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Samuel Wells Williams（卫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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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Wells Williams（卫三畏），一位与耶鲁大学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传教士和汉学家。他并不是19世纪初去中国的首批美国传教士，但他在中美文化交流和传教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Samuel Wells Williams 于1812年9月22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尤蒂卡。1833年，他受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遣前往中国，负责管理广州的教会印刷所。他于1833年10月抵达中国，成为继Elijah Coleman Bridgman（裨治文）之后的重要美国传教士之一。Williams 在中国期间，不仅参与宗教传播，还致力于语言研究和文化交流。他协助编纂了早期的中英词典，并于1844年出版了《英华分韵撮要》（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对中国语言学研究影响深远。
他还参与了1837年“莫里森号”前往日本的航行，试图打开日本与西方的交流（尽管未成功）。1853-1854年，他作为翻译随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Perry）再次前往日本，参与了《日美和亲条约》的谈判。1857年，他辞去传教士职务，转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继续在外交领域服务。
1877年，Williams 返回美国，被耶鲁大学任命为首任中文与文学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这是美国大学首次设立此类职位。他在耶鲁工作直到1884年去世，期间修订并出版了重要著作《中王国》（The Middle Kingdom），为西方了解中国提供了宝贵资料。
大觉醒运动与美国传教士前往中国的关系在于，美国的宗教复兴运动激发了强烈的传教热情，最终推动了向海外，包括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决定。
大觉醒运动背景
大觉醒运动是指美国殖民地时期的一系列宗教复兴运动。第一次大觉醒发生在1730-1740年代，而第二次大觉醒则始于18世纪末，并在19世纪初达到高潮。这些运动强调个人信仰、情感上的皈依体验以及传播基督教的号召，主要由福音派教派推动，如公理会、长老会、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特别是第二次大觉醒，以强烈的传教冲动为特征，鼓励信徒不仅改革自己的社会，还要“拯救”世界各地的非基督徒。
与中国传教士的关系
- 福音派热情：第二次大觉醒（约1790年代至1840年代）点燃了美国新教徒向全球传播福音的紧迫感。这一时期见证了传教团体的建立，例如1810年由新英格兰公理会成员创立的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委员会（ABCFM），许多成员受到复兴精神的激励。ABCFM派遣了首批美国传教士前往中国，例如1830年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 神学动机：大觉醒运动的神学强调基督徒有责任转化“异教徒”，并为基督再临做准备（与后千禧年主义信仰相关）。中国因其庞大的人口和非基督教传统，成为传教士的主要目标，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救赎领域。
- 机构发展：复兴运动促进了教育机构和神学院的建立（如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安多佛神学院），这些机构培养了传教士。例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这种环境下接受教育，并于1833年被ABCFM派往中国。大觉醒运动对教育和道德改革的关注，造就了一代准备从事海外传教的牧师和普通信徒。
- 时间与扩张：在第二次大觉醒达到高潮时，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也在扩展其全球影响力。鸦片战争（1839-1842年）后，《南京条约》（1842年）的签订为美国传教士合法进入中国港口提供了机会。这一历史时刻放大了大觉醒运动的传教外展。
具体例子：卫三畏
卫三畏的经历反映了这种联系。他成长于第二次大觉醒时期的宗教家庭，是受福音派号召激励的一代人。他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传播基督教、翻译文本、促进跨文化理解——体现了大觉醒运动对救赎和社会改进的双重关注。
更广泛的影响
大觉醒运动不仅推动了传教士前往中国，还塑造了美国新教全球传教的精神。该运动对个人皈依和道德责任的强调，引发了一波传教活动，到19世纪中期，数百名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建立了学校、医院和教会，留下了深远的遗产。
总之，大觉醒运动为美国传教士前往中国提供了精神、组织和意识形态基础，将国内的宗教复兴转化为全球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