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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革思维（微信发言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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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微信发言
学会区分个例与统计是走向科学思维的第一步。科学思维与文革思维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量化分析的思维、理性的思维。清朝在外力打击下当然也做了一些改革，但只举一两个具体事例可能没有实际意义，你得有统计数据，证明其对国家实力的影响。比如说，清朝可能建立了中国第一座钢厂，（说钢铁厂属于语言不准确，清朝铁产量低于明朝），但产量极低，作用甚微；同样，清朝可能办了一所新学堂，但如果文盲率还是90%，这个个例就不能说明满清的进步；类似的，清朝可能办了一所西式医院，但如果人均寿命还是30多，其历史意义也可以忽略。
从质的分析，清朝、民国虽然引进了一些东西，但没有掌握相关技术，也就无法复制、扩展，只能作为外来产品的客户。The People's Republic 跟民国、满清的区别在于它基本实现了独立自主，掌握了相关的知识产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扩展战略物品的产能。在衡量各项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上，如人均寿命、识字率、科技、教育、工业化规模，PRC的成就显著。
拒绝文革思维，提倡理性，是北大校友们应该推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人，往往被文革所异化，而成为文革思维的载体。有些人甚至到了已经无法反省自身文革思维甚至文革暴徒思维的程度，这种类型的人可谓病入膏肓，也就无可药救了。
文革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区别在情感上也很明显。前者往往被强烈的仇恨驱使，是一种原始的、荷尔蒙所驱动的生理反应。后者则寻求客观与公正。
在不对相关数据核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定PRC在1979年之后经济的增长率高于之前的增长率---这定性结论不存在争议。但专家的结论是 【"China's relative advantage over India, is a product of its pre-reform [pre-1979] groundwork rather than its post-reform redirection."】换言之，中国的优势是基于1979年前打下的基础。一个企业可能前5年都亏损，后来终于成长起来了，你不能否定之前5年打下的基础。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1979年之前，中国进行了多场高强度的防卫性战争，中国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开发战略武器与战略科技，包括热核武器、人造卫星、战略导弹、核潜艇、飞机、坦克、大炮等等。这些耗费资源巨大，而对GDP的贡献很小。但对后来的发展却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提供了基础性的动量。（1）没有这些东西，邓小平根本没有与美国人平起平坐的资格，因为西方社会的传统观点是中国人不是人，而是接近动物，没有文明国家会与自认为劣等的人种平等交往；（2）这些前期投资节省了大量的后期战略投资，也使中国后来大量军转民成为可能。
把生产力发展单纯归结于内部生产关系的改善是不科学的。中国改革后的发展是基于西方资本的引进。而外资能够被引进，是基于之前中国所获得的国际地位、信誉与营造的国际环境。中国在1976年之前，就已经完成利用美苏冷战，用中国牌实现与西方经济互利的战略部署。之后的发展不过顺理成章而已。而中国牌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之前奠定的战略实力。印度牌为什么效果小，也是因为它没有相关的战略实力。
北大同学如果不能根据数据进行客观、独立、全面的分析，而是预设立场、拘于政治教条试图将历史讨论转化为政治扣帽，以帽子代替分析，那是很可悲的文革思维。
（1）per capita GDP 的多少不是决定是否被欺负的因素，有钱无力反而是被欺负的对象，欺负人的不一定需要高的per capita GDP；（2）1979年之后的发展是在之前的基础上，这是专家结论，因此不能把1979年之后的新增增长单纯归结于之后的政策改变，而必须考虑1979年后的增长是否是之前的基础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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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
- 回复 稻草
- 邓小平就做了一些鞋子帽子衣服，但这些是毛泽东解决了国防与重工业及基础轻工业后，继下来要做的。除了鞋子帽子衣服的山寨外，邓小平屁事都没干了，科技增长是倒退，道德思想体系是倒退，政治体系是倒退。
- 回复 稻草
- 美国共同诉讼制度与中国大众政治文明
“无知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这是马克思在和一些社会主义者辩论时说的一句话。许多本不应该发生的争论就是由于无知造成的。比如我们一提到美国共同诉讼制度，就有人指责我们歌颂美国。
其实这些人如果稍微了解一下美国共同诉讼制度的内容，并且稍微知道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原则，就会发现，美国共同诉讼制度的核心原则，完全来自于中国，有些来自于中国古代法律，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国文革的探索。比如有的罪推定原则、公民陪审团、惩罚性赔偿等等，都是新中国成熟的司法探索。
第一，有罪推定原则来源于中国文革。有罪推定原则，也叫举证责任倒置，是共同诉讼制度最首要的原则，也是大众政治文明在司法领域的首要原则。有罪推定原则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对而言的，有罪推定原则要求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自证清白，只要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即是有罪，中国文革流行的就是这个原则;而无罪推定原则恰好相反，是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只要拿不出证据证明报告有罪，被告就是清白的。
无罪推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由西方国家波及整个世界，成为全世界流行的法律原则。后来随着美国虚拟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发现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永远抓不住庄家的证据，如果继续实行无罪推定原则，等于是在保护和鼓励犯罪，所以在证券市场上美国率先开始实行有罪推定原则，也就是由那些金融大鳄和庞大金融机构组成的庄家自己拿出没有违规的证据，用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拿不出证明自己清白的充足证据，即是有罪，就要赔偿原告的所有损失。有罪推定原则实行以后，严厉打击了庄家肆意横行的违规行为，有效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其它领域也开始逐步引进这个法律原则，从而使有罪推定正在取代无罪推定成为虚拟经济时代的司法原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开始逐步引进这个原则。
虽然有罪推定原则是由美国证券市场开始实行的，但是这个原则却是来源于中国，来源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实行的就是有罪推定原则，老百姓给官员写大字报提出质疑，官员就必须拿出证据自证清白，否则就要接受群众的批判教育。这也是中国官僚富豪提起文化大革命就恨得咬牙切齿的根本原因。
第二，公民陪审团制度同样来源于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西方国家被告的有罪无罪，不是由法官决定的，而是由陪审团决定的。陪审团制度历史悠久，最初是贵族陪审团，后来是专家陪审团，如同当今中国一样，目前则开始实行公民陪审团制度。如果说贵族陪审团属于封建阶级统治，专家陪审团属于资产阶级统治，那么公民陪审团则属于大众政治文明。
所谓公民陪审团是指法院按照公民身份证号码抽签产生陪审团成员，由于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根本不懂法律，只能按照世俗道德进行判决，这就保证了道德和法律的一致性，避免了当今中国所谓“法律不讲道德”的兽性化发展;同时由于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都是老百姓，自然是站在老百姓立场上来进行判决，这又在客观上保证了司法过程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这就使法律的性质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由贵族陪审团的封建阶级法律，到专家陪审团的资产阶级法律，逐步过度到了大众司法原则。而这种公民陪审团制度，就其本质和原则来讲，完全是来自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第三，惩罚性赔偿制度更是来源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独有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不同处理方法。在共同诉讼制度产生之前法律赔偿最大的弊端，就是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富人穷人，好人坏人，都是承担相同的赔偿数额。由于相同的赔偿数额对于富人和穷人的影响完全不同，从而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变成了对富人的特殊法律保护。道理很简单，赔偿10万元对于比尔盖茨和一个清洁工来讲，后果截然不同。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赔偿原则，越来越难以有效约束富人，并且也越来越违背公平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吸收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设立了惩罚性赔偿和事故性赔偿两种赔偿方式。事故性赔偿是指根据实际损失进行赔偿，损失多少赔偿多少;惩罚性赔偿则是在针对道德品质的严厉处罚，是对财大气粗的故意违规者的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通常是以赔到破产为原则，对于巨型跨国公司，则实行案例法，由法官手扶圣经发誓，确定一个天文数字的赔偿数额，以后所有类似案件统统按照此案例执行。1998年通用汽车案，美国加州法院就启动惩罚性赔偿制度，判决通用汽车公司赔偿受害者43亿美元。
惩罚性赔偿可以说是典型的穷人法律，对于财大气粗的富人具有毁灭性打击，所以在美国如同在毛泽东时代一样，无论富豪还是官僚，很少有人会象当今中国富豪官僚那样，经常挑着大拇指对老百姓吼叫：“不服气就去法院告，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老子奉陪到底”。当今中国之所以到处都是这种镜头，就是没有惩罚性赔偿的结果，在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号下，老百姓维权成本极高，而官僚富豪的侵权成本极低，从而造成了老百姓或者冤死不告状，或者直接拼老命，根本没有第三种选择。
以上三种原则只是共同诉讼制度的核心原则，共同诉讼制度的内容还有很多，这些内容的共同特点，就是开始否定资产阶级革命所创造的单纯维护资本统治的法律，开始向大众政治时代过渡，而目前这种过渡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毛主席晚年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探索。
谈到这个问题，最让中国人扼腕叹息的是，文革结束后，美国一方面利用中国右派的阶级仇恨，借全面否定文革之机，诱导中国放弃了大众政治和大众民主的成功探索，对那个伟大时代竭尽全力妖魔化;而另一方面美国有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吸收了文革探索的政治精华，把中国文革流行的原则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变成了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在政治文明上占据了世界的道义制高点，把美国变成了全世界道义上的延安，美国也由此登上了世界人权教主的宝座，甚至把部分文革成果变成了美国的普世价值。而中国由于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政治文明方面被牢牢钉死在了道德洼地上，成为了全世界人权法庭上的经常性被告。
我们经常讲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杜十娘，不仅是指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创造的财富落入汉奸买办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手，同时也是指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国创造的政治文明，把美国推上了政治文明的制高点，而自己却成了政治文明的法庭被告，天天用所谓“国情”“特色”等托词，捉襟见肘地为自己的被告地位进行辩护。可以说，中美之间在政治文明上的历史颠倒，是前后30年中美关系一百八十度大颠倒的最根本原因。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中国GDP就算是超过美国，甚至超过美国一倍两倍，也难以改变被美国所支配所肢解的悲剧命运。大国决战最终胜出的是文化，是理念，是政治文明，而不是GDP和先进武器。
然而，当今中国可悲的地方就在于，文革本来是中国的文革，文革本来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是在中国却遭到了全面否定，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文革之花在美国结出了大众政治文明之果。更加可悲的地方还在于，在时隔近四十年之后，在文革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的今天，中国不仅不为此感到痛惜和悔恨，甚至仍然在信誓旦旦地要全面否定，不仅要全面否定，还要把对文革态度作为划分敌对分子的首要标准，人民网副总编刚刚宣布，人民网为有关部门编造了一个350人监控名单，列入名单的首要标准就是对文革的态度。
最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不仅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和控制媒体领域的汉奸右派对文革在竭力妖魔化，包括许许多多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也在否定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否定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的这个伟大贡献。虽然这是无知造成的误解。但是这个误解十分致命，足以毁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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