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乃是中国十大元帅之一，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贺龙于1896年3月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所受教育不多。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先后任旅长、师长等。受中共影响，1927年参与指挥了南昌暴动，并加入中共，此后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贺龙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如当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江青的婚姻，除康生支持外，就只有贺龙支持。贺龙当时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功臣，毛泽东眼中最忠实的属下，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被打倒，并最终惨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文革前，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泽东的猜忌，尤其是贺龙1964年9月在解放军政治学院说的一番话，毛泽东听人密报后耿耿于怀。当时贺龙曾说：“你们为什么不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作报告，王光美也可以嘛。”“要知道，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司令是刘少奇。”此外，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要贺龙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也遭到了他的拒绝。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当权派”，与他们亲近的贺龙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此外，毛泽东还得知贺龙随身带有佩枪，故心生疑虑。有人曾向毛泽东密报，贺龙有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也带在身边。毛泽东是以在与贺龙见面时心有忌惮，但据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晖的回忆录记载，这把小手枪早已被锈蚀，无法使用了。
1966 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而实际情况是，当年2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调了一个团的部队给北京卫戍区加强民兵训练等任务。他们因缺乏营房，曾派人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联系临时借房之事，后考虑不合适，而没有进驻学校。熟料，文革爆发后，有人就写了一张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江青、康生等还上报给毛泽东，让毛泽东对贺龙疑虑加深。当时，贺龙的原外甥女婿、现杨尚昆的妹夫廖汉生正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廖曾扬言：“入党是为跟贺总走，贺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毛泽东十分忌讳，因此让林彪在1966年9月8日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向高级干部打招呼：贺龙有问题。
同年12月，江青找到贺龙之子贺鹏飞，对其警告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你妈妈也不是好人。”随后，她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红卫兵随即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
贺龙情急之下，躲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家政治避难，而这又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一个是握有实权的总理，一个是握有兵权的元帅，两人若勾结在一起发动兵变，岂有毛泽东的活路？毛泽东遂勒令周恩来劝贺龙离开中南海，周恩来为自保，委婉劝说贺龙前往西山兵营暂避。
1967年1月，曾在贺龙为指挥的红二军团当过师长的许光达被诬陷为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后含冤而死。2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9月初，在中央碰头会上，叶群作了长篇发言，大肆攻击贺龙，并建议立案审查。毛泽东同意。9月13日，“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了10名军队干部参与调查。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指出要把三十年代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并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像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如贺龙80多岁的堂叔贺勋臣，被打得鼻子鲜血直流，昏倒在地；长沙的省参事室参事王尚质被逼得无路可走，跳楼自杀。然而，结果依然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泽东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位人物。
为了制造冤案，专案组人员可以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假证，这在某个范围成了公开的秘密。下面介绍一点虽然有名但并不是非常有名的贺龙集团冤案的制造细节，让世人、后人见识一下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风采：
专案人员在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床头吊了一个300瓦的大灯泡，不交待“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待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瘦小体弱的将军已经被罚站23个小时了，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头很大的专案人员走向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起来，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摊泥似地瘫痪下去。一旁的好几个专案人员冲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满地乱滚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急雨般飞踢来的“翻毛脚”才收住劲。一个专案人员将一支笔往他手里一塞，诱供说：“好好坦白，那天是个节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还不对！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那就是‘八一’了！对，‘八一’建军节，我们军队的重大的节日！”
“还是不对！不过差得不很远了，再给你30秒钟考虑！”
“难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薛振光，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昏死了过去……专案组对许光达实行车轮式滚动审讯。一次，两个都身高一米八以上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来算了！”两人中一人打累了，另一个上。几年之后，两打手之一就因为“反许有功”，被提升为副军长。……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许光达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许光达在既无医务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6天，即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8时多送到三0一医院，于下午2时也离开了人世……
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纪录！！
根据大陆出版的顾永忠着的《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一书，在此期间，贺龙夫妇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的被褥、枕头被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只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的沙子是越来越多；大夏天供应的水也是有限的，甚至有40多天停止供水。患有糖尿病的贺龙只能节省用水，并接雨水解渴。
后来，贺龙夫妇又被调换了驻地，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且，提供的饭菜也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等。对贺龙的糖尿病，也在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贺龙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最后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3月下旬贺龙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由于医护人员的种种刁难，贺龙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在西山，贺龙的医疗原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一位姓沈的医生负责。他对贺龙生活上比较关心，有时悄悄地给买点常备药品和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在医疗上也比较认真和用心。
9月18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内容是要其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贺龙十分生气，遂将自己的经历、看法写成材料回覆。这份材料据说在康生的命令下没有让毛泽东看到，而只是由专案组作了摘要写成报告，并谈了他们的看法。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待实质性的问题。”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贺龙的命运由此被注定，其处境每况愈下。12月底，贺龙的主治医生被换成了一个神经科的男护士，他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该如何调养。他只是按照专案组的命令，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且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的监视下服用。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但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而是输了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林彪出事后，毛泽东深受打击，决定挽回军中老人的心。1973年底，毛泽东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曾经一心忠于毛泽东但被其害死的贺龙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呢？
从文革中贺龙的死，人们或许会联想到毛泽东的同学夏曦。
夏曦，生于1901年，死于1936年。湖南益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是同学，以后和何叔衡一起创办学生联合会，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和毛泽东等人一道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说起来，夏曦和郭亮、柳直荀等人都是当时湖南革命运动的先驱者，夏曦本人不仅当选过中共中央委员（第五次全代会上），而且也曾经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5月，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前，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拟定了“包括加强工农武装和组织工农义勇队反攻长沙为内容的紧急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反革命事变。”然而，就在这时，夏曦临时知道事变将要发生，作为省委书记的他，没有通知其他同志，自己自行离开长沙，因此被柳直荀很是看不起，这也种下了后来夏曦杀害柳直荀的原因。
在参加南昌起义时，夏曦结识了身为总指挥的贺龙，两个人又都是湖南同乡，所以，交谈很愉快，不过认识时间很短，其后，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王明走到了一起，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六届四中全会上，夏曦当选中央委员，1930年3月，前来湘鄂西就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1931年5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运工作，未几，周逸群遇害。周逸群的死实际上始终是个谜团，当年就有人指出是党内出了叛徒，但是，一直没有证据；但存在一种意见就是夏曦是暗害周逸群的主谋，不过缺乏足够的证据。
周逸群死后，夏曦更加毫无顾忌的推行王明的盲动冒险路线，使得红二军团接连受到重创，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夏曦反咬一口。1932年，中央派遣关向应作为中央代表来湘鄂西调查，下车伊始，关向应就一屁股坐到了夏曦的一边，坚决主张展开肃反运动，并且对湘鄂西省委进行改组，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关向应此时知道夏曦和王明的关系，因而拚命团结夏曦，主动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而推举夏曦为书记（夏曦党内的地位当时实际在关向应之下），而且，对其实是国民党特务的夏曦亲信江奇（又做姜琦，此人是夏曦的亲戚）大加称赞，夏曦就此任命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任湘鄂西分局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先行抓捕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说他是改组派，接着，夏曦公开表态说湘鄂西苏区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相当复杂，一时湘鄂西人心大乱。夏曦、关向应、江奇接着顺藤摸瓜，先后抓了功勋赫赫的潘家辰、万涛，而且，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拷打，潘家辰被捕以后，连续毒打，后来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万涛被捕以后彻夜拷打，哀号之声人不忍闻。然后，召开公审大会，当着群众的面，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用木棍打死。
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已经改称红三军的原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联想起他自己马日事变的丑事，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这时，柳直荀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刚一出门就被迎面而来的江奇抓获，江奇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湘鄂西的老人提起他来，至今都毛泽东骨悚然。江奇发明了20多种刑罚，其中像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不死即残。江奇一见面当场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洪湖。鄂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一拖，被江奇发觉，连带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柳直荀的妻子就是著名的李淑一女士回忆：柳直荀几乎每天都被拷打，直至深夜。判处死刑的那天，柳直荀和万涛等人其实都已经残废了，还是被乱棍打死，连尸体都没找到。这一次被杀的有：万涛、柳直荀、潘家辰、彭国材、戴补天、刘格非等。都是创建苏区的首脑人物。
在万涛、柳直荀的事件中，贺龙问过夏曦一句：为什么说他们是改组派，他们都是创建根据地、苏维埃的人。夏曦说：正因为他们创建了苏区，他们才是改组派。贺龙说你说的道理很深刻，我要慢慢的理解。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贺龙在肃反中的表现：以往在整贺龙的时候，把夏曦的错误说成是夏贺同流，这是违背历史的，但是，自从为贺龙平反以后，又改成贺龙和夏曦做出坚决的斗争，这同样也是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的。贺龙在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微妙的，夏曦有一段时间对贺龙也产生整一整的想法，和关向应说过，关向应事事迎合夏曦的意见，唯独此事唱了反调，他说：“你我要是把贺龙也给搞掉，那么中央不杀我们，国民党也要杀了我们。军事上没有贺龙是不行的。”阻止了夏曦的蛮干，而按照夏曦和江奇的原定计划就是准备收拾贺龙，不过也不是杀掉，就是教训一下，后来，果然找到机会，夏曦借口统一管理，把红三军撤销，改编为5个团，统一归夏曦领导，还是关向应出面，恢复了贺龙的军长职务，所以直到多年以后，贺龙仍然感激关向应。贺龙虽则是当时湘西的名义上军事最高指挥，然而出于贺龙自身的“先天不足”，也就是他做国民党军长的历史让他在中共内部的斗争中除了拼命表态之外别无选择，曾经有一位和贺龙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说过这样一番话：“其他人十分忠于党就可以了，贺龙同志就要十二分的忠于党，这样他才能过关。”直到文革期间打倒贺龙时，贺龙的所谓的历史“污点”诸如大军阀、大土匪之类仍旧被看作斗争的重点，由此可想而知，早在湘西阶段，贺龙如果不绝对的服从夏曦，那是没有什么出路的。贺龙在肃反过程中，力所能及的就是保护一些中下阶层的指战员，比如救护王炳南的儿子，给这位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留住了后代。
夏曦杀害湘鄂西优秀的指挥员段德昌是最令人发指的。在杀掉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等人后，夏曦解散党委，另外成立了由他和贺龙、关向应、卢东生、叶光吉、盛联钧、宋盘铭七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总责。然而时隔不久，第四次肃反开始了，委员会中除了贺龙、夏曦、关向应、卢东生以外，其他三人就是叶光吉、盛联钧、宋盘铭也被杀害，罪名也是老一套，改组派。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0000多人减员为4000人，最后一次，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四次肃反以后，人物凋零，夏曦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贺龙和关向应，这时贺关合作的开始，此后他们一道建立了黔东根据地，并且和任弼时的红六军团会师。1934年10月，中央任命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三人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夏曦免职。1935年1月，全军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夏曦的左倾错误，此前，江奇已经被处决。会上关向应出人意料的狠批夏曦。倒是王震对已经被批判的夏曦表示了少有的热情，夏曦被撤销职务以后，派到红六军团做政治部主任，王震主动看望夏曦，并且和他以及萧克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上至今可以看到当年王震拉着犯了错误的夏曦的手并且让夏曦坐在中间。
平心而论，夏曦和张国焘不同，他在湘西肃反是胡杀乱砍。他自己身边四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三个！他感觉杀的越多，搞的越左，就越革命。此人后来在劝降土匪反正时被杀害，也是尸骨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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