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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农村现状令人触目惊心

已有 316 次阅读2017-9-24 14:22 |个人分类:时事转帖|系统分类:转帖-时事政治经济

作者:蒋高明

  自2005年以来,身为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我,带领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进行生态农业实践,承包了约40亩低产田,办了一个生态农场。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本文章所反应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真实现状。

  调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2015年7月,山东几省连遇高温,部分城市达到40度。在这样高温天气下,一些化工厂、养殖场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态农场西北角,两年前出现了一个非法养殖场,属于工厂化养鸭,鸭子从蛋壳出来到长大25天即可以出笼。在其上游就有一个规模化的屠鸭厂。屠宰后的鸭子进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吃掉了。经济发达的地方,为转移污染,将工厂化养殖场和屠宰厂转移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沂蒙山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恰好位处水源地上游,这里的污水与生产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

  臭气来自养鸭场的鸭子粪便,平时气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温,臭气浓度增加几倍,臭气熏天。尽管政府规定畜禽粪便要干湿分离,不准冲洗,但这些黑心养鸭场不管不顾,照样用水冲,不仅严重污染了周围河流,在冲洗过程中还添加了大量火碱,这样的鸭粪不仅不能肥地,还会烧死庄稼。

  之所以25天鸭子就能够出笼,得益于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各种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饲料里面,让鸭子异速增长。不要说这样的鸭肉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连粪便都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长期在鸭场工作的农民也有健康隐患。

  最近临沂市在铁腕治污,希望借此春风,对于存在偏远农村的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养殖场予以清理,早日还沂蒙山人民久违多年的绿水青山。

  调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买水喝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最早发现农民买水喝是2013年过年前后,今年村民发现买水喝已成为普遍现象。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如今,河里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现在井水也不能喝了,连镇上供应的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

  有条件的家庭花钱打深水井,打井变成一个产业。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业尤其屠宰业、工厂化养殖业造成的,河水已严重污染,成了劣五类水;浅层地下水不能喝是农业污染惹的祸,农民为图省事,减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剂等农药,最终导致了赖以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

  原本喝水不要钱的农民,今天尝到了花钱买水喝的苦头——那水是要天天买、顿顿买的啊。

  水是从山上买的,村庄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于植被覆盖好,少农田,所产生的水干净还有一丝丝的甜味。然而,几年前我去考察,发现那里的水源也面临着污染隐患。由于游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种农家乐餐馆,餐饮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农民向环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农药?一般一亩地三四百斤化肥,两三斤农药,这些化学物质,能够被利用庄稼或保护庄稼的,占10%~30%,也就是说大量化学物质是用来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达70%~90%。大量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严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带动了农药化肥产业兴旺。政府在源头补贴化肥、农药、农膜等,以至于这些化学物质非常便宜,使用起来连农民都不心疼——农民除一亩杂草,除草剂的费用仅为2.1元!

  调查之三:害虫越杀越多

  进入7月,调查区平邑县卞桥镇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子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长。

  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据说有些害虫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当有很好的科学发现。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继续有成吨的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慌,为了吓唬农民,其目的是兜售其农药,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的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头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喷洒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下面的话:

  你不打农药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了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既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调查之四:河流变成臭水沟

  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的东面有一条小河,叫金线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较大的河流,从江苏入海。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沿河十几个村庄的村民就是靠这条小河生活,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进行水处理。这条河至今也是临沂市以及沿线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进行各种水处理措施。

  过去村里还没有空调的时候,这条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热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就是用这条河去除身上的热气,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权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对这条小河有着很多的回忆:

  河里有很多的鱼,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跑出来的,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有一种鱼,我们叫它“沙里趴”(学名沙鳢,鳢科鱼类),用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的螃蟹、虾米、青蛙、泥鳅等就更多了。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手巧的还会织渔网,并织成簸箕的形状,绑在长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小河再往远处流便是密不见人的森林,胆小的孩子是不敢走进去的。森林里有一种叫小黄雀的鸟,羽毛金黄,小而灵活,孩子们的弹弓很难打到它。一到夏天,数不尽的知了响彻整个森林,天气越热,叫得越欢,这时候,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一下课就去粘知了,拣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蝉,金蝉是蝉的幼虫,脱壳之后就成了蝉)。

  今天,这条小河已经严重变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里的鱼虾没有了,沿河的芦苇荡没有了。这条河每天都要负重将各种污染物搬运到下游去,再经过沿线的城市,最终流向大海。

  据村里人介绍,河水变质是从砍伐当地森林开始的,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1982年前后,首先是分了集体林,将多样化的当地森林卖掉分掉,然后种植上清一色的杨树。随后,人们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卖沙子。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线河的沙子被层层截挖,这里的沙子被制成混凝土,撑起了一座座城市。

  后来,人们沿河疯狂建各种养殖场,大都是工厂化速生养殖场,养鸡养鸭,污水直排金线河;鸡鸭多了之后,于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场,屠宰废水基本没有经过处理就进入了金线河。

  还有其他大小工厂,以及农田里排放出来的化肥、农药、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时候也随着地表径流进入了金线河。

  这条曾经美丽的金线河,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山东乃至整个大陆省份,已经很难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属等物质也需要专门的处理恢复,其代价的是昂贵的。

  调查之五:垃圾包围农村

  调查发现,农村中垃圾严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乡村是很少垃圾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农膜,主要是动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农民都要将这些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猪圈里作为肥料。当年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几乎每一个农户家里都有拾粪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种棉槐条编的农具叫粪箕子,就与这种农活有关。

  如今,人和动物的粪便明显比过去少见了,但严重增多的是各种垃圾。

  首先,农田的地膜残留物就是一种。每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这些地膜非常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收获庄稼后农民就将地膜捡起来放在地头,一些残留的农膜留在地里。有时候地头上杂草多了,农民在烧杂草的时候,一把火也将地膜焚烧了,释放出严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种农药、化肥的包装物。它们几乎都是塑料类制品,有些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种食品的包装物。饮料瓶、矿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面袋,薯条袋,几乎村民从商店里买来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装的,即使香烟,外面也有一层膜。

  第四是各种塑料袋。城里人的超市对塑料袋实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进入乡村,现在农民赶集卖东西,根本没有带包带筐的习惯了,到处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场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盖地面,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这些垃圾袋借助风或雨水的力量,就会进入河流或沟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种生活垃圾。旧衣服烂鞋袜,废旧的塑料桶,墩布头与塑料把,加上烂菜叶与废纸片,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倾倒在沟渠内,刮风下雨后再冲到下游去。

  调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不好。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这个字里有3个口字,病从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来,喝出来的,更有空气中致癌物,通过呼吸进入人体。村民们得肺癌、食道癌、肠道癌的多,就很可能与空气、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村民们常年接触农药、化肥、地膜,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村民们告诉我说,打除草剂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气味很难闻;打农药时有时浑身红肿,洗澡都不管用;他们在田间地头焚烧地膜时,点着火走了,但空气中的二恶英致癌物却进入了大气,上百年不能降解,对于这一点,村民是不知晓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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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邓小平承包制下的农村现状,再看坚持毛泽东集体经济的农村现状:


  1、华西村。

 

  原叫华西大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我国农村的先进典型,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代末,看了中央研究室有关华西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后,就有了批示,说“这是农村光明灿烂的希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在我国农村取消人民公社之后,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

  

  如今,华西村在传统工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海洋工程、金融、旅游服务业,与4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成功实现经济转型。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512亿元,可用资金35亿元,人均纯收入8.5亿元。

  这里更像一个农业旅游景区、一个工业园区、一座小城市。家家拥有设施现代化的别墅、较高的收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医疗条件和生态环境,这里的农民感觉自己生活在“人间天堂”。

  领头人吴仁宝在叙述华西为什么能发展时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仰,就是信仰共产党,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始终坚持爱党、爱国、爱集体。坚持集体经济决不动摇。

  时刻不能忘记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人,而不是神,但是毛泽东思想胜过神。对于集体还是个体,吴仁宝的经验是这样的:

  

  “凡是哪个村把集体经济搞好的,这个村的党组织就有权威。像华士村,在镇上被个体户团团包围,但老百姓非常信仰集体,绝大多数村民强烈要求党支部不要搞个体,还是要把集体经济发展好!

  集体经济到底好不好呢?应该说,集体经济本身是好的,但在‘转制’、‘转私’的影响之下,有不少人把集体的钱捞光了,转到个人腰包里去了。

 

  我记得,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时候,每个村都有集体资产。为什么发展到现在,有的村一点资产也没有呢?甚至是资不抵债呢?我看,这主要是那里的人缺少了信仰,缺少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人对信仰有了失落感以后,往往就会贪赃枉法。

  这些信仰的动摇,很有可能会发生危机,造成坐牢,甚至被枪毙。最后,就造成了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的不关心!现在有些人,人在党内,心在党外;居住在中国,心在美国。像这样的现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深思。”

  2、大寨村。

  即原来的大寨大队。大寨从单纯农业经济走向了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路子。到2010年底,大寨集团资产总额达4.7亿元,从业人数达1243人,销售收入达到6.5亿元,上缴国家税金达到2879万元。

  大寨现有20多个旅游景点,是山西省十大红色旅游基地之一。大寨集团公司成立后,大力推进村办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寨已成为30多种商品的品牌。

 

  大寨经济总收入在近20年间增长了近200倍,500多人的小山村成了名符其实的亿元村。现在大寨的人均收入12000多元。大寨人住进了二层楼房,享受着现代交通和通讯带来的便利,享受着集体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从1993年开始,老人们按月领取养老金,孩子们上学不用交学费,考上大学发给奖学金,农户建房村里给补贴,农民种地村里实行“五统一”,全体村民就医有了医疗保险,每人每年还可以领取1000元的公益金。

  3、周家庄。

  

  1982年,在全国政策性、强迫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压力之下,周家庄人摁下红手印明志保留人民公社,义无返顾地选择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共同富裕道路。

  据说,当时的支部书记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写下保证书:“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

  30年来,周家庄农工贸齐头并进,已有9家大型集体工业企业,并有许多形成规模的农贸加工、养殖基地和文化服务业等。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所有乡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住宅等10多项福利或补贴,而且福利范围和水平在不断扩展和提高。当初,从公社出走搞单干的几户人家又纷纷回到了公社的大家庭。

  4、官桥村。

  被称为“神州第一组”。联合国官员实地考察后,竖起大拇指赞叹:“这里同美国的农村相比,毫不逊色!”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800余户、3020人,在组长周宝生带领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办集体企业。

 

  1993年成立田野集团,如今拥有一批高科技的企业集团、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产达到22.5亿元,2012年的集体收入达12.5亿元,人均纯收入4.2万元,村里已有好几个工业园,许多村民都在家门口就业。

  官桥八组设立了村民子女教育、生活费专项补助,村里的每个孩子从出生之日到高中毕业,组里按月发放1000元的教育、生活费补助;村民子弟上大学,按照大专每年1.5万元、本科2万元、研究生2.5万元发放教育、生活费补助。

    

    村民都办有社会保险;对于一些每月退休养老金低于2000元的老村民,差额部分由组里补足;每年组织村民免费健康检查,建立大病医疗基金,治疗大病费用可报销90%以上;

  每年组里给每名在岗村民发送1.5万元岗位补助……早在2009年,田野集团就整合资金1.8亿元,启动了支持官桥村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项目,分散居住在方圆3公里内的800户农民,将统一迁入官桥新村小区。2013年已有300多套住房建成交房。

  5、南岭村。

  深圳南岭村社区一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完善集体分配制度,发挥好村民工作积极性和为集体奉献的精神,2012年集体经济收入2.77亿元,比上年增长2.5%,村民分配增长10%。发年终奖1200万,其中1181万元授予了上百名退休人员,退休人员最多的可以获得奖励20万元。

  节后每名劳动力再分6万。随着中心大厦等旧改项目的全面落成,社区为全体村民分房,其中分给村民的房子最大250平方米,最小的180平方米。

  

  6、航民村。

  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具有强大的集体经济。该村航民实业集团如今拥有25家企业,2012年实现产值96亿元,利润4.5亿。作为集体资产,除了村集体拥有51%股份外,剩余部分量化到村民,职工和经营管理骨干,每年进行分红。全村建起几十栋排列整齐、红顶白墙的三层欧式别墅,1080名村民就住在这里。

  象这样300平米的“豪宅”是村里统一规划、建成后仅以26万的价格卖给村民的。作为村民,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的所有学费都将由村里承担,一旦他考上大学,除了每学期8000元学费报销外,还将获得1万元奖励和每月200元的生活补贴。

  

  村里在1996年投资1600万建了这个集影剧院、运动场所、图书室等设施于一体的文化中心。2013年预计产值大概在46亿,董事长朱思宝宣布下一步要成为“百亿企业”的目标。

  此外,航民集团还经营纺织,海运,为了企业供电甚至自办了热电厂,同时把成本6毛钱一度的电以3毛的价格卖给村民。

  “这儿福利好,生活开支非常低”,除了用电,居民用水1.6元的进价只收5毛,大米也是5毛一斤,农场还免费把鱼,肉,鸡等副食分发到村民手中。虽然物质富足,却不难注意到这里的村民仍留有一丝土地情结,很多人家在自己别墅的院子里辟有一小块菜地。

  村集体也留了800亩农田交由26个人进行现代化机械耕作,虽然每亩地需要补贴500元,却仍执着地坚持粮食自产自足,表达着农村人与土地的特殊情感。令人向往的新农村典范――实现集体富裕的航民。

  7、洪林村。

  湖北省洪林村1975年在全县第一个通高压电,不仅解决了全村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每年还向国家提供100多万斤原种粮。在1978年村民就实现了自来水到户。在1980年前社员们就实现了自行车、沼气池、电风扇“三个一到户”。

  

  1981年,在贯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中,当时一些父老乡亲对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压,坐牢我们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们替你送牢饭。”在方问和道路确定之后,大队党组织制定了“稳农兴工、工农并进”的发展举措。

  在八十年代的十年间,在原来棉织厂基础上又先后建起了砖瓦厂、棉纺厂、麻球厂、服装厂等10多家企业,全村逐步实现了由农业型向工业型的转变,大大壮大了集体经济,完全消灭了贫穷。

  1985年村民就有了电视机,住上了楼房,是全省第一个电视化和楼房化村。全村还实现了吃水、用电、医疗、理发等“十不要钱”的福利待遇。

  

  现在全村己拥有农工商企业19家,分属纺织服装、医药化工、建筑建材、水产养殖、粮油加工、餐饮娱乐等八大行业,资产总额达2?8亿元。迄止2003年,全村实现利税2100万元,村民人均分配控制在5500元。

  近几年来该村先后被评为全省文明村、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成为荆楚大地上的一颗社会主义新农村明星。

  在首先富起来之后,洪林村积极帮助周围村脱贫,共与周边108个村支部建立了互联关系,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百村互联网络。从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各方面,给他村以支持和帮扶。到目前为止,已帮助34个村脱贫致富,18个后进村跨入了先进行列。

  8、兴十四村。

  黑龙江省西北部甘南县兴十四村,从七十年代后开始使用拖拉机开垦,并逐渐走向机械化生产,使耕地面积、改土造田规模更加迅速扩大。

  在坚持集体富裕的前提下,1985年建起一座日处理10吨鲜奶的乳品厂,投产当年就盈利65万元。1988年建成了一座以玉米为原料年产1500吨、创产值5000万元的甜蜜素厂。

  

  之后又陆续建成了啤酒专用糖浆厂等33家企业,组建了大型企业集团——富华集团,形成了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畜禽饲料、乳制品等4大系列、100多个品种。现已发展成为幅员3.3万亩,其中耕地1.68万亩、树林1.13万亩、草原4000亩,198户村民、956口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全村耕地由18人承包经营,仅有2%的农民从事种植业生产,98%的劳动力成为二、三产业工人。全村人工种植松林1.13万亩,森林覆盖率34.2% 。

  2006年全村总收入达到7亿元,总资产达到10.5亿元,年人均纯收入实现1.5万元。兴十四村的经济发展直接带来了村民的收入迅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从住房变化看,1981年实现了砖瓦房化,1982年成为彩电村,后来又发展到普通的“小二楼”。从2002年开始,先后建了136栋单体花园式别墅住宅,大部分村民住上了别墅。

  每栋别墅面积是196.6平方米,平均每人50-60平方米,每栋平均35 万多元,户均拿10万元,村集体补助20多万元,产权归个人。还建了村小学校、卫生所、三星级宾馆、村史展览馆和休闲广场等。村民享受合作医疗待遇,生活方式实现了城市化。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兴十四村自70年代以来,先后受到国家、省、市、县各级表彰奖励100多次。

  其中,1979 年受到国务院嘉奖,1994年村党支部被黑龙江省委命名为"奔小康红旗村党支部",1999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称号,2004年被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生态建设文明村",同年被国家评定为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

  2005年被联合国/北北合作组织评定为"国际生态产业示范基地",被联合国机构确定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佳范例",同年还被中央文明委评定为"全国文明村镇"。200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被评为"全国十大特色村"、国家级"巾帼示范村"。被誉为全国闻名的"龙江第一村"。

  9、阳山庄

  

  是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的一个村庄,东眺黄河,西依荆山,南靠郁水,北临东门,108国道依村而过,全村共436户,1901人。现已以”亚洲第一汽车村”而名扬天下了。

  阳山庄现有大小汽车782辆。几乎每户有两辆汽车、一台电脑、几部手机、几台电视.农民们住进了宽带网接入的花园楼房,各种家用电器应有尽有。人均年产值一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2004年上交国家财政各种税费4000多万元,平均每户上交各种税费10万元。2000年至今荣获“韩城市企业纳税二十强”、“中国工业矿业效益十佳企业”、渭南“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军民共建点”、“法律服务保护单位”等称号。

  

  达到今天这种状况,当然是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路的。

  阳山庄在2000年前也实行了分田到户.那时,村里几乎没有集体经济,除了几家开矿的人,绝大多数人仍然很穷,大多数村民人均年收入才几百元。

  后来,村两委会为了兴村富民,一班人走山西,下河南,实地考察、论证,在十艰难的情况下筹集资金三十万元,于一九九三年秋建起了第一家选矿厂。

  1993年起步办矿时,村上大多数人不理解、不支持.村上当时没钱,村委会主任高民权个人用身家性命做担保,在外地的亲戚和熟人处借了30万元。当时一些人说风凉话:赔了是集体的,赚了是高民权个人的。

  但是,高民权坚决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斩钉截铁地说:赔了是我个人的,赚了是集体的。这是因为,高民权受过长期的毛泽东思想的培育并有个身为老共产党员的好父亲.他的老父亲是个退休教师,一辈子为人师表,一直给高民权灌输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毛泽东思想。

  在集体矿山的带动下,全村发展起了60多家私人采矿点。但是,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私矿与集体争利,村民收入不平衡,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私营矿主一心挣钱,不考虑持续发展,乱采乱挖,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全事故越来越多,还经常为争矿而发生恶性事件。

  

  有些矿主赚了钱,但不给集体交承包费,偷税漏税,还用钱勾结黑社会势力,打、杀、威胁干部。2002年2月,中央信访局批转了朱熔基总理批示的包括阳山庄矿在内的污染急待治理的文件。

  怎样才能彻底整顿呢?村长高民权、支书程兰生日夜苦思.终于,他们组织80名党员、干部到河南南街村和宝鸡市岐星村参观学习.这两个村庄集体办企业,统一经营,达到共同富裕的经验使他们身受启发。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座谈访问,村两委会最终决心排除各种障隘,彻底废除承包制,走集体经营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子。当时,私营选矿厂资产已高达两千万元。

 

  当时阳山庄人感到不可思议,上级政府部门更感吃惊。面对着少部分人的诽谤、责骂、威胁,背负着2500万元的债务,村两委会终于带领着阳山庄人迈开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步。

  由于集体断了少数人发财的路,斗争尖锐到了极点,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村长。是进,是退?是为少数人谋利,还是为多数人谋利?阳山庄的领导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终于挺过来了。

  两委会贷款、集资2500万元对60多家选矿厂实行兼并,一次性买断,成立了韩城华阳有限责任公司,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开采,统一票证,统一结算,统一销售”的“六统一”。从此,集体经济飞速发展。

  由于集体的强大力量,过去私人的土法开采改成了大机械开采,效益翻了三番。现在公司共有干选车间23个,水选车间11个。球团车间1个,职工1700多人,年产铁矿石精粉60万吨。二00三年公司上交国家各项税费1000万元,在韩城市企业纳税中名列榜首。

  2004年初,村两委会一班人深入调查,紧紧抓住市场机遇,及时扩大生产规模,改变经营思路,2004年上半年销售已突破1.3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十万元人民币。比私有化期间增长了百倍多。到2004年底,全年已完成总产值3.4亿元。

  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村级各项公益事业和群众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上先后投资100万元实施了节水喷灌工程。扩大灌溉面积750亩;

  

  投资20万元对全村农电设施及线路进行了更新改造,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00多万元改造了全村巷道,搞了环境的绿化、美化。

  投资150万元新建了总建设面积1984平方米的村综合办公大楼,建了老年活动室,村民健身房等,先后投资300万元,建起了园林式的标准化小学和幼儿园、浴室。投资40多万元建成了全市农村档次最高的标准化舞台.此外,村上每年对6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助金240元,今年提高到600元。

  去年组织了60岁以上的老人到北京观光、旅游。从1998年开始,阳山庄人均每年从集体经济的各项资本权益分配从500元、1000元、2000元升至8000元,人均年工资约2万元,户均年工资约10万元。

  

  10、南街村

  南街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国十大名村,它是集体主义经济的代名词。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南街村几近实现了共同富裕,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

  南街村成功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集体主义。南街村是国家4A级景区,长期生活工作在南街村做出突出贡献的非南街村籍人士,被授予“荣誉村民”称号。

  南街村集团是南街村创建的集体经济实体,下属28个企业,产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南隅,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和石武客运专线,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产值就突破1亿元成为有名的“亿元村”,但资产负债率一直偏高。

  南街村村民享受住房、医疗、教育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富足而安逸,但外来劳动力无法享受村民的待遇。南街村村容整洁,宁静而美丽,并设有自己的工业区。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共848户,3180口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

  

  村里有26家村营企业,诸如拉面工厂等。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12亿,实现了飞跃发展。在2008年,该村银行负债实际达17亿元人民币。

  一度传出南街村破产的谣言。实际当时资产26亿,负债17亿,远未达到破产的边缘,也比同时期大部分在金融海啸中挣扎的企业强很多。

  经过2年努力,到2010年,资产已经积累到30亿,负债下降到4亿,重新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无条件获得了大量银行贷款,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营造了浓厚的昂扬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

  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党务、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会、共青、妇联、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这些均受到了党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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