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案里，受害人都死了，不能开口说话，没有人证，也没有找到凶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全靠间接证据。因此检察官这边面临着一个事实上的困难。

贺梅案不同，双方当事人都活着，都能说话。贝克说，当年贺家签监护权文件时就是要把贺梅永久给贝克家。但贺家，以及当时在场的法庭工作人员、牧师（翻译）都说那是临时的。最后，上诉法院只能采取不信贝克，相信贺。（类似的，在齐女士指控的刑事案中，齐女士亲自上庭向陪审团控诉了经过。如果陪审团相信了齐女士，贺就被定罪了。但是显然，12名陪审团一致表示不信。）

所以，贺梅案在这个事实问题上，是一个可信度，credibility的问题。虽然初审的CHILDERS法官判决贺家及其专家都没有可信度、而贝克可信，但是他也无法推翻法庭工作人员及牧师的可信度。

如果贺、贝两人换个个，贝克把小孩给贺家带，贺家挟持小洋妞不还，很难想象这些华人会占在贺一边。这种洋人对，华人有罪的缺省心理和潜意识是鸦片战争以来留下的洋奴病。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打赢贺梅案。那就是去除很多人脑子的洋奴意识、洋奴心理，而是从人类的基本原则出发。

人们在贺梅案上的态度，其实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一个缺省假定的问题。我 一看贺家的情况，首先的假定是他们无罪（这也是法律上正确的假定），即使有错，父母权是基本权利，不容剥夺。然而有些人可能思维正好相反，一看是同胞，首 先假定他有罪，即使没错，用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剥夺基本权利---谁叫他把女儿交给洋人照看呢。后一种思维其实就是洋奴思维--也是很弱智的，如果华人都 这么想、在外互相倾轧，那完了。

去年有个案子，一老中被美国政府指控为商业间谍。挑选陪审团的时候，政府想去掉一个华人。但被告抗议，就让这个华人入选了。最后审判结果，被告在关键指控上被判无罪。之后，这位华人陪审团团员说：政府根本没能证明被告拿的属于商业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