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宣布，他决定建议学院将“波尔特(Boalt)”这个名字从学院的建筑及所有组织或活动中去除。经历了一年多的商讨，伯克利“波尔特法学院”的更名之争，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伯克利法学院入口处院名下标注着“波尔特大楼”的字样。

接下来，学院会向校方提交一个正式的申请，建议将学院主楼“波尔特大楼”更名，最终将由伯克利大学校长定夺，预计这个决定会在2019年夏天做出。

非官方的“官方名称”

要了解这个消息的意义，就要知道“波尔特”这个名字对于伯克利大学法学院的重要性。波尔特并不是这所全美顶级法学院官方名称的一部分，但很多人在提到它时都会用“波尔特法学院”或“波尔特大楼”来代指，因为这个名字几乎从成立之初起就伴随着法学院。

伯克利法学院的前身是法学系，于1894年成立，1912年成为一个学院，设立在伯克利大学主校区内1911年建成的“波尔特纪念大楼(Boalt Memorial Hall of Law)”里。1951年，学院搬到了现在所在的学校东南角新楼里，也把“波尔特大楼(Boalt Hall)”这个名字一并搬了过来，此前的波尔特大楼则改了其他名字。

波尔特大楼

1911年修建波尔特纪念大楼的资金，部分来自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波尔特(Elizabeth Josselyn Boalt)的女士。她的丈夫约翰·波尔特(John Henry Boalt)死于1901年，生前也是一名律师，为了纪念亡夫，伊丽莎白向伯克利大学捐出10万元建了这栋楼。

约翰·波尔特（上）与其妻子伊丽莎白（下）

波尔特的名字自此就一直与伯克利法学院联系在一起——除了波尔特大楼，学校里还有“波尔特校友会”“波尔特学生会”“波尔特环境法协会”等等以此命名的组织，法学院的校友们也把自己称为“波尔特人(Boalties)”。

伯克利法学院此前在Facebook上的官方主页照片也有“波尔特大楼”的字样，现在Facebook主页上的这一行字已被去除，上述提到的一些组织也已自愿从名字中去除波尔特。

伯克利熟悉的人名却是种族主义者

“几年前我在学校图书馆里，无意中读到一本讲反华人的小册子，是一个叫约翰·波尔特的人写的。我自己就在法学院工作，也在伯克利住了很久了，所以马上想到：这该不会和法学院名字里的那个约翰·波尔特是同一个人吧？做了研究以后我很快就确信，他们确实是同一个人。”

伯克利大学法学院讲师、律师Charles Reichmann接受美国中文网记者叶文多采访。

在伯克利法学院担任讲师、同时自己也是律师的Charles Reichmann，是这起更名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他首先发现了波尔特的这段历史，提出更名，也是他去年公开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让这件事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

Charles Reichmann去年5月发表在《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的文章，阐述为什么波尔特大楼应该改名。

Reichmann说，他当时发现的小册子叫作“中国问题(The Chinese Question)”，写于1877年，那时候波尔特年约40岁，大力提倡应该对中国来美移民加以限制甚至彻底禁止，因为他们“从中国带来各种病毒”，“和我们不一样，华裔永远都无法融入美国”等等。

波尔特的确是坚定的1882年《排华法案》支持者，事实上在大部分有关他的介绍中，这都是他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重大事迹，那本“中国问题”在当时也很有影响力。在19世纪全美反华情绪高涨的时候，波尔特是其中相当活跃的发声者，说过“华人都是没法被同化的骗子和杀人犯，他们仇视女性，令人厌恶”；甚至鼓吹两个不能同化的种族向来无法共处，华人只能被白人奴役或消灭。波尔特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不仅限于华裔，对印第安人和非裔也有过不敬言论。

排华时期在美国流行的漫画：山姆大叔踢走中国人

波尔特的种族主义一直有证可考，但在Reichmann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他就是在名校伯克利校园里耳熟能详的名字。

因历史而改名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在任何反对种族主义的人看来，《排华法案》早已是公认的错误，而波尔特有过这样的言论，自然不适合出现在一所学校“半官方”的名称里。但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在更名的呼吁提出后，这件事引起了不少争议。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长时间的歧视、排挤或压迫，而随着社会意识变迁，一些当年被奉为“英雄”的人物，如今就无法再被视为楷模，一年多前在全美兴起的拆除南北战争中南方将领塑像等纪念物的浪潮，便是因为如此。

多数在美少数族裔都经历过“苦难史”，留下的历史痕迹也很多。光是伯克利所在的北加州，也还有两所大学的名字有其“阴暗面”。19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塞拉努斯·黑斯廷(Serranus Hastings)的律师、农场主大力推广和资助猎杀印第安原住民的行动，他后来创办了美西第一所法学院——黑斯廷法学院(UC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而19世纪60年代，曾招募志愿者参与屠杀印第安人以掠夺他们土地的时任加州州长叫作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他自然就是后来斯坦福大学的创办人（斯坦福也曾是排华法案支持者，在谈到华裔移民时曾说“低等人类会影响到高等种族”，但后来他的铁路公司招聘了大量华人劳工）。

利兰·斯坦福

在伯克利法学院之前，已经有好几所大学遭到类似抗议而做出改名决定——例如耶鲁大学去年刚刚改了一所学院的名字，因为原名中的“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不仅曾是美国副总统，也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乔治城大学2015年改过两栋以前校长命名的楼名，因为这两位校长都曾贩卖黑奴以抵偿学校债务。但相比这些来说，伯克利法学院的事件显然更为复杂，因为波尔特这个名字已经深植其中，改名波及的范围会很大。

据悉，伯克利法学院院长Erwin Chemerinsky对改名几次动摇，改了好几次决定，在周二的声明中他也承认“这个问题让我觉得非常棘手”，但他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最终决定建议改名：“我坚信名字只是一个象征，不会影响学院的本质，无论是否用波尔特做名字，伯克利法学院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许多伯克利学生其实也对改名是否有必要心存疑虑。一些来自南美国家的学生说，“波尔特法学院”在当地是个颇有名气的名字，改名恐怕会对那里不少有志“上名校”的学生产生困扰。还有一种更普遍的想法、也是院方多次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是：美国历史上在种族问题上有过污点的名人不少，比如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都曾蓄奴，这些人如今仍被尊崇，也不可能将所有此类人物的痕迹抹去，那为什么独独要盯上波尔特呢？

对于这个问题，院长Chemerinsky、以及学院为决定是否改名而成立的委员会在长达9个多月的商议后认为，与其他一些历史人物不同的是，波尔特除了支持排华法案以外，没有其他重要的历史功绩来“抵消”其种族主义的一面，这也是委员会最后一致同意建议更名的主要原因。

改名是一条“刹不住”的过度政治正确之路吗？

“很多人反对改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事会没完没了，改了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Reichmann说到的这种心态，也是去年全美轰轰烈烈的反哥伦布、以及“推倒内战英雄雕像”风潮兴起后，一种很普遍的冷思考。“反思历史”要到什么程度？它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一个颇敏感也很微妙的问题。

维州夏洛茨维尔的罗伯特·李将军像曾引发暴乱。

但Reichmann认为，伯克利法学院事件相对来说并不复杂，就像院方陈述的理由所说，波尔特既没有除推动排华以外的公众成就，也没有在这所学校上学或教书，唯一的贡献就是其遗孀捐的钱，这在当今这个时代是不应该再被纪念的事情。Reichmann并不赞同全盘抹去历史，每个案例应该具体分析，综合考虑当事人的整个职业生涯，平衡其功过。

有不赞成改名的伯克利法学院学生认为，应该着眼在避免未来犯同样的错误，而执着于改变过去未免显得过于敏感(oversensitive)。的确，去年推倒哥伦布塑像、罗伯特·李将军雕像一度引发暴乱，伯克利法学院改名虽是和平解决，但也会给一部分人带来不便，而斯坦福、黑斯廷这样的官方名字牵涉的问题就更复杂了，估计很难被改变，毕竟我们都很难想象，世界名校斯坦福大学从此不再叫斯坦福。

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前的前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雕塑去年曾被泼漆，他生前对印第安人的态度是：“我不会说‘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人’这种话，不过我相信，十个好印第安人里有九个是死人。而且我也不想去仔细探究第十个人的情况。”

也许“推倒”、“改名”确非必须，但实际上，旁观者很难体会那些致力反对者的心情。李将军在维吉尼亚的雕像引发暴动时，一些非裔受访者的眼泪令人动容，他们更了解祖先受过的奴役，也更知道自己和家人正遭受的歧视。而现在，华人对“波尔特”事件可能更能感同身受，排华法案给祖辈带来的苦难和伤害，以及华裔族群当前所处的困境，让我们更希望用各种方式，一点点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和地位。

伯克利法学院的亚裔学生Hailey Yook在采访中就提到，排华法案也是造成亚裔学生比例低的历史性原因之一，同时亚裔仍在遭受歧视性言论的影响，将一个排华法案支持者的名字放在学院里令人难以接受。

不管雕像还是名字，都是美国历史留下的带有时代局限性的烙印，已不可逆转。比起这个事实来说，其实更不幸的是，如今人们在意这一点，很大一个原因是社会上仍然存在种族主义和歧视，即使只是象征性的历史遗物，也似乎是在映射现实，这也是过度政治正确的起因之一。不分青红皂白的抹杀当然不值得提倡，不仅进一步撕裂疤痕，也转移了解决当前问题的精力。从某种角度来说，因为这类事件引发的讨论和思考，比结果本身更为重要；而如何让各族裔对现实有足够的“安全感”，不再担心那些历史会对当下产生任何影响，这是美国面对的更重要的问题。

美国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