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4日 16:1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刘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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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31日,王立军陪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考察重庆市公安局
2010年王立军和谷开来
核心提示: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1999年,当王立军接到“三轮车夫案”的法庭传票时,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美国领事馆申请避难。
原标题:“英雄”王立军
提要:他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警察;是“打黑英雄”,几乎囊括了公安系统所有的荣誉,经过近20年的宣传,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将其推向了神坛,然而转瞬间,他又从神坛走向监狱。亦真亦假的光环褪去背后,处处写满警示
“英雄”王立军
他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警察;是“打黑英雄”,几乎囊括了公安系统所有的荣誉,经过近20年的宣传,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将其推向了神坛,然而转瞬间,他又从神坛走向监狱。亦真亦假的光环褪去背后,处处写满警示
王立军头发有些凌乱,白色衬衣在灯光下很扎眼,安静地坐在被告席上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宣判。
2012年9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作出宣判:王立军因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罪,获刑15年。
从“打黑英雄”“一级英模”,到空降重庆,三年内连升三级,直至当选副市长,这个从普通农家子弟起步的中国警察的人生,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戏谑与无奈,当然,也有谎言与荒诞。
但不论是作为赞扬的对象,或是评议的主角,这个名字,注定无法从中国法治史上抹去,也注定将被反复研究与揣测。
他不只是一个人。同时,也早已成为一个符号。
大圆脸所长
1959年,王立军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天池林场。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有两儿两女,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长子。
村子不大,总共有约200户人家,彼此之间十分了解。王立军从小便是村民们熟知的聪明孩子。直到50多年后,一提起王立军,仍有不少人记得,这是村里出来的“名人”。
1976年,初中毕业的王立军,被分配到当地林业局天池林场工作。两年后,他离开老家,到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原名铁法市)参了军,在某部担任文书。据知情人透露,在部队期间,他认识了现任妻子肖淑莉,后来结了婚。1981年,从部队转业的王立军回到阿尔山,重新成为林业局的一名普通工人。
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来自岳父的帮助。通过岳父的关系,以解决夫妻两地的问题为由,1982年,王立军又回到调兵山市,在市商业局下属的一家食品公司当司机。不过,在以“身份”划分等级的中国,那时的王立军还是一名“工人”。
1984年,根据上级要求,铁岭市公安局决定扩编招收10名警察,充实民警队伍,王立军托人说情想要入警。警察,属“干部”编制,而由“工人”转“干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多人极力推荐下,王立军最终被破格录用了。
他最初在基层担任治安队队长,很快便展现出优秀的组织和执行能力,于是被调任调兵山市晓南镇派出所副所长,后成为所长。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工作勤奋”,老矿工则记得他“管得厉害”。
晓南镇派出所主要管辖的晓南矿区,一直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王立军到岗后,发动组织退休工人夜里巡逻,自己则吃住在派出所,很快就扭转了局面。一些老矿工至今还记得他,“特别厉害,被他逮着就没好”,而且,这位“大圆脸所长”不仅管治安,连百姓家闹离婚,他也要管。
王立军日后的许多所谓开创性举措,其实早在他从警初期便已埋下伏笔。而这些做法,最初确有其积极的一面。
据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担任派出所所长起,王立军就要求做到“有案必报、有案必到、出警及时”,这也是他日后从警数十年始终坚持的第一原则。每至一地,他便将这个要求扩展至一地,从调兵山,到铁岭,到锦州,直至重庆。
重庆律师周立太还记得,2009年9月23日,他设在万州的律师事务所丢了15台电脑。巧的是,小偷半夜行窃时被路人发现并报警,派出所距律师事务所仅200米,却并未出警。
周立太异常气愤,通过朋友找到王立军的电话,清晨六点就打了过去。周立太并不认识王立军,后者那时刚调到重庆一年多,这位局长听完情况后说:我会马上调查处理。
挂了电话,周立太即赶往办公室。没想到,赶到时,市公安局督察总队的督察已在现场调查取证。最终,该派出所8名民警受到处分。虽然此案仍未告破,但让周立太对王立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第一印象。
“他到重庆后,公安部门的工作确实起了变化,原来办公室有当事人无理取闹,报警警察也不来,现在,几分钟就会赶到。”
从组织退休人员巡逻起步,王立军不断地试验新的警务制度和工作方式,几乎全部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他的改革,往往是内部喊苦,百姓叫好。
比如,2002年任锦州公安局局长时,王立军开展了一项“猫鼠同步”治理行动,警察为猫,小偷为鼠,为了捉鼠,猫要和鼠一起“上班”,基层民警全部24小时两班倒,一线警察叫苦连天,但也有这样的评价:感觉是真干事的。
抵达重庆的王立军,又开始着手在重庆开展警务体制改革,交巡警合并,重要路口设置交巡警平台,实现有警3分钟内到达现场,原来坐办公室的干警也被要求上街巡逻。
一位知情人透露,重庆公安部门原来大约有3000余名“坐办公室的”,王到任后精简到1000多人,其余全部上了街。王立军不止一次在会议或讲话中提到,要使中国的出警、处置和施救能力达到欧美国家的警务水平,“与国际接轨”。
傲慢的开始
所到之地,必有变化,这对于王立军来说,已成规律。
因在晓南镇工作出色,1990年代末,王立军被调往治安情况更加混乱的大明镇,任派出所所长。上任不久,他就开展了全所民警集中抓捕犯罪分子的行动,将抓获的200多人集中收审,效果显著。
依靠大规模抓捕犯罪分子、集中收审,王立军改善了当地治安,并获得了上级嘉奖。他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被9家新闻单位共同评选为“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后来又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
1992年,王立军升任调兵山市公安局副局长,不久被选送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管理干部学院学习。两年后,学习结束,他赴辽宁省铁岭市任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
此时的王立军,刚刚35岁,风华正茂,前途无量。
在王立军调来前,铁岭市公安局的许多人都曾在公安部的表彰大会上,听过这位二级英模的英雄事迹,对他抱有崇拜与期待。
初到铁岭,王立军给众人留下的印象是“还是挺谦虚的”。 一位老民警透露,当时大家开会研究一起案子,结束后,王立军把众人送到屋门口,说:“拜托大家了,大家受累。”
但好景不长。很快,众人对他的评价就变成了“傲慢,不顾他人意见,独断专行”。
在他面前汇报工作,只能站着;任何集合或者会议,迟到、说话或手机响,他开口就骂,无论是刑警队长,还是普通民警。
一次,一位干警因为向另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晚了几分钟到王立军办公室报到,进门之后就被他破口大骂。
一次巡视,王立军认为一个执勤警察的站姿不好,便大步上前,把他帽子和肩章狠狠地揪了下来。这名执勤警察当时惊呆了,他旁边的同事则赶快转移视线,看都不敢看。
1990年代末,一个民警在夜里执行任务时被刺死,王立军当时给各个派出所所长打电话,正巧赶上四位所长都不值班,几天后,这些所长都被免职,因为“所长把危险留给了同志,把安逸留给了自己”。
所长们都觉得冤,认为自己是按值班制度在工作。但从那以后,即便不值班,派出所的领导也都不敢回家,让家属把换洗衣物送到办公室,最长的坚持了一年多。
在让犯罪分子害怕前,先让警察害怕,这成了王立军的风格。虽然,惹怒他的大多是些“小事”。
多年以后,他已调至锦州市公安局任局长。一位当地记者亲眼目睹,一位干警进王立军办公室时没有敲门,王立军怒斥:“我在的时候你怎么不敲门呢?出去!重来!”
这种对细节的吹毛求疵,到了重庆,就有些变本加厉。
2010年年初,伴随重庆市警务改革的开展,警局也开始实施新的规章制度,包括:只能穿警服或者正装,穿西服必须打领带;在食堂吃饭,不准出声,不能交头接耳,不准接打电话,手机铃声要调成振动。处罚情况或名单,会以短信方式群发至所有警察手机上,常常一天多条。
当时,重庆从严治警受到全国公安系统的关注,不少省市公安机关组织到重庆学习。湖南湘潭公安局一位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计划派百名民警赴渝,但正赶上“王立军闯馆事件”,便改为只有几人组成的考察小组。考察归来,一位民警感叹,若想按重庆警方的模式操作,必须先做到两点:一是涨工资,二是给警察洗脑。
重庆警方最严格的是按分数量化排名的考核制度。2012年2月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渝中区原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罗勇(副厅级)因排名靠后被免职,分配到重庆大礼堂广场治安支队(处级)工作。该支队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罗勇确已调此工作,并为他设了办公室,但一直未见其上班,具体职务上级也未宣布。“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听说与考核有关。”
没人想得清,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在某些人眼里,这属于不近人情,专横跋扈;在另一些人眼里,这属于严格要求,树立警风威严。
但仍然无法解释下面这些事例——
2010年2月,重庆各大媒体报道:重庆女子交巡警队将配备兰博基尼、宾利、奔驰等警车,舆论哗然。有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确是王立军在会上讲的。然而,重庆警方很快回应,称报道不实。不久,负责宣传的政治部主任即被调职。不过,重庆女交警与兰博基尼的合影,也很快公布了出来。
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接待大厅装修之后,王立军去参观,因装修不符合他的要求,当场发火,该管理处政委、处长先后被调离岗位;还有一次,在武隆矿难事故现场,因航拍照片效果不理想,他便当众责骂掌管此事的指挥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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