去几百里地之外的辅导中心复读，拉格夫则开始了他激情飞扬的大学生涯。戈帕尔正在煎熬自己的复读生涯时，晴天霹雳传来：自己心仪了八年的女神阿提，竟然成了拉格夫的女朋友。

噩运并未就此终结，戈帕尔高考再次失利，父亲也因为他的失败病死家中，只留下一块有争议的土地和一大笔高利贷。走投无路的戈帕尔，偶然认识了立法议会议员舒克拉—一个臭名昭著却又大权在握的贪官。他许诺可以给戈帕尔一个机会，帮助他建立一所大学，让他成为印度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而戈帕尔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盖住自己的良知，将自己融入腐败、黑暗的教育体系当中。

有趣的是，学工程学的拉格夫—虽然这让大多数印度学子羡慕，但他却不安于只做一个安逸的工程师，他怀抱新闻报国、再造社会的理想。他一早知道舒克拉是个蠹虫，只是因位高权重，没有人能触动。年轻的拉格夫初生牛犊不怕虎，决定以一己之力将舒克拉送入囹圄。故事的结局，是拉格夫放弃工程师工作、成为新闻记者，并以“调查报道”的形式扳倒了位高权重的立法议会议员舒克拉，最终参选区长，走向权力的中心。

“所谓革命2020，瞄准了若干年后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这对僵死制度与没落道义的宣战，给人们铺开了一幅明晃晃的蓝图—在那个即将降临的2020年，老一套的腐败体系坍塌粉碎，开明的年轻一代执掌权力，人民在清澈透明的体制中得以呼吸一口自由的新鲜空气。”有读者这样诠释“革命2020”。其视角虽然振奋人心，但巴哈特却认为过于简单。

“曾经有读者问过我，拉格夫在参选区长后会怎样？他曾经的理想与正义感，会不会在他掌握权力、成为体制内一员后改变？” 巴哈特解释，“我觉得这恰恰是我设计这个结局的意义。代表正义的新闻记者拉格夫扳倒了位高权重的立法议会议员，带着正义走向权力。这看上去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结局，但同时显然也很伤感。因为这仅仅是一种希望，而非必然。这就是我对革命的看法。”

作品质量饱受印度文学界非议

作为印度眼下最畅销的小说家，奇坦巴哈特的作品却在印度文学界中饱受非议。

“我当然知道我的作品在印度的文学界评价并不高，甚至有人会说我小说的影响力主要是在电影市场而不是文学上。感情上，我当然会被这种说法刺伤，因为写作于我而言意义非凡，我深爱这项工作。”巴哈特向时代周报记者吐露真情，“当然，如果这是读者的真实反馈，我会认真对待并虚心接受批评。但是有时候，文学界会把我的作品拿来与印度大师级的作品作比较，并因此得出巴哈特的小说如何如何差劲的说法，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说巴哈特的小说不像托尔斯泰，就好比说某个小公司因为不像谷歌，所以那个公司就是个烂公司一样。”

巴哈特说，他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作家，“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不认为我有同行”。他坚持用最具有“阅读快感”的方式将故事讲述给读者，所以他的小说节奏明快、人物结构简单、情节清晰、语言风格幽默犀利，极富感染力和可读性。在专栏中，他的语言风格则变得犀利、切中时弊。

这牵扯到巴哈特除作家之外的其他身份：他还是一位锐利的评论家和演讲家。在《卫报》《印度时报》等印度几家英语和印地语主流报纸上，巴哈特均开有专栏，就印度年轻人关心的问题如教育、腐败、民主等，针砭疾呼。巴哈特在专栏中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已得到政府当局的回应，并在印度国家议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获得讨论。

除此之外，四处演讲也占据了巴哈特的部分时间。“我每年在各地大约要做50场演讲。基本控制在每个月4次，并且往往会将演讲安排在同一个行程中的多个地方。我的专栏是两周完成一个，如果要每周都写专栏恐怕就会忙不过来。如果我开始写小说，那么一般会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和读者互动—有时候我的粉丝对这一点会不太高兴，但最终还是能够理解。而且我现在也要开始放缓我出书的步伐。”巴哈特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

“我的身上，90%是作家，10%是改革家。” 采访最后，被定义为作家兼社会活动家的巴哈特如此概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