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北大微信群的讨论中,个别同学极力赞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同时极力贬损毛泽东,这是一种相对原始简单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完全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国际环境基础之上。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毛泽东建立了与世界超强的相对平等的关系。没有毛泽东建立这种与世界超强的相对平等、没有毛泽东开创中美之间的合作,邓小平根本没有资格跟美国人平起平坐。
西方自工业革命开始(甚至更早)就以世界先进文明自居,而把东方视为落后、不开化、野蛮。确实,从那时开始,西方在科技、艺术、学识方面一直领先,并且一直在高速创新,而中国则在走下坡路,甚至退化到无法读懂祖先的科技、数学著作。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状况。
1949年6月,毛泽东痛切地写道,【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提到与美英的关系,毛泽东重温了孙中山得出的教训,【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 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毛泽东认识到【“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等中国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能力,与西方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就有生意可做了】。平等是关键。否则,新中国不过再次沦为西方资本的游戏场、不断被西方公开侵犯或者潜规则,命运不会比印度强多少。
因此中国首先必须解决的是民族地位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基因行不行的问题。在朝鲜战争之前,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基本不算人。当时的加州宪法明确将 CHINESE 排除在人权之外。【西方对朝鲜人与中国人的对待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朝鲜人中国人不是像西方人一样的人,而是接近畜生。。。】("Western treatment of the Koreans and the Chinese was dictated by a deeply rooted conviction that they were not people like themselves, but near-animals..."( Hastings p307))。但朝鲜战争初步改变了西方的这种错误观念,当联合国军在中国军攻击下全线崩溃,世界惊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数年,毛泽东就开始寻求与美国恢复关系。1959年,毛泽东表示最希望去密西西比河游泳。中国政府多次发出信号,但美国都毫无例外的予以了忽略。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大国俱乐部会员的实力,联合国其余四国都是核武大国,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还在台湾国民党政权手上,后者不过是美国的附庸。
但随后中国的工业与科技发展令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在战略领域的各种突破,一次次震撼了美国。即使到今天,中国也是全球掌握某些关键技术的唯一的非白人。中国在战略科技上的成就毫无例外的出自毛泽东时代。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最坚强的反共斗士尼克松意识到,从美国的安全角度考虑,必须与中国修复关系。
有兴趣的可以读读尼克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的论文。尼克松的分析否定了通过抢先打击(preemptive strike)而遏止中国的方案,他正确判断中国的强大已经不可阻挡,在50年后中国总体实力将超过美国,中美合作才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当毛泽东亲自否决中国外交部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建议,明确指令邀请美国人来华的信号发出之后,美国政府也做出了对等的反应。尼克松亲自到北京,紧紧握住了毛泽东的手。这是1972年。七年之后,当邓小平访美,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副总理的身份握住卡特总统的手时,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1973年底,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栽培下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明显放在接班人位置。1976年4月,邓小平虽然被再次打倒,但毛泽东托付对邓小平加以保护。以毛泽东的智慧与谋略,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邓小平继续中国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在对比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时发现:虽然印度令某些人羡慕地被"西方先进文明殖民"了300年,很多方面起点比中国高, 独立后当之无愧地成为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并且获得了美苏的各种援助,但到1970年代,印度已经在各方面大大落后于中国,印度工业、科技、教育水平落后不说,光是人均寿命,中国达到了68岁,而印度只有52岁。Amartya Sen结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 注)
中国由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走向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之后,经济潜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国家实力进一步高速增长,这是不可否认的。但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问题也形成了国家民族的隐忧。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金钱、利润、享乐,是中国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注:"China's relative advantage over India," argues Harvard economist Amartya Sen, a native of India's West Bengal, "is a product of its pre-reform [pre-1979] groundwork rather than its post-reform redirection." https://articles.latimes.com/1997/aug/10/news/mn-212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