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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解密日本二战时的机密计划----“河豚鱼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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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中国后，对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实行了一种称为“河豚鱼计划”的政策，即企图利用犹太资本来建设所谓的“王道乐土”。他们计划每收容3万犹太人，就向全世界犹太社团，特别是美国犹太社团索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并借此改善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当局对涌入上海的犹太难民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使他们暂时逃脱了纳粹德国的迫害。
战时日本的“犹太政策”
1937年底，日本攻占上海，置该市于军管之下。然而对各个租借区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却采取不干预政策。相反，日本先后在该市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援。1943年2月之前，犹太人在上海拥有三份报纸，两所小学，同时可从事其他的宗教娱乐活动,甚至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1年初，1000多名波兰犹太难民持过了期的过境签证前往日本神户。日本政府网开一面予以收留。随后，出于不愿得罪盟友德国的政治考虑，同年又把这群难民移送上海市。
1943年2月，日本占领当局对犹太人的政策展开调整，把上海市的德、奥、波兰犹太人统统关进占五平方公里的虹口区集中营。但此集中营非纳粹之集中营，营内犹太人仍被允许自由从事宗教文化活动,营外也没有树立围墙或路障。
以上情况表明，战时日本对犹太人的确采取的是“温存”的策略。平心而论，二战期间上海犹太人的问题，中国当局始终是无权干预的。上海人民以宽阔的胸怀，给犹太难民以无私的援助，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落难弟兄的朴素情感，但如果没有日本方面的“温存”政策，上海人民即便想援救犹太难民，也是爱莫能助的，这点我们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自我认识。与此同时，更需要深究的是：日本与德国当时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一个采取极端的反犹政策，另一个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原因何在？
这首先是因为日本和犹太人既无传统的宗教、文化仇恨，更无领土纠葛等现实问题。相反，在日俄战争期间，犹太人的慷慨援助，曾助过日本一臂之力。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反犹暴行，有1500家犹太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破坏，600多号犹太人死伤。为报复这一惨案，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希甫积极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在日俄战争期间为日本军队输钱打气，最终日本一举奠定胜局。为这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希甫共进午餐。同时，希甫也成为获得天皇授勋的第一位外国人。因此，日本人对落难的犹太人自然有那么点感恩报答之心。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日本政府而言，“犹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义词。当时日本政府内的犹太问题专家，都对欧美社会的反犹宣传信以为真，误以为犹太人势力的确垄断国际经济命脉、控制了美英等国的政治与外交。以这种立论出发，日本当局想通过亲犹政策来创造一种相对平和的气氛，通过对犹太难民亲善，改变美国的敌视日本政策。更关键的是：日本当局有一个谋略深远、立意险恶的计划，那就是--河豚鱼计划。
三、河豚鱼计划
1934年，日本钢铁巨头鲇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以后，就有了所谓“河豚鱼计划”。日本把犹太人比作河豚，认为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著名的“五大臣会议”，就“河豚鱼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日本积极推销“河豚鱼”计划，其战略用意显而易见。第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第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渗透“满洲国”建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日本推出“河豚鱼”计划，当然也决非是纸上谈兵，它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很现实的政治运作。自从1898年开始修建中东铁路，大批犹太人移居到哈尔滨，最多时达2万余人。他们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有学校、医院、银行、墓地甚至有养老院，大规模的犹太会堂也随之出现。日本的侵略者们在这块“皇道乐土”上有意识地培养犹太亲日势力，当时的“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往返于哈尔滨，和犹太人社区的领袖人物考夫曼医生建立起私人交情。在日本人的鼓动和支持下，1937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上海和日本神户犹太社区也派代表参加。安江仙弘出席这次会议，在东北和华北的日军军事机构位居要职的通口喜一郎在会上狂呼：“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这群犹太人起草了一份发往世界各角落犹太组织的重要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寻求帮助。”1939年5月，安江仙弘安排考夫曼医生对东京进行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了一个月，访问了内阁各部门，受到隆重而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
至此，日本人“善待”犹太人的真实动因昭然若揭。日本完全是为了获取其最高国家利益，才如此“温存”犹太人的。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我们无法苛刻抨击那批渴望参与“建立亚洲新秩序”的犹太人，毕竟，犹太人一直将拥有自己的国家和家园作为他们神圣的历史使命，而日本人恰恰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心情以及看中了他们手中掌握的巨额“银弹”，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排头兵”。
或许是旁观者清，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表演并未打动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魏斯拉比。魏斯拉比曾这样评价说：“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的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表遗憾”。
当时日本提出筹集一亿美元安置3万犹太人的庞大计划，但这项动议因美国犹太人会的拒绝答复而中途夭折。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日美关系急剧恶化，“河豚鱼计划”宣告中途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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