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欧阳泰  译者：张孝铎

1794年，乾隆皇帝准备举行登基六十年庆典。六十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在中国的纪年法中，六十年为一甲子，是一个完整的轮回；他也是一位备受尊崇的统治者，领导这个国家迈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臣子奏请大办新春盛典：摆筵席，放烟火，办诗会，唱大戏。王公大臣将来颂贺；价值连城的礼物将进献至全世界最辉煌的宫殿和最宏伟的园林；满洲贵族、蒙古王公、回部首领、西藏喇嘛，以及朝鲜燕行使等也将远道而来。皇帝享受这普天同庆之乐。他自视为天下之君，他的朝廷便是当今世上各民族、各宗教、各色人等的中心。

尽管坚称不想铺张，但他觉得庆典还是要办。因此，听闻西洋国家荷兰希望遣使来贺，他龙心大悦。对当时的清朝人来说，欧洲人是世上最奇异的番族：卷曲的头发，形似内衣的紧身裤，还有怪异的举止。使团的正使、学者德胜（Isaac Titsingh）和副使、精明的商人范罢览（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致信请求觐见。皇帝给了他们肯定的答复：“自应准其来京瞻觐，遂其向慕之忱。

乾隆皇帝由此开启了前现代史上东西方关系中最有趣的插曲之一。1795年访华的荷兰使团鲜为人知，却是最后一个按照传统中国朝廷觐见礼仪受到接待的欧洲外交使团。直到1839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清廷被迫签署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之时，中国才再次迎接同等级别的外交使团。

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荷兰使团仿佛已被人遗忘。任何语言中都找不到篇幅足以成书的研究，关于它的文章也屈指可数。教科书中见不到它，甚至一些清史研究者似乎都对它闻所未闻。我攻读中国明清史学出身，也是荷兰史专家，就荷兰在东亚的外交活动写过专门的文章，但直到我开始为写作本书做研究，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当我发现这个使团在当时何等不同凡响，又是如何在荷兰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和朝鲜语资料中留下宝贵的记载时，可想而知，我有多么惊讶。我开始探索这些丰富的记录，发现这个戏剧性的故事里充满了性格鲜明的人物、曲折惊险的航行和人与人的钩心斗角，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迷人的背景之下：在中国，起义即将爆发；在欧洲，法国军队正向阿姆斯特丹进军。我当下意识到，这段故事将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叙事史。

但这本书要讲的不只是一个精彩的故事。1795年的荷兰使团为看待18世纪的中国和中西方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果决地突破“文化冲突”叙事，这种叙事至今仍渗透在我们对中国和西方的理解之中。这是因为，与当时的其他使团相比，荷兰使团是成功的。乾隆皇帝龙颜大悦，施与它的恩惠和权利是其他欧洲使节都不曾享有的。正使德胜和他的上司都感到他们取得了胜利，特别是与两年前访华的英国使者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遭遇相比。

荷兰使团有多么默默无闻，马戛尔尼勋爵的访华使团就有多么家喻户晓——它此行的结果却与前者大相径庭。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正是历史学家将中西方外交史视为文化冲突的原因之一。

马戛尔尼于1793年抵达中国，携带着昂贵的礼物，率领着一众画家、科学家和音乐家，更怀揣着一系列大胆的提议。他以为这些提议有助于英国与中国建立起互利关系：两个大国强强联手。然而，皇帝和他的朝廷不信任马戛尔尼：此人不但拒行跪拜之礼，还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妄有渎请）。他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英国人侵略、好斗的名声在外，在西洋一带发动攻击、四处劫掠，很可能已经逼近清朝的陆上边界。因此，他们决定尽早打发他，让他越快离开中国越好。勋爵返回英国，除了转呈乾隆致英王的几封盛气凌人的回信，几乎一无所获。

虽然马戛尔尼表面若无其事，但他和使团成员都感到受了羞辱。欧洲的批评令他们如芒在背，他们于是越发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清廷，称清廷自大、顽固、对英国的厉害视而不见。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英国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呼应；在后续的外交努力失败后，许多英国人开始认为，必须通过展示实力来反制中国的傲慢无礼。他们讲述关于中国如何冥顽不灵的故事，马戛尔尼使团成了必讲的一部分：因为中国不允许英国在国家间天然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外交，所以使用武力就是顺理成章的。

对中国的这种负面看法不仅影响了英国的公众和决策者，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促使他们将中西方交流的历史看作一场文化的冲突。根据这种观点，中国的“天下秩序”或者说“朝贡体系”与西方独立国家之间的外交制度是无法相容的。故事演进下去，结局就是冲突。因无法与中国在平等基础上互动而倍感受挫的欧洲人断言，必须把中国纳入西方国际体系，且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在他们眼中，西方国际体系才是国家间互动的自然模式。这样的相互关系导致中欧之间在19世纪爆发激烈的冲突：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等等。中西方学者都提出，清朝的僵化是19 世纪中国动乱杀戮频仍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种提法，并指出清朝统治者比人们此前以为的更务实，思维也更国际化；他们与西洋人的关系遵循现实政治；西方的外交也远非人们普遍形容的那样“现代”，那样遵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是深受欧洲以外外交实践的影响。

然而，文化冲突论在教科书和学术作品中仍根深蒂固，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与中国的相遇终归是一场冲突，英国人的所历所感在关于中欧关系的文献中占据着压倒性的篇幅。学者对英国之外的欧洲在华外交活动，特别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出使失败同期的这类活动，关注甚少。

1795年访华的荷兰使团是这一时期与英国外交对比最鲜明的反例之一，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西方关系的理解；然而，他们此行不只遭到忽视，更遭到了误解。探讨此事的作者往往将其描述为一场失败，甚至比马戛尔尼使团还要丢脸。比如，他们说它是“灾难性的”；称荷兰人遭到“冷漠、轻蔑和傲慢的对待”，被“当成了怪物”；还说使团成员“在鞭子的威胁下”被迫一次又一次匍匐跪拜，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拖行和鞭打”。

这一切，正如一位荷兰历史学家所说，都是“无稽之谈”。多方资料显示，荷兰人毫无疑问受到了热情款待。大使德胜自认为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上司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明确指出德胜圆满地完成了指派的任务。使团确实没有宏伟的目标，也没有达成任何条约或协定：其主要目的就是来祝贺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年，从而加强荷兰与清朝之间的友好关系。但诡异的是，众多学者坚持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难堪的失败，而事实显然不是。

那么，荷兰使团为什么被抹黑了？主要原因在于，它不符合文化冲突的叙事模式。这种负面的描述始于为乔治·马戛尔尼总管贡物的吧龙（John Barrow）。吧龙在其畅销书《中国行记》（Travels in China）中，花费16页的篇幅攻击荷兰使团。他的主要观点是，尽管荷兰人在被要求叩头行礼时悉数照做，但顺从没有用处，他们还是被一心要凌驾于欧洲人之上的中国宫廷故意羞辱了。他认为，荷兰人的顺从实际上只会助长中国人的傲慢。“低声下气，”他写道，“乖乖服从于这个自大的朝廷提出的有辱尊严之要求，只会令它更加自负，强化其自以为至高无上的荒唐念头。”马戛尔尼或许未能实现他的目标，但至少他坚定的态度迫使中国人意识到英国人比他们优越——哪怕他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这一点。

吧龙对荷兰使团的解读被广泛接受，现代学者也不断重复这一论调。比如，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作品中，流传最广的一部就曾提到：“英国与荷兰的使团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前者保存了尊严，后者颜面尽失。

吧龙无法接触到现代学者所见的资料，我们也不能期望每个人都有能力阅读中文或荷兰语文献；然而，有能力这样做从而知晓荷兰使团受到亲切接见的学者们，却依然认为这是一次失败，这着实令人惊讶。他们将荷兰人描绘成受害者，认为荷兰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这场以中国为中心的把戏里扮演着“贡使”的角色。他们还提出，荷兰人本该拒绝叩头而坚决要求平等，从而帮助教化中国人不要再自视高人一等。

但荷兰大使很清楚他在清廷的角色，也理解东亚外交的理念和做法。德胜是研究日本的学者，曾两度率团前往江户，在幕府将军面前叩头。他明白东亚的外交不在于提要求或谈“生意”，更注重的是相互关系中的礼法规矩。

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同胞并没有什么不同。荷兰人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东亚世界，并且通常都是按照这里的规矩行事。之前，情况并非如此。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才成立不久，就直闯中国海，炮火齐发，要求贸易特权。当公司的领导者不能遂其所愿，便兵戎相向。明朝官兵反击，在中国海岸及周边的多场交战中力克该公司。得到教训的荷兰人懂得了恭顺，也得到了中国贸易的回报，中国货物流向了他们在亚洲的前哨。明朝被清朝取代之后，荷兰人又派出了第一个被清廷接见的西方使团，荷兰使者没有反对叩头行礼。1700年之前，又有两个荷兰使团受到朝廷接见，每个使团都按照标准的礼节行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同中国的贸易中大发其财。

当公司在日本与强大的德川幕府相遇时，荷兰人也顺服了。公司起初曾在日本做出咄咄逼人的举动，之后同样被迫接受了扮演一个温顺的角色，每年派出使团，如同日本各地的藩主一样到幕府叩头。就像在中国一样，良好的行为得到了报偿。荷兰人是唯一获准在日本从事贸易的西方人，而日本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

与此同时，荷兰人在其殖民地首府巴达维亚（即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也设立了自己的亚洲“朝廷”（吧城荷印当局）。他们接待来自亚洲各地乃至非洲的代表，采纳东南亚和东亚外交场上的仪注和做派，比如华盖和大象仪仗队。正如历史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所指出的：“巴达维亚政府在亚洲的统治者中间取得了一席之地，学会了遵守当时亚洲通行的外交礼仪和规则。荷兰殖民者也确实迫于需要发明了‘东方式’礼仪，从而符合既有的外交互动规则。”

就这样，荷兰人逐渐理解并基本上接受了包乐史所说的“东方式外交”（Oriental Diplomacy）。他们领悟到，东亚的国际关系由截然不同的典型思想支配着：关系有明确的尊卑之分；遣使多是为了庆贺而非谈判；互动交往通常以礼仪为依归，其中很多礼仪都以中国古代传统为基础。

受权刊发，选自《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及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美]欧阳泰 著，张孝铎 译，中信出版社 | 新思文化 2025年9月。

荷兰不是唯一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非威斯特伐利亚外交体系的国家。新外交史学（New Diplomatic History）的研究者已经指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外交远比人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更具临时性、更缺乏系统性，欧洲人经常参与多种类型的外交实践，甚至连英国人都掌握了基本的东亚外交礼节。

总之，德胜和随行者接受了清朝的礼仪；并且事实证明，他们既娴于宫廷的交流方式，也精于记录见闻。他们详细的叙述与其他丰富的材料相结合，提供了看待18世纪中国的独特视角。事实上，这些资料如此生动，令我在写作时感到身临其境。因此，我采用了微观史的叙事方法。一般来说，微观史（Microhistory）通常聚焦于历史记载中常被忽略的小事件或“小人物”。本书的主要人物是拥有财富和特权的人——洋人、汉人、满人，使团可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小插曲；但是，我被大故事中小小的人性戏剧迷住了：恐惧、忧虑、沮丧、幽默，还有狭隘的龃龉。也许，在中西方关系史上，当使团中的年轻成员在北京北海滑冰时，他们喜欢欧式冰鞋胜过满人的冰鞋这件事无关紧要；他们通过没有护栏的桥梁时战战兢兢也不足为奇；但是，这些微小的细节描绘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帮助我们去想象在18世纪的中国生活和旅行的情景。

我在写作时使用了现在时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临场感和亲密感，奇怪的是，它也带来了一种距离感。过去时态显得更有权威性：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时态则更明显地体现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如何从史料中像变戏法似的捧出一个过去的世界。不过，我并没有让想象力驾驭现实，而是努力为每个细节提供证明和出处。戏法的机关就在于让材料来占据我的想象力，从中找出可以让场景活起来的细节，而现在时态似乎更容易实现这一点。

任何一个好故事的核心都是迷人的角色。我的导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曾说，最有趣的人物就是那些痴迷于某种事物的人。这本书里就充满这样的人物。

使团的正使德胜痴迷于日本。他收藏真人大小的日本人偶，就算只是凝视平户岛的地图也能让他纾解心中的郁闷。他能读日语，也会写；和访华的其他西方使节不同，他以前还学过汉语。使华之后，他余生都在撰写细说日本的著作，并且亲自写了法语、荷兰语和英语版；但他太执着于把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以致作品直到他死后才得以部分出版。德胜自己也成了别人痴迷的对象，特别是荷兰学者弗兰克·勒坎（Frank Lequin）。勒坎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追踪这位荷兰正使的每封来往信件、每张便条和只言片语。勒坎甚至还清扫了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里已久无人打理的德胜墓，为它拂去表面的泥土和树根。

副使范罢览同样有他痴迷的东西，只不过在他这里，钟情的对象是中国。作为一个自诩天才、作风浮夸并通过可疑的方式获得巨额财富的人，他为收藏巨量的中国艺术品和工艺品而落得倾家荡产，还将这些藏品放置在他名为“静居中国”的豪宅中展示。

使团的翻译小德经（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痴迷于地位，一直因为没受到厚待而恼火。他甚至拒绝自称为译员，认为翻译一职有损他的尊严，尽管这就是他的正式职务。对历史学家来说，他可是一个好伙伴：他的观察敏锐、尖刻、有趣。

清朝一边，最重要的人物是乾隆皇帝，没有他，这个使团就不会存在。与小德经一样，他沉迷于自己的身份，也是一个好伙伴。他挑剔而自负，博学又多思，酷爱诗歌，是一个和善慷慨的东道主——至少对荷兰人是这样的。

在他的朝廷里，其他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他的心腹、足部痛风的大臣和珅。和珅贪赃枉法（后获罪被赐自尽），但也聪敏过人，颇具魅力。他亲切地接待来访使臣，安排他们参观其他欧洲代表从未得见的地方。在遥远的南方，爱唠叨的两广总督觉罗长麟（后文简称“长麟”）正是为了迎合皇帝庆祝登基六十周年的愿望，才策划了这一系列活动。他也很友好，帮助修缮表文并采购合适的礼品。

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主导了这个故事，正如他们掌控着当时的社会。但是，相关记载和资料也为我们讲述了很多其他人的事情：运送沉重贡品的脚夫，举着火把帮忙、在竹林深处窥探或坐在水牛背上看热闹的农民，坐在大车上投来好奇目光的优雅女客，每天大清早就把使团成员喊起来的北京杂役，将他们写进诗中还赠送他们高丽药的朝鲜使臣，爬到屋顶上捡球却呆立许久俯视淑女的法国年轻人阿吉（Agie）先生。这些记录中充满各种令人烦恼、愤怒、困惑、感动和好笑的遭遇，每一段都让我们得以一瞥生活在过去的人们；他们早已逝去，但他们的感受及体验和我们今天一样真实。

不过，写作这本书时，最令我痴迷的还是中国本身。使团的旅行者渐渐熟悉了18世纪的中国，当我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接一天地追随他们的行迹，沿着珠江、梅关古道、章江和凶险的十八滩一路北上，为蹩脚的法语和荷兰语音译名（它们本身还是从18世纪的粤语和官话口语来的）寻找中文原文时，我也熟悉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多亏了绘制精美、细节丰富的清代地图，我才能勾画出他们的行程，并逐渐欣赏起清朝的交通和邮驿系统——它们与欧洲的系统截然不同。

荷兰旅行者走了一条非常规路线。大多数旅客都是走水路，穿过长江下游地区，然后安逸地沿着天然河流和运河北上，几乎可以一直航行到北京。但德胜和同伴们则几乎径直向北，且主要走陆路。这样走更快——皇帝希望他们在新春庆典之际准时抵京，但路途艰险。他们在隆冬时节跋涉于全国最贫穷的一些地区，遭遇飞雪、冰暴、寒风和湿滑的山崖。

在中国，马匹和其他役畜比欧洲稀少得多，德胜和范罢览途中大部分时间坐轿。这种交通工具很舒适，但需要轿夫来抬。货物也需要挑夫搬运，但报酬太过低微时他们往往就不干了，把货物留在雪地里。使团里级别较低的成员，比如小德经，经常被要求坐大车。他们痛恨这种车子，感觉它们比乡下运草料的车好不了多少：坚硬的车轮连在坚硬的车轴上，一走起来就剧烈颠簸。小德经和同伴们于是经常要求骑马，但又抱怨坐骑骨瘦如柴、不听使唤。小德经更是将自己比作骑在“驽骍难得”背上的堂吉诃德。

此外，由于这不是官商要人通常所走的路线，所以沿途食宿条件艰苦，使团浩浩荡荡的队伍（搬运行李、炊具和进贡的礼品需要一千多名脚夫）也变得七零八落：驮着寝具和内衣的车落在后面，礼物打碎了，马匹累死了，脚夫也冻死了。

不过，即便是寒冬，树木光秃秃，北风从冰冻的平原上呼啸而过，依然有一些景致吸引了旅行者的注意：奇异的坟墓、神秘的高塔、开阔的湖泊，还有隐秘的山谷里令人惊喜的胜景。今人很容易忘记，在那个前进一英里（约1.6千米）需要耗费二三十分钟，还要涉水或摆渡过河的时代，旅行会带给人多么鲜活的体验。从一县到另一县，从一府到另一府，从一省到另一省，在田间或门口围观使团的人们，其穿着和语言都各不相同；从广东亚热带山区到尘土飞扬的华北平原，沿路的景观也不断变化。

当然，彼时的景观与中国如今的面貌大不相同，这不仅仅是因为20世纪和21世纪森林减少和城市化。黄河本身也发生了变迁，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改道，引发多次洪灾，导致一百多万人死亡。这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当使团成员横渡黄河时，其渡河点远在现今河道以南。

因此，这本书不只关于一个使团，还关于一段段相遇。在最具体的层面上，它描述了这些异国旅客与人的相遇，与中国的制度、习俗、技术和风景的相遇。但是，它也探索了观点的相遇：他们从欧洲万卷书中得来的看法与他们在中国万里路上所见现实之相遇。比如，他们随身携带了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f）的一部名作。尼霍夫曾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随荷兰使团访问北京。他的作品之所以闻名，不仅因为文笔生动，更因为收录了丰富的插图。使团成员们便将自己的印象与该书的内容对比，做出更新、纠正，并画下新的速写。

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亲身经历与在京传教士的记载做了比较。传教士们长达数千页的记录结集成书并大量出版，在欧洲被广泛阅读，对哲学家、部长大臣和王公贵族都产生了影响。这些纪闻整体上趋于正面，描述了中国睿智的道德哲学、开明的政府、选贤任能的官制、欣欣向荣的农业、繁华的都市，还有开阔的道路和运河。尽管传教士的见闻录征服了很多哲学家——比如伏尔泰就曾说中国是“宇宙中最具智慧和最有秩序的民族”，但它们也引起了批评。小德经的父亲、杰出的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相信, 这些传教士夸大了中国的古老程度，他相信中国的文字源自埃及的象形文字, 德胜本人一度也持这种观点——他们两人的确保持着通信，这也是德胜让老德经的儿子加入使团的原因之一。

使团一行人意识到，他们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可以评估传教士的观点，特别是取道内陆的路线为他们展现了一个鲜有外国人看过的中国。他们渐渐感到，尽管传教士传递的那种极尽颂扬的视角是错误的，但至少没有像吧龙等人那样写下尖酸的评语。比如，吧龙曾写道：“中国人的表里不一和无赖狡诈，渗透了政府的每个部门，也自然而然地传染给人民……从皇帝本人往下，逐级传递至最底层的官吏。”

小德经质疑这种观点：“一个人不应该以本国的风俗习惯去评判他国的风俗习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俗，旅行者应当入乡随俗。”这倒不是说他热爱中国——他也很能挑刺儿——而是说他感到，中国人对待自己人的行事标准与他们和客人打交道时是一样的。如果说清朝官员有时将最好的船只或马匹占为己用，那么当别人这样做时，他们最起码不会有怨言。“对于待人同待己的人，我们又能指责什么呢？”一个人应该接受中国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把它当成心目中希望的样子。“我并不倾慕中国人，”他写道，“但我不偏不倚，我们不应该根据自己的想法对他们评头论足。”小德经并非一向如他自称的这般公正，但这几句话很有道理。可惜的是，它们几乎都被人遗忘了，吧龙的观点却传播开来；对中国的消极看法和轻视态度在19世纪的英语世界内外几乎变得无处不在。

小德经的文字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影响力也不及英国人的记述，一个原因在于，荷兰共和国本身已不复存在。范罢览与乾隆皇帝一起喝茶的时候，法国军队正进入阿姆斯特丹。尼德兰联省共和国（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的接替者巴达维亚共和国，是法兰西的傀儡国。这意味着，荷兰此时成了英国的交战国。英国占领了荷兰的船只和领地，导致在华荷兰人连购买日常必需品的经费都没有了。很快，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办不下去了。与此同时，中国深受起义之扰，曾盛情款待荷兰使者的老皇帝将皇位传给儿子，而这位继任者在戡乱时显然遇到了重重困难。中国恢复太平之际，和平也几乎同时重返欧洲。然而，这时世界已经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使团在华期间建立的前途无量的关系从此不再为世人所追求。

因此，小德经讲述荷兰使团之行的作品影响力远不及英国人的著述；英国人的多个语言版本都成了畅销书，小德经的书却从未被译成英语。范罢览也为此行写了一本书，高度赞扬了中国和中国人。尽管这本书的销量比小德经的作品好些，也被译成了英语、德语、丹麦语和荷兰语（原书为法语），但这些译本都是残缺不全的盗版，只着重摘取了旅行中最艰难、不快的部分，而忽略了其他很多积极的内容。至于德胜条理分明、细节丰富的记述，在弗兰克·勒坎的努力之下，有了一个制作精良、注释详尽的版本，在2005年终得出版。遗憾的是，目前只有懂荷兰语的人能读。相比之下，英国人的著述早已经过出版、再版、翻译、摘编，成为教材指定阅读书目，甚至在中国都有了多种译本。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关荷兰使团之行的著述被译成中文。

回到欧洲，几乎没有出版商对这种题材感兴趣：一个由已经消失的公司派出、代表已不存在的国家的外交使团。因此荷兰使团成员的作品，以及他们相对不具偏见的观点、对王朝官员友好交流的描述、在北京所受的接见、参加的筵宴、寺庙之行，以及参观内廷的经历，全部被遗忘了。相反，他们的使团被描绘成“文化冲突”的一部分：这是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外交优先权争夺之战，中国最终学会了谦逊，并被强行纳入了现代外交秩序。

这种文化冲突的叙述模式应当由其他叙事加以平衡。这次的故事始于1794年3月的紫禁城，一位老皇帝正在为将来而担忧。

本文为《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及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一书的“序言”，原题“文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