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真情见证》，郭战平 赵曦 著，凤凰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刘少奇曾有过5次婚姻，他的婚姻生活与他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多次遭际坎坷。刘少奇与王光美相识时，刚刚从几次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与高雅、秀美的王光美的结合，无疑使他那颗疲惫、历尽沧桑的心灵找到了永久的栖息之所。
王光美，辅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时曾获全额奖学金去斯坦福大学攻读原子物理博士。在延安和美国之间，她选择了前者。这一选择，使她日后结识了刘少奇并结为伴侣，最终成为国家主席的夫人；也是这一选择，使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在以后的岁月中始终都扮演了辅助的角色，并与丈夫共同经历了艰难的世事风雨。
记者:与刘主席相伴的几十年里，您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地辅佐丈夫的事业，盛极不骄，败极不惊。你们俩在最艰难的时候，心心相知，相依相携，患难与共。你们的爱情被叫做世纪经典爱情。您和刘主席是怎么从相识到相知的呢？
王光美:我与少奇相识，没有秘密。我在大学读书，同北平地下党很接近。国共和谈期间成立了军调部，叶剑英、张治中、马歇尔是三方代表。军调部下面有个军调处，军调处需要翻译，地下党便推荐了我。
和谈破裂后，我去了延安。那时候毛主席疏散到外地，朱总司令在枣园，我们一行去见朱老总，朱老总又带我们去见少奇，那是我和少奇的第一次见面。少奇说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少奇送客时，我走在最后，因为我年轻，官最小，我自然走在了最后。最后一个与少奇握手的，少奇可能多握了一下。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缘分。
后来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外事局参观。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都有人陪着走，那是他第一次来。第二次他来就到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也跟着。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吧，我的住处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我们这个村的一个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到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表示吧。我记得有一天，王炳南说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谈话。我还说，怎么找我谈话呢？我刚到延安来，那枣园我都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于是就给了我一匹老马，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后来到了少奇那儿，他那儿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拿什么招待我。他跟我说着说着，就从特别破的抽屉里拿了一个很小的梨给了我，我就用小刀把梨削了，削的时候整个梨的皮连在一起不断下来，少奇就很感兴趣地问这是怎么削的，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
所谓谈恋爱也没什么表示，有一次，他忽然说他家里有多少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有胃病，身体怎么不好，工作又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他们。当时我还觉得这人挺奇怪的，跟我说这些干吗。
我是知识分子，当时还没入党，所以在我和少奇有点好的时候，我还真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连党员都不够。后来他也没介意，只让我看看书什么的，那种身份的人谈恋爱跟年轻人谈恋爱不太一样。
我们那时候在一起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浪漫，说一些喜欢之类的话，我们那时候实实在在的。比如有一次吃饭，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但是非常含蓄。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我想，这就是他在表示他的意思了。
我和少奇是在西柏坡结的婚，婚礼是王炳南主持的。
记者:你们两个年龄相差很大，而且生活经历和历史背景都很不相近，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吗？
王光美:从内心讲我特别尊敬少奇。我真正认识少奇，或者说对他产生敬意，与一本书有关。书名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者刘少奇。那个小册子我读了很多遍，和风细雨，娓娓动听，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却非常严格，感觉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很难。
后来在他找我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刻苦，观察什么都特细，我越来越佩服他。少奇说的做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婚后，他是中央领导，我是普通翻译，他的房间里有很多涉及政治、军事的机密，我只看公开的报纸和外事局送我的资料。
记者:嫁给一个年龄比你大很多而且还有孩子的男人，您父母怎么看待这桩婚姻？
王光美:我恋爱结婚都没告诉家里，因为我很早就自立了，一向自作主张。不过后来我还是很抱歉地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我已结婚，先生是个布尔什维克，名叫刘少奇。父亲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相对于孟什维克的多数派之意，但却不知少奇何许人也。父亲没办法，只得跑到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本日文书《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书中有介绍少奇的内容。可以说，我父亲是从书本里认识少奇的。
其实我对婚姻的看法大概也受了我母亲的影响。当初我母亲和父亲结婚，除了外公默认，也是一片反对声。因为父亲娶过两次妻子，母亲则是大家闺秀，待字闺中，要去做人家的续弦，还要面对非亲生儿女，但母亲主意既定，无人能阻止。结婚的那天，母亲没坐花轿，而是乘马车，从天津一直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宣布举行婚礼。这在当时，也算是轰动性的新闻。
在我母亲身上，有一种传统的美德。对待子女，没有什么亲生不亲生之分。甚至对非亲生子女，还要照顾多些。我大哥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母亲让我们弟妹们轮流念书给他听，大哥攻读的是哲学专业，对我们来说真是枯燥无味，但母亲坚持要我们那样做。为了方便大哥去商务印书馆，母亲特地为大哥订了一辆包车。二哥、三哥也非母亲所生，但母亲还要资助他们留美。所以在这方面我母亲是我的榜样。我和少奇结婚时，他已经有孩子了，相比别的中央领导家，我们家人口是最多的。那时候我们家有大儿子允斌、大女儿爱琴，还有弟弟毛毛，他们是何宝珍烈士和少奇的儿女，中间还有涛涛、丁丁这两个小孩也不是我亲生的，然后底下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大大小小一共9个孩子。这么一大家人团聚在一块挺不容易的。少奇一心做工作，家里他不管，就交代原则，具体的由我来照顾，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但也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爱琴，是她从苏联回来。当时少奇去苏联把她带了回来，让我去火车站接她，她站在车门上，我看见了就过去说，你是爱琴吗？那时爱琴在苏联待得久了，已不会说中国话。而且穿着洋装，少奇同志不太愿意子女弄得很特殊，我就带她做长裤子，经常领她去做衣服。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值得一说，可爱琴很感动。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都去看过我。我从监狱出来，爱琴马上就去见我。总之我们这一家人还是非常和睦团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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