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唐山大地震发生后,８月的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医院办公室里闲谈，突然感到门窗晃动起来，有人惊喊：“地震了！”于是大家纷纷跑到院子里。很快晃动停止。不久从广播里得知，四川松潘、平武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损失情况不详。晚上１１点多钟，就看到许多大客车从新南门省汽车公司开出，沿红星中路朝北开，据说是支援平武灾区的。 　

 地震发生后，我父亲自然想到了那位松潘的林业工人，按照当初在派出所留下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去问候，了解地震的情况。信发出后十天半月无消息，１月后也无回音，父亲想到眼下到处乱糟糟的，信可能未收到，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９月底的一天，父亲下班后又来看母亲，他坐下就讲：“怪不怪，昨晚我正在洗脚，听到门口有人喊朱伯伯有人找，原来是松潘林业局的那个工人找到我们家来了，还送了我一个大菜板。”原来，那位林业工人收到我父亲的信后，一夜都未睡好，想不到此时还有人惦记着他。这次回老家路过成都，是专门来看我父亲的。父亲感叹道：“也难为他那么远提那么重一个菜板，到处问，都晚上10点钟了才找到我们家。” 听完父亲的叙述，我们都沉默了，没想到一封普通的问候信会在那位工人的心里上激起这么大的波澜。我母亲讲：“这好了，冤家成朋友了！”

我母亲抗战前即从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南师附小教书，与后来知名的女教育家斯霞老师是同事，“文革”中我们躲避武斗到南京，她还来看我母亲，二人叙旧半天，彼此安慰。母亲是个很有修养的女性，对我们的教育是言传身教。1949年后在多家小学代课，总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转正，1958年后，即在家帮人带小孩，做手工以贴补家用，十分辛苦。由于她有文化，为人又热心、真诚，很受院邻尊重，有什么事都找“朱妈妈”，被推选为居委会委员。

也记得，我们家对面一间原公用的厨房，1960年饥荒年搬进来一家房管所的职工，女主人是房管所的普工，5个小孩，年龄都小，爱人在外地，生活十分艰难，申请困难补助，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都找我母亲帮忙，我母亲替他们写各种申请书，甚至家信。

1961年饥荒最重的时候，有一天，我母亲发现这家人最小的叫小苏妹的女孩，气息微弱，靠在门槛上，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可怜无助的样子，我母亲立即去看她，问她中午吃的什么，才知道是吃的牛皮菜，我母亲判断可能是牛皮菜中毒，马上跑到派出所找到管段的唐户籍，请他找到房管所，通知小孩的母亲回来，近1个小时后，小苏妹的母亲急匆匆地赶回来，抱上小苏妹到附近医院就医，一会儿母女俩就回来，小苏妹的母亲连向我母亲道谢：“医生讲，晚来了，人就没救了，是牛皮菜中毒，推了一针蓝墨水样的特效药，人就好转过来了。”我后来学医了才知道这叫“氰化物中毒”，因食牛皮菜过多所致，特效药就是呈蓝色。

从这以后，母亲也从不提及此事，认为助人解困是天经地义的事，她常对我们讲：“你外公常说，别人来求助你，你宁说三声｀有＇，不说一声｀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