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欧洲人民革命陷入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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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巴塞罗那人民的独立运动原因何在？就是巴塞罗那人认为自己吃了亏，经济上补贴了西巴牙其他地区的人。这实际是错误的，巴塞罗那本身是西班牙的，不能因为自己比较发达就想脱离祖国。西班牙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这就是说，贫富差距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地区之间的民族矛盾。
巴塞罗那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呆久了，被资本家忽悠得晕了头，把资本家与员工之间的矛盾发泄愤到了民族之间的矛盾。要知道，把阶级矛盾转换为民族矛盾是统治阶级惯用的手段，巴塞罗那人民不要上当，你们真正的革命对象是西班牙的资本家。
同样地，法国黄背心运动的革命对象不是马克龙，而是法国资本家，美国革命对象是资本家，拉美革命的对象也是资本家，千万别搞错误了。
这也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
革命的理论是时候去武装革命的人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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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抗议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爆发，轻则令城市陷入瘫痪，重则给国家政权造成危机。尽管触发这些社会运动的事件各不相同，但若追根溯源显然也可以找到它们的共通之处。法国政治学者、巴黎政治学院荣休教授贝特朗•巴迪在接受法国主要日报《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尽管看上去像是人民运动的回归，但随着市场使政治去合法化，提不出具体诉求的反体制抗议者使政治秩序难以进行回应。观察者全文翻译，以飨读者。
《世界报》：当今世界有十数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受到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影响。这背后是否有共同的动力？
贝特朗•巴迪：尽管每场抗议运动的起因与特征各不相同，但它们背后有着同样的动力，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些运动表明，全球化第二幕已经开启。尽管它被许多人拿来宽泛地解释各种事，但我认为它不失为一种非常有启发性的框架，适于描述当前的情况。全球化受到三个突出症状的主导，它们对这些运动有重大影响。第一是涵盖性：当今鲜有人或历史事件游离于世界舞台之外。第二是相互依存性，它仿佛是主权的反面，使集体表达得以扩散和相互加强。第三是流动性，它确保了社会之间关系的流动。
这赋予了社会运动全新的重要性，使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主要动态，超过了经典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如今，书写历史的是社会之间的融合，而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对立。如此多的变化也造成了一个重大影响，改变了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从前，政治是刚性的，社会是柔性的；如今，政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确定，社会拥有了最强大的能量。在政治与社会新的交锋当中，多数情况下占上风的是后者。譬如对伊拉克而言，伊朗的民间抗议比美国外交政策带来的挑战更严峻。
问：最显著的例子是什么？
巴迪：人们首先想到的是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更确切地说是全新性质的社会运动的形成方式，它与我们欧洲DNA中特有的列宁主义模式以及法国大革命和雅各宾主义的继承者截然相反。这种运动既不是围绕意识形态建构的，也不是政党和领袖组织安排的，而是由无数微小战略和各种不同社会行为聚合而成的。不管什么政治秩序都无法对新的社会运动作出反应，或只能通过极端暴力来自我拯救，叙利亚就是这种情况。世界各地爆发的社会运动具有相同的性质。他们提出了“尊严”这个主张：在阿拉伯之春的历次暴动中，人群反复呼号“卡拉玛（译注：كرامة，尊严）”这个词，它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着中心地位，甚至使传统的社会和经济主张遭到边缘化。
问：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为什么此类社会运动却卷土重来？
巴迪：阿拉伯之春引起西方国家效仿，出现了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西班牙“我们能”党的组建以及占领太阳门广场等运动，在欧洲类似的社会动员运动比比皆是，尤其是意大利。后来它们慢慢消停下来。现在，由于政治制度合法性急剧崩坏，再加上人们对全球化抱有恐惧，类似运动又死灰复燃了。阿拉伯之春出现时，质疑这两个问题在西方还很非主流。但它们在社会上引发的不信任感越来越突出，现已成为一大核心问题，反映在民粹主义得势当中，甚至反映在法国“黄背心”街头运动中。
问：这些运动难道不是性质各异，甚至相互矛盾的吗？
巴迪：所有这些运动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对“体制”的质疑。这一点尤其可怕，因为这个概念是想象的一部分，而且含义模糊，它和“政府”或“政权”等词语不同。如果政府辞职后千千万万名抗议者仍然感到不满，在位的精英就会陷入混乱，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回应和化解抗议的空间。这些社会运动使政治遭遇了全球性的信任危机。而且对它们进行回应的余地显然也非常狭窄。
尽管这些运动有以上共性，但由于起因不同，它们之间的确存在深刻的差异。在伊拉克和黎巴嫩，人们挥舞国旗谴责他们不满的地方事务。在“黄背心”运动中，许多人挥舞法国国旗，但也有人举出科西嘉或布列塔尼的区旗。然而在巴塞罗那，街头的抗议者以独立梦想为名唾弃西班牙国旗。这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反映出人们在面对被误解、被幻想的全球化时的混乱：或退缩或肯定的种种方式一览无余。
问：它们的触发点都很不一样吧？
巴迪：有三种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酿成心腹大患的往往最初只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癣疥之疾，例如圣地亚哥地铁票价上涨，黎巴嫩计划对网络电话服务征税，或法国引发“黄背心”抗议运动的燃油生态税。第二种因素是反抗某种具体的压迫。第三种是拒绝接受当权者统治，今天的阿尔及利亚或玻利维亚就属于这个情况。它们的共同点是对政治制度的质疑，要么因为制度产生了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要么因为它滥用权威或剥夺了某些权力和特权，要么因为它在全球化挑战面前没有应对办法。这样的运动提高了民众的觉醒和动员能力，但同时也很可怕……
问：这些抗议活动的形式有很多相似之处，您对此如何解释？
巴迪：占领公共广场象征着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这些运动传递着同一个讯息，即黎民之苦只能靠黎民来救。这相当于对精英、权力以及所有政治代表发起了集体控诉，使形势复杂化，因为这样一来双方便不存在谈判的基础。占领公共空间的首要目的是宣示这样一个公共空间的存在。宣示自我比提出具体诉求更为重要。在黎巴嫩和伊拉克，抗议者们声称现实中不存在政治制度，即使存在也只代表部族、客户和宗派的利益，而不是人民普遍的利益。“他们”既然尸位素餐，“我们”就要取而代之。
问：所有这些抗议活动都与政权衰弱有关吗？
巴迪：是的。这些政府机构和国家的固有弱点决定了动员过程，表明国家无力保护公民和行使主权职能。这些体制无法团结确保社会运作最基本的团结都无法保证。当作为社会团结基础的社团、行会、合作社等横向关系出现矛盾时，部落、种族、宗教、政治等纵向关系被滥用的现象只会更加突出。社会脉络受到污名化、腐蛀、侵蚀。
一种极度危急的情况已经变得十分常见：一方面精英们坚守现状，拿不出任何大胆的改革计划；另一方面，社会运动提不出明确的诉求，甚至根本不尝试提出诉求。根据民主基本原理，政治是要求与回应的博弈游戏。但这些运动没有要求，因为没有组织像过去那样将人们的屈辱、沮丧和愤怒转化为清晰的要求。这种情况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就已经很明显了，尤其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尽管缺席了抗议最初的阶段，但享受到了该运动带来的选举红利，直到它被军队推翻。这种社会动员的基础不在于需求的逻辑，而在于表达的过程。
问：你为什么提出“全球化的第二幕”这个概念？
巴迪：全球化促进觉醒和动员的同时，也带来了恐惧。全球化的第一幕是柏林墙倒塌后发展起来的幼稚的建构，使全球化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简单同义词，想通过市场来建构世界，让政治和社会边缘化。自19世纪中叶以来长期主导政治舞台的社会问题被扫除了。社会只作为经济的“支流”而存在。
在此基础上，政治的去合法化使其失去了全部意义，因而经济被视为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如同医生的处方一般。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左翼和右翼政府的政策相差无几。自从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在这种逻辑下，人们开始质疑民族国家诞生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功能。不论在匈牙利这样的非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还是在那些长期以来对自由最狂热的民主国家，中间机构都受到了压制。“经济学博士”们认为讨论法律和政策是浪费时间。这样一来，导致反对社群、宗教或社区领袖的抗议活动大量涌现。
问：这些社会运动是针对全球化的逆向反应吗？
巴迪：在国际体系的中心地带，即北方国家（欧洲和美国），全球化带给人们一种双重剥夺的经验。这个世界上并不只有我们，我们必须考虑那些可能摧毁或削弱我们的外部力量。因此就出现了对移民的恐惧，对外国人的恐惧，对贸易自由化的恐惧，对就业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全球化使世界中心发生转移，原本中心地带的人开始怀念过去那个高高在上、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利的年代。他们觉得现在世道变了，原本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开始“入侵”，剥夺了他们的一些优势和特权。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9日，玻利维亚埃尔阿尔托，辞任总统埃沃·莫拉莱斯的支持者持续抗议。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问：但全球化对南方国家的影响刚好相反，创造了新的中产阶层。这些地方面临挑战的原因又是什么？
巴迪：事实上，南方国家普遍把全球化视为福音，但政治秩序才是唯一或至少是主要受益方，全球化所激发的希望与政治秩序的保守僵化之间迅速形成了一道鸿沟。这种话语在黎巴嫩和智利的街头抗议活动当中都出现了。全球化使人们可以广泛地交流，使南方国家公共话语的可见度前所未有的高——非洲手机数量高达4亿。因此，社会上产生了希望、沮丧和愤怒。人们在发现消费主义世界蕴藏无穷机遇的同时，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利用这些机遇。不要忘记，这是一个还有8.25亿人营养不良的时代。正如我们在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所见，抗议运动阵线具有双重性，参与其中的既有那些希望充分利用全球化、反对体制僵化的中产阶层，也有刚刚发觉自己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的穷人。
问：这些运动对南方国家政权的威胁难道不比对北方国家更大吗？毕竟后者有协商传统和社会缓冲机制。
巴迪：南方国家的制度的确弱得多：千万不要认为威权主义政权很强大。它的强迫能力往往使人产生错觉，但由于合法性太低，任何独裁者都可能很快垮台。南方国家有个共同点，普通民众对国家制度不清楚、不喜欢，往往也不理解，因此他们与制度之间的的依附黏着程度很低。这是南方国家制度孱弱的结构性因素。
这样一来，社会的角色愈发突出，依循新的对抗逻辑与政治发生了冲突，并获得了更大的优势。因此，不管阿拉伯之春社会运动的结局如何，它们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也是为什么黎巴嫩、伊拉克和玻利维亚的抗议运动对政治权力的威胁远远大于巴黎“黄背心”抗议运动给法国总统制造的威胁。也正是在南方国家，抗议活动产生了新规则。我在拙作《两个国家》中，专门拿南方国家的“暴动文化”和欧洲的“要求文化”做过对比。我想知道，随着全球化第二幕拉开帷幕，我们是否会进入一个新阶段，抗议的性质将完全改变，无法再归入传统的类别……
问：今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巴迪：如今抗议运动与其说是要求回应，不如说是自我表达。它遵循的逻辑与其说是对抗，不如说是隔阂：我们远离了阶级斗争的经典模式，滑向两重世界之间绝无沟通的新现实。许多人鲜明地指出，消除这种区隔得靠恢复人民这个概念，而人民概念本身的滋养又往往来自保守主义参照物（国家、身份认同封闭、对外界的不信任）：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新的抗议运动，特别北方国家的抗议运动，可能兼有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倾向。
在南方国家，抗议者尽管抵抗住了诉诸身份认同的诱惑，但又将对全球化的恐惧作为借口。他们认为 “他人”和本国本地的精英们沆瀣一气操纵了全球化。维护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哪个比较快？只有真正实现世界共治，才谈得上创造一个新世界，然而目前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还彼此背弃……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世界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